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西藏原始信息传播

第三讲 西藏原始信息传播

[原始社会——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

一、西藏原始信息传播类型

人类在原始传播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地域和民族区别性。不论哪个民族，又是在何种不同区域，总是显示出诸多普遍性。根据有限的考古和典籍记载，我们可将西藏原始信息传播现象归为五类：

1、声音传播

原始人类在声音传播方面，可分为两类：一是“击发”类。通过打击（拨动、吹奏）不同器物（乐器）发出的特定声音，传递包含特定内涵的信息；一是“口传”类。由口直接发出特殊的声音，传递特别的信息。

所谓“击发类”，包含的器物较多。击鼓、吹螺号是西藏历史上普遍采用的传递信号的方式，而且在军事和宗教领域广泛使用。以寺庙为例，首先是管祭品的却本喇嘛在聚会时间以击锣或吹螺号发出信号，方式很独特，一般是击三次或吹三次，每次击或吹，比平时击或吹的时间要略长，从第一次击或吹到第二次的时间，与从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时间基本相同。

在跳羌姆时，是听击鼓、奏乐、吹螺号的声音舞蹈的，发出什么声音就跳什么舞步。

在多麦地区的个别地方，家中死了老人送葬时，吹三次螺号向亲戚、邻居和村民发出信号，吹第一声时，村中参加送葬的人从自己的家准备向亡人家走（出发），吹过第二次螺号，送葬者必须到亡人家吊唁，吹过第三次螺号，开始出殡，僧人诵经，祈祷亡者早获超脱。在今天，这些习俗依然被保持着。个别地方村中集会时仍然吹螺发出信号。

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记载了击鼓、吹螺号传递军事信息的情况。在《霍岭大战》中描述到：一个人将螺号吹响，集合全帐人马，大家备鞍、备饭，驮子驮在马背上，每人牵马而立。之后，发出小鼓的声音，三军将领各个手持长矛列立队前，王子们随后，士兵们团结一致。《门岭大战》说，次日太阳升起的同时，军螺号吹响，集合将士，用足饮食，驮好驮子，安好鞍子，唢呐声响，岭国的沃布阿努巴桑??等五位大臣，从岭国中部合霍尔日塘带领三十万大军，来到夏尔宗达姆日扎和达江岗玛森扎营。从上述两段描述中可知，以声音传递信号的方法，已在以前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使用，而且获得进一步发展。第一次吹军螺（号），第二次吹唢呐，第三次击小鼓。谚语说到：敲击不好听的大鼓，吹奏不悦耳的海螺，升起不好看的大旗。击打不常用的大鼓，吹奏不常用的海螺，晒起不常用的大旗，周围的僧俗群众就会明白它们的意思，立即聚会，这是传递远处信息的方法。

在《格萨尔王传》中，岭国规定了一套完整而灵敏有效的联络信号，以海螺、锣鼓、长号等发出的声音联络部队：“出征时以海螺声为准/射箭时则要听锣鸣/挥刀时长号为命令/投掷长矛时听小鼓声/往后撤退听喇叭鸣/合击时听从小鼓变调/同时听从海螺声/不许单独逞英勇/不许怯弱而后退/不许掉队后边走/谁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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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用刀劈/不许随便乱说话/保持庄严与肃静/浓雾起来喊‘勾’声/碰到河水喊‘索’声”。它们实际成为部队统一的指挥信号，借助特殊的声音规范部队行动，进退一致，保证战争取得胜利。

《北史》记载：蕃人“好歌舞、鼓簧、吹长角”，鼓簧就是在下达出征的命令，吹长角则是边情告急的信号。主要用于国防和军事。

以前，在多麦芒康地区一个叫岩村的地方，村民与土匪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村中居民除了齐心协力修筑坚固的城堡外，还设立了瞭望哨，一旦发现匪军的踪迹，哨兵就会吹响牛角号，村民听到信号立即集合展开反击，使土匪的阴谋不能得逞。这实际也是先祖传递信息的一种承传。

口传新闻是最早的新闻形式，一般通过谈话的方式传递新闻信息。在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生存，就需要不断收集外界的信息，开展互相间的信息联系，原始的新闻和新闻传递就这样在大小部落和部族之间产生和发展。氏族时期，各部落的经济实力和领地辖区不同，争夺疆界的冲突日渐激烈。部落之间对信息的需求就大幅度增加。

《王统世系明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止贡赞普被魔鬼蛊惑，让他的大臣罗昂木达孜作他的决斗对手。罗昂木达孜虽然不理解赞普为什么让他作为决斗对手，但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赞普派遣宁几纳桑玛神犬前往罗昂木达孜处刺探情报，被罗昂木达孜识破。于是，他就放出假话，说后天赞普就要来杀我，不带士卒，头系黑绫，额挂明镜，右肩挂狐尸，左肩悬死犬，挥剑绕头顶，灰带置红牛背上，我实在不是赞普的对手。神犬将罗昂木达孜的话如实地传给赞普，赞普果然按照罗昂木达孜所语言的那样装扮，前来决斗，忽然狂啸声四起，红牛惊逸，灰带被剑刺破，飞扬障木，狐尸使战神被秽而遁，犬尸使阳神被秽而逃，舞剑判顶砍断天绳，这时，罗昂木达孜对准赞普头上明镜发射一箭，赞普遂中箭身亡。这虽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但却很明确地说明：一个不准确的信息就会将人置于死地。而这个重要的信息，仅仅是通过人之口舌传递到他的敌人那里去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藏族口传新闻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取水、放牧、聚居时，人们就借此机会进行交谈，向大家传递自己知道的新闻，或是从别人那里接受丰富的新闻，实现心理满足，并有助于生产和生活。随着经济交流的拓展，人们口传新闻的集会和区域就大大扩大了。

