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调张籍》

篇一：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雷恩海

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由于这一派诗人(昌黎除外)位卑官小，穷愁流落失偶，从内心去认识反映社会人生，易为险怪之文，成为唐风的别调，开一代风气，影响甚大。

作为韩孟集团主将的韩愈，生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唐王朝大历中兴梦浮现的时候，朝野均有一种变革的希望。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卒于长安，中间经过德宗年间的吐蕃侵扰，河北诸镇的反叛，径原兵变，顺宗的永贞革新，宪宗时的刘辟、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等诸镇叛乱许多重大事件，元和中兴也给了他许多幻想。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的环境中，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孟轲之后的大儒自居，“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攘斥佛老，抵排异端，在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大的革新。在文学领域，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其功甚大。其诗虽无明确的理论，但受其古文革新理论与“原道”思想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沈德潜《说诗晬语》以为：“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是最能道破其心事的。赵翼《瓯北诗话》则更详尽地肯定昌黎于李杜之后的独自成家，以为如果李杜之前已有李杜，李杜也会象昌黎一样“群山开道，自成一家”的，指出了昌黎的有心为之。更为重要的是“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恐昌黎亦不自知”，道出了韩愈文论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渗透，以及其诗具有其文擅长布局，变幻莫测，气韵深稳而堂庑开阔的特点，因而也肯定了韩愈以为文笔法创作诗歌的成就。《调张籍》一诗就明确表示出昌黎已参透了李杜诗歌机关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标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伊我生其

后，举头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高度评价李杜的成就，批判“蚍蜉撼大树”的谤伤，暗寓遥追李杜而跨越其上的理想。“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踉。”对其诗歌大开大阖的气势，浑融无际的意境的总结，也是昌黎自己诗美追求的一个标准，故而后人常用来概括退之的诗歌艺术特色。在诗的后半部，昌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昌黎驰聘上下，向往超越的并不是曹刘沈宋，而是古今诗坛泰斗李杜，力图创造比“掣鲸碧海”更为壮阔奇瑰的“拔鲸牙”“酌天浆”悸动心魂的雄伟奇崛险怪诗风。细玩末四句诗意，乃昌黎豪杰自命，欲与李杜角力，树一代高标，携张籍以为同志，故名篇曰《调张籍》。力与李杜差肩而变革诗歌，在变革中借鉴了前辈诗人之得失，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大历的卑弱诗风，这可以说是韩愈诗歌改革的个人因素。

韩愈所处的是一个动荡而变革的社会，这给其作品以深刻的影响。考察当时诗坛便可知此种情况。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中说：

这象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为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浑”和韩愈的宏亮噪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改良社会的大蠹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阴暗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时代的阴霾在诗人们的心田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个人仕途的坎坷曲折，辛酸苦辣，生活上的辗转流离，贫困饥寒，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他们也以一种冷寞的、灰暗的、消沉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追求各自心目中的得以摆脱和逃避现实的痛苦与烦恼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郊岛之流。而中兴的希望与儒家“达则兼济”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白居易等。白氏倡新乐府，昌黎则“独尊儒术”来为诗为文以救时弊。这也就是在外族入侵的中唐时代，儒家出子“内诸夏外夷狄”的立场，又以尊儒排佛来尊王攘夷，故而韩愈不借以“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的细碎经济帐来陈述排斥佛老的必要性。这些均反映在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韩愈才大气豪，以古文名家，自继孟轲，攘斥佛老，独尊儒术。他以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子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随之间”②。因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无佛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有佛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何况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正统治国安民思想相背离，愚昧百妙，甚而“有断臂臠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⑧他深知时代给予他的任务就是掊击佛老，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韩愈的具体方法则是：“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⑤，这也就是他于儒的功劳。因为“寻坠绪之茫茫”，所以才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才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⑥的养气功夫。有了这种扎实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充实内容的古文，亦即《答尉迟生书》所说的:“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以原则上讲，韩愈文论应与诗歌创作是相通的。如《荐士》:“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浩。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首先肯定雅正之文学。“气象日雕耗”、“众作等蝉噪”实际上与“文弊道丧”有着共同的原因：背离儒道，气衰文弊。主张以雄骜之才，能够“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创造出“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奇崛雄伟艺术风格，还要注意到“敷柔肆纡余，奋猛

