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考古

商周考古

夏文化问题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

商代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冈遗址、郑州商城）、盘龙城遗址、殷墟（小屯宫殿遗址）、台西遗址、大辛庄

遗址、吴城遗址）

商代墓葬：琉璃阁商墓、刘家河商墓、侯家庄商王陵区、妇好墓、殷墟西区墓地、苏埠屯商墓 商代的人殉和人牲：西北冈祭祀坑、后冈祭祀坑、丘湾社祀遗址

西周遗址：周原遗址（周原铜器窖藏）、丰镐遗址、琉璃河遗址、毛家嘴遗址、长安铜器窖藏、喀左铜器窖藏 西周墓葬：斗鸡台墓地、张家坡西周墓地、辛村卫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白浮西周墓、茹家庄西周墓、白草

坡西周墓、屯溪西周墓

东周都城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临淄齐城遗址、燕下都遗址、邯郸赵城遗址、侯马晋城遗址、

纪南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雍城遗址

战国长城

东周墓葬：上村岭虢国墓地、洛阳中州路东周墓、金村古墓、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曾侯乙墓、程桥东

周墓、平山中山王墓、下寺楚墓、江陵楚墓、长沙楚墓、长台关楚墓、凤翔秦墓

商周遗物：商代甲骨、西周甲骨、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安阳苗圃铸铜遗址、大井矿冶遗址、铜绿山古矿

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商代铜器（司母戊方鼎、城固铜器群、石楼铜器群、宁乡铜器群）、西周铜器（大豐、利、何尊、令彝、宜侯夨、盂鼎、克鼎、史墙盘、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东周铜器（新郑彝器、寿县楚器、浑源彝器、吴王光鉴、鄂君启节、中山王鼎壶、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商鞅量）、商周陶器、商周乐器（曾侯乙钟）、商周兵器（越王勾践剑）、商周原始瓷器、商周玉石器、商周骨牙器、东周铁器（长沙钢剑、兴隆铁范）、东周漆器、东周琉璃器、东周货币、东周文字图画（侯马盟书、战国简牍、楚帛书、楚帛画、石鼓文）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短剑墓(郑家洼子墓葬、南山根101 号墓)、西团山

文化、桃红巴拉墓地

西北地区青铜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窑文化、沙井文化 东南地区青铜文化：湖熟文化

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大波那墓葬、万家坝墓葬

商周考古

中国考古学以王朝为区划标准的考古学阶段之一。这一阶段从商汤立国起，经西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年代大约从公元前17 世纪开始到前221 年，前后共约1400 余年。商周考古通常分为商、西周、东周3 个时期，而东周又可分为春秋、战国两期。这一分期既照顾到中国历史的传统，又便于探讨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商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逐渐推进到长江流域，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则散布在其外围。就目前的发现而论，除了少数几个边陲省区外，几乎各地都有商周时期的遗存。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制度，结束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第二，这时期已属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第三，城市兴起，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有关这些文化因素的渊源和发展，都需要在考古学上作出阐述和解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作，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起商周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大量新的考古资料使文献不足的商周古史得到丰富和充实。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或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待于今后去探索。

简史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而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商周青铜

器从西汉起就时有发现，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是，金石学作为一种研究古物的独立的学科，实始于北宋时期。北宋时，古代器物出土日多，至北宋末年，皇家和私人收藏的商周古器已达数千件。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它记录了当时公私收藏的、包括安阳殷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并对铜器的器形、花纹、度量、时代、铭文等作了较有系统的考察。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钟鼎彝器之学蔚为大观，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商周考古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商代甲骨的发现是商周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899 年，由于偶然的机缘，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文字被发现，并被确认是商代后期王室占卜刻辞，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极大注意。他们多方搜集商代甲骨并汇编成册，详加考释，这样，商周考古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甲骨学。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贡献尤多。对甲骨出土地点的查访和确定，又为以后发掘安阳小屯殷墟奠定了基础。

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的商周考古

20 世纪20 年代起，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兴起，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迅

速开展。商周考古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928 年开始的殷墟发掘；1930 年的燕下都遗址的发掘；1932～1933 年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1934 年发掘宝鸡斗鸡台墓地；1935 年发掘汲县山彪镇的战国墓；1935～1937 年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的发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从1928 年到1937 年，10 年间连续发掘15 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小屯村附近发掘了50 余个夯土基址；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了10 座大墓和上千座小墓；还发掘到包括2 万5 千多片甲骨刻辞在内的大量遗物。现在，我们对商殷时期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主要得力于殷墟的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商周考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学术研究和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也逐渐增强。商周考古方面，按照学科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商文化的渊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布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发展、商周的经济生活和少数族的文化遗存等一系列研究课题。根据这些学术课题和配合基建工程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二里头文化的确立；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继续发掘；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的发掘；陕西长安丰镐遗址的发掘；陕西岐

山、扶风周原遗址的发掘；东周列国城址的勘查；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长沙、江陵等地楚墓群的发掘;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的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发现等。作为这些发掘和研究的成果，除已经发表大量的报告和简报外，还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郑州二里冈》、《殷墟妇好墓》、《小屯南地甲骨》、《沣西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上村岭虢国墓地》、《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重要的考古学专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二书也对各地商周时代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多年，在商周考古领域内，无论是在发掘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绩方面，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已经为商周考古的深入研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分期

商文化序列

50 年代以后，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根据它们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各自的

文化特征，确立了以二里头文化为早期、二里冈期为中期、殷墟为晚期的商文化发展序列。

二里头文化 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的伊河、洛河流域，颍水、汝水上游和晋南的汾水下游。由于豫西和晋南

地区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又被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4 期。 第一、二期的陶器有较多的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色陶，纹饰以篮纹和细绳纹为主，在器形上有较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色彩；第三、四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粗绳纹，器内壁多有麻点，器形多与二里冈期有渊源关系。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是它的最繁荣的时期，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和最早的青铜礼器，还有精致的玉器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提供的一系列数据，二里头文化第一至第四期的年代约在前1900 至前1500 年之间，其晚期已进入推算的商王朝年代范围之内。

二里冈期文化 这种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也有发现。

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即二里冈下层，陶器多薄胎、卷沿、饰细绳纹；晚期即二里冈上层，陶器多折沿，饰粗绳纹及同心圆印纹。郑州商城是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发现，被认为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有很大的发展，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青铜礼器的数量有很大增长，铸造技术有较大提高。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内涵来

看，它恰恰是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的中间环节，与二者一起组成了商文化的完整系列。

殷墟时期的文化 即小屯文化。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文化分期问题是新中国成立

后才提出来的，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器物的特征，可以分为4 期。各期遗存中包括不少甲骨刻辞，为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殷墟第一期相当于武丁时期或稍早，约当前13 世纪后半至前12 世纪初；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前后，约当前12 世纪前半;第三期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约当前12 世纪后半至前11 世纪初；第四期为帝乙、帝辛时期，约当前11 世纪中叶。各期文化前后衔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

西周文化分期 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灭商前后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前者即先周文化，后者又可以再分为早、晚

两期。

先周文化 这个问题的探求可以追溯到1934 年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当时发现一种高领袋足鬲，口两侧有双

耳或横鋬，被认为是西周陶鬲中的较早形式。以后，这种鬲在关中西部多有发现，而且从地层上证实了它早于西周初期，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的第三、第四期，因此被认为是灭商以前周人的文化遗存。关于先周文化的进一步分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料。

西周考古的分期和年代 根据丰镐遗址的发掘资料，西周的居住址和墓葬可以分为早、晚两期，两期的陶器

有明显的区别。早期的红陶较晚期多，还有少量磨光陶，晚期则不见。早期多印纹，晚期多弦纹和篦纹。早期有鼎、簋、尊，晚期绝迹，晚期的盂也不见于早期。早期的鬲为尖锥状袋足，或三足间的腹部向里深陷，晚期的鬲袋足下有矮足根，或裆部极矮。早期的豆为粗柄深盘，晚期的豆为细柄，中腰有凸棱。早期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罐，晚期则为鬲、豆、盂、罐。早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约从西周初年到穆王时期，晚期居住址和墓葬的年代大约从穆王以后直到西周末年。西周时代的有铭铜器很多，为断代研究提供了较可靠的资料。目前一般将西周青铜器分为3 期，早期相当于武王至穆王；中期为恭王至夷王；晚期为厉王至幽王。它和西周考古分期虽有不同，但相互间可进行比较参考（见西周铜器）。

东周时期的分期 1949 年以来，各地发掘的东周墓葬已有6000 余座，根据这些资料，特别是中原和南方的墓

葬资料，可将东周时代划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段，每段又可分为早、中、晚3 期。

春秋时期 自前770 年至前476 年，共295 年，可分3 期，每期约100 年。早期的材料较少，早、中期之间的别

不很明显。以陶器的组合而论，中原地区春秋早、中期为鬲、盆、罐，晚期则为鼎、豆、罐。南方地区楚墓的情况有所不同，春秋早、中期为鬲、钵、罐，晚期则为鬲、钵、长颈壶。两地所出的同类器物，在形式上也不相同。

战国时期 自前475 年到前221 年，前后共255 年，可分3 期，每期约85 年。中原地区，战国早期和中期的陶

器组合均为鼎、豆、壶，晚期为鼎、盒、壶。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之交开始以仿铜陶礼器陪葬，有鼎、簠、壶和鼎、敦、壶两种组合形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晚期则变为鼎、敦、壶。