《格萨尔王传》规定：“浓雾起来喊‘勾’声/碰到河水喊‘索’声。”用喊叫声传递天气和地理信息，便于行军作战。勇士们在要杀向敌军时，就轰然一片“喀喀索索”声，在短兵相接的血光景象中，尽显豪迈和英雄气概。在战场对峙中，交战双方总先要在阵前叫骂一阵，它的主要动机虽然是从心理上压制对方的气焰，但客观上也成为交战双方信息的一种交流，虽然这种信息常常含有夸张的成分。这与中原古代交战的规则基本是相通的。

在部落之间传递信息时，先民利用深山峡谷特殊的地理环境，用山垭豁呼传的方式，用声音将信息传到很远的地方，差不多可以省去一半的路程。居住在广阔草原上的牧民，便用呼喊驱散野兽，显示力量和勇气。在有的部落，人们习惯于用齐声呐喊喊，一呼百应，来表现众人的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声音常常成为爱情的多情多道。牧区小伙子驰骋在无垠草原上，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嚯嚯！嚯嚯！”的叫声，男性阳刚之气尽显。而姑娘则以“呵勒勒！呵勒勒！”相对应，悦耳动听的声音变成爱情的动人音符。

在一个部落内部，人们常常用不同频率的声音来传递预先不知道的情况。 声音往往被作为报告危急情况的信号。假如有一家的人进山后半夜未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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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家人就会发出音频较长的“呜呜呜呜”的吼叫声，别人听见这种紧促的声音，就知道这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采取行动救助；如果有一家人病危，那么家人就会鸣枪，突如其来的枪声就会将这种突发情况告知他人；若是有人逝世，家人在就要在天葬之地唱出一种频率很低的哀歌——“玛尼穷摆”，将噩耗传达四方。

在生产生活中，声音也成为婉转的劝告符号或调情符号。身在南山坡的牧民发现北山坡的羊在啃吃麦苗时，就发出频率极长的“嘘嘘嘘嘘”声，劝示那里的牧羊人赶快将羊赶出麦地。当山坡上牧羊人看见娶亲队伍或是奇装异服者时，就会调皮地发出“呜嚯嚯”或“嘘—，嘘—”的叫声，相为呼应，以娱情作乐，并无恶意。

2、视觉传播

不论是中原腹地，还是青藏高原，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火”，是信息传播最著名的信号之一。“烽火”是古代远距离传递军情的重要手段。

在原始社会时期，部族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为了获得战争胜利，最多和最准确地获取敌方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旧唐书》记载：“其国人号为赞普??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可见军队当时已经习惯于用燃放烽燧的办法传递敌情。

据研究，篝火和灰尘在战争期间具有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战争一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敌人的行动和野兽的活动相区别，以便准确判断出对方的方位和规模。人们总结了区别两者的基本经验：从远处看，敌人骑兵过后尘土弥漫，连续不断；而野兽奔跑起来的尘土显得较分散，断断续续，左右消散，形体较小。具体到某一动物，则还有区别。野驴形成的尘土一片一片地飘动，野牛过后黑尘滚滚。侦察人员还要善于区分敌人的伪装篝火和营地篝火之间的区别。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伪装篝火火焰大，能够数出火堆数目，篝火所在地呈灰白色；而营地篝火的特征是地面宽广，火焰时明时暗，星星点点，难以数清，呈红黑色。从辨析篝火一方来看，他们对作为信息载体的篝火的解析和判断力达到了极为细致和准确的程度。同时，站在敌方的角度审视，其伪装技术、能力，也能反映出对信息功能的充分认识，以及信息传递的技巧。

3、实物传播

在原始社会，大量的传播载体是可以用考古来证明的“实物”。这些被符号化的东西，所传递的信息虽远不如语言那样详尽和准确，但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期，它们却扮演了主要传播者的角色。

（1）石质媒介 在青藏高原，石头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先民们最早使用的工具。假如要说石头是一种最多使用和最普及的传播载体，应该无人怀疑。

在人类早期——原始社会，主要生产工具只能是用石头制作，在考古学上称作“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石器仅仅是打制的，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持续了300万年以上的时间，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它显得最为漫长。西藏已发现的可能属于旧石器采集点的有5个：藏南定日县、藏北申扎县、阿里日土县、藏北多格则以及藏北各听地点。这些石器所采用的石料一般是片麻岩、石英岩、角岩、燧石等，以单面加工为主，其中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是西藏旧石器文化的一个特点。

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的时间要比旧石器时代短暂得多，但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磨制石器和陶器，打制石器还在使用。西藏的新石器遗址和地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细石器和大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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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地点。未见陶器和磨制石器。主要分布在藏北申扎、双湖18个地点，黑河，班戈县、普兰县、日土县、基隆县、聂拉木县以及日喀则地点；二是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共存的遗址。主要是著名的卡若遗址；三是未见细石器的新时期遗址和地点。它们主要分布在昌都小恩达石棺葬，林芝县、墨脱县以及阿里扎达古格王国遗址采集点等。

大量的石器，毫无疑问是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媒介。以卡若遗址为例，发掘的石器刻分三类：其中大型“打制石器”近7000件，占石器总数的85%。除石核、石片外，还有很多种类，如铲、斧、锄、犁、钻以及切割器、刻刮器、尖状器、研磨器、砍砸器、敲砸器、矛、镞等。“细石器”标本有629件，其中细石核83件，占8%，形状有船底型、楔型、锥型、柱型、龟背型、板块型等。细石叶189件，均为间接法压制产生。细石器377件，计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511件，占6.4%，器型有：斧、锛、研磨器、切割器、镞、重石等。