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在大开大阖中又能够舒缓有余，显示出散文创作优游不迫的隽永美。其为文以养气为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⑦对诗与文都同样适合。如《山石》，犹如一篇游记，叙述虽按时序，却是笔意轻灵，以不同的角度，融入诗人内心感受，变换色彩、音响、形象，从而交织成多层次的饱满淳美的意境。陈寅恪以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论韩愈》)又如《沔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一：“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子山，缗鱼子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把古文句法引入诗中，屏除骈句，努力造成错落之美，确乎具有“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的舒展美。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韩愈虽未曾明确提出过“诗言志”的观点，但其“配道与义”的 “养气说”在某种意义上与正统儒家诗言志说是相通的。因强调“养气”，则将其攘斥佛老、独尊儒术的“明道”说贯之子诗歌创作精神中，使诗歌能够体现儒家正统的“诗言志”的观点。考之韩诗，则不难发现有许多象《原道》一样充满着卫道精神的诗篇，而这些诗篇也即言儒家之正道，不过语言是形象化的、诗化的。⑧如《谢自然》诗末句云:“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顾嗣立评此诗曰:“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又《唐宋诗醇》曰：“前叙后断，排斥不遗余力。人诧其白日飞升，吾独为孤魂冤痛，警世至深切矣。”王元启曰：“按谢自然事，当日俱奉为神仙，公谓此特为妖魅所惑。末言人生常理，不但议论宏伟，其一片至诚恻怛之心，尤足令人感悚。”⑨前人之评，可谓得此诗之神，“《原道》《佛骨表》之亚也”，道出昌黎卫道的精神，诗言志的儒家本旨。又如《华山女》一诗，钱仲联先生以为作于元和十四年(819)，谓正谏迎佛骨时事。诗先写佛徒讲经，听众狎恰，而道徒词穷，座下廖落。次叙华山女洗妆拭面，升座演诀，以其白咽红颊，致使观中人满，佛寺人迹扫绝。末叙华山女姿色惊动宫闺，倾倒豪家少年。韩愈弘扬儒学，攘斥佛老，诗中或正色斥之，或嘲谑戏之，唯此篇最得讽兴之旨。朱熹评云:“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炫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慢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其真以神仙处之哉?”⑩称其最得讽兴之旨，则是就其形象化、艺术化的语言而言的，其内容则合于儒家之诗言志说，贯注了昌黎坚韧不拔的卫道精神。对于永贞革新，韩愈颇有微词，及革新失败，作《永贞行》以庆幸之，对于王叔文集团叫嚣怒骂，认为他们是“小人乘时偷国柄”、“狐鸣枭噪争署置，旸睒跳踉相妩媚。”实际上永贞革新是一场推动社会前进的运动。王叔文等出身卑微，骤掌大权，横遭众官忌恨，又处于顺宗病危的情况下，思想上以为大有作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最后在内庭宦官与保守大官僚的进攻下，逼退顺宗，立宪宗，造成“二王八司马”事件。韩愈这样咒驾革新派人物为“小人”、“狐枭”，一方面由于韩愈对他们有宿怨，认为贞元十九年由监察御史贬阳山是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又有落井下石向新主子以效愚忠的嫌疑；另一方面，是韩愈的道统思想在作怪。既然他认为王叔文为“小人”，那么他的“道有君子小人”之说就有了用场。“君子之道”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样；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

11王叔文等为“小人”所处而不当。”○，则其道为“小人之道”，则其为己、为人、为心、为

天下国家就是不祥、不公、不平、不当的了，当然是应该奋力一击的了，“共流幽州鲧死羽”，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意。后人对此诗大为不满者有之：陈叔范日:“予读韩退之《顺宗实录》及《永贞行》，观刘、柳辈八司马之冤，意退之之罪状王、韦，实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退之于伾、文、执宜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辈又连败，于是奋其笔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仅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败论人，又有韩公之言为人质的，而不详其言之过当，盖有所自。”分析不谓不深。谭献以为:“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批评可谓深矣。从这首诗可

以看出昌黎道统思想保守的一面。又因为其卫道的精神，使昌黎在诗文创作中好发议论，直接表明自己的爱憎，所谓：昭晰者无疑”“行骏而言厉”也。这就使得他在一些诗里，并非用“戛戛独造”的形象化的语言发议论，而是把适宜在古文中发挥的议论，长篇累犊生硬地搬进诗中，破坏了诗的形象性。

12强调作昌黎以文为贯道之器，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者本身的道德修养，即为文以立行为本，“仁以之人，其言蔼如也”，又因为“学古道，则欲兼通

