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绘画中的中国艺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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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绘画中的中国艺术元素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 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中吸取了多种中国绘画元素，如中国卷轴画构图形式，中国印章、中国民间木版彩印，甚至把中国龙、关公图像引入到他的绘画作品中。这些吸收和借鉴，

使他的作品独具一格。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 克里姆特的绘画主要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古典主义风格时期、中期金色风格时期和晚期中国艺术元素时期。在此主要阐述克里姆特绘画中的中国元素。

一、画面结构特点

克里姆特的绘画为三度空间的人物形象与二度空间的背景的结合，同时，也是西方写实性的人物形象同中国平面装饰的背景的结合。在结合中画家对立体化造型的人物作了平面化的调整，使其在平面上的两种基本造型方法在这里相遇并且和谐相处着，中西方绘画形式在这里也都相互补充地结合起来。他将中国的装饰性绘画运用到自己的主体的背景和气氛下，他充满感情地研究中国传统艺术，从人的形象处理、线条表现到图案纹样的表现完全是中国式的，而且发挥油画笔法的性能，他成功地创造了独特的“克里姆特装饰风”。

克里姆特的作品边框以长条形和方形居多，不同的构图形式适用于不同的画面气氛需求。而中国式的卷轴画，也是为了营造意境和空间的特有的构图形式。克里姆特吸收中国传统艺术的构图形式，并且灵活地运用于自己的画面之中。如《金鱼》，长长的竖条形构图加强了水底神秘

克里姆特　《艾米莉》

文/任莹 王静

的气氛；《艾米莉》的竖长构图有利于对服装设计师艾米莉富有特色的漂亮礼服和模特般修长的身材进行自由的表现；《水蛇》的长条形构图则使人物造型更显修长，画面气氛愈显神秘等等。

剪影式的人物侧面像是克里姆特喜欢表现的人物形象之一，单纯到近乎二维的平面通过反复多变的装饰性图案作补充，从而丰富了画面的装饰效果。大部分肖像画人物被刻意拉长，形体团块明显。克里姆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长方形构图的，这种垂直拉长的构图形式在西方是很陌生的，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的卷轴画。这足以表明克里姆特是吸收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长方形构图形式。

在作品《艾米丽 弗罗格》中，克里姆特尽量消减画面中的三维空间，不仅用近乎平面的方式去表达身体的结构变化，而且用各种丰富多样的装饰性图案将自然主义的面部处理和抽象的几何形体有机地组织起来，完整地存在于同一画面之内。

如果仔细观察，克里姆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像中国画印章一样的签名，它们也如中国画中印章一样，为了均衡构图，揣摩推敲选定在作品中的某个角落。如作品一浅，上下排列。正因为这两块印章样的图案，才能让画面重心稳定，并且增添异国情趣。作品《玛格丽特》左下角橘红色的方形，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装饰或者个人喜爱，都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大胆吸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艾米莉》右下方的两个方形签名，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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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　《伊丽莎白 巴科霍芬－依希特》克里姆特　《弗雷德里克 玛丽娅 比尔》

二、画面形象来源

克里姆特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的民间木版彩印年画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搜集了许多中国民间年画，反复研究和揣摹。冯骥才曾在《保卫克里姆特最后的画室》一文中提到，他的书房里就挂着中国木板水印的“门神”画。从照片上发现书柜里陈放着许多中国工艺品：有牙雕小品、石雕印章、清代五彩瓷人，还有一尊民间木雕张仙爷，明显是晋中的出品。书柜也是仿照中国式的，是画家特意请人专门设计的，这都说明画家对中国文化的痴迷。更重要的是迎面墙上挂着的画中间是一幅中堂画，竟是中国的民间手绘年画《关公像》，还有一幅同样大小的《天官赐福》的照片。他晚期的一些人物画的背景中，有不少形象都是直接从中国民间艺术中借鉴而来的。其中包括中国独有的龙的形象，还有舞动瓜锤的武士，有执刀的将军，也有穿红戴绿的平民女子和坐在亭中的贵族；有华丽高贵的凤凰，白鹤，还有清逸脱俗的荷花和富贵的牡丹。然而克里姆特作品中的中国艺术形象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暗示的意义，他和谐地运用来装饰

画面，使作品产生一种神秘感。

早在１８９７年，克里姆特为《悲剧的寓言》所作的黑白画就大胆地借鉴了中国龙的形象，并且以白描手法绘制完成。将中国龙的形象直接用于表现悲剧女神画面中，作品难免有些肃杀和恐惧之感。在作品《伊丽莎白 巴科霍芬－依希特》中，分布在画面上方两侧，也出现了众多中国古代人物形象。有持灯女子，骑马将军和各类武士模样的人物。而在伊丽莎白 巴科霍芬－依希特的下方两侧用分割开的各种图案，绘制了两条呈三角形装饰的龙的形象。