都城和聚落遗址

商代和西周的都城遗址 龙山文化晚期，一些聚落遗址已经出现规模较小的城堡（见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统治集团政治上的需要，大概在商代早期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有防御设施的都城。商代的都城曾经多次迁徙，由考古发掘可以确认的有偃师尸乡沟商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西周的都城，一在岐山、扶风的周原，是灭商以前的都城；一在长安的丰镐遗址，是西周时期的都城。

发现概况 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于发现二座规模宏伟的宫殿建筑基址而被认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但是至今没有发

现城墙的痕迹。1983 年，在距二里头遗址东北6 公里的尸乡沟，发现一座商代早期城址，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商汤所都的西毫。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是1955 年发现的，经过多年的勘察和发掘，已经查明城墙的周长、结构和主要遗迹的分布等。同时期的城址还有黄陂盘龙城遗址，这个城址的规模较小，但城内也发现有3 座并列的宫殿建筑基址。此外，在夏县东下冯遗址也曾发现有商代中期城址的部分城墙。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调查，殷墟的布局，宫殿建筑区、陵墓区的范围已比较清楚，但始终没有发现城墙。西周的丰镐遗

址从50 年代初即开始勘察，在沣河两岸找到范围很大的西周遗址。周原遗址在1976 年后才开始较大规模的发掘，已发现大型的建筑基址群。但无论是丰镐，还是周原，也都没有发现城墙的痕迹。这是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

都城的规模和布局 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前者城墙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长约

1700 米。在城内中部偏南有长宽各200 米的宫城，宫城内有宫殿等建筑基址。这种城内有城的形制成为以后历代遵循的都城建制。郑州商城的规模略大，城墙周长6960 米。城内东北部有面积较大的夯土台基，大概也是宫殿之类的建筑，但没有发现宫墙一类的围墙。黄陂盘龙城也有城墙，但规模却小得多，南北长290 米，东西宽260 米。城内东北部也有大型建筑基址：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了3 个夯土台基。盘龙城的形制和郑州商城很相似，因此，很可能是江汉地区某个方国的都城。殷墟的宫殿建筑群位于洹水南岸，分为3 组自北向南排列，周围没有宫墙，但在西边有一条大壕沟，现已探出长750 米的一段，可能这就是宫殿区的界线（见小屯宫殿遗址）。王陵区在洹水北岸，分东西二区，在东区有密集的祭祀坑，关于古代都城宫殿和陵墓的布局，安阳殷墟提供了最早的实例。西周的丰邑、镐京先后建在沣河的西岸和东岸，相距不过5 公里，作为都城，终西周之世，并行不废，这在古代都城的发展上也是很有意义的。

建筑基址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两座商代早期的宫殿遗址很有特点。第1 号宫殿基址是一个长、宽各约100 米的夯

土台基，周围有墙，南面有门，台基上只有一座东西长30.4 米、南北宽11.4 米，面阔8 间、进深3 间的殿堂建筑。第2 号宫殿基址形制相同而面积略小。 可见每个基址都是独立的。盘龙城发现的建筑基址是一个东西宽60 多米，南北长约100 米的夯土台基，在南北中轴线上前后并列3 座建筑物，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安阳殷墟的宫殿建筑规模更大，分为甲、乙、丙3 组，其中丙组共有基址17座，排列有序，左右对称，显示了建筑结构和布局的进一步发展。岐山凤雏发现的大型建筑被认为是西周的宗庙遗址，亦建在夯土台基上，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还应该提到的是，扶风召陈发现的西周后期的大型建筑物已较普遍地用瓦覆盖屋面。从这些建筑基址中，可以看出商周时期在宫殿、宗庙建筑方面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国的强盛，各地的城市迅速兴起，特别是列国都城，已成为各国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列国都城的形制 列国都城的面积比前代有很大的增长，一般为10～20 平方公里。列国都城均分为宫城和郭城

两部分，宫城有的建在郭城之中；有的位于郭城一隅;有的则在郭城之外。宫城和郭城都有各自的城垣，每边城垣均有数目不等的城门，与城内的街道相接。宫城内为国君所居，郭城则为民居，并有手工业作坊等分布其间，有的贵族墓地也在城内。与商代和西周时代都城相比较，列国都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见东周都城遗址）。

宫城的建筑基址 列国都城中的宫城，都有高大的建筑群，这类建筑物都有很大的夯土台基，长、宽都近百米、

高约10 米，如临淄的桓公台，易县燕下都的武阳台、老姥台等。邯郸赵王城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 米，东西宽265 米，现存高度达19 米。这些建筑物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充分显示了当时列国的财力和建筑的技术力量，也反映了列国诸侯的骄奢淫逸。

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 村落遗址多为自然经济的居址，一般面积较小，遗存也不甚丰富，但对于了解当时一

般居民的生活极为必要。经发掘的村落遗址大都是商代和西周的，东周时期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藁城台西、邢台曹演庄、邯郸涧沟、龟台等地的商代遗址，其中藁城台西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面积较大，有可能是市镇遗址。这类遗址中的房屋，根据当地的地形和土质而异，有半地穴居址；有以土坯为墙的地面建筑；也有窑洞式的居址。房屋附近有窖穴和水井，以及烧制日用陶器的窑场，也有埋葬死者的墓地，但多为小型墓。所出遗物主要是日用陶器的残片，也有生产工具，但绝大多数是石器、骨器和蚌器，很少发现青铜工具，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墓葬

商代墓葬的形制和葬俗 现已发掘的商代早、中、晚期墓葬有数千座，分布在河南偃师、郑州、辉县、安阳，

河北藁城，湖北黄陂等地。其中数量最多而且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墓葬，它们充分地显示出商代

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葬俗。

分类 商代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从形制上可分为有墓道的和没有墓道的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单墓道、双墓道和

四墓道三种；后者也有墓穴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区别。四墓道的商代墓葬只在安阳殷墟和山东益都发现过。安阳发现的这类墓规模很大，都集中在侯家庄西北冈，被公认是商王的陵墓。双墓道和单墓道的商代墓葬，多发现于安阳殷墟范围内，这类墓的墓主也应是商王或地位略低于商王的高级人物。无墓道的商墓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墓穴较大，随葬品很丰富，墓主属于王室成员或地方的大贵族，前者如殷墟妇好墓，后者如黄陂盘龙城李家嘴第1、第2 号墓。有的墓仅能容身，随葬品只有少量的陶器，墓主大概是当时的平民。祭祀坑已不属正常墓葬，牺牲者一般是奴隶或战俘。

王室墓地和族墓地 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是一处完整的商代晚期的王室墓地，包括8 座四墓道的大墓，4 或5 座

双墓道和单墓道的大墓，1000 多座祭祀坑和小墓，此外还有1 座未及完工的大墓。 推测商代晚期诸王都葬于同一个墓地。墓地中设有祭祀场所，经常杀戮大批奴隶或战俘以祭祀先王，祈福神灵（见侯家庄商王陵区）。在商代墓葬中还存在着以族为单位合族而葬的现象，同一族的墓葬通常排列有序，自成墓区，其随葬器物的组合与同时期其他墓区的墓葬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随葬的铜器上有相同的族徽铭记。这种族墓地的葬俗是了解商代社会组织的重要线索。

人殉和人牲 商代墓葬中常常见有殉人和人牲现象。殉葬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有青年男女，也有儿童，有的还有

葬具和随葬器物，很可能是墓主的亲信。用于祭祀的人牲均是被斩首后以10 个左右为一组集体埋在同一坑内。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和小屯发现的祭祀坑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人殉和人牲的含义不同，死者的身份也有区别，但他们所反映的奴隶社会阶级关系却是完全相同的。商代大量杀戮奴隶或战俘的现象表明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西周时期的墓葬 陕西关中地区发掘的西周墓葬数量最多，且已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分期。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

发现，但已发现了几处诸侯的墓地。长江下游的西周墓有很多地方特色。从这一时期的葬俗上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阶级关系，有的墓还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诸侯墓和宗室墓地 河南浚县辛村和北京琉璃河发现的墓葬属于卫侯和匽侯的宗室墓地。这里有规模较大的双

墓道的墓葬，也有随葬品很丰富的竖穴墓，并都随葬有车马坑。推测有双墓道的大墓可能是卫侯和匽侯的墓葬。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是等级略低的 国墓地。 伯及其夫人井姬的墓都只有一个墓道，附近有车马坑，但没有其他墓葬，似是 伯夫妇单独的墓地。在茹家庄南面约2 公里的竹园沟也发现一片墓地，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墓，根据所出铜器铭文可以确认是 季等人的墓，由此可知西周时代国君和宗室的墓不但在形制上有等级差别，而且是分别埋葬的。

长江下游的西周墓 长江下游江苏南部和安徽屯溪的西周墓，墓葬形制与中原地区很不相同，不挖墓穴，平地

放置尸体和随葬品，然后堆土起坟。随葬品中有大量的原始瓷器及印纹硬陶器，少数墓中随葬青铜礼器，其器形有的为中原风格，有的富于地方特色（见屯溪西周墓）。这种情况在其他边缘地区也有发现，当是周人与其他民族间文化交往的反映。

东周墓葬 已发掘的东周墓葬有数千座，其中大部分是南方的楚墓，还有相当数量的秦墓和三晋墓葬等。这些发

现为确定东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东周墓葬中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如陕县上村岭虢国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它们有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墓地资料，有的具体地再现了某些国君的丧葬制度。这些，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