13其目的仍在贯道，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在于言儒家正统之道。由“道

统”而至于“养气”，“养气”的目的是为了复古道，为了“言志”，他们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养气”说是侧重从外部世界来观察、反映社会人生，体现了昌黎“文以载道”的观点和儒家“诗言志”的正统学说，那么，“不平则鸣”则侧重于从内心世界来折射出这个变态的社会人生，突破了“文以载道”的局限，上继三百篇之“怨”“刺”说，屈原之“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而又有所发展，重视诗歌的主观性、抒情性。“不平则鸣”是韩愈从自身的坎坷遭际、不得志的感受中提出的论点。“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

14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唯有如此，作品方可动人。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竟，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也都说明唯有对生活有极其深刻的感受、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方可动人，方可传之后世。重视抒情性，并不是说不管诗歌的社会功用。昌黎认为好的文学都是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作者的思想感情“郁于中而泄于外”，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自身遭遇有关，因为“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通过其自身感受，“自鸣其不幸”来反映社会人生。“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

15原鸣”，把表现于《楚辞》里的屈原的义愤和楚国的兴亡联系起来，说明“发愤以抒情”。○

而魏晋以下的文学“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

16这与《荐士》中的“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无章。”○，“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的

原因“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是一致的。无关社会人生，又无艺术创建的作品必然是“蝉噪”了。批评魏晋的“蝉噪”，目的是要建树一种从内心深处折射出社会人生现实、具有真情实感的诗风。认为孟郊、李翱、张籍是善鸣者，“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其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他们创作出了具有独特心灵感受，又能反映国家兴衰的诗歌。在提出“文穷而后工”的理论之后，韩愈以为“是故文章之作，恒发

17的王公贵人，由于没有不平的思想感情，当然谈不于羁旅草野”，生活安适、“气满志得”○

上会有不平之鸣；即使凭一时喜好而舞文弄墨，也大多只是娱宾遣兴之作，不能够产生深切动人的艺术魅力，亦不能传之永远。昌黎在此深入论析了重抒情与重社会功用的密切关系。

韩愈把“不平则鸣”这种理论在其创作实践中广为用之，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用之。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一诗。德宗贞元十九年末，愈与张署因上《天旱人饥状》，触怒权贵，分别被贬阳山令、临武令。至贞元二十一年顺宗继位大赦，却不得北归，又为杨凭所抑，愈、署再移江陵府，为法曹、功曹参军。诗先写郴州官舍中秋夜凄凉之景。次写张署歌辞，备述其被贬所历，岭南贬地环境之恶劣及遇赦不得归之苦状，借张署之口自鸣其不幸。末以宽慰之辞作结。《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如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乃元和十四年所作。韩愈因谰迎佛骨，被贬潮州，出长安至秦岭蓝关，逢其侄孙湘相送而写此诗。为国除弊的卫道精神、决心及眷恋朝廷的心情，沉郁顿挫，苍凉悲壮，以其鸣来反映谰迎佛骨。其《石鼓歌》诗人有意以周宣中兴拟宪宗元和中兴，以其鸣鸣国家

之盛。《唐宋诗醇》以为“典重瑰奇，良足铸之金而磨之石，后半旁皇珍惜，更见怀古情深。”要而言之，“不平则鸣”侧重于主观抒情，但也与昌黎“文以载道”、儒家“诗言志”想通。因为“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其鸣以愁苦之音，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诗风寒瘦窘迫，为苦吟之代表。而韩愈以豪杰自命，以儒家大师自居来卫道，虽有沉沦下僚，远斥边地的坎坷经历，发为诗歌绝不为愁苦穷乏之音，诗风自是豪肆，不同于郊岛的苦吟。又因为韩愈写散文很讲究气势，张籍《祭退之》诗云“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就是称颂他文章有雄直之气。皇甫湜以为“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

18这种大江东注的气势势必要影响到其诗歌创作，形成其豪肆奇崛的诗风。赵翼以不滞”。○

为“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就是昌黎“养气”说，“不平则呜”的理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的结果。

大约在昌黎二百年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对韩愈颇为推重，考之宋初诗坛便知其故：欧阳修于宋初西昆阴魂的笼罩下推尊郭愈，与韩愈子李杜之后，大历诗风卑弱情况下的谋出路是一致的。宋真宗朝位居馆阁的文臣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提倡学习李商隐，以矫正晚唐体平弱浅露之习，唱和赠答，遂成西昆一体。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