石器传达了丰富的农业和战争的信息。而且我们从中发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细致化了，因为工具多了，功能也多起来了。同时，它们还是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乃至南亚、中亚、欧洲、北非等广大区域进行交流的明证。石器就成为原始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信息载体。

在西藏的石质媒介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巨石”，也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它虽然也是石质，但与新旧石器时代发掘的一般石质工具比较起来，呈现出组合的特点。杜齐教授在西藏的西部的几个地点发现了这种特殊的遗迹。它带有巨石石柱，主要是墓葬。它的形状常常是：地面摆着巨大的石块，或一堆，或几堆，被摆成圆形、方形，或直线型。一堆石块中往往有一块或三块较高矗立着的石柱，石柱未经雕琢。如果有三块竖起的石柱，中间一块必然高于旁边的两块。

俄国人乔治.德.劳瑞次在班公湖南面发现了18块平行排列的竖石，每一排的末尾都有一个用巨石排列的石圈，对面未加工的石料堆砌的祭坛。所有的石头都是从东向西排列着的。劳瑞次还在萨嘎村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灰色巨石，它的四角是白色的石英石柱。在丹热雍盐湖附近，劳瑞次也发现了巨石结构。它们环绕着陵墓，从东到西排列成一行，东端有一块巨石，似乎是在向人们表明被葬者头颅所在的方向。

杜齐先生认为，巨石遗迹应该是圣地或墓地的标志，圆圈中央高高竖起的石柱，将这种标志更加醒目化了。它的作用也许是很有限的：仅仅是在举行周期性葬礼仪式时，帮助人们判断墓穴的位置。但它传播的对象确是大众。

（2）衣饰媒介——缨、臂章、帽子 作战要取得胜利，必须依赖于十分灵畅的信息传递。西藏原始人在战争中创造了较为发达的信息传播方式。比如以衣饰区别处于不同地域的部队和不同的作战军团。

古代藏族实行的是酋长领导下的部落兵民一体化军事制度。上马为兵，下马为民，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式，部落首领便是军队的将军。为便于作战和指挥，部队就以缨、臂章识别不同作战单位。《格萨尔》中就具体地记述了这种方式。比如在岭国，上岭赛八兄弟“拥有金缨武士九百骑”，“金色臂章作标记”。中岭文部六部落“拥有银缨武士七百骑”，“银色臂章做标志”。下岭木江四部落“拥有螺缨武士五百骑”，“螺牌臂章做标志”。加入岭国联盟的其他部落，也分别以“鹰牌”、“铁牌”、“白绸”、“红尾牌”等作为军团的标志。在霍尔国，在出征的时候，同样用缨、帽来区别不同作战群落：“右翼白缨十万大军”，“左翼黄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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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大军”，“中央黑缨十万大军”，“奔巴部花缨十万大军”，“日巴部绿缨十万大军”，“塘巴部青缨十万大军”，“噶尔哇铁缨乌帽部”，“年加说绫虎帽部”，“更尕白布豹尾部”。

在茫茫人海中，在复杂多变的战场，正是借助于缨、臂章和帽等衣饰，才能将庞大的部队结构显示出来，在士兵和指挥官之间，部队内部之间传递着整体运动的消息，以便互相呼应，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这种军队标志方式，在近代各国正规军中普遍实行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前，欧洲、中亚各国大度以地域、衣帽作为军团标志，传递军队动态消息。

在恋爱婚姻中，个人间的信息交流，也常常以实物作为凭借，传达微妙复杂的情感。男女青年恋爱时，女方向男方赠送彩色靴带，表示她对男方的爱慕之情；男方抢女方的头帕，传递了男方对女方的倾慕；媳妇回娘家时，男方若在媳妇乘骑的马上拴上扫帚，就表达“扫地出门”之意，而赠送哈达，则是表示尊重、敬慕的美意。

（3）旗帜媒介 在原始游牧部落，旗帜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向部队传递进退命令，自军官到士兵必须绝对服从，违者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军旗一般为四方形，黄底，四边镶以红布，也可用白、黑色。旗帜的飘带上中下分别为蓝、白、黄三色，以象征天、地、地下。也有无飘带或三角形的情形。旗帜上需绘天神以及守护神像。集合为大队时，每一大部落各执一种不同颜色的旗帜，部队出动时，以呐喊“格”声并摇动旗帜为信号。

（4）信号媒介——金箭 在原始社会，部队作战还用射金箭的方式下达动员令，实现上下之间信息的沟通。在《旧唐书》中就有“征兵用金箭”的记载。据推断，这种传达信息的形式，应该在松赞干布之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了。它有点类似今天部队使用的“信号枪”。

（5）器物媒介——陶器、骨器

陶器和骨器一般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人们从昌都卡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和骨器。其中陶器共二万多件，均为夹砂陶。大部分陶片表面经过打磨。陶色主要有红、黄、灰、黑四种，以黄为主。均为手制，火候不高。饰纹以刻划纹为主，也有绳纹、堆纹、压印纹、篦纹、蓝纹、抹刷纹和彩绘。主要图案为三角折线，还有平行线、方格、菱形、连弧、三角、贝、圆圈以及四方形纹。器种主要有罐、钵、盆，均为小平底，仅仅发现一件带流器。

卡若遗址有骨器大约400件，主要为生产工具，少数为装饰品。类型包括锥、针、斧、抿子、刀梗、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

陶器和骨器的基本功能存在于生活和生产之中，而从传播的角度观之，它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关于某区域、某部落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并且这种传播还能跨越时空界限，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永恒。

