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寺人披见文公》人物形象及语言艺术

浅谈《寺人披见文公》人物形象及语言

艺术

内容摘要：《寺人披见文公》是我国汉代编年体史学巨著《左转》中的名篇。文中通过对寺人

披见晋文公这一事件描述，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寺人披的审时度势、理智果断的人物性格特点；也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晋文公的帝王胸襟与英雄气度；《寺人披见文公》全文不过194字，却蕴含了大量立身处世、人文修养的道理，行文简练，言简意赅。本文通过对《寺人披见文公》中人物形象及语言艺术的分析，旨在诠释其深刻社会内涵以及语言艺术的运用特点。

关键词：寺人披 晋文公 人物形象 语言艺术 言简意赅 借鉴

寺人披和晋文公都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生活经历，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政治环境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寺人披见文公》一文，是对这两位历史人物比较集中鲜明的记录。通过分析其人物语言性格特点，可以使读者更好的了解历史，发掘文章的闪光点。

一、《寺人披见文公》中的人物形象特点

寺人披，又名勃鞮，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宦官。在晋国内乱中，曾两次追杀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本章通过对比寺人披对晋文公重耳前后态度的不同，着重分析寺人披的人物形象特点。

（一）浅析寺人披人物特点的两面性

1：从寺人披与晋文公对立关系看寺人披人物特点

从《寺人披见文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寺人披曾在蒲城、狄国两次追杀公子重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重耳的造成的心理阴影还是非常巨大的。文中记载“夫袪犹在，女其行乎[1]”，说的是有一次寺人披将重耳的衣袖割断，可见在浦城、狄国时期，寺人披与重耳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

文中记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2]，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可见寺人披是一个行动极为迅速、雷厉风行的人物，他对自己的使命看得极为重要，抛开历史上成王败寇的传统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寺人披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人，能为当权者不顾危险全力以赴。

2：从寺人披与晋文公君臣关系看寺人披人物特点

《寺人披见文公》是以寺人披求见晋文公，然后由对话引入插叙行文的。所以，文章一开始，是将寺人披与晋文公定位于君臣关系的。通过文章的一系列的对话，读者才了解到，原来寺人披曾两次追杀晋文公。在晋文公成功掌握政权后，对往日的仇敌理所应当采取诛杀惩治的态度。但是，读者看到的事实却是，寺人披来求见晋文公。

从这一出乎常理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寺人披是一个有胆略有谋略的人。他通过晋文公继位后的言行举止，判断出当权者对自己已经采取了宽容放任的态度，所以，他才敢冒险来

到晋宫，求见文公。他这样做的目的能达成近期和远期两种效应：首先是他带来的内幕消息有非常高的可靠性而且事关王者安危，这是寺人披的最大筹码；其次，寺人披必须通过这次冒险确定晋文公对自己的态度，以消除日后的生存隐患。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寺人披有相当深厚的社会经验，而且敢于直抒胸臆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不卑不亢引经据典，其机智成熟，有勇有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浅析晋文公人物形象特点的多面性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后人对其评价极高，有“齐桓晋文”[3]之说。晋文公早年间曾经受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并受到了权利争夺的迫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寺人披就曾对其两次追杀未遂。

1：晋文公人物形象的塑造特点

在《寺人披见文公》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晋文公取得政权后，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怕遭到报复，计划火烧晋宫谋害晋文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晋文公并没有对当面迫害自己的人斩尽杀绝，反而给了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所以才会有诛君弑上的潜在危险发生，吕甥、郤芮的行动就很据代表性。这样的描述，从侧面表现了晋文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君王风范。但是，大篇幅描写晋文公气量胸襟的段落，还是在他和寺人披的对话中。

文中记载：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

“公使让之，且辞焉”，“让”字在古汉语中为谴责的意思。面对往日的杀身仇敌，晋文公采取的只是谴责的态度避而不见，这一点很让人意外。以晋文公当下的实力，对寺人披可以采取任何报复手段。但是，他仅仅是采取了谴责并避而不见这一态度，晋文公的人物形象立刻变得丰满、具象，王者的宽厚从容之风也得以多层面的展示。

2：从对话看晋文公人物形象的立体化

在寺人披与晋文公的对话中，虽然晋文公采取了谴责回避的态度，但是寺人披并未由于这样的态度退缩，反而以是逐条反驳据理力争。寺人披有一段很经典的对白：“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4]？”

寺人披这些话，可谓开门见山、一阵见血，在以“礼”治国的封建社会，这种行为已经是明显的僭越了。但是，晋文公并没有因为寺人披的失利而治罪与他，反而是仔细分析了当下的形式，对寺人披透露的消息采取了信任的态度。这一决定，也帮助他成功的逃脱了一次为难，并除掉了想要陷害他的吕甥、郤芮二人。