分区 目前大体上可将东周墓葬分为中原地区的两周、三晋墓，关中地区的秦墓，江汉地区的楚墓。其他地区资

料都很少。中原地区的墓都是土坑竖穴，大型墓有墓道，墓内积石积炭，并随葬青铜礼器。一般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随年代早晚依次为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鼎、盒、壶。秦墓盛行屈肢葬，随葬彩绘仿铜陶礼器，晚期多洞室墓。楚墓也多竖穴墓，大型墓往往有坟丘和墓道，墓穴有多层台阶，穴内填青膏泥，随葬青铜礼器和大量漆木器，陶器组合依次为鬲、钵、长颈壶，鼎、簠、壶，鼎、敦、壶。各区所出的同类陶器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陵园和享堂建筑 东周时期国君的陵园制度日趋完善。辉县固围村的3 座大墓大概是魏王和后妃的墓葬，上部

均有瓦顶享堂建筑。平山中山王 墓上有长 110 米、宽92 米、高15 米的封土，上建享堂。墓中所出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有中山王陵园的详图，由此可知其制度。凤翔的秦公陵园中的第 1 号陵园包括两座双墓道和一座单墓道的大墓，各墓均有1 个车马坑。这类享堂建筑和陵园可能起源较早，但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兴建，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东周时期各国陵墓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用鼎制度 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往往按照墓主人身份的高低，随葬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其中以

鼎、 的配置最为突出。中原地区大都采用列鼎的形式，鼎多奇数，大小相递，如上村岭虢太子墓随葬七鼎、六 ，地位略低的则为五鼎、四 或三鼎、四 ，显示出严格的等级观念。蔡侯墓和曾侯乙墓受楚的影响，另是一种情形。其鼎有三种，一种是盂形大鼎，一种是平底无盖的升形鼎，一种是带盖的普通圆鼎。蔡侯墓出1 件盂形大鼎、7 件升形鼎、9 件普通圆鼎； 曾侯乙墓出2 件盂形大鼎、9 件升形鼎、5 件普通圆鼎。此外， 两者均有八 和其他礼器。楚墓的用鼎制度颇不相同，升形鼎、普通圆鼎多为偶数。尽管各地用鼎自有特点，但鼎和 的配置都有定制，都是随地位的高低而变化。即使由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出现种种僭越现象，也仍然不失为了解东周社会阶级和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生活

农业 农业生产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考古发掘中除出土较少的谷物遗存外，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商代和西

周的农具仍以石器为主，器形有铲、镰、刀等，也有相当数量的蚌器和骨器。木制的农具因不易保存，没有发现实物。青铜的农业生产工具很少发现。可见，就生产工具而论，这一时代的农业与新石器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当时墓葬普遍以青铜或陶制的酒器随葬，表明农业生产已有较多的剩余产品。春秋晚期，铁器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有了很大的发展，铁农具取代石器农具和其他质料的农具，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铁农具的出现，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改进耕种技术，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手工业 商周时代的手工业门类有铸铜、冶铁、烧陶、制骨、琢玉、漆器、纺织等，各种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和突出的成就。

青铜器的铸造 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器的繁荣、昌盛时期。青铜器的类别主要有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乐器，这是商周文化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内涵。各类青铜器的器形和铸造技术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个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情况，可以由商周铸铜遗址和青铜器自身来说明。安阳殷墟苗圃、洛阳东郊北瑶、侯马牛村等是现已发掘的最重要的商周铸铜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有工房、炼炉、大量陶范和坩埚的碎块，有的还有储存的铜锭等原料。坩埚多用大型陶器外表涂草泥土制成。西周时期的炼炉已装置有鼓风的设施。侯马发现的陶范有3 万多块，可以铸造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日常生活用具等多种器物。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都采用复合范浇铸，也有一些器物的附件是分铸后再铸结在一起的。商代晚期已能铸造司母戊方鼎那样的重器，东周以后又掌握了失蜡法铸造技术，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就是用这种方法铸成的。商周青铜器的造型，有的庄严端重，有的纤细透剔，反映了当时铸铜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构成中国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见商周青铜器的铸造 及采冶业）。

新兴的冶铁业 中国掌握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是在春秋中、晚期以后，但人们对铁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商代

中、晚期。藁城台西遗址和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铁刃铜钺，传出自河南浚县的两件西周铁刃铜兵器，经鉴定其铁刃部分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的。到春秋晚期，出现了用块炼铁经锻打而成的铁器和生铁铸器。年代较早的大多属于前者。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广泛使用铁器，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积极的作用（见东周铁器）。

原始瓷器和白陶的制作 商周时期的主要生活用具仍然是陶器，在各个聚落遗址内常发现有陶窑，各个时期

的陶窑结构大体相同。这一时期陶器的种类有泥质陶、夹砂陶、原始瓷器、白陶、硬陶数种。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瓷器，为中国的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原始瓷器是以瓷土为胎，在12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胎体基本烧结，呈灰色，吸水性很弱，表面有釉，釉色为青灰色或黄绿色。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西周

以后发现渐多，而尤以长江下游苏南地区的西周墓为甚，一般认为这里是最早烧制原始瓷器之处。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在10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以商代晚期安阳出土的白陶最为典型，其胎质纯净洁白，器表多雕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仿铜器的纹饰，器形有罍、壶、觯、卣等。这种白陶大都出在较大的墓葬中，是当时制陶业中最精致的产品。

漆器的制作 中国最早的漆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发现的漆器大都朽毁，

仅具痕迹。琉璃河燕国墓地中的漆器保存较好，器形有觚、豆、罍等，用红、黑等色绘彩，且用蚌片镶嵌出各种图案，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东周时期，南方楚墓往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各种漆器。东周漆器种类很多，从饮食器皿到妆奁、家具，几乎应有尽有。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后者的出现显示出髹漆工艺的进步。漆器表面大都有色彩鲜艳的图案纹饰，如各种云气纹、舞乐、狩猎纹及天文图象等。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各种釦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的釦套而成。随着这种手工业的发展，漆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纺织业的发达 中国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自成系统。商代和西周的纺织物由于不易保存，仅能见到一些残

迹，原料种类有丝、麻等。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发现日多，尤其是南方的楚墓，由于墓室封闭较好等原因，随葬的丝绸衣物保存完好。江陵马山1 号墓的发现，宛如打开一座丝绸宝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锦以及刺绣等，颜色有白、朱红、紫红、黄、褐、黑等色，刺绣的主题花纹为龙和凤鸟。这充分显示出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工艺水平。

玉器的治琢 商代早期的治玉技术和艺术风格已经相当成熟，这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得到

证明。到殷墟时期，治玉工艺进一步发展，妇好墓所出的 700 多件玉器是商代晚期玉器的代表。这些玉器都属软玉，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最多，其次为黄褐、棕绿、灰白等色。玉料大都出自新疆，也有一些出自河南南阳。器形主要有琮、璧、环、璜、斧、钺、戈、戚等礼器及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些玉器切割整齐，表面琢磨光润，各种动物形象的圆雕和浮雕，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西周晚期以后，动物形象的玉器减少，璧、环、璜等佩玉增多，璋、圭之类的礼器盛行。战国时期起，治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发展。曾侯乙墓所出玉佩挂饰用 3 个活环联结4 块白玉雕成的16 节龙及其他形象的玉佩，全长48 厘米，是极其精致的艺术品。辉县固围村大墓所出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作工精细，是玉器和金银器工艺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商业的发展和金属铸币的出现 金属铸币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此以前，商代和西周大概用贝作为

交换的媒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业日益发达，以贝为货币的情况愈来愈不能满足需要，于是铜、金等金属铸币应运而生。东周各国币制并不统一，大致分布币、刀币、圆钱、郢爰等种。三晋地区多用布币，背面多铸地名，币值分半釿、一釿、二釿三级；燕、齐多用刀币；楚多用戳有郢爰印记的金版，使用时大概以天平和砝码称量；秦在列国中最晚使用金属铸币，以圆钱为主（见东周货币）。

文化和艺术

文字 中国从什么时候出现文字，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不过，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完整的文

字记录，古籍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完全可信的。商周时期的文字有刻在陶器、甲骨、玉石上的；有铸在铜器上的；也有用笔墨（朱）书写在玉石、简牍和丝帛上的。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商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现已发现的约有15 万片，几乎全都出自安阳殷墟小屯村。其年代上自武丁，下迄帝乙帝辛，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先公先王、祭祀、祈年、征伐、田猎等无所不包，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见商代甲骨）。西周甲骨早在50 年代就在山西洪洞坊堆和陕西丰镐遗址发现过，但数量极少。近年来，在陕西周原遗址又续有发现。其内容记商周王名、官名、人名、方国地名等。铜器铭文也始见于商代晚期，起初只有一、二个字，记器主或所祭祀的父祖。商末周初逐渐出现长篇铭文，内容广泛，有征伐献俘、赏赐册命、土地纠纷等，带有书史性质，对于研究商代和西周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东周以后，各国诸侯及卿大夫铸器日多，但铭文趋于简短，长篇铭文很少。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东周时，南方流行错金镶嵌的鸟篆书，于文字之外又起到了装饰作用。侯马盟书是60 年代发现的春秋晚期的文字资料。系主盟人晋国世卿赵鞅及与盟者为诛讨政敌而举行盟誓的信约文书。盟辞以朱笔写在玉石片上，字数少者10 余字，最多约200 多字，共发现5000 余片，是了解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和晋国六卿之间斗争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研究春秋晚期的文字和书法提供了具体的资料。长沙、江陵一些战国时期的大型楚墓中常常发现墨书竹简，字体为战国古文。简文多