（6）食品媒介

个人间的信息交流实际最为频繁，方式多样化。西藏先民的交流方式倒很特别。人们往往用留有特殊标记的食物匠心别具地传递信息，饶有情趣。如用“馍章”在家人间传递平安信息。留守在家的人要告知远行在外的亲人消息，就托人在烧馍上盖一个印章，上可表示吉祥的万字（张庆有文58、时轮、花益——极细纹路组成的一种图案）图案，如果馍章在烧馍上印得很深，就说明家人安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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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印得浅，表明家中虽有小问题，但无需操心；假如没有盖馍章，则显示家中出了大事，需立即回家。

4、图像传播——岩画

西藏岩画产生的年代最晚也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是新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岩画毫无疑问是形象的信息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还具有“准文字”记载和输出信息的功能。在西藏原始社会时期，岩画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载体，几乎将其时其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内容都做了真实的记载和传播。

近期来，西藏境内发现了大量岩画，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加林岩画和日土岩画。它们似乎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观赏和推敲一幅幅岩画，就是在阅读一份份遥远年代遗存的“报纸”，它虽没有确切的日期和准确的文字记录，但一幅岩画所涉及的内容，并不亚于一份古代的报纸。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毋庸置疑。

（1）加林岩画

加林岩画位于藏北那曲地区申扎县戎马去加林山中段的俄冬沟。岩画均被敲凿在整块石头上，石头重约数吨，散布于荒野，当地牧民证实，岩画存者约百余幅。岩画的题材主要是动物（牦牛、马、犬、羚羊、鸟等）和人。有的为单幅图像，有的则为一组或几组图像。需要说明的是，如岩画这样的野外遗存，并未标明具体的制作时间，而且是大众率性创作的产物。岩画一般画面形象生动，趣味性强，用笔抽象洗炼，古拙朴素。

通过有代表性的加林1号岩画岩画，我们能够大体看出岩画所包含的信息。 加林岩画产生的年代距今大约有三、四千年之久。它所在的地方就是西藏古代的象雄地区。加林岩画的年代当在苯教产生之前。

加林1号岩画——共有6个以上单个图像。在岩画右下方有两个站立的人，每人手牵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系于牛鼻，牛位于二人左上方，尾巴扬起，似乎要挣脱人的束缚。牦牛的左侧似为一马，马上骑一人，人马均后仰，呈轰赶牦牛状。骑马人的后面是两条正在狂叫的猛犬。整个画面构图协调，形象生动，视野开阔，动感十足，状态可掬。

据此画面，人们判断这应该是猎狩野牦牛或驯化牦牛的场景。如果是前者， 那么画面就可以这样被说明：人们高兴地捕捉到一头野牦牛，可是牦牛并不服管教，于是大家就用绳子牵着力量巨大的牦牛，后面的骑马者和两条猛犬也呐喊助威，共同制服初来乍到的这个庞然大物。此当为狩猎题材；如果是后者，那么画面就展示给我们逼真的驯养家畜的一套完整办法：两人用绳子系住家养牦牛的鼻子，牵着牛行走，而在后面则有一个人骑马轰赶，以便协助驯牛工作。两条嬉戏的猛犬吼叫追逐，不过是增加了驯养场面的生动性。

加林1号岩画所传达的信息是很明确的。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青藏高原以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事实。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猎犬已经成为藏人生产的重要助手，牦牛正在完成由野外到家养的驯化。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束缚野牛的办法——用绳子系住它的鼻子，使之归顺于人的意志。这不仅是劳动经验，更是劳动中创造的智慧。假如是一个尚未掌握这方面经验的部落或是个人，在观赏到这幅岩画后，当然就会从中接受关于狩猎或驯化的方法，在信息传播中提高劳动效率。信息就这样转化为知识和财富。

加林1号岩画所描述的内容，还印证了一个藏族传说：第一代吐蕃赞普当政期间，人们会常常为捕捉到的野牛不能驯化而束手无策，野性十足的牦牛往往会向它周围的人发动突然袭击，致人伤亡。赞普于是就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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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盖完成。达盖听从了一位老人的建议，在牦牛鼻空间神经最敏感的软肉处，用锐器打洞，再用柏树枝做成牛鼻圈套进去绑结实，在鼻圈上拴上绳子，只要一拉绳子，牛就只能乖乖地跟着牵绳人走，不然会疼痛难忍。这个办法果然灵验，从此，野牦牛才真正成为家牛，大大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传说，再次证明了岩画内容的真实性，同时，我们也能够想见岩画在传播这个经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决不能枉断仅仅是岩画把这个经验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但它加快了这个经验的推广，是一条大众化的传播渠道，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2）日土岩画

日土岩画发现于阿里日土县日松区任姆栋、日土区鲁日朗卡和多玛区恰克桑地点。岩画多刻在垂直的岩面上，也有少数刻在较为倾斜的岩面上。画面与地面的距离为0.5—12米之间不等。有的更高一点，但均可以攀援而上。石片厚度在0.3—15厘米之间。岩画面积大者12平方米，小者0.3平方米。每幅画面有一至数十个单幅图案。岩画的题材以动物为主体。有马、羊、牦牛、驴、骆驼、鹿、羚羊、鹰、鸵鸟、鱼等，有羽毛、盾牌、陶罐、长杆、房屋、陷阱，有日、月、山、宗教符号，还有男性生殖器。岩画的情节多为宗教、祭祀、狩猎、放牧、骑乘等。其制作方法一般采用敲凿、磨制、刻划、涂绘等。

日土岩画应为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作品。依据就是任姆栋一组1号岩画中的那一排“球形陶罐”。候石柱先生认为：日土岩画的作者，当为公元7世纪初以前存在的象雄国居民。