晋文公的人物形象通过具体行为得到了立体化的展示和完善，作为一国君主，可以不计个人恩怨，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事态的发展，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行事准则，接受了寺人披的建议和意见，果断将其收为己用，可以说这是战略与人格的双重胜利。

后人曾总结对待佞臣的态度：“锄奸杜幸，要放他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尽，则一切好物都咬破矣”。[5]《孙子兵法·军争》中也说：“归师勿遇，围师必阙，穷寇勿追。”[6]可见晋文公对这个度的掌握非常科学，所以可以做到最终

的“秦伯诱而杀之”，达到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三）浅析《寺人披见文公》中人物形象的转变轨迹

在《寺人披见文公》中，人物形象的转变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点。在晋文公还是公子重耳的时候，他的形象是隐忍低调甚至委曲求全的。在卷入权利斗争中时，他无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并没有使他失去信心，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耐力，终于取得了晋国的政权，实现了一代霸主的宏图伟业。通过《寺人披见文公》的行文叙述读者可以看到，晋文公的人物形象有一个从忍辱负重到宽厚淡定的变化过程。

相对于晋文公的持续形象变化过程，寺人披的形象变化前后反差非常大，一个宦官以杀手的面目出现，并且两次刺杀晋文公，在执行任务失利后，又以臣子的身份来到晋文公面前进谏，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和形势不可掌控性。但是，寺人披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试探，对晋文公的个性特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他确信自己的进谏会达到共赢效果的时候，寺人披果断冒险，并达到了自己取信于人的目的。可以说，寺人披的人物形象转变过程，完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各为其主的尽忠观念，也使他的辩词铿锵有力，最终赢得了晋文公的谅解与信任。

二、《寺人披见文公》的语言艺术

（一）试论《寺人披见文公》的人物语言艺术

《寺人披见文公》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篇幅短小，但是塑造人物形象丰满，细节分明，这和文中语言艺术的合理运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中大量采用对话的形式表现人物的形象性格特点，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

1：晋文公在听到寺人披求见后，并没有直接同意或拒绝，而是通过第三方的传达，对寺人披的此次造访做出了评价。“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这段话中，晋文公把自己与寺人披的两次仇怨交集表达的淋漓尽致，并且以谴责的口吻指出了寺人披对自己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夫袪犹在”，说的是在某一次寺人披行次当时还是公子的重耳时，将其衣袖割了下来，那次行刺造成的影响，至今仍令晋文公战战兢兢。

“君命一宿，女即至”“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晋文公以大量事实证明，寺人披当时确实对重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行动迅速绝不手软。“虽有君命何其速也？”这句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增加了晋文公的谴责力度，但是，作为当时的受害者，晋文公的怨怼也仅止于这些，可见含蓄语言的运用，可以更加形象的表达一代霸主的宽厚和气度。

2：《寺人披见文公》中，最出彩的对话应该是寺人披应对晋文公谴责时候的对话，这段话几乎占去了该文章的主体部分。人物语言的应用及其精妙，大量引证、旁证、对比、反问句式的引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寺人披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这些独特的语言方式，达到了说服第三方的效果。

“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以上引用文中寺人披原话，现将其语言艺术特点一一分析。

“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这句话中，寺人披以假设的肯定

语气，首先将晋文公置于一个懂得君王之道的范畴中，这种肯定，也直接向晋文公表明了自己臣子的地位。但是，寺人披并没有因为身为臣子一味逢迎，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其中危机重重，不得不引起晋文公的重视。然后，寺人披又对自己的两次刺杀晋文公的行为作出了解释，中心思想，就是封建社会“君命无二”的最高精神指导。寺人披对自己刺杀重耳的行为解释为“受人之事忠君之命”，这是君主制社会对臣子的最基本要求。寺人披对自己的行为丝毫没有愧疚感和犯罪感，反而以这样的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原则，讲忠义的人。“除君之恶，唯力是视”，他的态度相当明朗，为君王尽忠，就要有多大能力，发挥多大能力，这才是为人臣子的本分。从这短短的八个字读者也可以看到，寺人披虽“忠”却不是愚忠，他在原来的君主失利后，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的弃暗投明，可见他所谓的“忠”与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殉忠”有本质上的区别。

总体看来，《寺人披见文公》的人物语言艺术特点，含蓄却不失力度，铿锵却兼顾细节。这样的文字运用，可以更好的表达人物的形象特点，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妙作用。