记随葬器物的种类与数量，即遣策。此外，也有占卜、祭祀等记事文字和佚书。由此可以了解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的特征。

青铜艺术 商周时代的艺术水准和社会时尚，集中表现在青铜礼器上。青铜礼器的造形和花纹装饰富于艺术性。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多厚重，如司母戊方鼎，重达875 公斤。 在造形上除以陶器形状为祖型外，还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模型铸造出造型和工艺均属上乘的艺术品，如四羊尊、象尊、妇好鸮尊、司母辛四足觥等。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以饕餮纹、夔纹为主纹，衬以雷纹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定、庄严而且相当神秘的感觉。西周中期以后，风气一变，牺尊之类的造形、饕餮之类的纹饰均已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风格。在造型上出现了立鹤方壶、曾侯乙墓所出尊盘那样的结构新颖、纤细玲珑的器物。在花纹上则流行窃曲纹、夔龙纹等。战国时代的花纹又大变，出现所谓“战国式”或“淮式”花纹，以蟠虺纹、蟠螭纹等为主。晚期更有以宴飨或水陆攻战图像为饰的。青铜艺术上表现出的两种绝然不同的风格正是贵族阶级由崇尚鬼神转变为自我享乐的意识形态变化的反映。

雕塑和绘画 商周时期的雕塑数量很多，有陶塑、玉石雕、骨牙雕、木雕等，其中有浮雕，也有圆雕。殷墟妇好

墓出土的一大批玉石雕像是商代晚期雕塑艺术的代表，同墓出土的象牙杯周身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是骨牙雕刻中的精品。南方的东周墓葬中往往出土漆木雕刻，如雕成各种动物形象的器皿、鼓架乃至镇墓兽等，都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品。绘画方面，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男子，高冠长袍，手扶长剑，立于龙舟上， 其上有华盖。长沙还出过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细腰女子，左上方有一龙一凤，也出自战国墓中（见楚帛画）。这是现在保存的最早的两件绘画作品。关于这两幅帛画的性质，联系到马王堆汉墓的帛画，推测也应属铭旌之类。

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 在远离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地方性青铜文化，这些文化有

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应是不同民族或方国的遗存。研究这类文化遗存，对于探讨商周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研究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方地区 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夏

家店上层文化，还有辽东地区的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本区较早阶段的遗存，其他均是较晚阶段的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住址多有石块垒砌或夯土筑成的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房屋为圆形，有的为半地穴居址，有的用石块或土坯砌成墙璧。所出陶器以筒状深腹鬲、折腹尊等最具特征。墓地内墓葬排列整齐而密集。随葬陶器中有用红、白两色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的彩绘陶器（见彩图），有的还随葬小件青铜器。少数规格较高的墓中随葬陶鬶和陶爵，器形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年代也大致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本区的相对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绝对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战国以前。这种文化的陶器制作很粗疏，器形有鼎、鬲、甗、豆等。青铜器有斧、刀、锥、剑、矛等，墓葬中有器形独特的铜鼎和铜鬲，还有各种连珠形、鸟形等铜饰。在宁城南山根发现的一座大型墓，随葬品中有鼎、簠、等中原地区常见的礼器，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西团山文化分布在长春、吉林地区；而青铜短剑在辽河流域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这两种文化遗存的资料大都出自墓葬，青铜短剑墓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往往有石椁或石棺，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石器和骨器，还用家畜殉葬。曲刃青铜短剑是最富有特征的随葬品。事实上，这类墓有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有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内蒙古及其毗邻地区还发现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特征的墓葬，这些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内殉有家畜的头骨或蹄骨，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有直刃短剑、刀、鹤嘴镐、联珠形及各种动物形铜饰。此外，还有耳环、项圈、饰牌等金器，同时又有中原形式的铜戈等，这为探讨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及和中原文化的联系提供了资料。在晋西和陕北沿黄河两岸的许多地点也曾发现过许多商代青铜器，它们大都是墓葬的随葬器物。这些青铜器中的礼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和商代晚期的相同。但是，有的青铜器，象铃首剑、蛇首匕、三銎刀、銎式斧等，却富有特点，颇具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另外还出有各种金饰等。这种情况表明，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接受了商代晚期文化的礼制方面的影响，又保持着某些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

西北地区 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窑文化。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

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即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陶质较粗，掺有砂粒。典型陶器为高领袋足鬲，有的在两侧有一对环状耳。陶器中有部分彩陶，以黑彩或红彩为主，最常见的图案为双勾纹。青铜器有刀、矛、锥、凿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可以

分为两个类型，发现于洮河流域的被称为寺洼类型，发现于东部平凉地区的被称为安国类型，一般都认为安国类型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文化的陶胎中掺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制作很粗糙，火候也较低，表面都无纹饰。器形有鬲、罐、豆、簋等，其中马鞍形口的双耳罐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形。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木质葬具，多为单人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戈、戣、矛、镞等青铜兵器。寺洼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齐家文化，根据宝鸡地区马鞍形口双耳陶罐与西周早期铜器共存，可知其下限当不晚于西周早期。卡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地。墓葬多是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也有洞穴墓。随葬陶器以粗红陶为主，器表及口内多施红褐色陶衣，器形多为罐，腹部有一对环形耳。铜器有削、斧、镞、锥及装饰品等。卡窑文化的年代大致与辛店文化相当。

西南地区 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是古代巴、蜀两族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从商代晚期至前4 世纪末秦灭巴蜀时止。

蜀族分布于四川西部，很早就和商周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戈、矛等铜兵器却是商代常见的器形。广汉发现的玉器，城固、彭县发现的窑藏商周青铜器都表明两者的关系。战国时期，蜀地流行船棺葬，青铜兵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独特的风格，而在某些大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表现出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巴族分布于四川东部，关于巴族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巴县冬筍坝和昭化宝轮院的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其文化特征与蜀文化大致相似。云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则有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发现的墓葬。大波那墓葬是一座铜棺墓，随葬有各种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万家坝墓葬中较大的墓都有木质葬具，有的作船形，墓底有腰坑，随葬器物以青铜兵器为最多，典型器物有早期铜鼓、钺形斧及短剑等。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或略早。

东南和华南地区 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为湖熟文化。这种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高出地面的土墩上。房址居住

面很光滑，并用火焙烤过。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普遍发现有小件青铜器。陶器有鬲、甗、豆、罐等，器形大都与商周陶器相似，最典型的是带角状把手的袋足鬲。此外，还发现有卜甲和卜骨。湖熟文化的面貌与商周文化很相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在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吴兴、安吉、长兴等地，也曾发现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有钟、鼎、甗、 、觚等。器形与中原地区无异，而纹饰则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出土地点附近均有印纹陶遗存。江西清江吴城是江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3 期，年代从商代中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发现的遗迹有房址、陶窑、窑穴等，也发现有墓葬。陶器如鬲、甗、豆、罐等和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形相似，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比重逐期增加。青铜器除工具、兵器外，还发现有铜礼器，器形与中原地区的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铸器的石范。一些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文字，这是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文字。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研讨商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以及比较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异同是很重要的。关于这种遗存的族属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福建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资料较少，大都是小件的青铜工具，且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共存。南安发现的一批青铜兵器和工具，器形较特殊，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从器形判断，年代约当西周时期。两广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遗存大都出自墓葬。广东清远等地发现的墓葬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等，其中有些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同，有的则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如三足细长而外撇的铜鼎和靴形钺等。广西恭城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被认为是百越的文化遗存。

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商周考古从1928 年发掘殷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还很多，如夏文化问题、商代文字的渊源、早期都城的形成等。而近年来，讨论得最热烈的乃是关于夏文化的问题。所谓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在夏族活动地域内遗留下的物质文化。根据后世文献记载，夏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一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结果表明，直接叠压在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下面的是二里头文化，因此，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就成了探讨夏文化最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又与商文化有某种联系，分布的范围与传说的夏族活动地区大体相当，这种文化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与传说的夏代记年大致相符，因此，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乃是商汤所都的亳。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三、四期遗存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二里头遗址所在处正是后世文献和传说中汤都西亳的地方，因此，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而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是夏禹所都的阳城。有关夏文化的意见分歧估计仍将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在获得更加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以后，这一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探讨文字的出现，是商周

考古的一个重要问题。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址中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刻划在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但几乎都不是定型的文字。吴城遗址曾发现约40 个刻划在陶器上的商代中期文字，但这些文字大都不能辨认，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曾发现有单个的刻划文字，其中已被隶定出仱、戉、斤3 字。这几个字都是象形字，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相承的，但个别字符的出现与文字制度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仍然是需要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已经发现的古代都城遗址，从商代早期的偃师尸乡沟商城到东周晚期的列国都城已有10 多座，深入探讨这些都城的形制、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进一步研究早期都城的任务。同时各个时期的都城又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入揭示都城遗址的内涵，对于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都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都城是偃师尸乡沟商城，一般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建的西亳。这座城址周围有宽厚的城墙，城内设有宫城，宫城内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及良好的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它已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都城，因此，探索其渊源乃是今后研究早期都城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关于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族与周围的少数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料。

夏文化问题

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地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课题。夏代是中国古代王朝之一，早于商代。按《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 世17王，共400 余年。据推算，夏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约当公元前22 至前17 世纪。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疑古派史学家曾对夏禹是否为实际存在的人提出怀疑，进而否认夏代的存在。自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述的商王世系以后，商代的历史被公认为信史。这样，尽管《史记·夏本纪》记述的夏代世系与商代同样简略，多数史学家仍认为夏代的存在是可信的。人们希望通过考古工作从地下找到夏代文化遗存，再借助这些可靠的资料，开展对夏代历史的研究。