我们可以通过任姆栋第一组一号岩画，来认识日土岩画的内容和传播效应。 该岩画画面广阔，内容丰富，生活场景逼真（见图）。在这幅典型的岩画中，不仅有人的形象和活动，而且多次出现了动物形象——大量的羊、不同类型的鱼和牦牛，出现最多的器物就是陶罐，可见它与先人们生活关系的密切，值得注意的是，羊的头上还被插上羽毛加以美化。生殖崇拜也被做了直观的展示。岩画几乎把当时人们生活的情景全面地记录了下来，并面向外界公开传播，使更多的人知晓了这些信息，包括历经历史岁月沧桑的今人。

从岩画的内容，我们已经能够对作者所处的象雄时代做出多层面的推断和确认。画面多处刻划的祭祀场景，以及逐渐演变的“雍仲”符号，显示出其时苯教所拥有的显著地位；男性生殖器是男性崇拜的标志，也是父系社会的象征；长杆、弓箭、盾牌等，无疑是部落战争的信号，当然也包含狩猎生活的因素；而在岩画中大量出现的动物，如牦牛、羊、驴、犬等，显见为家畜或畜牧业畜种。畜牧业已经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生产方式；猎狩场面屡次重现，不仅宣告了狩猎技术和经验，更表明狩猎在经济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岩画中的平顶房屋，与今天藏区的民居很相似，是先民定居生活的写照；岩画中的人物身穿长袍，实为今日藏民衣饰习惯的先声。

岩画的传播价值极大，甚至可以说是原始时代的一种特殊大众媒体。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受众群”，不论你来自何方，只要你站在岩画面前，你就会成为这份“石质报纸”的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现在的报纸并无区别；在没有文字的前提下，岩画传达的虽不是最富时效性的信息，但肯定是当时最准确的信息。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这些略带抽象符号特点的图像，实际就是文字的萌芽，是其时最先进的记载和传媒符号；岩画记录了原始社会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漫长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畜牧业、狩猎业的情景，那些丰富的动物形象和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逼真写照。在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档案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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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功能。岩画不仅可以实现部落内部之间的沟通，也能使部落以外的人们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岩画是沟通内部各单位之间，以及与外部的桥梁。它的时效性肯定不能与今日的“瞬间传媒”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承认它进行信息传播的事实；岩画就是原始原始社会最典型的“大众传媒”。

5．文字传播

（1）准文字媒介——（结）绳、（刻）木 在未有文字产生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西藏高原上的先民就有以刻契竹木片表意记事、传达信息的做法。《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新唐书.吐蕃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两唐书的文字叙述，证明在吐蕃之初以及以前漫长的时期之内，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便采取结绳和刻木记事的办法，记载和传递相关重要信息。

在20世纪70年代，顾祖成先生在西藏珞巴族聚居的珞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在四五十年代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的珞巴族，普遍以刻画竹片表意记事。“刻竹”和“刻木”所采用的材料和做法实际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就是当地原始传播情形的形象记录和延续。

（2）象雄文字媒介

据说，位于西藏西部的象雄王朝，在第一代吐蕃赞普尚未登上宝座之前，就已经传了18代。以时间推算，古象雄王朝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前就已存在于青藏高原了。象雄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制了青藏高原最早的拼音文字，为以后藏文字的科学化、普及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据《西藏王臣记》记载：藏文创立者吞米.桑布扎在去印度前，就已经知道在西藏本土存在一种文字，它就是象雄文。辛绕创立苯教，其教义就需用文字典籍进行传播，于是，他吸取邻近地域文字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堆集式文字——达斯邦文（玛尔体文）。“达斯”是象雄人对西亚波斯、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域的称呼。这里常常虎豹出没，故称之为“达斯”（虎豹之意）。聪明的辛绕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国家文字结构和形式的启发，再结合象雄人的发音特点、符号、思维方式，创制了“达斯邦文”。

“达斯邦文”分为“玛钦”和“玛琼”两种，均为集堆形字母，与现代藏文的“邦”型（集堆形）极似。从象雄文的字形及其排列顺序与藏汉字的对照来看，二者的基字字母和元音符号的拼读方法和数量，都惊人地相似，甚至文中的字头符号、分句符号和分字点，都可以在象雄文中找到原形。在语序、构词、虚词等方面，唯有象雄文更接近藏文。二者的渊源关系备极彰显。学者们已经趋于接受这样一个判断：象雄文虽不是一种规范和严整的文字，文化功能很有限，但它是藏文规范化的基础，或者说是雏形、蓝本。藏文就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可否认，象雄文的传播效能仅限于苯教。它并不是大众化的文字。主要用以书写教义、书符、画咒。它的使用者基本是苯波教徒和巫师。我们现在还看没有发现象雄文被用来进行世俗生活、生产传播的证据，但这并不能否认“传播”本身的存在。它是西藏文字传播时代的前奏曲和序幕，正如汉族的甲骨文一样，它并未被大众化，但并不是没有进行传播。实际上，甲骨文也基本上用于祭祀。在不同民族、区域间，传播的历史有长有短，但其推进的阶段性却多有可比性。

二、特殊的新闻制度和“类新闻法”

有趣的是，西藏原始社会还建立一些类似“新闻法”的规范，约束或是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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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

在军事斗争中，对信息的封锁也是取胜的关键。封锁边境，阻绝消息，防止奸细，不仅是军事防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信息传播的另一种形态。传播利于自己的信息，阻绝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正是传播过程中必需的两个方面。霍尔人入侵后，岭国副帅甲察就下令：自今天以后日子里，岭国各部大众们，只有百只山羊者也不许出，虽有千只绵羊者也不许入境。猎人的眼睛船户的心，彼此所谋要一致。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就是为了保证我方的战略构想不被对手识破，以取得彻底胜利。

在藏区政治制度中，土司制定有“十三条禁令”，在禁止的项目中，就涉及到封锁信息：本区内部的事不准外传，外区的事也不准传进本区来。这种“闭关锁国”式的政策，实际是要维护本部落的高度统一。这种“反传播”行为，与信息传播的方向完全相反，而其意义就在于，保持本部落的完全独立性，不致泄漏机密，把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信息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对方摸不着头脑，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调整，实际是在控制中实现信息的最大“利我化”。

