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

异化的人群 绝望的生存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

[内容摘要］：卡夫卡在小说中以怪诞的笔法为人们展开了一个离奇诡异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对现代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探讨，本文依据其文本探讨了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人的生存异化现象的种种形态，通过危机四伏的生存、物质对人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个人自我异化等方面的分析努力对卡夫卡笔下的异化主题做出较系统的探析。

［关键词］：卡夫卡； 生存； 异化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对理性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这一切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荡涤着昔日的一切，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使现代西方人动摇了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和焦虑。”［1］现代人的焦虑感、孤独感、隔离感、恐惧感，是社会科学家们包括作家们思考的主题和源泉。“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影响了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其对潜意识、本能的肯定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处于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主义作家而言，文化批判、对人的异化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探索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卡夫卡(1883——1924)一生时间基本上都居住在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属于

奥匈帝国(19l8年瓦解)，奥匈帝国生产方式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如一只硕大无比的怪兽，既使人兴奋激动又吞噬着无辜的一切，物质极大的丰盛了，人的自由度却降低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异化则加深了。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奥匈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在大战中无数的生命殒落，人们的生命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使人们的精神受到巨大冲击，生命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被破坏了。内部的强权高压统治，与所有专制制度一样强调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束缚，精神和肉体遭到摧残。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对他的个人性格及写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贫寒中白手起家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高人一筹、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2］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对子女极为严厉，常常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子女，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从不肯设身处地为子女着想，他对卡夫卡的行为总是满腹狐疑、冷嘲热讽。与强壮自信的父亲相比，卡夫卡则更多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神经过敏、多愁善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听话、顺从，文静、内向”［3］的乖孩子，父亲粗线条的教育方式想将卡夫卡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年轻人，事实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卡夫卡在父亲的训斥下形成了优柔寡断、自暴自弃的性格，他的个性遭到了扼杀，他的自信被彻底地粉碎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从来不能从我的个性中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4］作为对父亲的反抗，从中学开始，便开始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游离于社交圈子之外，转而专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

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世界)，并对这种异化有切肤之痛，这使异化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 他在小说中所敞开的异化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慌、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令人窒息的富于力度的语言，触及到了新的真实，把人类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小说与现实相差甚远，是虚拟的，极端的，他把平和的现实撕开，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人类的生存是悲惨的，绝望的，充满异化的，而毁灭则是无意义的、不可抗拒的。

危机四伏的生存。作为生物，生存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第一位的，然而，卡夫卡以他怪诞的小说放大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中，生存时时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每一个角落，甚至来自主体内心，而死亡则随时随地吞噬着人们，在朝不保夕的恐慌状态下，人们又如何享受生命，如何实现自我? 《在流放地》勤务兵因为值勤时睡着了，没有在每小时打钟的时候向上尉的门口敬礼被判处死，却连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判决》中乔治·本德曼因为父亲的判决而投河自尽。《诉讼》中约瑟夫·K不知为何被捕了，四处求告申辩无门，在一年后的一个夜晚，被两个穿大衣的人带到城郊一个荒凉的采石场象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地洞》中“我”辛苦建立了庞大的地洞以躲避天敌的侵袭，寻求生命的安全感，这里有完美的伪装，有完善的防御设施，有四通八达的通道，有充足的食物，有随时可以逃生的出口。然而，死亡的阴影从未离去。因为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甚至传说都无法描述的生物，“我”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慌中，并在恐慌的驱使下徒劳地将食物反复疏散又集中，对地洞不停地改造，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恐慌万分，它虽然暂时还活着却永远无法享受生命。这种生存的焦灼感、忧患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表现了一战后西方人普遍的对安全感的缺失。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中更多的是己生存状态的异化。在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如

古希腊，人的发展是自然的，多元的，关注于人本身的，而当社会日趋复杂，物质日渐丰富时，人受到外界的挤压逐渐失去了人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更趋细化，“物的世界”空前丰富，而“人的世界”更趋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异化便不可避免的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卡夫卡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他在小说世界里以人类扭曲的生存形象表现了对“人的异化”的观察和忧虑，以及对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所有关系的抨击。