问题的提出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即在安阳殷墟发现商代遗存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夏文化问题。有人认为仰韶

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50 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获得巨大发展。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使人们对这一地区各古代文化的面貌、年代、相互关系等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在时间上缩短了与夏代的距离，也获得了一批可供比较研究的资料，初步具备了探索夏文化的条件。于是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的课题便正式提到考古工作者的面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主要是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区内进行的。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有两个地区与夏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是河南西部的颍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涑水附近。因为传说夏王国的都邑和夏王朝时期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大多与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 年起，考古工作者在上述两个地区作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年代都比商代略早，所以人们把它们列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而命名。它的文化面貌有一定特征，并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的发掘，可以看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发现的同类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一定差异。根据这种地方性差异，又将它们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两者各包含有4期遗存。 在这两个地区内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主要是王湾类型遗存，另外还有一种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命名的陶寺类型。两种类型文化都包含有前后两期遗存，文化面貌也很有特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期断代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就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讨论综述 目前学者们对究竟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① 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

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理由是，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虽有延续发展的一面，但又有差异变化的一面。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代表性器物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而且其数量越来越多，至第四期已表现出融合与取代一、二期中原有器物群的趋势。这说明第三期遗存的时代已经进入商代纪年，三、四期遗存应是商代早期的遗存。这样，比商代略早、因商文化的出现而处于被融合地位、并在传说夏人活动地域内发展起来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就有可能是夏文化。② 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都是夏文化。 理由是，郑州商城为汤都之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商城年代为前1620±140 年，是最早的商年。二里头文化4 期遗存富有特色，

第二、三期之间虽有变化，但相同的因素是主要的。它们的年代都早于郑州毫都，所以是夏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③ 同意第1 种意见，但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与夏代纪年相比时间太短，主张还应向上追索。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测定出的年代数据表明，它也在夏代纪年之内，所以它的中晚期遗存应是夏文化，早期是先夏文化。有人还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此外，也有人认为，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都是夏人活动地域内发展起来的古代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继承关系，又都在夏代纪年之内，所以都是夏文化；另有人则认为二里头的一至三期联系密切，它们是夏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还有人提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的面貌很有特色，其分布亦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代约当前25～前18 世纪，与夏代纪年相近，也应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有人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夏商文化是同源的，因此夏文化实际即是夏代纪年内的那一段文化遗存。

问题与展望 在夏文化问题上，反映了研究者之间对探索对象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说明对探索对象的特征、

分期、各自的渊源、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有文章指出应加强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同时，由于目前流行的夏商纪年都是推算出来的，正确与否尚待验证。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年代数据也难以消除其误差，尚不能在推定探索对象是否为夏文化方面有效地起到时间标尺的作用。因此，应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争取在测定年代的手段方面有新的突破。更重要的工作则是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有助于夏商文化的比较研究，对推定汤都西亳有重要意义，是夏文化探索中的一个突破。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 世纪至前17 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余个地点。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 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 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 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深腹罐、

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酒器则有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鋬，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斝、甗、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 期：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

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 4 期。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角和长

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 米左右，较大的长方形居址长在10 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 号宫殿的基址长宽均约百米，占地1 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 间，进深3 间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 号宫殿的规模略小，南北长72.8 米，东西宽57.5～58 米，基本形制与 1 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址。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 米左右，宽1 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觚、爵、盉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5.2 ～5.35 米，宽4.25 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硃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葬。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

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200 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已知有20 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

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二里

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渊源。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见夏文化问题）。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南，北临洛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二里头文化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 年。1959 年历史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同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并持续至今。发掘工作由赵芝荃主持。遗址面积约为 3 平方公里。二里头文化堆积是遗址的主体，厚达3～4 米。二里头文化之上叠压有商代二里冈期（见郑州商代遗址）文化层和汉代文化层；其下则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堆积，但遗迹和遗物均很少。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窖穴、墓葬等。

宫殿建筑基址 已发掘2 座。1 号宫殿基址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 米，南北宽100 米，高0.8 米。基址中部

偏北处，有一长方形台基，其上有一周排列整齐的柱穴，南北各9 个，东西各4 个，间距3.8 米，每个柱穴的前侧还有2 个小柱穴，可能是支撑殿堂的四檐的。据此可将其复原为一座“四阿重屋”式的殿堂，东西长30.4 米，南北宽11.4 米。殿前为广庭，面积约5000 平方米。基址的四周有墙基，墙基的内侧或内外两侧有一排或二排柱穴，可知基址四周原有一面坡或两面坡的廊庑建筑。大门在基址南墙的中部，宽34 米，有柱穴8 个，其间有3 条通道，通道间均保留有建筑遗迹。东北角有小门2，大概是所谓的闱门。这座宫殿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毁于第四期。2 号宫殿基址位于1 号宫殿基址东北约150 米处，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3 米，东西宽58 米。形制与1 号宫殿相仿，殿堂亦建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台基上，台基四边有一周柱穴，东西10 个，南北4 个，柱穴内侧有3 间木骨墙房屋，东西通长26.5 米，南北宽7.1 米。基址四周亦有围墙及廊庑建筑。大门位于南墙偏东处，中央为门道，两侧有塾。东廊下还有陶质排水管道。2 号宫殿也建于第三期，第四期继续使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从形制到结构都保留了早期宫殿的某些特点，有很多地方为后代宫殿所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创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就建筑技术而论，作为主体建筑的殿堂，下有基座，上为四阿式屋顶的宫室和回廊，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墓葬 遗址中清理出数十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可分大、中、小 3 种，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大型墓只发现

1 座，位于2 号宫殿遗址的北部，墓口长5.35 米，宽4.25 米，深6.1 米，有生土二层台，已被盗一空。中型墓墓口长2 米余，宽1 米余，有二层台，墓底有清晰的漆棺朽痕和硃砂层，随葬品中有铜器爵、戈、戚，玉器戈、钺、铲及陶盉、绿松石饰、石磬等，此外，还有漆盒和漆豆。小型墓最多，墓口长不过 2 米，宽仅0.6～0.7 米。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只有陶器，器形有盉、缶、盆、豆、簋、觚、小口尊等。另外还发现不少被弃置在灰坑中的尸骨，有的双手被捆绑，显系被迫致死，可能是被杀后随意处理或与祭祀有关。

遗物 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青铜器主要为工具、兵器、礼器、乐

器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鱼钩等，多用单范或合范铸成。武器有戈、戚、镞，戈的形式为直援曲内，无阑，曲内后端有突起花纹，制作精致。礼器有爵、斝两种，爵的数量较多，都是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素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施简单花纹和镂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都是多范合铸，器身留有范缝，整治不精。乐器有铃。装饰品有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熟练的镶嵌技术。玉器基本为礼器和装饰品，大多出自墓葬，器形有圭、璋、琮、钺、戈和柄形器等，其中一件柄形器有上、中、下三组兽面纹，其间饰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见彩图）。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一般陶胎较厚，相当一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或涂黑衣。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各种印纹，个别陶器上还刻划鱼纹、蛇纹、兽面纹等。盛行鸡冠形器耳和花边器口装饰。在大口尊的口、肩部常刻有一、二、三、四等数字和各种符号。器形中，炊器以夹砂罐为主，其次为鼎、鬲、甗和斝很少。食器有盆、豆、簋、三足盘。储盛器有大口尊、瓮、缸、圜底盆、敛口罐、高领罐和汲水罐，酒器有壶、盉、觚、爵、角和杯，陶

器制作都比较工整。石器有斧、锛、凿、铲、刀、镰和镞等，其中斧、刀、镞的数量最多。骨器有凿、铲、刀、匕、镞等工具，也有针和笄等生活用具。此外，还出有漆器和卜骨。

分期 这一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 4 期。第一期陶器的特点是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陶较多，纹饰以篮纹为主，

器形多为宽折沿，小平底，有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色彩。第二期陶器的特点是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陶相当多，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多窄卷沿和圜底，出现簋和大口尊等。第三期是全盛时期，发现的各种遗迹主要属于这一时期。陶器中灰陶明显增多，陶质坚硬，器表为浅灰色，内壁有麻点，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形多为卷沿和圜底，新的器类有鬲等。第四期与第三期相仿，陶器也以灰陶为主，但绳纹更显粗犷，敞口器增多，出现一部分新的平底器。

遗址性质 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认为这一遗址的二

里头文化第三、第四期遗存是商汤都城西亳，第一、第二期为夏文化遗存。另一种意见主张郑州商城为西亳，二里头文化乃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见夏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讨论和研究。最近在距二里头遗址 6 公里的洛河北岸的尸乡沟，发现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年代早于郑州商城，这个发现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东下冯村东北。面积约25 万平方米。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调查发现，1974 年起进行发掘。遗址西部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东、南部发现有二里冈期（见郑州商代遗址）商代城墙和圆形建筑基址，北部有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有一定差异，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 年左右。这一遗址的发现，对于了解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以及探索夏文化（见夏文化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遗迹 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房屋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建筑 3 种，共30 余座，以窑洞式居址最多。

