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性格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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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高新实验中学语文组 薛艳红

[摘要]：薛宝钗是《红楼梦》中多姿多彩的一个艺术形象，多年来许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她进行了评析、探究，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认为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而复杂，表现了“直”与“曲”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文章从“直”与“曲”两个方面对薛宝钗的个性进行了分析、阐述，试图对这一文学典型人物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红楼梦》；薛宝钗；性格；矛盾；“直”而“曲”

在《红楼梦》所描绘的四百多个人物中，薛宝钗是曹雪芹浓笔重彩描绘的人物之一，作者在她的人物塑造上所花费的心力仅次于贾宝玉和林黛玉。按照对立统一的辨证原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不例外。难怪读者对薛宝钗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能下一个完整的结论。翻开《红楼梦》发展的历史，历来对“钗黛”的评点主要有两派，即“拥钗抑黛”和“拥黛抑钗”。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我认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薛宝钗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一书中曾将宝钗和黛玉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的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的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1]在《终身误》中，作者称宝钗为“山中高士”，其实，她的存在蕴含了作者的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如果说黛玉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美”，那么，薛宝钗则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现实的美”。

薛宝钗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矛盾纠葛体。作者既写了她大家闺秀的卓越气质，沉静淡泊、温柔平和的宜人性格，又展示了她心灵深处隐藏的豪放大度，同时，也一针见血地写出了她性格中的弱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且指出她具有这种性格的原因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太深，且无法摆脱这沉重的约束，因此，即世故又有心计，但不是大奸大恶，罪不可赦，而是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人。 一、宝钗的“直”

作者在塑造薛宝钗这个人物的形象时，对她注入了无限钟爱之情，并赋予了她令人称 赞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宝钗有才。这里的“才”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指文才，是林黛玉那样的才情，指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和欣赏能力。宝钗的诗可与黛玉相抗衡，这很不一般。每次诗社赛诗总是她与黛玉迭为魁首。白海棠首社，宝钗以“含蓄浑厚”为上，菊花诗黛玉以“新巧别致”夺魁；林黛玉《桃花行》独步，薛宝钗《柳絮词》为尊。正象俞平伯所说的：“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2]而宝钗更突出的是她广博的学识，这一点远非黛玉以至连“庞学杂收”的宝玉所能及的。在第十八回元春归省命宝玉题咏，宝玉用了元春不喜欢的“绿玉”字样，宝钗忙提醒他，建议改为“绿蜡”，并随口说出了出处。第七十六回湘云说她看《历朝文选》，不知“---”树何指，“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朝开夜合的。’”一查果然不错。可见，宝钗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贯被人称道。宝钗诗才与黛玉并提，重在立意，需“各出己见，不袭前人”，不可刻意追求新巧险轻，故弄玄虚；创作不仅要深入生活，而且要运用想象，主张“寄性写情”，反对“刁钻古怪的题目”。黛玉就没有这么理论化。比如黛玉在教香菱学诗道：“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然是好的；这就叫做‘不以词害意’”。可见，黛玉还只是停留在感想式的层面。宝钗对一向被视为不是什么正经学问的戏曲也很熟悉。在第二十二回中，她向宝玉介绍《山门》，大谈“排场词藻，”大赞“铿锵顿挫”，并随口背诵了《寄生草》一曲。她告诉黛玉“诸如这些《西厢记》、《琵琶》及《元人百种》等等，她早就偷看过了。宝钗还懂绘画。在四十二回宝钗论大观园图时说：作画时须得先“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否则难以成画；还有她对楼阁房舍的界划，人物的安排、用料、着色、器具等等，一番娴熟而内行的议论，实在令人惊赞。宝钗也懂佛学，能随口引用北宋六祖和南宋六祖各说“心镜偈”秉承衣钵的故事，使宝玉大“悟禅机”。[3]宝钗医学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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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回，她告诉黛玉要少吃药性太热的人参肉桂，应每天早上一两燕窝粥。她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4]还有在第二十八回中，王夫人记不清一种丸药的名字，宝玉屡猜不对，宝钗一语中的。

二是治才。即处理现实事务的才干。在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大观园里，宝钗“少言寡语，装愚守拙”，对那种种矛盾、层层纠葛，她总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可介入，即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又不介入，则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夫为不争，则天下莫能争。宝钗参予的一切场合和事件，她都严格的掌握了这样的分寸和原则。如果说，黛玉待人以真，风姐御下以威，宝钗则挟“德”与“术”令人归化。小说第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中写她以亲戚的身份协理荣国府，我们如果将这一段描写与风姐协理宁国府一段对比，宝钗似乎更显出才干。宝钗很有涵养，不事张扬，决不象风姐那样把自己的功绩说的明明白白，她针对探春的改革方案，敏锐地觉察到其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于是献“小惠全大体”之策，保证了大观园承包制的如愿进行。可以说，宝钗对大观园里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有着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的。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她进退自如，获得了贾府上下的一致称颂，整个大观园里的人无不在其“笼络”之中，难怪有人说，“《红楼梦》里的人物，本来就使人觉得都有些早熟，而宝钗就在早熟中，更可以说是千锤百炼。”[5]