物质对人的异化。人的本性本在于他是什么而不是他有什么。然而，人类创造了物质，却被他所创造的东西异化，成为了物质所折磨、所否定的东西。《地洞》中地洞本为保护“我”而存在，“我”拥有地洞，然而为守护地洞，“我”却沦为地洞的附属，以地洞为生活的中心不停地奔波，“我”依赖于地洞，“要是长时间离开地洞，我会感到受惩罚似的难以忍受”。［6］为了地洞的安全，我不停的改造地洞，在地洞里到处巡视，听到一点点可能破坏地洞宁静的声音，便发疯一般四处探寻，为了确信地洞入口的安全，“我”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洞口的附近观察，甚至在地洞面临威胁的时候“为了我的地洞着想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地洞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已属于它了。金钱物质世界的最高代表，它使人能买到任何东西，善和恶、亲情与爱情都可以买到，人的价值可以金钱标价，拥有金钱越多，人的外化生命就越大，而人的异化便越多，《变形记》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位旅行推销员，为了偿还父亲欠老板的债，为了赡养父母抚育妹妹，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低劣的伙食，没有朋友，起早贪黑，一切都为了将那些亮晃晃圆滚滚的银币放在家人的面前，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他得到了银币，得到了家人的爱戴，他的外化的生命得到了表现，

而他的自我却在日渐萎缩，只剩下仅有的一项：做木工活儿，工作不是他自身的要求而是对他本人的压迫和否定，在这种强制劳动中，他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他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他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一天早晨醒来，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失去了上班挣钱的资格，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他的价值贬为零，进而变为负数，连他深爱着的父母和一向亲近的妹妹，都把他视为可恶的累赘，以憎恨的目光把他视为怪物，粗暴地对待他，格里高尔终于在伤痛与饥饿中死去了，他的家人却感觉到了“新鲜空气中的一丝暖意”［7］，三个

人轻松地到效外闲逛并憧憬着摆脱“负担”后的美好生活。

社会对人的异化。人结成整体的社会后，社会给个体的人以安全感，但社会力量又在有形无形中制约着人，人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渺小无力，微不足道，个性尽失，这就是社会对人的异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分工更加日益细化，社会管理机构更趋庞大、复杂，在越发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单个的人更显得无比渺小，甚至成为微不足道的存在，“机构”成为了人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沉迷于其中的人对“机构”奉以东教般的崇拜，处于它的淫威下的被它压得粉碎。在《在流放地》中勤务兵在不负责任的官僚手中如猪狗般任人宰割，因对上级不够尊敬而获罪(甚至这一罪名亦只是上尉的一面之辞)，被判在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折磨后痛苦地死去。身为统治机构一员的军官则以宗教的热情将机构奉为“十全十美”的，将其作为上帝般顶礼膜拜，但是新任的司令官带来了新的机构，军官在新机构面前无所适从，终被排除于新机构之外，一切对抗都无济于事，最终成为旧机构的殉葬品。《城堡》中城堡作为权力的象征远不可及其权威又无处不在，在K刚刚进入村子时，他便受到城堡的盘 问，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城堡的控制，两个城堡派来的助手如影附形般跟随在他的

左右：城堡以它的庞大复杂和神秘得到了人们的崇拜，它的一切决定都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比正确的，虽然对于是否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个庞大的机构从未有一个准确的说明。K想进入城堡始终不能如愿，连面见办公厅主任克拉姆老爷都无法做到，他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得在村子的定居权，始终得不到批准，在强大的城堡统治下的一个小村子里，K如一颗尘埃作着无谓的挣扎。《诉讼》中个体的人即使是无辜的人，一旦被法律机器卷进诉讼中，就终身无法摆脱，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粮食商人布洛克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了五年，中间换了几个律师，但递到法院去的抗辩书全部变成了一堆废纸，他被弄得倾家荡产，本人也有些神经质；约瑟夫·K本来坚信自己的清白，但在复杂的法律诉讼过程中处处碰壁，精神上受到巨大压力并逐渐扭曲，虽然并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负罪感却越来越强烈，最后竟真的相信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顺从地被两个陌生人处死了。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在与自然界的长期对抗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自然地结合为集体，相互信赖，相互依存，集体社会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人类的群体性，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亲情，它构成了人们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然而，本应相依为命的家人站在了对立的两边，《判决》中乔治与他的父亲每天在公司见面，一起用餐，晚上坐在共同的起坐室里各看各的报纸，却从没有也无法进行沟通，因隔膜而失去了亲情，甚至反目成仇。在内心中乔治全心全意地爱着父亲，尽心打理父亲开创的产业，关心父亲的身体，为父亲内衣上的污渍感到内疚，决定把父亲接到自己的新居去，尽心伺候年迈的父亲，但实际上，他却几个月都从未走进父亲的房间。强横的父亲则把他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对他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认为乔治要欺瞒他，“把他打垮”，“骑在他头上”，任意贬低辱骂乔治，把他说成是恶毒透顶的人，拉拢他的朋友，诋毁他的女友，搜罗他的客户名