窑洞就断崖、沟壁掏成，居室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3 种，均为穹庐顶，面积在5 平方米左右，内有壁龛和火膛，个别的还有烟道通向室外。门高0.8 米，宽0.5 米。灰坑有100 多座，以袋形和圆形的最常见，也有个别作半月形的，很有特色。水井平面为长方形，两宽壁留有对称的脚窝。陶窑有 3 座，皆在断崖边上掏掘而成，平面圆形，上为窑室，下为火膛，中间的窑箅厚约0.4 米，有箅孔十余个。在遗址中发现内外两重壕沟，除北部因山洪破坏情况不明外，其他部分据钻探平面呈凹形。内壕东西相距130 米，外壕东西相距150 米。皆深约3 米，底宽2～3 米，口宽2.8～6 米。已发掘部分，壕的两壁上有窑洞式居址十余座。墓葬共清理24 座，其中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7 座，除 1 座为双人合葬外，余皆单人葬。多随葬1～3 件陶器，未见葬具痕迹。有7 座利用废弃的窑洞式居址作墓穴，都未见葬具，仅1 座随葬大口尊2 件。在灰层和灰坑中还发现人骨架数具，均无随葬物品，有的尸骨不全，反映死者生前社会地位低下。

遗物 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石、骨、铜、陶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乐器等。青铜镞、凿和石

范的出土，表明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生产用具仍以石质的铲、镰、刀、斧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骨制的工具如铲、镞、匕等。出土的石磬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磬之一，但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仍带有较多的原始性。生活用器以陶器最普遍，计有鬲、斝、甗、 鼎、罐等炊器，尊、盆、簋、豆、 罍等用器和爵、盉等酒器。此外还出有刻花骨器和不施钻凿的卜骨等。

分期 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陶器，与豫西地区发现的基本一致，但又有一定差异。这里鬲多鼎少，以蛋形三

足瓮最具特色，不见三足盘、澄滤器和觚等。东下冯类型可分4 期：一期陶器以褐色居多，灰陶较少，器形有罐形鼎、鬲、单耳罐等；二期以后则灰陶占绝大多数，二期器形为盆形鼎、鬲、大口尊、深腹罐等；三期深腹的罐、盆最多，盆多敞口、双鋬、凹底；四期深腹罐衰落，鬲裆较矮，新出现了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极为相似的实足尖薄胎鬲。陶器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时代越晚，绳纹所占比例越大。一至四期的陶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在各种器形的演变上表现得相当清楚。

商代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冈遗址（见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盘龙城遗址、殷墟（小屯宫殿遗址）、

台西遗址、大辛庄遗址、吴城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冈遗址（见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

郑州商代遗址

商代中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城内及郊外，总面积达25 平方公里。1950 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同年起由安金槐主持发掘。1959 年出有考古学专刊《郑州二里冈》。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1500 年左右，早于安阳殷墟，因此它的发现对认识商代中期文化的特征及研究商文化的渊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分期 郑州商代遗址的文化遗存以在二里冈发现的最早，也最具代表性，所以一般称之为“二里冈期商文化”。

根据该地点的地层堆积与包含物的差异，二里冈期又包括二里冈下层与二里冈上层早晚两期遗存。在郑州人民公园发现二里冈期遗存被压在殷墟文化层之下，证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年代要早于殷墟。此外，在南关外、洛达庙等地，还发现了早于二里冈期的南关外期与洛达庙期商文化，后者是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遗存相当的早商文化遗存。但是整个遗址的内涵仍以二里冈期遗存为最普遍、最丰富。

城垣与宫殿遗址 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位于遗址中部，平面近长方形，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周长约7 公里。在

商城城内东北部，发现了二里冈期的宫殿遗址。基址均用红土与黄土夯筑而成，大者达2000 余平方米，小的也有100 余平方米。台基平面多呈长方形，表面排列有整齐的柱穴，间距在2米左右，柱穴底部往往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这些宫殿基址的附近，曾出土青铜簪、玉簪和玉片等其他地点少见的遗物。在宫殿区内，发现有一条南北向的壕沟，宽1.4 米，深0.9 米。在已发掘的长约15 米的一段壕沟中，发现了弃置的近百个人头骨。这些头骨大多被从眉部与耳部锯开而成瓢形。另外在宫殿区东北部较高地带，发现了3 排8 个狗坑，最多的一坑中埋狗23 只，最少的6 只，总计92 只。在一个坑的底部还埋有人骨架2 具，另一狗坑中出有夔龙纹的金叶装饰。这些遗存可能与宫殿区内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此外，遗址内还发现有小型的方形或长方形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居址。

手工业作坊遗址 在商城周围发现有与商城同时的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4 处。铸铜遗址有城南的南关

外、城北的紫荆山两处。都发现有小型房基、窖穴、水井、壕沟等，并出土了不少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坩埚碎块、陶范碎块、铜渣、木炭屑以及铜器、砺石等遗物。坩埚是在粗砂质厚胎陶缸和陶大口尊外涂草拌泥制成。已发现的陶范有铸造、刀、镞、锥、簪、鼎、鬲、斝、爵、觚等铜器的内范和外范。其中以、刀、镞范的数量最多。南关外铸铜遗址多出范，似以铸造铜为主；紫荆山铸铜遗址则以铸造铜刀、镞为主。这表明在当时的铸铜手工业内已有某些分工。制陶作坊址在城西1300 米处的铭功路西。在已揭露的1400 平方米内，发现陶窑14 座以及小型房基、工作台面、窖穴、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物中包含有大量陶片、烧坏变形的废品及制陶用的陶拍、陶杵、陶印模等。印模上刻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等不同的装饰纹样。此外还有一些尚未烧制的泥质陶盆坯等。制骨作坊址在紫荆山北， 出土了很多锯割过的骨料、 废料，锥、簪、匕、镞等半成品和成品， 以及粗、细砺石等。 据鉴定，在所用的骨料中，除了牛、猪骨外，还有人的肢骨。

墓葬与窖藏 在白家庄、铭功路、杨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地，发现了100 余座二里冈期的中、小型长方形土

坑竖穴墓。小型墓中多用鬲、盆、豆、爵等陶器随葬，中型墓则随葬有鼎、鬲、斝、爵、觚、尊、盘等青铜礼器和少量玉器、象牙器、原始瓷器等。在一座中型墓的二层台上殉有一人，腰坑内埋一条狗。在商城西墙外的杜岭和商城东南角外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杜岭铜器窖藏深6 米，出土大方鼎2 件，即著名的杜岭方鼎，还有鬲1 件。方鼎之一高100 厘米，重86.4 公斤，是郑州商代遗址所出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另一件方鼎高87 厘米，重64.25 公斤。两鼎腹壁和四足外侧均饰有饕餮纹与乳丁纹。城东南的窖藏中出土铜器13 件，计有大方鼎2 件，大圆鼎1 件，扁足圆鼎、觚、牛首尊各2 件，羊首罍、提梁卣、盂和盘各1 件。 这些铜器的器表大多饰有饕餮纹。两件大方鼎的形制、大小、装饰等均与杜岭方鼎一致。大圆鼎、提梁卣等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都是首次发现。这些铜器应是商王室使用的礼器。

遗物 出土的遗物以陶器最多，青铜器、石器、骨器次之，并有蚌器、玉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白陶器、象

牙器等。陶器有鬲、甗、斝、罐、簋、豆、大口尊、瓮和觚、爵等。一些泥质陶器的表面往往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等纹饰。原始瓷器多施青绿色釉。白陶器发现很少。青铜器有工具、礼器、乐器等。器形有、铲、刀、钻、鱼钩、 簪、鼎、鬲、斝、罍、尊、盘、卣、盂、觚、爵、盉以及戈、镞等，品种、数量均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明显的增长，铸造工艺也有进步，充分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在生产领域之内，石器仍然起重要的作用，有刀、镰、斧、锯、锛、凿等。卜骨出土的数量较多，但刻字者仅有3 片，刀法与殷墟的甲骨文相似（见商代甲骨）。此外，在陶大口尊的口沿上也常有刻划的陶文与记号。出土的猪、羊、龟、鱼、虎头、人坐像等陶塑制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雕塑工艺水平。

问题与展望 郑州商代遗址面积大，遗迹多，特别是城垣与宫殿的发现，表明这里是商代的一个重要都邑。但究

竟是商代哪一个王的都城，学者们意见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仲丁所建的隞都，属商代中期；另有人认为是成汤所居之亳，属商代早期。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地望之争，实际上涉及到对商文化及早商文化特征的认识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中。

郑州商城

商代中期都城。遗址座落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城墙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东墙夯土层内木炭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为距今3570±135 年，据此可知其上限约当公元前1620 年前后。1955 年由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并开始发掘。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 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690 米。墙基最宽处达32 米，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 米左右。城周共有缺口11 个，有的可能就是城门。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每段长3.8 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密集，相当坚固。在城墙内侧或内外两侧往往发现夯土结构的护城坡。商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及房基、水井等各种遗迹。城内东北部近40 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建筑遗存，应是商代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城外还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中、小型墓地。根据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于隞”的隞都；也有人认为是商汤所都的亳。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盘龙城遗址

商代中期城市遗址。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叶店。年代约为公元前15 世纪前后。据发掘资料，此地最迟在商代二里岗下层（见郑州商代遗址）时已有居民，至二里岗上层时发展迅速，修筑上、下两层宫殿，并与上层宫殿同时修筑城墙，到商代后期急剧衰落。遗址于1954 年发现，1974、1976 年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行较大规模发掘。这一发现对了解商文化的分布、城市性质、宫殿的形制和建筑技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城址概述 古城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 米，东西约260 米，中轴线方向为北偏

东20°。城垣至1954 年保存还比较完好，四面中部都有一缺口，可能即是城门。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 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技术近于郑州商城，是以每层厚8～10 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说明用立柱加夹棍并以绳索固定模型板的夯筑技术尚未出现。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0 米、深约4 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 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在城北和城南有2 处居住遗址，城东分布有当时的墓地。