其次，宝钗有德。关于这一点，曹雪芹已经在薛宝钗的判词《可叹停机德》中作了暗示。薛宝钗穿着“不见奢华，惟绝淡雅”，“淡极始知花更艳”，在不知不觉、不惊不躁中透出明艳、守拙。薛宝钗生活俭朴，一个正值妙龄的少女，却不爱花儿粉儿，不注重打扮，衣着与日用异常朴素而节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她出身名门，自小家境富足；她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 钱粮，采办杂料”[6]的皇商；她舅舅是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外人形容她家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然而，在物质生活方面她却从来不作过分的追求，这和她那染上骄奢恶习的哥哥恰呈鲜明的对比。她的住处是“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7]宝钗如此俭朴，不禁让贾母大发感慨，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大概自从俭朴被列为我们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一项之后，凡是有志于成为道德楷模的人们从来不敢有违此德。俗话说：“观人行，知人性”，从一个人的爱好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其实，“薛宝钗也有爱美的天性和很高的审美能力，单她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压抑或扼杀自身的爱好和情趣。”[8]宝钗不喜涉及是非，不喜争风出头，所谓“藏拙守愚，安分随时”，这样的评价放在她身上，是在合适不过的了。薛宝钗不但豁达大度，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下人也很宽厚。在协助探春理家时，薛宝钗还能体谅那些园中的老妈妈们，说她们“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她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她主张在分利益时，“不论有余无余”，“都要拿出若干贯钱”来散与她们。在她这样的贵族小姐中，能想到老妈妈们，实在难得。薛宝钗还能够关心照顾周围的姐妹。她经常照顾父母双亡、依靠兄嫂度日、“做活做到三更天”的史湘云；她暗中经常救济寄人篱下的邢岫烟，她还庇护那“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带她进大观园，带她参加诗会，教她做诗。最让人佩服的是宝钗对黛玉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宝钗对黛玉思想上的帮助和教育，也表现在对她的生活和身体的关心和照顾。黛玉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吃不好饭，睡不稳觉。宝钗不止一次的专门去探视，给她分析病情，解她寂寞，还从自己家里拿来上等燕窝让人给黛玉熬粥喝。黛玉素来任性，见宝钗真心对自己好，不由大为感动，对宝钗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又劝我那些好话，真太感激你……”。薛宝钗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使林黛玉认识到自己的“偏见”，并向她敞开心扉。宝钗表面上温温尔雅，宽厚待人，其实她的内心未必轻松。因为向往自由、自然的情感生活是人的一种天性，以她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懂这一点，但她却要时时压抑着这一切。在许多事情上，宝钗什么都明白，却什么都不做，还“教诲”别人不要做，这是她的最可悲之处，然而，这也是她让贾府上上下对她信服所付出的代价。

薛宝钗毕竟是一个青春女孩，对爱情不是没有期待和向往。小说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宝钗前往送药，见宝玉“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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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低下头来。”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难怪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忙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服，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9]这足以说明宝钗对宝玉怀着一种含蓄的、羞涩的儿女私情。但因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太深，她丝毫不敢越雷池一不，不敢忤逆周围的环境，她连黛玉那样痛苦曲折的表达自己伤感情绪的勇气都没有。在她看来，婚姻大事完全决定于父母之命，如果自己表现出一点主动的意图和行动，都是伤风败俗的可耻勾当。因此，有一次当薛蟠说了几句她爱上宝玉之类的话，因太伤了她的自尊，气的她“整哭了一夜”。对宝玉，宝钗并非没有妙龄少女对青春少年的爱慕心理，但促使她最终选择宝玉的原因只是贾、王两个封建大家族的政治需要，当然也有她对夫荣妻贵的企慕和追求，而其夫荣妻贵思想的形成，则是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与传统思想熏陶的结果。 二、宝钗的“曲”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薛宝钗作为一个凡人当然也不例外，她的性格中也有诸多的 不尽人意初。

