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的史学家，唐朝中期的杜佑即是其中之一。杜佑，京兆万年人﹙今西安﹚，历任岭南、淮南节度使、校检司徒同平章事，唐宪宗时册拜为司徒，封岐国公。

杜佑生平嗜好读书，即使位及相位，仍然勤奋学习，手不释卷。白天处理政务，接待宾客，晚上秉灯夜读，“孜孜不怠”。他“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人们在学习上遇到什么疑难问题请教他，他都乐意给人解答。

杜佑“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

验，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他以“富国安人为己任”，极力寻求解决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唐代宗大历年间，杜佑得刘秩﹙唐玄宗时人﹚《政典》，“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于是他立志编纂《通典》。他“窃惜光阴，未尝轻废”，综合了群经诸史和历代文集、奏疏，分类进行编纂，终于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八零一年﹚成书二百卷，历时三十余年。

《通典》记述了上至传说中的唐尧，下讫唐肃宗、代宗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极有条理。“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唐以后的史学开辟了新途径。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每一朝代递嬗，就政治制度而言，自是有所因革损益。《论语》上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书籍对历朝历代的制度沿革有所记载呢？有，在史籍中有一种体例的书籍专门记载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政书”。唐代史学家、政治家杜佑就是这一体例的创造者，其撰写的《通典》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性的政书。 一

为什么这样一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辟性的著作成于杜佑之手呢？可以说这是杜佑个人主观努力所致，也是时代使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不过，作为一个一生从政阅

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个好学深思、治学严谨的学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杜佑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时代的动荡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旧唐书·杜佑传》引杜佑《进〈通典〉表》云：“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也粗研寻。”杜佑编纂史书的目的就是想从数千年来的礼法刑政中寻求出一套治国的方法来。 二

杜佑撰著《通典》前后历时三十六年，奏献朝廷后，“大传于世，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那么，《通典》体例内容又有哪些特点和价值，使这部书不仅为时人所称道且延誉后世，以至于至今仍为读书人案头必备之经典著作呢？我觉得，《通典》的价值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在内容上贵在一“通”字。《通典》全书达五十七万余字，共二百卷。计有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刑二十三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全书记载了上自传说时代的唐尧、虞舜，下至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各朝制度，综合叙述历代沿革，追溯渊源，而对唐代的制度则叙述尤详。我们研究制度，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此须“通古今”。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须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此谓“通彼此”。总之，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同时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通典》内容的编纂上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精神。

其二，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中国的史书，最开始是《尚书》里的《西周书》，我们称之为“纪事体”，孔子的《春秋》，我们称之为“编年体”，再后的司马迁的《史记》，我们称之为“纪传体”。以后史学上只不过沿袭这三种体裁。到了杜佑的《通典》问世，才有了第四种体例，即典志体的政书。这种体裁影响极其深远，开辟了我国史家著述政治经济制度的途径。宋代郑樵所著的《通志》、元代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以及清代乾隆时期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与清代的《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等书，都是沿袭杜佑《通典》而编纂的。而这些书籍

的出现也使我国自上古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都得到了连续的记载，可见《通典》一书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起到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三

史家著述，意在立言寓志。《通典》一书处处也体现着杜佑的政治理念和史学思想，今天看来对我们依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首先是深知制度对国家盛衰的重要性。在唐代，经学占据学问之大宗地位，但杜佑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儒家经典中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得失。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这一点就是今天看来，仍然有其意义。

其次是著述为现实政治服务，即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重大问题相结合。《唐文粹》载，其友权德舆说他“博极书术，详观古今，……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他自己也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十分明显，他著书目的，在于“经世”，在于“致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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