在原始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逐步酿成了“习惯法”。对违犯传播“规范”，逾矩交流，传播不真实信息，或故意制造虚假信息者，均要进行处罚。在藏北牧区，对犯“失言罪”、“诬告罪”的人有处罚的具体规定。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上层人的尊严，保护社会秩序，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不允许不同等级的人进行平等地信息交流。不过，也应当肯定，这种规定之中，还包含着尊重对方，创造良好交流环境，维护信息真实性的积极因素。

对于传递不真实信息——说谎者，就采取别致的测谎法，并加以惩处。青海果洛藏区的习惯法分为“降服外敌法”和“治理内部法”。后者总括有“四法八调”，四法之一就是实行“说谎者起誓”制，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不撒谎。就是要传递真实的信息，而不是虚假的信息。这对信息的良好传递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人们煞费苦心，创设出种种富于藏民族特色的“土办法”来判断说谎者，并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此类方法并无科学依据，亦非“测谎试验”，但对传递虚假信息者，还是具有心理震慑作用。

三、拙稚的信息发布机制

原始部落联盟所建立的“议事会”制度，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信息交流的佳所。它是各级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主要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议事会成员由部落酋长、军事首领一方和民众推选的代表一方构成。议事会有外部议事会和内部议事会两类。前者规格最高，为高层议事会，主要商决重大机密事项，后者则是全体成员参加的民众大会。这种被恩格斯成为“军事民主议事制”的管理形式，是一种保守、传统、松散的“议会制”，与会者可以就议题进行充分而平等的讨论，批评并不被视为“犯上”或是“冒犯”。

议事会令人惊喜的地方在于：它所推崇的民主氛围，正是新闻传播的温床。因为民主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的自由传播。信息不会被限制，信息可以各种方式传播开来，而议事会本身，便是一个“新闻发布会”。大众的知情权会被尊重和保障。这种原始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方式，虽很粗早、简单，但却最接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内涵。

在藏牧区，很多村寨都有一个民众汇聚的地方，这里可能是一个大石包，或许是一块平坝，或是一片林荫，成为当地居民的“乡间广场”，人们吃罢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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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来到这里聊天谈笑，随意而广泛地交流各自所掌握的各类信息，大大小小，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简直就是一个民间的“新闻发布中心”。与议事会这样比较正规的“新闻发布中心”相比，则更加随心所欲、不带功利目的，更受欢迎和喜爱。

四、西藏原始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基本评价

对西藏原始社会新闻传播的梳理，实际面临着很多困难。主要是资料的极度匮乏。而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承传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其他资料、文献，对西藏远古时期的新闻传播做出间接的求证、推断。本章内容的主要源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成果、民俗研究成果、少量西藏（或藏区）古代新闻传播研究成果，甚至还有文学作品——艺术纪录西藏史前时期社会生产生活情景的史诗《格萨尔》。凭借这些材料，试图将西藏原始时期新闻传播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个梳理。

严格来说，西藏原始社会所谓的“新闻传播”并不很多，差不多是最广义的传播——信息传播，囊括其时其地那些均可称得上“信息”的东西。这里面就包括亲身传播、组织传播等等，也包括超出新闻传播的内容，如文化、宗教、军事等等。在“西藏原始社会”这个历史范畴里，所有的传播都被作为描述的对象。其动机无非是想借此分析西藏新闻传播的产生和形成，寻找西藏新闻传播的渊源，并对西藏新闻传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保持的不发达状态，做出历史的阐述。这种做法，在中外新闻史的研究中并非独例。

采用文学作品和民俗资料，是否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呢？当然会。不过在资料存在诸多空白的情况下，从中进行遴选和推定，也可算是一种修补。文学是现实的写照，尽管是加工和虚构，也可找到社会实际存在状况的影子；而民俗不就是形象的历史形态吗？它不如历史那样准确和规范，但从其现实的情景中，一定会追溯到原初的某种存在。

1．具有原始的传播框架

西藏原始的新闻传播肯定是很不健全的，但它已基本具备了一般传播所应具有的要素。

传者：这时的传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传者，——信息到底是谁发出的？传者往往是一个很模糊的群体，如军队、部落、不知名的人、军队将领、公证人、使者、说唱艺人等等。他们在传播行为中身份的模糊，完全是由于当时尚无明确的社会分工，更没有如今天这样负有传播新闻专责的记者。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社会分工及其幼稚的时期，人们在潜意识中也许感觉到了信息的重要性，但还没有自觉到设立专门的信息工作者的职位，让他们专事信息的采集、传递和发布的地步。故，当时的传者就是这样一些笼统的群体或组织，他们不是专门的机构，也不是专门的职业，他们只能充当信息传递活动领域中默默无闻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们或许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还是扮演了传者的角色。他们是传播的起点，是信息旅途的第一驿站。

信息：新旧石器时代的信息，尽管远远不如今天这样“丰满”得近于爆炸，但依然是相当丰富多彩的。考古学使我们看到了大量关于原始生产方面的信息，成堆的石器、陶器和骨器，作为坚硬而永恒的信息载体，在当时传递着饱满的信息之后，又跨越漫漫时空，使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它的受众，直至成为最新受众的我们。部落社会当然是信息的主体，加上传说在内，它的组织结构、相互间的战争、人际关系、经济贸易、集体活动等，都经过传播互相通达，实际缩小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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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极为旷远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信息中，除了很多实用信息以外，还有不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祭祀、宗教、艺术、娱乐、爱情、节庆等，人类的天性就是如此：情感、精神永远是生命的核心，即使在不具备最基本的生命存在条件的情况下。