首先，薛宝钗是“无情”的。在怡红院开夜宴时，她抽到的酒令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她的确有动人的外表，有时甚至使宝玉见了姐姐忘了妹妹。但宝钗的“动人”也只是外表，她的内心深处是“无情”的。她的“无情”的具体表现是对人的“冷”，是冷漠，更是冷酷。最突出的表现是对金钏儿投井三姐自刎的冷漠态度。王夫人的丫头金钏儿投井死了，老婆子感到震惊，袭人听了金钏儿的死讯，也被“唬了一跳”，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而一向以贤淑著称的薛宝钗，对金钏儿之死抱什么态度呢？她没有吃惊，没有义愤，也没有同情，连袭人还不如，只冷冷的说了一声“这也奇了”。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这个年仅十多岁的少女心中，竟然激不起一点涟漪，她想到的，只是如何抚慰王夫人，并为王夫人开脱责任。于是，她没有多问一句金钏的死情，也没有表示一丝一毫的惋惜，而是急忙撇下袭人，跑去王夫人处“道安慰”。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中写到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走一事，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得知后，“心甚叹惜”，连哥哥薛蟠这样的恶少，也眼中流泪，着实伤心了一回，喝酒时也“长吁短叹，无精打采”。而薛宝钗听说这事“并不在意”，说什么“前生命定”，“只好由他罢了”。别人的不幸，在这个冰冷的少女心中，竟然引不起一点同情之火。看到这个端庄贤淑的少女怀里揣着的竟是一颗冰冷的铁石心肠，真使人不寒而栗。 不过，我们仔细探究一下就会觉得，她的无情、冷漠都源自于她所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在她头脑中，封建礼法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她看来，合“法”的就是合“理”的，而现实社会的一切礼法，都是天经地义、理当如此的。因而，象金钏儿那样背上“教坏宝玉”罪名的奴婢，因“羞愧”而死，是不值得同情的。尤三姐性情刚烈，敢于反抗传统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她一反世俗女子的那羞羞答答的忸怩作态，干脆、直率的提出了自己的婚配主张：“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不是我女儿家没羞耻，我得找拣一个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凭你们拣择，总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这种大胆的、公开的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宣言，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几乎绝无仅有的。这种行为在宝钗心目中更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也就自然认定尤三姐的惨死乃“前生注定”的报应了。

宝钗的“无情”是完美的掩藏在大家闺秀的优雅之中的。因此，尽管她与王熙凤有着本质上的许多相似之处，贾府上下却从来没有人拿她们对比。生长在类似的家庭环境中，使宝钗和凤姐一样，养成了算度精确的习惯，把每一件事当成是一桩生意，精细的算出赚与赔。但是，相比之下，王熙凤的目光显然要短浅的多，她连每个月的利银推迟一点发以生利息这样的小利都不放过，以至给人以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劣印象，为自己种下祸根。而宝钗懂得“小惠全大体”，不但能确保统治者的利益，而且又让大观园中的承包者们“欢声鼎沸”，这种精湛的技巧，正是宝钗之所以动人的具体表现。

宝钗的可悲之处，正在于人们看来许多“无情”的事情，在她看来竟以为是对的 ，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她性格中不少让人侧目的表现并不是故做奸险，只是她习惯于按照封建的正统思想去做，而且做的又是那么的浑然不觉。或许她“无情”的地方太多，有时哪个是真心，哪个是做出来的，不仅别人看不透，就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可恶之处了。 其次，薛宝钗“会做人”。何永康称“会做人”为“世故而虚伪”[10]“会做人”，这也可以说是对薛宝钗的“贤愚”的一种通俗的诠释。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会做人”又怎么能不流于虚伪做作呢？薛宝钗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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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无意地带有这样的表现，只是她的虚伪是一种几乎与真挚没有什么区别的虚伪，与“温厚贤淑”的美德一同出现的虚伪。

跟着叔嫂过活的史湘云，性情豪爽泼辣，兴之所至要起诗社，起诗社就要作东，作东要用钱，湘云不具备这个条件，宝钗不忍扫她的兴，却又委婉的提醒她：“虽然是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11]宝钗提出名义上还是湘云做东起社，却是由她来具体操办，搞一个螃蟹宴。并声称完全为她着想，既把湘云感动得不行，还博得了贾母的夸赞：“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凡事想得妥当。”[12]从很多事情可以看出：既不得罪人，又自己得了好处，这便是宝钗的处世原则。

