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浅析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浅析

山东莱州 原庆杰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自此以来，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佛教寺院建筑。随着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不断发展，至南北朝时，声势日大，趋于繁盛，自此以后，从隋唐一直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就一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构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起与发展

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符合宅院型寺院的风格特征。公元二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为重楼，上累金盘，成为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

经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北魏的著作是《洛阳伽篮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很多佛寺是贵族官僚捐献府第和住宅所改建的，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将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充分融合到佛寺建筑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天龙山北齐第三窟，为供养佛像的主体“佛殿型”石窟，这种建筑方式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北魏灵太后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造的永宁寺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寺院建筑。寺平面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寺平面方形，周围墙上皆施短椽，复以瓦，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楼三层，东西门楼各二层。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木构的楼阁式塔佛寺建筑。

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首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其中包括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北魏正光四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北朝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

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尚佛教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佛寺也经历了如下发展：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

堵

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盛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此时，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佛寺、塔、石窟的营造中，因而佛教建筑的数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佛寺也由宗教的活动中心渐演成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当时唐长安城内就有佛寺九十余座，但由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德两次“灭法”运动，对佛寺殿塔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以至于唐代建筑留存至今德只有4座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

堪称荟萃中华古建筑瑰宝德第一寺唐佛光寺容唐大殿、金代配殿、北朝基塔和两座唐幢于一寺，大殿面阔7间、长34米、深17.66米，殿身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宋代《营造法式》的“金箱斗底槽”平面形式。大殿面阔、进深、柱高均为“材分”的整齐倍数，表明“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在唐代已经成熟运用。大殿上覆单檐四阿顶（庑殿顶），下承低矮的台基，平缓挺拔的屋面，深远舒展的出檐，造型遒劲的鸱尾，微微凹曲的正脊，雄大有机的斗拱，一气五间的方形板门，细腻的柱列“升起”、“侧脚”，组构了大殿外观的简洁、稳健、恢宏的气度，典型的战士了唐代建筑的泱泱风貌；其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也反映出木构架建筑体系成熟期的光彩夺目。

隋唐佛寺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建筑形式。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这种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法，又见于敦煌壁画中。唐代佛寺在建筑和雕刻、塑像、绘画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很大发展。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殿堂和回廊的壁画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七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入民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雕塑则在北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留到今天的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只有两处，即山

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建中三年，是山区中一座较小的佛殿，属单檐歇山顶式。而佛光寺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主要轴线采取东西向。寺的总平面，适应着地形处理成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北部有文殊殿，南侧和它对称的有观音殿；第二层是弥勒阁；后面的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殿阁并存。此寺的正殿模较大，是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建造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之一。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已不同于南北朝时期以塔作为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的形式，此时塔已经不位于组群中心了；同时，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也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佛寺建筑的特点是大殿所有构件紧密结合，互为联系且分工明确，多而不余；在明栿下用四跳斗拱支撑以减轻梁的跨度，草栿也尽量避免了长跨度，虽然整个大殿用料较多，但主要构件的断面也有一定比例，避免使用过大的大料和截锯小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材料的浪费。

大兴善寺、 禅定寺、西明寺也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的代表。然而，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其壮丽形象。唐武宗李炎在会昌年间（841～846年）颁布的灭法诏书中说当时寺庙“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指责它们和宫殿相同。

佛教寺院建筑新的形式特征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藏传佛教的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建筑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木构高层筒体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体系，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步建筑法典《营造法式》，法式中所制定的法则发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以佛殿为主体的寺院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成为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佛寺中的个体建筑在这一时期也越发精致，山门、楼阁、僧堂、罗汉院、回廊等都形成了时代风格。其中独乐寺的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部带有一暗层，共计三层，阁高23米，造型古朴端庄。观音阁整座构架浮摆在石柱础上，木柱与石础之间可以发生移位，起到隔离水平方向的地面运动的隔针作用；由内外槽斗拱组构的三个铺作层，形成三道水平刚性环，有利于保持各层柱网和整体构架的稳定；采用递脚栿、抹脚栿、柱间斜撑等多种斜向构建，强化了整体构架的稳定；斗拱具有榫卯组合的“柔性构造”特点，雄大的斗拱发挥了“耗能节点”的减震作用，使得独乐寺的千年观音古阁在经历了28次地震（其中包括清康熙十八年的8级地震）后仍安然无恙。独乐寺观音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建筑之一。

这一时期南北的佛教寺院建筑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各地的建筑风格显现了特有的地域特征。福建省福州市屏山南麓的华林寺的梭柱、用皿斗拱、丁斗拱承托梁尾，柱间不用补间的做法显示出这一时期江南寺院建筑与北方唐宋建筑的区别，其中的一些特殊手法如斗底皿板蜕化，昂咀、梁头刻作特殊德两折曲线，月梁断面近似于圆形，屋顶全用方椽、不用飞椽，椽头用遮板等不但与北方、中原同期建筑不同，与江南的宋元建筑也有所差别，体现了福建特有的地方手法。

元大都圣寿万安寺规制宏丽，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竣工，是一座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建筑。寺内佛像、窗、壁都以黄金装饰，白塔为藏式佛塔，砖石结构，总高约51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塔基平面呈正方四边再外凸的形状，由上下两层须弥座相叠而成，塔基上有一圈硕大的莲瓣承托着向下略收的塔身，再上为十三重相轮，称“十三天”，象征佛教十三重天界。塔顶以伞盖和宝瓶作结束，伞盖四周缀以流苏与风铎。夏鲁寺是元代建筑做法内地化的展现。

明清佛教寺院建筑特点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兴起。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明代的佛教寺院发展成为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建筑形式。明正统五年到十一年（1440～1446年）建造的报恩寺拥有彩画、转轮藏、楠木千手观音、大殿壁塑、万佛阁壁画等精美的艺术品，是一处艺术殿堂。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也有了同步发展。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

汉藏混合式寺庙也是清代北方寺院建筑的一大特色，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

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外八庙的建筑形式即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如须弥福寿庙是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其后部建造了一座方形大红台，把经堂建筑包蕴在内；又如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势而建，气势更为恢宏，其后部仿西藏布达拉宫，形成错落有致的红白台建筑。

佛教寺院在中国古代的不断发展、日益演化为我们今天重建、复修、新建佛教建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学习古代佛教寺院建筑发展，详细了解其建筑结构的同时，现代古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在现代的佛教寺院建筑中更多的加入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元素，利用舒适、强度高、耐久性强等特点的新建筑材料，在结构设计上也要继承与批判并存，在充分保留古代原有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不断推动佛教寺院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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