19却因其过于偏重形式，造成不良影响，使一时“言一变??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不行”。○

语声偶擿裂”(《苏氏文集序》)相夸尚，更为严重的是西昆诗很少反映现实之作。韩愈觑定李杜未发展的一面，终于创成豪肆诗风，大变唐诗；欧阳修不满西昆卑弱之獭祭，看准韩愈豪肆、刚健之诗风，远绍昌黎，诗歌结构上讲究回环往复，逆转顺布，富于变化；语言质朴劲健，不避险韵，不涉浮艳；较多地杂以散文化句式，注意诗句的锻炼与意思的含蓄，遂成宋风，至东坡大放厥词。宋诗自创一派，与唐诗并立，代表了两种审美观。可见，昌黎创新的价值不但应见重于中唐，尤应见重于宋初，其成就巍巍乎！欧阳修与韩愈在各自的时代完成了救弊的任务，但韩为自创一派，变一代诗风，欧为学韩以立一代诗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欧不如韩。但他们均以“以文为诗”为创作的主要方法，为宋诗的成立作了很大贡献。至此可以明白看出，韩愈散文理论的“养气”说、“不平则鸣”及卫道的哲学思想是其“以文为诗”的关键。

综之，韩愈在当时力追李杜，矫大历卑弱诗风，创豪肆、怪奇诗风，与白居易一派共同创造了元和诗坛的兴盛，使唐代诗歌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尤其昌黎，与李、杜鼎足而三。韩愈又影响了小李杜等人的诗歌创作，李商隐的七古《韩碑》可谓得昌黎之神髓，“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玉溪生诗意》)。“不平则鸣”的重主观抒情的诗歌，则对晚唐重幽约情思的诗风有一定影响。

从整个诗歌史上看，诗至韩愈为一大变。韩愈以文为诗，开拓了诗体，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扩大了诗歌的题材。韩愈从尚情韵的唐诗中开启了尚意趣的宋调，使唐宋诗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两座并峙的高峰，其后的古典诗歌创作不出此藩篱。实际上唐宋诗为两种风格、两种审美观念之异。“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20李杜、苏黄则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审美观，而韩愈作为这中间的转折点，其功可谓大矣，○

其“卫道”哲学思想、“养气”“不平则鸣”等散文理论运用于诗歌创作，尤其值得重视，可以视为韩诗创新之关键。但是，韩诗在宋诗新风貌形成之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宋诗独特新风貌的形成和宋诗大家的出现，无不受韩诗沾溉。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方东树以为“六一学

21均说明北宋人学韩在当时形韩，才气不能奔放，而独得其情韵与文法，此亦诗家深趣。”○

成一股潮流，苏黄虽对韩有不满处，也不由自主地沿着韩开辟的道路前进。即使江西诗派标榜以杜为祖，实乃以昌黎为楷模，“于公(韩)师其六七，学杜者二三”。从整个诗歌史上来说，我们不能不对韩愈重新作出估量。

篇二：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指导教师 作者

摘 要：韩愈诗歌以其奇崛不群的诗风，独树中唐诗歌一派大纛。他的诗作中虽偶有佶屈聱牙之瑕，但瑕不掩瑜，韩诗正越来越以它奇崛的特质，放射出其奇诡绚丽的光彩。毋庸置疑，韩愈以不因循前人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奇崛雄豪的意境创设和超异寻常的奇异想象，为自己的诗歌创造铺就了一条通天大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作一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 奇崛风格 诙谐戏谑 浪漫

韩愈，字退之，中唐诗人，南阳（今河南孟县），韩氏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比韩愈晚半个世纪的晚唐诗人司空图形容韩愈诗歌艺术风格说：“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如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一言蔽之，奇崛，就是韩诗艺术上突出的表现，或突出的风格。韩愈以他的奇崛，独树唐诗一派大纛，和元白诗派及其它诗派一起，大大活跃了中唐诗坛，造就了唐诗至盛唐以后又一个鼎盛局面。