从《弗雷德里克 玛丽娅 比尔》这幅作品背景的右上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里姆特直接借鉴了关羽的形象。他身穿战袍，骑着战马，威风凛凛地手握一把大刀。画面背景中出现有人物、战旗、战马、中国古代兵器。画面中女子衣着华丽，图案各异，色彩炫目，整个衣纹装饰流动的感觉和主人的默然表情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克里姆特进一步成功地化解了主人公略显迟钝的平静，画面背景的打斗场面增添了视觉感受的丰富性，画面的扁平和空间

上的缩短使得那些背景中的刀刃、长矛正要穿透这位神情淡漠的女子。这些中国传统人物以“动”的形式铺遍于整幅背景，与前面人物的“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作品《女朋友》中，明确地出现了中国凤凰的造型。克里姆特对凤冠、凤坠和翅膀的造型直接借鉴于中国凤凰形象，并且表现得惟妙惟肖。除此之外在左上方还出现了一束牡丹，在右下角还出现了白鹤的造型。这些足以说明克里姆特对中国传统形象的喜爱和直接借鉴。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克里姆特的作品《持扇女子》同样反映出了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强烈热爱。画面背景中出现了凤凰和荷花形象。整幅画面情意浓浓，加上具有中国元素的背景，使人着迷不已。

克里姆特对中国形象的借鉴主要集中在他晚期的一些作品中。这时期克里姆特可以自由创作，较少受到约束。他将一些感兴趣的元素拿来为已所用，使画面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情调，表现出了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强烈热爱。

三、画面色彩变化

克里姆特主要在后期的绘画中明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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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　《女朋友》克里姆特　《珍娜 希达帝肖像》

现出对中国民间色彩的借鉴。另外，克里姆特善于运用大面积的纯色色块填充造型和局部画面，这种大胆和高超的用色技艺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视觉冲击效果。

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观念在遵照历史、传统观念的前提下，用色又讲究视觉意象，重视色彩的视觉心理效果。中国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风筝、泥玩、刺绣、年画、壁画等都表现出中国本土的色彩观念。以年画为例，多以红、绿、黄、紫为主色调，多采用补色对比，主要用色有大红、粉红、绿、草绿、黄、金黄、紫、黑灰等。中国绘画色彩采用对比色的表现方法，同时又注意协调，色彩华丽、夺目、艳而不俗。

克里姆特绘画中所用的色彩和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用色相似，这些色彩是一种主观化表现的色彩，而非客观描述的色彩。克里姆特后期改变了中期作品追求色彩和谐所导致的画面柔和、缺乏力度的特点，运用色彩的对比关系、互补关系和纯化的色彩作画，一方面使画面产生了色彩明

亮、丰富的感觉，另一方面，增强了画面

的视觉张力。后期作品尽管没有中期的画幅大，数量多，但从对绘画语言的运用上来看，比中期要成熟了许多。尽管克里姆特中期绘画声誉最高，但后期绘画中，克利姆特将油画造型、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意韵与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进行完美的结合，是对绘画新方向的有益探索。他这种将中国艺术元素融于西方传统绘画的实践和探索，对欧洲现代绘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戈娜肖像》中克里姆特用黄、紫色和红绿色的强烈对比关系作画，造成色彩华丽的感觉。　在作品《女朋友》中克里姆特大胆地运用了大红大绿的色彩对比，使画面情意浓浓且明快夺目。在《处女》、《婴儿》两幅画中克里姆特团块式构图，紫色与黄色恰到好处的运用，都增加了画面内涵。在作品《朱克肯蒂》中，克里姆特运用红、绿互补色作画，使画面色彩鲜艳、饱满。

如在《悲剧的寓言》素描稿中，他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变化，画面不仅已经采用了平面化的方式，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白描中的用线。画中阴险的悲剧女神黑尔波墨，一身黑色的衣裙衬托出白色阴森而且严肃的面庞，各类首饰以金色装饰，显得尖锐和挑眼。中心画面塑造主要人物，人物周围饰以流水型线描图案装饰，两侧和上方绘有另外两位女神以及中国龙的线描造型。画面上方两侧绘有树叶形象，叠加排列，以线描形式表现出来。从图案内容和线描手法来看，显然是吸收了中国白描的创作手法。克里姆特画面中平面的形式、富于秩序感的曲线、装饰感的图案都显示了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借鉴。

克里姆特没有抄袭旧的艺术思想，而是创造一种新艺术手法。以独特的表现形式，把中国艺术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以全新的面貌准确表达了精神与肉体的矛盾与痛苦，

特别是中国艺术元素对其的影响。

四、画面个性线条

克里姆特的绘画更是将线条的艺术形式、独特的魅力和艺术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克里姆特对线条的运用始于１８９７年。

作者简介：任莹，陕西省三原县高渠中学教师王静，陕西省三原县高渠中学教师

编辑：郑钢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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