媒介：原始社会的传播，毫无疑问是人类传播发展阶段中的“初级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占有较大的份额，而部落的封闭性和社会规模的有限性，使大众传播一点也不风光。在这一时期，文字还没有形成，所以传播的方式就显得粗糙、模糊、缓慢，难以记忆和保存。这是还没有单纯的传播媒介，就是在前面我们涉及的媒介，基本也是一身多任，“兼职”不少，在传播领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介，但在生产和军事领域，它却是标准的劳动工具和兵器。媒介并不具备专属性。像前面介绍过的器物媒介、声音媒介、视觉媒介、实物媒介、图像媒介等，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传播作用。虽然他们还不是典型的传播媒介，存在诸多缺陷，但在民间却很有生命力，就是在传媒达到极致的今天，借助于声音、视觉、实物等传递信息，仍然具有很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即使最发达的互联网也不能取而代之。在西藏原始传媒中，还有文字萌芽形态的结绳、刻木，也有藏文初级阶段的“象雄文”。前者的传播效能有限，后者仅仅用于宗教传播，这都表明，此时西藏还未进入文字传播时代。这些孕育于青藏高原上的传播媒介，带有中原原始传播媒介的共性，但也突出体现出它的个性，深深打上当地文化的烙印。

受者：原始社会的受众，却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一种传播媒介，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十分具体的传播功利性。一个人发出的信息，就是给另外一个具体的人的。军队发出的信息，或是自己的作战对手，或是自己的士兵。部落发出的信息，要么针对部落内部，要么就是其他部落。可以肯定地说：这时还没有一种面向所有大众的传媒。所有的传媒仅仅属于很有限的区域和层次。这就决定了传媒受众是基本固定的。这种形态完全是受制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传播因此变得简单、直接，效能低，不可能实现很高境界上的沟通，并使整个社会联结为一体。而岩画呢？它应该是当时最大众化的媒介了——那么直观、那么开放，它会被最多的人看到，可是，这种“最多”也是有限的。没有发达的交通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又会有多少人能够频繁地远涉它乡呢？

2.高原特色醒目：石头、岩画和声音是西藏三大原始传媒 在青藏高原按孕育出来的原始新闻传播，固然形形色色，但还是凸显出三大典型传媒：石头、声音和岩画。

辽阔的草原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声音跻身传播媒介之列。藏族先民的生存与狩猎、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约定俗成的声音，能快速、清楚、简洁地将需要的信息传送出去。在人烟稀少、地域旷达的草原，声音就像无绳广播一样，在广大的区域明净的天空中进行信息传递。在实践中，声音逐渐被区分成高低、长短不同、频率有别的个性化存在，赋予不同含义，符号化为一个个媒介，自由自在地传递着许多精彩的信息。发出和接受信息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声音媒介实在是以旷野为背景的农牧区，进行信息传播的宠儿。

石头是高原世界最普及的元素，也是最廉价的材料。触目可及的石头成为先民下意识劳动工具的首选。石质工具越来越细致，样式更加精巧和多样化，采用的石材日趋科学，工具又天然地成为先民聪明智慧和劳动经验的标志和信息载体。单个的石头还会被组合成不同图案，传达不同的意义。巨大的石头还被先民用来充当“黑板”和“画板”，在上面凿刻敲砸出图像、符号，进行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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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传播”。石头被称作西藏最早和最普及的“实物媒介”，应该不是妄言。

岩画应当是西藏原始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它从设计到刻凿需要一定时间，完成传播的过程比较长，但它传播的内容、方式以及不确定的受众，在原始传播诸“媒介”中，最接近传播的本质和特性。首先是它的公开性。岩画列于山野路途，并不限定观赏者，每个有幸经过这里的人，都会成为免费的自由受众；它的内容也是公开的，无需保密，更不限定观赏者的等级和层次；它应该是被阅读得最多的“石质报纸”。其次是内容的巨大包容性。那上面什么没有呢——只要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这种“报纸”就会设法将它“刊载”上去。原始人的形象——袍子加身，与人朝夕相处的动物——牦牛、犬、羊、绿、马等，人们生活的场所——房屋和草原，人们实用的工具——长杆、弓箭、盾牌，人的活动——狩猎、驯兽、娱乐、祭祀，宗教符号，父系社会标志的男性生殖器，还有一些引起各种大胆猜测——甚至怀疑是外星人的杰作——的稀奇古怪东西，都被刻画在上面。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原始人，但观赏岩画之际，仿佛是先人们活灵活现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在今人心中产生某种令人敬畏的熟悉和亲切。这种跨越了千万年的传播，多么缓慢，又多么突然，确是伟大的传播。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传播的过程：收集信息（记者）——整理筛选（编辑）——刻画（印刷）——完工（定态“发行”）——观赏（读者）。它与报纸编发过程中唯一不可类比的，就是它不能移动，余者何异？

这三种媒介能够成为西藏原始社会信息传播的代表作，完全是青藏高原造就的结果。当特殊的地理环境——高原，与特殊的生产环境——游牧相结合时，造物就很自然地推出了西藏信息传播的优秀代表。

3.信息传播范围广泛

考古学的成果使我们感到惊讶：西藏原始人会将自己的触觉延伸到“国际”区域！从西藏到遥远的地方，建立了一条条贸易通道，也就意味着建立了一条条信息通道。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先民们是怎样在极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用了多长时间，付出了何等代价，走得那么遥远，但事实是：他们走到了。

西藏先民个人间、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传播毋庸赘述，这是很明了的事实。但是很有必要探讨他们走出青藏高原的足迹。