一、韩愈奇崛风格的形成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到韩愈诗歌时说：“韩昌黎生平的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之注意所在也。”按此说法韩诗奇崛风格的形成原因是：一是韩平生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人，他的奇崛诗风的形成，和学习李杜关系很大。二是韩才大学博不甘居人后，但李杜在前，诗歌发展已备极壮观，难乎为继，欲辟新径，唯李杜奇崛处“尚有可推扩”。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韩诗中提到李杜的诗句很多，而且他总是李杜并举，持平的态度也很突出。在《调张籍》一诗中，他曾对自己的心慕力追李杜的心情和感受亦有极形象的描写。另外，韩愈不但在政治上极有抱负，在文学上也是很自负的。“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学习李杜，是自李杜始，希图有所创新，而不是单纯的模拟李杜。他在李杜之中寻求的是个人发展的途径，扩而充之，从而超出李杜，另树一帜。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具体到韩诗的奇崛诗风的形成，至少还应在赵翼总结的以外再补充四条：

（一）韩愈在文学上好奇的个性于诗歌的影响。好奇、标新立异是他在文学上的美学理想，凡异于常者，则认为是好。他在答到刘正夫书中说：“百物朝夕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其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足下家中之物，皆赖而用也，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为文，岂异于是乎？……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其好奇，喜标新立异的文学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凡古籍中之奇奥处，对他也特别具有吸引力，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江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能达。”大约天地、人物、江海……之中，他喜的是扬沙走石，危峰峭壁，戈矛叱咤，浊浪排空。“尔雅注虫鱼，定非磊磊人。”他似乎不屑于在细支末节上汲汲追求，这就是他的美学理想，其势必影响他的诗歌。

（二）韩文的尚奇于韩诗的联系。韩愈是诗文皆擅的，韩文的突出特点也是尚奇，唐人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奇诡于韩愈。”宋人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也有一段形容韩文风格的：“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以此而论，韩诗奇崛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其诗歌的创作风格。

（三）摧陷廓清充斥中唐诗坛的大历柔靡诗风的不良影响的需要。

（四）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大胆使用。

总之，韩愈创作手法以及当时于匡正柔靡诗风的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独标一帜的奇崛韩诗。

二、奇崛雄骜的韩诗艺术

韩诗奇崛雄骜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他诗歌语言的戛戛独造、奇崛险峻的意境追求和独树一帜的创作手段上。

（一）奇崛峭拔的诗歌语言

奇崛峭拔是韩诗的语言特色。这也是韩诗不欲因循前人，想在李杜诗歌奇险处再作推扩的必然结果，他“陈言务去”的古文创作经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宗旨。

一是新喻独创，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的诗句俯拾皆是，妙“喻”解颐。如《寄崔二十六立之》：“连年收科弟，若摘颔下髭。”以摘颔下髭之易，喻崔立之才思敏捷科场顺利；《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脑脂遮眼卧壮士，大弨挂壁无由弯。”以良弓挂壁喻张籍无缘仕宦，贫病潦倒；《赠崔立之评事》：“崔侯文章苦敏捷，……往往蛟螭杂蝼蚓。”比喻崔立之文思敏捷而失之粗率；《咏灯花同侯十一》：“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以钗比灯芯，以玉虫比灯花，极其形似。至于描写音乐的名篇《听颖师弹琴》，除数句实写外，其余全以比喻形容琴音之美：“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犴昂，勇士赴疆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宋人苏轼曾推此诗为写琴音最出色者，并且将此诗稍加檃括，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其原因和这连珠巧喻是分不开的。 二是古语反用。清人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论韩诗时说：“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所谓反用，就是使典用事时对古人成语的一种翻新改造。虽然顾嗣立把韩诗的“务去陈言”说成“全在于反用”未免太过，但韩诗活用古成语，确有过人之处。如《送无本师归范阳》：“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语出《三国志·赵云别传》：“子龙一身都是胆也。”的变化，此处反用，以夸贾岛诗胆之大；《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薰莸。”这是韩愈被贬阳山后自我解嘲的句子，语出《淮南子》：“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一句的注。注云：“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齿刚。”韩愈早衰，齿牙为缺，所以“自从齿牙缺”是实写，“始慕舌为柔”语带双关，暗示自己是因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而遭贬。《左传》：“一薰一莸，十年犹有其臭。”臭，味也；薰者香草，获者臭草。“渐能等薰莸”也是语带双关的，表面上说自贬阳山自己学乖了，是非曲直已不管它，实则暗示自己是决不能如此委曲求全的，这也是反用。除此之外，韩愈还常将古人成语有意做成翻案文章，以见奇峭险怪。如《感春三首》之一“偶坐藤树下，暮春下旬间。藤荫已可庇，落蕊还漫漫。亹亹新叶大，珑珑晚花干，青天高寥寥。两蝶飞翻翻。时节适当耳，悲怀自无端。”此诗一翻无数古人珍春惜春之情，不写落英成泥，反言“时节适当”，以嘲古人见春逝而潸然欲泪，曰“悲怀自无端”。不仅新奇，更见诗人高远之情怀。又《秋怀诗十一首》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青四墙下，已复生满地。寒蝉皆寂寞，蟋蟀鸣自恣……适时各得所，松柏不足贵。”连圣人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旧案也翻过来了，岂不是奇峭卓尔不群吗？