单，最终因一件小事而判决他投水自尽。在这场亲人之间斗争中，乔治在父权的压迫下失去了亲情失去了自我进而失去了生命，而他的父亲亦把自己

投入了孤独、猜忌与仇恨的深渊。从《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家庭生活的影子，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自己家庭中父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正是《判决》中矛盾冲突的现实版本。如果说《判决》中亲情的变异属于莫名的无奈，《变形记》中在外界压力下亲情变为憎恶则显出悲凉的色彩，《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深爱着他的父母和妹妹，他的家人也都感激着他，但当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后，亲人变成了累赘，亲情变成了憎恶，连一向最与他亲近的妹妹都坚持要将他弄走。格里高尔外形兽化了而他的内心还充满人类的感情，即使在遭到的家人的嫌弃后，他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8］与之相比，他的父母和妹妹虽然依然保持着人类的外形，他们的内心却己魔化，《变

形记》以格里高尔外形的兽化与其家人内心的魔化相对比，突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即使是亲人之间的异化的可怕。

个人自我的异化。失去自我本是由于外在世界的压迫，真实的自我应是向往自然，向往个性的飞扬的，然而，人们往往在异化过程中主动地摒弃自我，从而陷入异化而不可自知甚至还洋洋得意的境地。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我”本是在黄金海岸自由自在的人猿，不慎落入猎人手中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笼子低得我站不直，而且又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膝盖跪着，身子无时无刻不在颤抖。”［9］在外界的压迫下，“我”为摆脱牢笼，找出一条出路，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变成人。“我”自觉地在燃烧的烟斗和鞭子的指导下与训练“我”的人一起为消灭人猿的本性而斗争，最终“我”成功了，受到公众关注和欢迎，过上了人类的生活，“我”有“我”的经纪人，每晚都有演出，经常出席各

种宴会、科学界的招待会和社会集

会。然而，“我”的进化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异化过程，“我”本应在丛林中与同伴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却完全迷失了人猿的本性，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虚伪地迎来送往，忍受着内心孤独，但“我”却已从心理上抛弃了人猿，鄙视人猿，一看到家中那头半驯服的小母猩猩的半开化野兽的凶光就无法忍受。“我”归根到底不是人类，(当深夜回家后，“我”重新像一只人猿一样从母猩猩那里得到安慰)，又已不是人猿，那么“我”到底是什么?

面对人的异化，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也做了诸多斗争，然而那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挣扎，人们最终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城堡》中的K曾经以为可以在小事上获得胜利，为此他不停地尝试，最终却一败涂地，只在临死前得到一个已没有实际意义的准许。《在法的门前》中那位乡下人一辈子等在法的门前，他不时地向守门人请求，向他送礼物，想得到进门的许可，却直到死去都不能如愿。《诉讼》中的K(以及小说中的其他被告)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四处奔走，想尽办法，却都无济于事。在反抗的火焰逐渐熄灭时，毁灭随之来临，这种毁灭不是解脱，更不是升华，它只是无意义的毁灭。《判决》中的乔治投水自尽了，连落水声都没有人听到，同时，依照有“一长串车子流水似地驶过了那座桥”。［10］《在流放地》中的军官以一种宗教的殉道的激情选择了自我处决，在其主体意识中死是神圣的殉道，而客观现实却是他的死激不起半点波澜，这种主体意识与实际情况的差异更突出了其灭亡的无意义及可悲。

在对异化世界进行描述时，卡夫卡是冷静而客观的，“其主体意识始终与“中心”保持一定距离，坚守着边缘化的旁观立场”。［11］他冷漠地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幅残酷甚至血腥的面卷，结合他笔下夸张的场景、怪诞的人物、荒谬的对话，使他的小说的呈现出一种怪诞诡异的创作风格。这使他笔下的异化世界更加夸张变形。

也就更给人以震撼，正如卡夫卡所说的，好的小说就当如一把“砸碎我们内心冰海的斧子”［12］，让我们从昏睡中猛然惊醒。

参考文献：

［1］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I]．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P100. ［2］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诉讼》(孙坤荣译) [I]，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P251.

［3］［4］境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K].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P15.P26.

［5］(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B]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P69. ［6］卡夫卡.《地洞》.《变形记》[I](李文俊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P335.

［7］［8］卡夫卡.《变形记》.《变形记》[I](李文俊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P130.P127.

［9］恍卡夫卡.《致科学院的报告》.《变形记》[I](李文俊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P238.

［10］卡夫卡.《判决》.《审判》[I](李文俊，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15.

［11］何峰.《边缘化的冷眼旁观与后现代的思维向度》[J]，外国文学，2003，(4)：100.

［12］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K].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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