宫殿基址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营建上层宫殿群时，则先将东西60 米以上、

南北约100 米的地段平整，筑成高数十厘米至1 米以上的大型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 座前后并列、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 号、2 号基址已经发掘。1 号基址长39.8 米，宽12.3 米，有高出地面20 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 个，南边20 个，北边17 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70 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 米，进深11 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四室通面宽33.9 米，进深6～6.4 米。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有人把它复原为一座“茅茨土阶”的“四阿重屋”，即四坡顶

重檐的木构建筑物。2 号基址南距1 号基址13 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 1 号基址整齐。因基址破坏较甚，各室原来有无木骨泥墙间隔已不能确定。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 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 其北面的1 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这个基址的西侧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墓葬 在城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嘴等地，皆有商代的文化堆积，但不见大型

建筑基址，当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后三个地点有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则主要集中在李家嘴一带。已发掘的10 多座墓可分为3 类：①李家嘴的大贵族墓。如李家嘴2 号墓，墓口为3.67 米×3.24 米，残深1.41 米。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椁内有棺。底有腰坑，原有殉人或殉狗，但骨骼已朽尽，不能辨识，只剩被打成三截的大玉戈。雕花木椁之外另殉3 人，其一被肢解；一为小孩；另一成人有刀、锛、锯、凿等青铜工具和铜镞随葬，大概是手工奴隶。墓主的随葬品有鼎、、甗、鬲、圈足盘、小盘、罍、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23 件，还有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陶器有鬲、罐、大口器及印纹硬陶的尊、瓮等。铜器的形态及纹样属典型的二里岗上层风格。该墓是商代中期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墓主的社会地位应是较高的。②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 墓圹长2.6 米、宽1.2 米左右，皆有棺、椁和腰坑，腰坑内殉狗一只。随葬品为青铜的鼎、斝、觚、爵、鬲等，但每个死者只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另外往往有戈、镞、斧、锛等青铜武器、工具、石镰等农具，鬲、缸等陶器和尊、瓮等原始瓷器随葬。③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墓圹窄小，往往宽仅40 厘米，长 2 米左右，有棺无椁，但有殉狗的腰坑。随葬品主要是很少的陶器，有时也有1 件小型青铜礼器如爵。

历史地位及文化性质 遗迹的分布状况表明，城内仅有宫殿，具有宫城性质；城外则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

反映这一古城尚属早期城市的形态。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埋葬习俗、陶器特征、青铜工艺、玉器风格等方面，均同黄河中游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宫殿的营建手法则同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安阳小屯宫殿基址的建筑技术属于同一个传统，这证明商代中期时商文化确已分布到此地。但这里红陶缸的比例远远大于黄河中游，说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同处长江中游的湖南石门皂市、江西清江吴城等同时期的遗存，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但皂市遗址中的大量灰白陶和吴城遗址中的大量印纹陶，均系本地原有早期文化因素的继续。而盘龙城遗址的内涵，则基本为二里岗上层文化因素，属商文化系统。此地大概是商人在长江之滨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

殷墟（小屯宫殿遗址）

殷墟

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又名殷虚。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 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 代12 王、273 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 世纪末至前11 世纪。遗址发现于20 世纪初，1928 年开始发掘。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殷墟的发现 1899 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

骨文出土于今安阳市的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代杜佑的《通典》、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起，出现的安阳西北五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了发掘和研究。

发掘简史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主持发掘的主要有李济、

梁思永等人。自1928 年10 月至1937 年6 月，10 年内共发掘了15 次，取得了较大收获。这15 次发掘可分为3 大阶段。第1 阶段（1928～1934 年春）共进行9 次发掘，主要收获有：在小屯东北揭露出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根据高楼庄后冈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在高楼庄后冈发掘出一座有两条墓

道的大墓，提供了寻找商代王陵的线索，经过调查，认为侯家庄西北冈可能是王陵所在地。第2 阶段（1934 年秋～1935 年秋）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了3 次发掘，在西北冈西区发掘大墓7 座，方坑1 个。7 座大墓都是4 条墓道的大型墓，包括著名的1001 号、1004号墓。在东区发现大墓3 座，大墓周围分布有1200 多座小型墓和祭祀坑，小墓排列整齐，从布局看，当与大墓有密切关系。这些大墓规模宏大，虽经多次盗掘，仍出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因而断定这里即是商代王陵所在地（见侯家庄商王陵区）。第3 阶段（1936 年春～1937 年6 月），继续在小屯村东北发掘3 次，主要为寻找商代建筑基址，弄清分布与组合关系。共发现基址34 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发掘的127 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 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上述15 次发掘，丰富了商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发掘工作。1950 年春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村大墓。1961年，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30 多年来，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是由郑振香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进行的。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 1 阶段（1950～1970）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在一般保护区内钻探、发掘，工作地点比较分散。重要收获有：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在小屯村西发现一条长750 余米的灰沟；在苗圃北地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后冈祭祀坑，内埋砍头人架和铜礼器、武器等，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长达30 字，在商代铜器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大司空村南地发现贮存骨料的窑穴及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另外在居住遗址周围还发现有比较密集的平民墓葬。第 2 阶段（1971～1982）除配合基本建设在殷墟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进行工作外，先后在后冈、小屯、武官村和侯家庄3 个重点保护区内发掘。主要收获有：1971 年，在后冈发掘商墓30 多座，其中带墓道的大墓3 座，另有祭祀坑1 座；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4 千多片，根据层位关系，证明商代甲骨中的“组卜辞”属武丁时代；1976 年在小屯村西北发现10 多座夯土基址，有的与祭祀有关，妇好墓和17 号、18 号墓的发现，说明武丁时代前后这一带曾被作为墓地；同年在武官村北地、前小营西地，发现祭祀坑250 座，发掘了其中的191 座；1978 年春，在殷墟西区1217 号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1 座，是王陵区内新发现的1 座早期墓葬；在大墓之南，发掘到为数较多的马坑，内多埋1 人2 马，另发现1 具小象骨架；1969～1977 年，在殷墟西区发掘939 座墓葬，其中甲字形大墓5 座。另有车马坑6 座。这批墓葬数量多，分布特点明显，对研究商代的埋葬制度较有意义。

分期与年代 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早已提出，30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在甲骨、铜器等方面成果尤

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郑州商代遗址和殷墟的发掘，为解决殷墟文化的分期奠定了基础。50 年代末即有学者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1959 年，根据大司空村的发掘，将殷墟文化分为两期，后随发掘资料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又分为4 期，即大司空村一至四期。小屯和其他地点的发掘，证明这4 期遗存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各期的主要特征是：①第一期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刻纹白陶等。花纹多为绳纹。炊器除鬲外，还有夹砂罐。有一种陶鬲呈长方体，裆与实足较高，饰粗绳纹，另有一种小口窄沿、鼓腹的鬲，饰细绳纹兼环络纹。其他器物有豆、簋、盆、圜底罐、大口尊等。铜器种类较少，食器仅见鼎一种，酒器有斝、爵、觚、罍、瓿等，花纹以饕餮纹为主，也有夔纹，未见铭文。②第二期陶器亦以灰陶为主，红陶极少，刻纹白陶多见。一般实用陶器大体继承第一期。长方形陶鬲腹稍深，三足较矮，胎变厚，绳纹变粗，饰环络纹鬲盛行。罍、瓿少见，出现圈足大口尊及将军盔形器。铜器在继承第一期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新出现罐形鼎、鬲形鼎、甗、、壶形盉、方爵、卣、斗等，纹饰方面，出现了蝉纹、蚕纹、云雷乳钉纹、变形夔纹及三角纹等。少数铜器出现铭文，多为族徽及其他图形文字，笔道刚劲，无波磔。③第三期陶器变化较大。绳纹普遍加粗。陶鬲近方体，裆与实足较矮，胎厚，绳纹粗，出现了侈口高颈、表面饰细绳纹的鬲和形体较小、表面饰弦纹的小陶鬲。常见弦纹簋，新出现一种饰三角绳纹的陶簋，此外有豆及泥质红陶的圜底罐等。铜器亦发生很大变化，一期习见的锥足鼎绝迹，柱足鼎、罐形斝、凸底爵常见，方罍、方彝、觚形尊、觯、贯耳壶、附耳盂等在此期内渐盛行。花纹种类如前，但细部有较大变化，三角纹普遍。有铭铜器仍少，铭文笔道开始有波磔。随葬明器增多。④第四期陶器中泥质红陶增多，除盛行三角划纹外，新兴网状划纹。陶鬲体扁宽，矮裆，无实足尖，表面饰粗绳纹，高颈鬲和饰弦纹的小鬲裆也变矮，实足较小。弦纹簋已不见，表面饰三角绳纹的簋为数最多。灰陶豆不见，出现较少的直口浅盘、圈足较细的釉陶豆，红陶罐增多。除上述器类外，还有瓮、罍、瓿等。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明器。铜器主要继承三期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特点。此期兽足鼎出现，鼎、甗的腹部相对变浅，酒器中盛行壶形盉、分裆斝、觚形尊等。铜器铭文变长，字数有达数十字者，笔道多有波磔。殷墟文化4 期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对各期具体年代考古学界的意见有所不同。如第一期偏早阶段，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盘庚迁殷以后；有的学者则认为殷墟文化第一期，实际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属同一阶段，应称之为“早商文化晚期”。对其他各期年代下下限的看法也略有出入。大体而言，殷墟一期年代约当甲骨第一期以前，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下限或可晚到武丁时代；殷墟第二期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的年代，即武丁、