在与外界进行的信息交流中，原始西藏人与中原地区的信息交流当数为最。先民创造的高原农牧文明，对中原具有很大吸引力。同样，中原的发达农业，也成为西藏先民借鉴的一个样板。在很早时期，高原与中原的牧业信息交流已经开始。早在殷商以前，先民们就把远古野生的大角“盘羊”驯化为牧畜，进而改良为藏绵羊。这种羊传到中原，成为当地饲养的优良品种。在甲骨文中，“羊”字的造形便是依藏绵羊为模特。西藏著名的牦牛更是西藏与中原信息传递的杰出载体。牦牛原产羌塘地区，后经藏民驯化成为既能力役，又能肉用的耐寒家畜。大约在殷周之际，藏民将牦牛与内地黄牛进行杂交，培育出优良的犏牛品种。到汉魏之际，牦牛已经大量输入内地。先秦时，犏（pian）牛已经成为藏汉两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项目。无论是藏绵羊，还是犏牛，都是西藏与内地进行信息交流的直接证明，表面看起来，这是典型的经济交流，但在经济交流的背后，必然还隐藏着其他丰富的信息，贸易常常会成为全面的信息沟通。即使仅仅是牛或羊，以此为核心的信息还会少吗？在以牧业为主轴的社会，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牛羊，甚至牵扯到关于当时社会信息的所有方面。其实，牛羊本身不就是信息载体吗？

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成果，更能直接地证明：西藏原始人的信息交流是多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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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眼光和自信。

（1）旧石器时代

在大约5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工艺传统以是片石器为主，以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的手法，是我国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苏热地点的旧石器类型的加工技术与华北中晚期旧石器尤为接近。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西藏旧石器与内地旧石器同属一个文化传统。文化的沟通，同时也是信息的沟通。

在旧石器发掘地的多格则发现的船底形石核，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以后又扩散到东北亚及美洲西北部。在扎布发现的手斧形石核标本，以及在多格发现的具有雕刻器打法的三件削刮器，是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典型器型。西藏原始人已经将他们信息交流的前沿推进到美洲、欧洲，其开阔的视野和交流半径之大，令人感叹不已。

（2）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期的昌都卡若遗址，人们发现了它与中原文化发生的密切联系。如，卡若遗址中地半地穴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器等，均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相似之处。粟米谷物这些本属于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的成果，出现在青藏高原，本身就是相互交流的明证。遗址楼层建筑以及被发现的贝饰，表明这里曾经与南方文化有过亲密地接触。遗址发现的陶器罐、钵、盆器物组合、小口高领平底、陶器纹饰中以刻花纹为主的特征，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这些状况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与中原文化进行者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遥远的高原，并未阻断它与遥远的中原地区的信息通道。伴随着经济交流活动，信息的交流也同时进行着，不过是没有独立地进行罢了。

卡若文化的触角甚至延伸到除美洲、澳洲以外的广大国际区域。专家们指出：在卡若遗址的少数标本中，还具有“勒瓦娄哇技术”。有一些大型打制石器，先在核体上修理成需要的外形，再行打片。打下的石片基本符合器物的形状，仅在局部边缘稍作加工即可使用。像梯形切割器、平柄端刮器、窄柄端刮器等。这种在国内未见报道的技术，却广泛见诸于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北非和近东，而在中亚、南亚旧石器时代中也被经常使用。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暗示出卡若之前的西藏古代文化，曾经与南亚、中亚、近东乃至欧洲、北非有过交流，换句话说，原始人在某一个时期，已经将他们的信息通道越洋扩展到亚、欧、非大陆。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日土岩画中，出现过骆驼、鸵鸟等非西藏属动物、鸟类。骆驼并不是西藏本土动物，画中的骆驼必为人工饲养。它们的出现，与来自蒙古、新疆以及中亚一代的商队有关。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当时的西藏日土地区，已经与它的北邻新疆、蒙古和西邻中亚发生着商业上的联系。这条商业通道无疑也是信息通道。伴随着新奇商品的到来，必然会有很多极具吸引力的域外传闻进入西藏先民的耳中，同样，西藏的故事和细节，也会成为远在“天边”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岩画中出现的鸵鸟，一般是中亚或非洲沙漠地区的产物，日土地区不会出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推断：一种是日土居民与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有过接触和交流，先民们对这种庞大的鸟印象深刻，视为异物，就情不自禁地刻画在岩画当中。或许是日土曾经出现过鸵鸟，但随着环境的变迁，鸵鸟绝迹了。从日土自然变化的轨迹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鸵鸟再次成为西藏先民与世界进行信息沟通的明证。

4.军事传播最为发达 像所有野蛮部落一样，在西藏的原始社会，战争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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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一。男性们除了收集食品、服装，打仗并取得胜利，甚至牺牲，就成为至为荣耀的事情。部族间的战争，决定着本部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生成的粘合剂和催生药。从蒙昧到野蛮这一特殊时期，战争是部族实力的最好展示。部族的历史实际就是战争的历史。因此，战争荟萃了其时人类最高的智慧、经验、心理素质和创造水准。

战争事关生命和部族前程，最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提供支撑。信息进入战争，使战争享受幸运之神的青睐。战争又反过来促进了信息技术、手段的发达。战争指挥系统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送系统。部队互相间的联系，就是重要的信息通道。原始部落在战争中，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信息联系方式。如用声音、徽章服饰、篝火、鼓、螺号、长角、簧、灰尘、烽燧、旗帜、箭等进行联系，发布命令，协调三军行动。在侦查——获取敌方信息方面，当时的部队也形成了一套经验，如对侦察人员的选定、侦察时应注意的事项、对敌方信息真伪的判定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在原始社会，西藏最发达的信息传播就发生在军队。军队是信息沟通最频繁的社会单位。这样，很多关于西藏原始传播的例证出现在军事领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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