宝钗追求爱情的方式也是理智而婉转的。 她不与宝玉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取得了宝玉周围最亲近的人的信任和好感。在千方百计讨老祖宗好这一点上，宝钗与凤姐有着相同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她极其露骨地守着一大家子人奉承老太太：“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13]喜得老太太忘乎所以，毫不谦虚的说：“当日我象凤哥这么大年纪，比她还来得呢。”并且反过头来大夸宝钗一番。要知道，贾府其他人都是惟老太太马首是瞻，她的话就是圣旨，她的首肯就是命令，果然此后趋势慢慢朝着有利于宝钗的方向发展了。《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很多，其中就是它以令人惊叹的艺术真实、完整、深刻的记录了传统文化的美与丑。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的是《滴翠亭杨妃戏彩蝶》。芒种节那天，宝钗去找黛玉祭饯花神，见宝玉进了潇湘馆，便回身寻别的姐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翩，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拍，穿花度柳，蹑手蹑脚的，一直到了滴翠亭上。只听亭里嘁嘁喳喳有人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听出其中一个是宝玉房里的红玉。正听着突然红玉 叫把木隔子推开，以免有人在外偷听。宝钗不由心中吃惊，想到：“她素日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她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料以躲不及了，于是便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见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薛宝钗在这里为了保持她那一贯远离是非、洁身自好的处世原则，又怎能逃避世人所谓“嫁祸于人”的指责呢？她怕生事，，于己不利，难道对别人就有好处吗？但事急矣，此时的宝钗顾不得他人了，只好抛出黛玉来保护自己。这里，不管宝钗抛出的是谁，问题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她违背了自己一向标榜的为人处世原则。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平日里宝钗的所作所为了。到底是伪装的结果还是性格的原因？恐怕很难下定论。所以小说作者一面以水亭扑蝶的画面来突出她的外貌的美，一面又无情的披露了她的“金蝉脱壳”、嫁祸于人的异样品性。又如第二十九回，王熙凤邀薛宝钗去清虚观看戏，她怕热不去；一眨眼，贾母要她去，她答应了。这里，作者多少批判了她看人行事、见风使舵的作派，然而也同情着她的答应贾母实在是出于无奈。

薛宝钗生活在反动腐朽的习惯势利之中，生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却象鱼游水中那样自然，她的思想、行为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封建的理智，而缺乏生动的人的感情。将她与林黛玉相比，林黛玉的人生完美而不完整，薛宝钗的人生完整而不完美。 三、结语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女人如果只是玩物，她们的毁灭顶多只能博得几声叹息，一番惆怅。既然《红楼梦》第五回中说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且书中所有女子皆出于“薄命司”，那么薛宝钗理所当然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的悲剧的真实本质是什么呢？作者在行文中，对薛宝钗着色相当的多。从她的言行以及她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宝钗的毁灭是殉道者的悲剧。

薛宝钗的性格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多方面的展示了她性格中美好的、健康的因素与陈腐的、窒息的成分之间似乎矛盾而又奇妙的辨证统一关系。作者对此特点表现得愈深刻、愈充分，便愈是深入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对这个贵族少女精神上的戕害，便愈是尖锐的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所谓性格，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反映。不能反抗，当然只能以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生活，而这达到了极限就会转变为对自己的一种刻薄和对既定生活模式的麻木遵从，整个人虽说有肉体却没有了精神和活力，一切的一切全凭世俗的安排，这最终当然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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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宝钗的诗写得很好，但又和湘云、黛玉不同，她自己认为写诗总是“分外之事”。《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一回，她对湘云说道：“……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分。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中，宝钗劝起黛玉来：“……所以咱们女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便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薛宝钗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她竭力压抑自己的个性需求，逼迫自己的天性自由，成了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僵化的索然无味的人，她的才学情感都在这畸形的社会中被挤压得只剩一丝空间，而这仅有的空间也只有在大观园众姐妹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才会偶然显露出来。社会的既定生活规则和强烈的道德观念让她对自己的生活形象已经不在希求什么，整个的人早已麻木，惟一能让让人感觉到的是可叹和可悲。 宝钗悲剧的根源不在自己，而是在于她所处的时代。《红楼梦》中的女性，都有卓越的气质和禀赋，但都毁灭在丑恶的社会里。杀死迎春的可能是“硬刀”，杀宝钗的就是封建礼教这把“软刀”了。宝钗的悲剧和其他红楼人物的悲剧一样的。因此，薛宝钗这个艺术形象所赋予的批判意义，并不逊色于宝、黛两个艺术形象。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而言，薛宝钗可能略逊于林黛玉，但她决不是宝黛爱情之间的小丑性人物；她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压榨的思想禁锢、行为僵化、可悲可叹的女才子；她作为“薄命司”中的一员，终究逃不出“一哭”、“同悲”的命运。薛宝钗的一言一行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艺术魅力，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参考文献] ：

[1] 王昆仑 《红楼梦人物论》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3年 p221 [2] 俞平伯 《论红楼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p415 [3-13] 曹雪芹 《红楼梦》 岳麓出版社 1997年

[5] 吕启祥、林东海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p1138 [8]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p361 [10] 何永康 《红楼梦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年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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