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优劣势

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的排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以下简称GFCI）是由伦敦金融城为提供一个较为直观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而制作发布的指数。该指数从2007年3月开始编制，每半年更新一次，至今共发布8期。在最新的第8期指数中包含了62个世界主要城市在作为金融中心方面的分数和排名，在此次排名中，上海上升到了第6位，是历次排名中最高的，同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8期排名的演变，上海排名从第6期开始有了显著上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正盛之时。显然，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为上海挣得了不少分数。

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优势

第一，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上海政府的重视是保证上海金融中心发展的有力条件之一。

中央政府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为上海金融中

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 雄厚的实体经济背景是支撑上海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实力的日渐强大。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即使在各

种突发事件和经济过热期间，国民经济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在保持两位数发展速度的同时，对外贸易持续攀升，出口形势一路向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进口产品也不断多元化，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进出口贸易关系。同时，国际投资日趋活跃，世界五百强企业纷至沓来，投资流入持续升温，逐渐跃入世界前列；对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中国企业深入境外抢滩设厂或者收购兼并境外企业。这些都为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尽管人均经济水平还不是太高，但国民经济总量无疑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这为造就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可能。

从国内经济来看，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带，而上海又是长江

三角洲的核心大都市，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上海市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佳候选城

市，另外，从国际视点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和第四大经济大国，就规模而言，中国的人口相当于10个日本，27个韩国和三个东盟，基于以上事实，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拥有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三， 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形成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之一。

如图三所示，当前，我国主要的金融市场已经落户上海金融中心。这些市场

又吸引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云集上海，因此，上海已

经具备了完整的“金融产业链”。新金融产业的发展必须在已有金融产业链中寻找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意味着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产业链”具有自我扩充和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机制。另外，上海“金融产业链”的形成为充分发挥“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已有“金融产业链”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起到降低成本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作用。

第四，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

竞争是持续存在的，而且随着资源的稀缺性和招商引资的狂热性，原有的地区经济平衡逐渐被打破，各自为战越演愈烈，从而削弱了原有经济中心的影响力。但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实施，十几年的实践使上海稳固成为长三角的经济龙头，而当前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措施的实行，使上海如虎添翼，为其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增添了砝码。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经济基础。

对世界而言，如果提到中国的金融中心，非上海莫属，提到上海的金融中心，非浦东陆家嘴莫属，这一简单明了的逻辑推理表明上海陆家嘴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品牌。这正是许多世界著名外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陆家嘴的原因之一。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落户陆家嘴这一事实本身可以发挥巨大的广告效应。而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落户陆家嘴又可以进一步起到强化上海金融中心品牌优势的作用。

第五， 成熟的商业环境也有助于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文环境、人才环境、办公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执法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属于商业环境的内容。与中国其

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商业环境更接近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和水平。这一现状使外资金融机构更倾向于落户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是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的完美统一。综观当今的上海，航空客运触角逐渐向全球延伸，人员往来方便快捷；通信技术逐步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电话、传真、网络、电子邮件、多媒体技术将全球变成一个地球村，远洋联络同步进行，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落户上海，使上海日益成为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地。这些都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准备了物质条件。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而外资金融机构的中国总部基本上都设在上海，这意味着前者重视政治环境，而后者更重视成熟的商业环境。对国内金融发展来说，也许政治环境非常重要，但是对国际金融

中心的发展来说，具备成熟的商业环境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一）市场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

图1：中国1999-2008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2：香港2004-2008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率

数据来源：IMF

第一、金融结构仍然制约上海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提升。一国的金融结构通常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直接融资更为发达。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功能即是提供直接融资。一方面，直接融资的发展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强化债务的硬约束，提高企业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能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对于银行的过度依赖，分散社会经济的风险。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直接融资发展并不乐观，从图1可以看出，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一直占据着整个社会资金供给的主要部分，其中2005年间接融资的比例超过80%。从图2可以看出，香港具有较为稳定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都保持在40%左右，这与香港发达的资本市场及丰富的专业人力资源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上海与香港相比的一个主要差距。

第二、利率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其变化能反映市场供求双方对于资金需求的变化，是保证社会资金供求平衡的重要指标。从新加坡来看，其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这为其成为亚洲离岸美元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香港也在2001年完成了完全利率自由化的工作。而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利率并未完全自由化，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尚未形成，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仍然由人民银行规定，此外我国的存贷利差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样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拥有相对较高的利差收益，因而缺少进行产品和业务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非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容易导致对资金的过度渴求，进而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业。

第三、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市场化的专业金融信息平台。目前，路透(Reuters)和彭博（Bloomberg）两大国际金融信息平台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相当领域的高端信息服务，而这也正是伦敦和纽约掌握全球经济金融信息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基础。目前，“新华08”以及万得资讯等在国内市场信息服务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与彭博和路透等相比，在时效性、方便性和服务性方面仍存在差距。上海目前尤其缺乏具有相当影响力、跨市场、市场化的本土专业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平台。