（二）试论《寺人披见文公》的行文语言艺术

《寺人披见文公》的行文语言艺术，整体特色鲜明，开门见山式的引入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文章在一开始，并没有采取大量的铺叙和背景介绍，而是直接说出了寺人披见晋文公的原因，是因为“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这样的语言干净利落，可以直接将读者带入情节氛围，而且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描写，阐述晋文公的政治处境和周边环境特点，所以，开门见山式的语言运用，可以更好的实现读者带入。

在寺人披说服晋文公的语言运用的中，除了增强语气的反问句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典故运用，“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齐桓公尚未成就霸业的时候，管仲曾经试图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虽然没有行刺成功，但是也射中了小白腰间的带钩，只使其吐血假死。但在后来公子小白上位为齐桓公后，不但没有对管仲进行追杀迫害，反而将其从鲁国引渡回齐国，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大业。寺人披引用这样的典故，将双方比作齐桓公与管仲，这样比喻很有说服力，也为顺利见到晋文公打下了基础。在晋文公得知消息后与秦穆公联合铲除吕甥、郤芮的最终结果来看，寺人披的消息指向非常准确，对晋文公的稳定治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看以看出，多层面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达到绵里藏针一步到位的艺术效果。

三、《寺人披见文公》中人物形象与语言艺术的运用特点

（一）语言艺术对人物形象的丰富作用

合理的运用语言艺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人物的艺术形象更加鲜明，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语言艺术是综合艺术的其中门类之一，旨在通过语言运用的手段，创造更新的审美形象，用通俗的话将，就是利用语言的特殊魅力，使人们接受并赞同自己的观点。但是语言艺术和“狡辩”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注重艺术感受和文字修养，而后者则更注重运用的现实结果，所以两者一定要严格区分。

在《寺人披见文公》，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晋文公的雍容大度和寺人披机智果敢，都是通过双方的对话进行表达的。语言艺术的充分运用，尤其表现在寺人披说服晋文公的一段话中。在这些引经据典的叙述中，寺人披首先肯定了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当时道德标准的，因为“君命无二”的思想是当时统治阶级制约民众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寺人披利用这一点说明了自己的当时立场。但是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寺人披这种“树倒猢狲撒”另投明主的做法，也为后世人们所诟病，称其为“势利小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势利小人”，却可以通过完美的语言辩解，充分利用语言艺术的特点，使自己彻底脱离的“势力”与“小人”的概念，反而以管仲自比，不得不说，强大的语言艺术成就了这为春秋名人，也成就了晋文公气度不凡宽容天下的王者风范。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寺人披见文公》中语言艺术对人物形象的丰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言简意赅的古体行文对现代行文方式的启示

《寺人披见文公》的行文最大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中心突出，指向明显，没有一点赘述，全文通读一气呵成。研究古体行文对现代行文方式有非常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言简意赅的行文，可以避免拖沓浅白的赘述，还可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可推敲性。就实际应用来讲，剖析《寺人披见文公》语言艺术和行文特点，可以帮助读者形成更成熟的写作技巧。

首先，借鉴古文的一些行文技巧，可以增强文章的创新性和相互渗透性，可以通过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的特点，形成自身成熟的行文风格，增加文章的审美性，多角度灵活运用语言艺术的创作技巧，可以将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素材为我所用，构建更加立体感性丰富多彩的文章形式，最大限度的提升其艺术价值。欲抑先扬的语言特点，倒叙插叙的引入，衬托、典故等艺术形式的运用，都为人物形象的丰满与立体化提供了良好的途径。而且《寺人披见文公》通篇没有华丽的辞藻，独立自主创作手法，更好的表现了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有立体感。

结论：本文通过对《寺人披见文公》行文方式及语言运用特点的分析，使文中人物形象更加具象，通过历史原因及写作背景的阐述，结合语言艺术的运用技巧，使人物形象及语言艺术的特色更加鲜明。通过多层面的人物分析与语言艺术的借鉴，可以使读者更好的了解历史，吸取文章主旨精华，丰富创作灵感，对未来的学习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1]女与汝在古代通用，为你的意思。

[2]宿在古文中指一天，此处不做夜晚讲。

[3] “齐桓晋文”是指后世人们对春秋五霸的评价，以齐桓公与晋文公并称，广受赞誉。

[4]以上文字引用《寺人披见文公》原文。

[5]引用自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以对仇家的态度来判断一个的品德，说明为人处世要宽容大度，知进退。

[6]《孙子兵法》中阐述穷寇莫追的道理，同样说明当权者“度”的掌握问题。

参考文献：[1] (汉)司马迁著 《史记》 京华出版社 1999

[2] 杨伯峻 注 《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1981 [3](明)洪应明著《菜根谭》 浙江古籍 1993

[4] 赵锋 《晋文公奔狄时年十七补证》 晋阳学刊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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