祖庚、祖甲时代；第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第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但个别遗存的年代也可能晚到西周初年。

范围与布局 通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大体搞清。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 公里，

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宽约4 公里，总面积约24 平方公里。其中，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商代宫殿、宗庙区，在其周围还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恒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王陵区。殷墟外围发现有简陋的地面式房基，可能是一般贫民居处。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建筑基址53 座，分为甲、乙、丙3 组。甲组基址15 座，分布在遗址的北边，东、北两面滨临洹河，以东西向的为主，有东西成排分布的特点。乙组基址21 座，位于甲组基址之南，门多向南，多数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85 米、东西宽14.5米。这组基址大都互相连接，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基址之间的年代关系不甚清楚。丙组基址在乙组基址西南，共17 座，门向南的9 座，向东向西的各4 座，面积均较小，排列颇对称。有一些葬坑打破基址，大概是基址废弃之后埋入的。乙、丙组基址附近均有与祭祀有关的现象。关于3 组基址的年代，发掘者认为甲组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见小屯宫殿遗址）。在小屯村北曾发掘到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基各一座，出土长方形、条形砺石260 余块，表面磨平，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锥形和弯锥形半成品600 余件，多残断，表面留有刮削和锉痕；另有少量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玉料、石料及少数雕琢精致的艺术品。房基底部方坑中出土有“王乍弄”的鼎盖，从出土遗物看，此处当属商王室制造玉石器的作坊，年代约相当帝乙、帝辛时代。这一带的居住遗存比较复杂，有各期的夯土基址，有第二期墓葬及与祭祀有关的建筑物，还有较多的窖穴。基址面积较小，一般长5～10 米左右，其中有些保存灶坑或烧土面，可能是贵族居住地。这片基址以西约40 米处，有一条很大的灰沟，经钻探长约750 米，宽7～21 米，深5～10 米，由西南蜿蜒向东北，当是人工防御设施。小屯村南约0.5 公里的苗圃北地发现有铸铜遗址，其面积约1 万平方米，从出土的陶范看，以铸造礼器为主。在遗址东部发现与铸铜有关的建筑基址，遗址西部有小型长方形房基，内多有灶。年代约自武丁早期延续到商末。另外在薛家庄、孝民屯西地也发现铸铜遗址，前者所出陶范也以礼器为主；后者面积不大，出有礼器和矛、等的陶范。在北辛庄南发现一处帝乙、帝辛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很多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制作的骨器有凿、锥、镞和笄等，以锥和笄为多，骨笄有的用一块骨料雕刻而成，有的则将笄帽与杆分别制成后再套合在一起。在大司空村南地也有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遗址，曾发现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地穴式房屋遗存，所制骨器有锥、镞、笄等，以骨笄所占比例最大，其年代约从廪辛、康丁时代延续到商末。在前述居住遗址和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以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则是比较单纯的墓葬区，以小型墓为主，年代多属三期以后。已发掘的939 座墓可分为8 个墓区，各区分属不同的“族”，具体表现了商代“族墓地”的埋葬制度。性质相同的墓地还见于大司空村和后冈两地。在洹河北岸

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已发掘大墓13 座，内有多量的殉人和人牲。在武官村大墓之南有排列密集的人祭坑，发掘者认为，这一带应为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见西北冈祭祀坑）。

遗物 出土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他有铜器、玉器和石、骨、角、蚌、象牙器等。商代在制陶技术方面有新的

发展，除夹砂灰陶、红陶和泥质灰陶、红陶之外，还出有刻纹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白陶多出于墓内，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腻、坚硬、洁白、精致。器形有簋、豆、罍、壶、瓿、斝、觯、大口尊等，形制及纹饰多仿铜器。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钩连雷纹、蕉叶纹、乳丁纹、弦纹等，附加堆纹仅见于大口尊上。硬陶中早期常见大口直腹圈足罐，盖为覆钵形，有钮。武官村北地229 号墓中所出者呈浅灰色，形制及纹饰独具特征；晚期仅发现有灰色和棕褐色小罐，肩部有的有乳钉，制作较精致。原始瓷器在第四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胎质灰白，质地坚硬，渗水性很小，表面有绿釉或棕褐色釉，器形以浅盘细柄豆和罐所占比例最大，纹饰是上釉前刻划或拍打在陶胎上的。白陶、硬陶及原始瓷器为数都很少，大概是供贵族使用的。青铜器有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等，为数相当多，在铸铜技术上也有不少创新。殷墟第一期的铜礼器有鼎、鬲、斝、觚、爵、瓿、尊、盘等，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墓葬所出类别比较接近。但器物形制、纹饰均有变化，且出现了二里冈期未见的瓿。第二期铜器的类别显著增加，如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分体甗、汽柱甑形器、、盂、卣、方彝、偶方彝、鸮尊、圈足觥、四足觥、方罍、方壶、方斝等。铜器的纹饰也较复杂多样，多采用主纹浮出于地纹之上的复层花纹，扉棱和兽头也较普遍。青铜武器有戈、矛、刀、镞、钺及用于防护的胄，随年代的不同，戈的形式有直内无胡、直内短胡、短胡一穿、短胡二穿等形式。青铜工具有斧、锛、铲、削。车马器有衔、镳、軎及各种饰物。此外还出有弓形器、铃等。当时，分铸法已普遍被采用，一种是先铸器体，在器体上铸突起物或预留铸出孔，再将附件附在器体上，浇铸铜液后合为一体；另一种是先铸附件，将附件嵌入器体范中浇铸成形。殷墟时期已出现重100 公斤以上的重器，杰出的代表即司母戊鼎。铭文一般为作器者的私名或族名，有的有受祭者名；还有的记载作器原因，并附记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商代晚期记事文字有所发展。殷墟曾出土大量玉器，可分为礼器、武器、工具、用具和各种装饰品等。礼器又称瑞玉，有琮、璧、环、瑗、玦、璜、圭、璋等，妇好墓还出有玉簋、玉盘，但大概仅用于祭祀；武器工具类有戈、矛、戚、钺、刀、镞和斧、锛、凿、锯、镰、纺轮等，除少数锯和镰、小刻刀、纺轮为实用器外，其余都无使用痕迹，当为礼仪性用具；此外还出土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实用器，如调色盘、玉梳、耳勺、玉匕等；装饰品有笄、镯、坠饰、串饰以及雕琢成各种动物形象的艺术品等（见彩图）。佩饰上钻有小孔或榫槽，可供插嵌或镶在其他器物之上。艺术品则多小型圆雕，无孔眼或榫。玉石人像不仅是艺术品，也是研究商代的发饰、衣冠、坐姿、人种特征的宝贵资料。商代晚期的琢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开料、钻孔、雕琢、抛光等均有较高水平。一些墓内还出土玛瑙、绿晶、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制品，其中较重要的有绿晶雕制的猴、孔雀石雕制的人和动物。石器所用石料有大理岩、硅质板岩、石灰岩、泥质灰岩、碳酸盐岩和蛋白石等，以大理岩制品最为精美，有些雕成礼器，如豆、带盖盂、觯、瓿及小型的罍、壶、罐等， 1003号墓曾出土1 件石簋断耳，上刻12 字铭文。大型石雕艺术品则有圆雕饕餮、鸮、对尾双兽和兽头等，圆雕的饕餮和鸮背后有长方形槽，推测是建筑物上的装饰品。妇好墓所出刻“司辛”二字铭文的石牛，可能是祭品。其他质地的石器，有杵、刀、镰、斧和磬。石磬制作较精致，有少数刻有花纹，如武官村大墓所出的虎纹大磬、在小屯采集的龙纹石磬等。骨角器有武器、工具、日用器和装饰品。武器只见有骨镞，工具和日用器有凿、铲、锥、刻刀、梳、匕和勺等，装饰品有蛙、管、环、觿等。所用骨料以猪的小腿骨所占比例最大，骨匕则用牛肋骨为原料，表面一般磨光，骨笄花纹较多样，刻刀、匕和勺的花纹也较精致，骨蛙造型逼真，有小孔，当为佩饰。蚌器发现较少，多为刀、镰、铲等，另有蚌泡、蚌片等镶嵌饰物。象牙雕刻纹饰多较精致，但过去发现完整器形很少。妇好墓出土的3 件象牙杯，两件成对，通体饰雕琢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极为美观；另一件较大，有流有鋬，通体雕琢精细的饕餮纹和鸟纹，鋬上端饰饕餮纹，下部作头向上的虎形。丝麻织物仅见残片，多粘附在青铜器表面，残存面积一般仅数平方厘米。经鉴定麻织物有细麻布和粗麻布，丝织品以平纹绢为多，另有少数大孔罗和回纹绮。

历史地位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较广，河南省北部、西部和南部发现的商代遗址

或墓葬，河北省磁县、邢台的商代遗址，所出陶器均与殷墟接近；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所出陶器与铜器有明显的殷墟影响；晋西北一带发现的商代铜器群，大部分礼器与殷墟早期的同类器比较接近，反映了武丁前后与这一地区的方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见石楼铜器群）；山东省境内的商代遗存，如济南大辛庄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等，文化面貌均与殷墟接近；在南方的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的同时代遗址中，均可不同程度地见到殷墟文化的成分。由此可见，商王朝的领域和其影响所及的范围是相当大的，而殷墟则代表了商代晚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50 多年的殷墟发掘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遗迹有助于人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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