（二）国际化程度还不够深入

第一、人民币不完全兑换仍是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制度性制约。货币自由兑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由国内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飞跃的基础。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已基本取消外汇管制，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大都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我国自1996年12月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近年来，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有计划、分步骤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涉及资本项目开放的实质性试点改革措施出台。而从国际经验看，即便是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国家，其实现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往往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过程，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

第二、缺乏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枢纽，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前提。目前，纽约是美元进行全球清算的中心。拥有美元实时全额清算（RTGS）系统，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HIPS）。伦敦则是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枢纽，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多币种清算系统CLS(持续联结清算系统)的业务处理所在地，环球外汇交易清算所向全球主要外汇市场成员提供14个币种、多边外汇交易轧差清算服务。同时，伦敦清算所是跨市场的证券托管结算机构，为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及一些场外交易产品提供清算服务。而上海却还没有成为支付清算枢纽。不但没有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相比北京，以上海为基点直接连接全国的支付清算网络也几乎没有。尽管上海已经拥有了众多的全国性金融要素交易市场，但是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连并与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资金支付清算体系没有在上海形成，甚至一些重要金融市场没有独立的清算组织，相互之间托管和结算系统的分割也非常严重，制约着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力的延伸，是上海由金融市场中心迈向金融中心的桎梏。

第三、金融市场主体的国际化仍显不足。从拥有国际金融机构数量看，截止2008年底，上海市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为164家，而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地区的外资营业机构近400家，新加坡则达到了近800家，当然，香港、新加坡的包括保险、证券的全体机构概念，而我国目前上述领域并未完全开放。从金融市场来看，上海除了股票市场在全球排名前十以外，无论是外汇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均相对较小。而新加坡和香港的外汇市场交易额分别排名世界第五、第六，香港还是世界最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之一，新加坡拥有亚太地区首家集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于一体的股份制交易所。

第四、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人力资源不足。具有排名居前的EMBA培训项目经常被视为拥有健全的专业人才储备以及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商业领域动态结合而获得市场效益的标志。普华永道在2007年选取11个城市，比较了其EMBA的教育水平，其中，伦敦和纽约明显领先，两者加起来拥有超过50%全球顶级EMBA课程，比十大金融中心里其它八个城市的总和还要多。其中，排名居前的EMBA培训项目中，伦敦有7个，纽约有6个，紧随其后的是香港和巴黎，均为4个，上海仅为2个，排名最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金融高端人才方面的差距。此外，英语是全球性金融业发展的通用语言，居民的英语水平在一个城市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中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上海相比新加坡、

香港，甚至迪拜和孟买，都有较大的差距。

（三）税收问题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税收，新加坡成为亚洲美元离岸中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银行当时首选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地是香港，但由于香港政府不愿意取消其15%的利息所得税，而新加坡政府随即取消了外币利息税，从而使新加坡具有了如今亚洲美元离岸中心的地位。

国际上通常用“企业总税率指标”（企业应缴总税额在利润中占比）来衡量税负水平。如表6所示，在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上海和北京企业总税率最高，高达73.9%。东京为52%、纽约为46.2%、伦敦为35.7%，而香港、新加坡和迪拜这几个城市分别仅为24.4%、23.2%和14.4%。

表6：部分城市的企业总税率指标

当前影响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和营业税。从2008年开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调整为25%，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瑞士（24%）、卢森堡（28%）、伦敦（30%）、纽约（24%），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不算高，但比香港（16%）、新加坡（20%）要高。因此，总体看，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国的税负水平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已经不大。

影响金融企业税负水平最主要的是营业税，营业税也是中国金融业税制变革呼声最高的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不征收营业税或税率较低（1%左右），而我国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高达5%，且以营业毛收入为税基。考虑到金融企业虽然营业毛收入很高，但资产利润率很低的行业特点，营业税对金融业运营成本的影响尤其巨大，税负往往是所得税的数倍。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万的部分最高税率为45%，高于美国（35%）、香港（16%）以及英国（20%）。而月收入超过10.2万元（10万加上2000元的扣除额）人民币对于金融高端人才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且收入越高，与国际上相比税负差距越大。个人税负问题成为上海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强

根据2008年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对上海银行业中高端国际性人才调查形成的《上海银行业人才生态环境实证研究报告》，在发展环境中上海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并改进。

第一，自然生活环境需进一步改善。调查显示，上海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最低，突出表现在空气质量较差、城市清洁状况有待改进、交通拥堵现象比较严重等方面。特别是空气质量问题，在满分为100分的评比中，受访外籍员工仅给出了32分的平均分。而就国际情况来看，环境问题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万事达卡组织的全球商业中心指数在2008年中专门增加了“宜居程度”这一维度，且在整个得分中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经济稳定性占有相同的得分权重，上海该项得分在所有75个城市中仅排名第60，不仅落后于大部分欧美国家，比香港也有近20分的差距。

第二，社会经济环境更需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前述调查，与伦敦、纽约、香港等地相比，上海目前在商业文化、配套服务和商业资源等三个软环境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上海在商业文化领域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缺乏成熟的商业文化、社会诚信和职业道德。配套服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完善、政府服务意识不够、公共教育及卫生体系比较落后等。而商业资源的差距则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人才资源、优惠政策资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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