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影视鉴赏

《烈日灼人》影评

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将背景放在了1936年的苏联，透过民

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赛基?培特洛甫的遭遇，描绘了当年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电影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的歌声，妻子的巧笑嫣然和女儿的怀抱。这样浓厚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眼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一点点侵入到家园。

科托夫上校六岁的女儿纳迪娅有着孩童们初入世界的好奇，她单纯懵懂，只不过幼小的她也已经深受爱国精神的感染。每次有少年先锋队员路过，她都会绷起小脸，认真地行礼，希望有一天也能神气地穿上整洁的队服，昂首挺胸地走进队伍。历经坎坷的米特亚却不无惆怅地对她说，如果真的经历过一起起床、吃饭、做早操的日子，就会会知晓生活是如何埋葬一个人，且一并抹煞了他们的个性与天性。 影片中的上校科托夫就是创建社会初期的英雄，他勇敢、忠诚，热爱祖国，富有感召力，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当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农民的麦田，他三言两语就让士兵们欣然臣服，原路返回，不仅因为他是众人爱戴的科托夫同志，也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当妻子马鲁西娅得知他曾经赶走了与她青梅竹马的米特亚，只为了能有机会亲近她，深受打击、痛哭着要跳楼，却被科托夫几句深情的呼唤拉了回来，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有些残忍的真相。他和斯大林的合影照片一直摆在书桌和墙壁上的显要位置，这是荣

誉，也是他的骄傲，他曾经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知道斯大林办公室的直播号码，这位“朋友”给他权力与荣耀，也带着他走向不归路。科托夫的悲剧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或者沉默，或者积极响应，让他没有任何选择地坐上了那辆一去不回的轿车。

电影开始于一段雪地里的舞蹈，被冰雪覆裹的大地，小型乐队在拱形的舞台上弹奏，恋人们踏着音乐的节奏紧紧拥抱。这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一抹冷色，那对相拥的恋人是寒冷中的一线温暖，导演却也在用这种气氛暗示了再深切的亲吻也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别离。导演将故事浓缩在了一天，保密局的摩爪伸向了缓慢、悠闲的田园生活中，以飞快的速度终结了漫长的星期日。

坦克闯进了麦田，让科托夫难得的休息日都不得安宁，而这个偶然事件只是一连串变故的序曲。马鲁西娅搂着女儿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单薄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分外无助。冰冷的炮口没有指向什么入侵的敌人，而是摇向了自家的人民、同志，手无寸铁的妻女。 纳迪娅是穿梭在树林间最清凉透彻的微风，不经过世俗的浸染，肮脏的阴谋到了她的眼中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新奇而别致。就像谈起当年祖母因为毒气泄漏被人从莫斯科抬回来时，她睁着大眼睛，煞有介事的说那是因为动物园太臭了，搞得大家都无法呼吸了。她对善恶还没有太多概念，她喜欢最终带走他父亲的米特亚，喜欢那辆保密局的车，喜欢哼唱那首忧伤的情歌“毒太阳”。如果不是她的世界过于简单美好，就是这个世界太会隐藏真相。

纳迪娅眼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更美丽的世界，而是世界最初纯净的样子，只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让这个世界看来如此丑陋。 米特亚说不上是反面人物，要说他本身也是整个悲剧中的一名殉难者，但是谁都会对他抱有负面情绪。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哈姆雷特著名的质询，也是从始至终鞭笞拷打着米特亚灵魂的问题。他曾经拥有不错的生活，却被战争夺走了，被那个有着宽厚肩膀、迷人微笑的英雄夺走了。面对命运的不公，他选择了默然忍受，甚至将命运的暴虐当成自己丧失良知的借口。他不像其他几名保密局人员深感自己所做的皆为正义，他知道那是罪恶的才会一再想要寻死。可是他的软弱让他最终屈从了生活，为自己的作为寻找依靠和借口。当他正在因为是否要杀死那个问路的人而犹豫不决时，看到了不远处冉冉升起的斯大林头像，他崇敬地看着画像，嘴边不禁露出狞笑，仿佛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眼睛也不眨地结果了可怜人的性命。稍微一个暗示就能让他变成杀人恶魔。

“毒太阳”以一个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起初总觉得这个手法过于露骨，像滴在画布上的墨滴，醒目而招摇。后来，渐渐觉得它简单、直接地表达了“肃反”运动如何秘密而又公开的闯入人们的家庭，洒下死亡与恐怖。它不为人知又那么鲜明，像瘟疫一样蔓延，没有防毒面具能敌得过它的毒液。在目睹了米特亚的死亡后，它才心满意足地飞向了莫斯科。

对于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政治事件，众说纷纭，有谴责的声音，有反思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导演米哈尔科夫没有做过多的追问和过于苛责的批判，而是平静地叙述了受害者面对祖国的反目和亲人的离别时那种无法言喻的痛楚与无法愈合的伤痕。没有预想中的反抗与哀号，灾厄带着恬静的死亡悄悄降临，科托夫坐在车里满脸血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呜咽。“让溶化的积雪有如眼泪一样，从不动的青铜眼睑中流淌，让监狱中的鸽子在远方轻啼，让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行驶。”

《窃听风暴》影评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

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

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

动着进程的发展。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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