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原因分析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原因分析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征伐高丽，《资治通鉴》记载“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1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受阻于安市，久攻不下，最后因“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2于九月撤军而返，征伐高丽以失败告终。

唐太宗在出兵高丽之前，对隋炀帝征高丽失败的教训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为此次征伐高丽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理说经过唐初20多年的休养生息，唐国力复盛，又加之充分的准备，对弱小的东邻用兵应该是手到擒来，但为什么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一场战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唐征伐高丽失败，唐自身的因素自然是失败主要的原因，但同时也不应忽略到高丽方面的因素。

一、唐军方面

1.唐军兵力过少。此役中，唐军水陆兵力为十万左右。张亮统帅的四万水师，因其“素怯懦，无计策”3，所以在整个平辽之役中除攻破沙卑城、围攻建安以外基本再无作为，而陆军六万人中又有近一半人员从事后勤工作，因此唐军可用的兵力严重不足。试想高丽为对抗唐军肯定是举全国之力，其兵力绝对不止十万，在唐军围困安市时“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4，而这才仅是高丽的一部分兵力。由于唐军兵力寡少，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策略，以

至最后顿与安市，失败而归。如果兵力足够，唐军完全可以采用江夏王李道宗的策略以一部包围、屏障安市、建安方向之敌，再以一部鼓行而进，直取平壤，“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5，但因兵力不足太宗没有采纳这一战略。鉴于隋炀帝的教训，唐太宗唯恐有伤民力，此次东征并没有动员过多的人力、物力，但却使得唐军兵力不足，影响了战斗力。

2.战略决策上的失误。由于辽东气候寒冷，并且比中原来得早，所以唐军在这次战争中以速战速决为根本指导思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九月条记载:“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侯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指出：“至太宗虽经寒暑不肯易弊褐一事传为美谈，实则太宗明知此役利在速战速决，若至秋季不能复衣褐袍之时，无论成败如何，断不能不班师归来，与太子相见。故不妨先作豪语，以收人心，斯亦英雄权橘之一端软？”此可谓一针见血，明确指出了太宗的战略思想就是四个字：速战速决。是以，此次征辽之役太宗除了派遣小股部队从海上对其进行骚扰之外，其余主力部队都集结在一起，从一个方向上进攻，欲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但这种如平定突厥、吐谷浑、高昌一样由内地出发、自携补给、长驱直入的战法根本就不适用于沼泽密布、气候高寒、堡垒坚固的辽东。因为地处中原的唐军对于辽东地形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要高丽扼守唐军必经之要塞，就可阻断其进攻之路，这样，要想速战速决进一步深入敌境就很困难了。后来高丽果然在安市城组织了强大的防御，使唐王朝的军队顿于坚城之下，不能前进一步，最后不得不班师回朝。太宗的根本战略思想是速

战速决，但在实际行军的过程中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违背了根本的战略思想，将速战速决变成了打持久战。在驻骅山之役前，江夏王李道宗曾建议：“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6但太宗却没有采纳。攻克白岩城后，太宗对李世勣说：“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7但李世勣担心“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太宗于是采纳了李世勣“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的建议。8太宗连续两次放弃弃出奇兵的机会与唐军兵力不足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太宗的战略失误有关。回朝后第二年三月太宗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江夏王道宗，道宗“具陈在驻桦时乘虚取平壤之言”。太宗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9老将李靖的言辞里暗含着对太宗的批评，太宗的回答也显示出些许悔意。对此胡三省曾慨叹：“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制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10”唐军以速战速决为目的，在实战中却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战法，可以说从根本策略上唐军已经先输一招。

3. 唐太宗在战争中忽略了笼络高丽人心。太宗出征前宣布的战争目的之一就是为高丽“雪君父之耻”11，又认为“然盖苏文轼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国之人引颈待救”12，按太宗之言自己应是高丽的“拯救者”而非“侵略者”。历来战争以攻心为上。开始时太宗在收络高丽人心方面做得很好，在攻辽东时“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太宗“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

后白岩城归降，李世勣帅甲士数十人请命：“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太宗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白岩城中百姓赖此得以幸免。并且太宗还“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13

”占领盖牟以后，又将俘获的加尸城七百戍兵放还14。这些举动势必对笼络高

丽人心方面产生良好的影响，而且观白岩城之请降、驻桦山战役后高延寿、高惠真主动献策攻乌骨、平壤，各部首领家属皆在平壤被拘为人质15就可知当时高丽确实士气并不十分旺盛，并且也非铁板一块，唐军甚至有兵不血刃占领安市的可能，可惜太宗却未能善始善终。在驻哗山战役中太宗“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使得“高丽举国大骇”。16后来进攻安市时“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此威胁之言被“安市人闻之，益坚守””17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做困兽之斗，使得唐军久攻不下，以弹丸小城硬将唐军拖入冬季，被迫撤军。太宗驻哗山战役后杀降，在攻安市时又威胁屠城，这些举动使其由“拯救者”变成变了成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激起高丽的激烈反抗，对整个战局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4.唐军水师在战斗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由于高丽方面水上武力赢弱，唐军水师只要准备充分、后备力量充足，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机动性的优势对高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任意一点进行攻击，或直取平壤，或腰斩其国，都可建奇功。观显庆年间苏定方之破百济可知唐军完全有这个能力18。但太宗出于“求万全”的指导思想，对水师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赋予水师以运输和支援、配合陆军的任务。而水师统领张亮“素怯懦”19，在战争中往往“不知所为”20，缺乏主动

性，四万水师在战争中除攻破沙卑城、围攻建安以外再无作为，尤其在六月底到九月中旬陆军困顿于安市城下这段时间里其所部四万大军未能提供有效支援，更是不可思议。由于太宗思想上对水师的轻视加之水师将领所任非人导致几近唐军出征人数一半的四万水师在战争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白白浪费了一支生力军，这不能不说是唐军的失败之处。

二、高丽方面的成功之处。

1.国内政局紧张形势得到了缓解。渊盖苏文篡权时，国王、大臣一百多人被杀，政局大乱，安市甚至可能还有更多地方爆发过反渊盖苏文的战斗，所以太宗认为其国内“一国之人引颈待救”21，而战争开始后，高丽方面却同仇敌忾，没有出现太宗设想的情形。究其原因应是渊盖苏文战前的一些措施暂时暂缓了国内矛盾。首先，由于唐军入侵，大敌当前，攘外必须安内，渊盖苏文因此戒急用忍，与击之不下的安市和解，暂时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其次，高丽各部首领家属都在平壤拘为人质。驻骅山战后，被俘的高延寿、高惠真建议直取平壤时曾说:“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22即为明证。但这些措施只能起有限的、一时的作用，战争初期高丽损兵失地，国内显得并不十分团结，由于唐军的杀俘和屠城威胁才使高丽方面的内部矛盾暂时缓和从而转向一致对外，顽强的对抗唐军，最后使得唐军顿于坚城之下。

2.在驻骅山战役后高丽根据形势对军事策略做了合理调整。战事初开，高丽可能由于曾击败过隋军而自信心十足。在新城、辽东、沙卑城外与唐军都进行了正面交锋，但却无一胜绩，损失数以万计。尤其是驻骅山战役中，高丽、鞋蝎联军以十五万不敌唐军三万，给渊盖苏文以当头棒喝。于是高丽改变策略，不再与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ub1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