三是力戒所熟，务必出新出奇。凡前人已道，力不袭用。如《答孟郊》：“弱拒喜张臂，猛拏闲缩爪”两句，真是将弱肉强食的炎凉世态写的惊心动魄。残暴的强者在欺凌弱小之前的闲适从容和弱者无济于事的抵拒读来不禁令人心灵颤栗！韩愈之前，李杜描写世态人情之句很多，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的“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而韩愈却舍熟不用，独出新创，写出如此极富个性的诗句来。力戒所熟，还表现在诗的发端、结句上。他人如此发端，如此结句，我偏不如此。《雉带箭》本写热烈紧张的狩猎场面，发端却是：“原头火烧静兀兀”，悄然静寂，出人意料；《桃源图》是咏画的，发端却是“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议论之处，不同凡响。《衡岳》结句“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气象辽阔，几接混茫。而《山石》结尾却又是一格，以议论煞

尾。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结尾说：“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乃为匪夷所思，奇险不测。他人百思不得其结，我却如此结，乃为我之诗，……不然，从胸中可有，手笔所可道，乃为凡近。”

四是善用狠猛粗俗之语。韩愈《落齿》：“今年落一牙，明年落一齿，……终然落未已，意与崩山比。”又《寄崔二十六立之》：“所余十九齿，飘摇皆浮危。”写一齿之落，如“崩山”，余牙“飘摇”、“浮危”，这不是一般夸张。韩诗惯用这种狠猛之语造成奇崛。韩诗中绝少艳体，偶然一写，也无香软温馨字眼，《感春三首》之三：“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此写舞女亦用狠猛语。韩愈描写物象、人事、书法也是如此，喜用狠语，以成奇崛险峻。如《石鼓歌》中形容书法：“年深岂免有缺划，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等等，不胜枚举。粗俗语的运用，也是极能显现其诙诡奇崛之本色的。如《赠刘师服》：“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臬。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齝，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明白如话的口语和奇崛的诗句无间地结合在一起，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可也常因不避粗俗，破坏了诗作美感的，如《城南联句》中对毛毛虫咬人，蜗牛吐涎，动物交尾的描写等。

（二）奇崛险骜的诗歌意境

韩愈诗歌的务求新奇，力避陈言，其主要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奇险、雄怪、粗豪的境界，其奇崛险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字、句、局部描写的务求新奇，力避陈言。秦观《春日》写景句有：“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韩愈亦有《芍药》诗，诗云：“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灼灼绿盘龙。”二人同写芍药，其境界迥然不同。秦观的“有情”、“无力”语非不工，境非不新，然其气象魄力远不如韩愈，如果说秦观笔下的芍药是慵懒娇弱的女郎，韩愈笔下的芍药就是矫健强壮的女中英豪了。韩愈的《芍药》固然写得狠猛，但还不如他的《李花赠张十一署》的写李花之白：“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迷花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雪白的李花，如波涛翻空，把暗夜都映白了。群鸡惊起报晓，官吏忙乱之中起身理事，太阳也被催促得升起来了，红霞万道，与李花交相辉映，这是何等的奇思妙想与夸大的描写！历来诗人也有雄豪篇章，但那描写对象往往是高山大河霹雳巨浪，其事物本身就有雄奇之处，如岑参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李白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构连”就是这样。把本来不奇险的平常事物写得既奇又险，非夷所思，乃见出韩愈奇崛的异趣前人和超越后人。程雪恂的《韩诗臆说》有评：“韩诗屏常熟，翻新见奇，往往有似过情语，然必过情乃发，得其情者也。”“必过情”，而始得“其情”，就是诗家说的“透过一层法”。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他的《苦寒》诗中对檐前雀的描写：“啾啾窗前雀，不知己纤微。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近炮燖。”说檐前雀因不堪奇寒，宁愿被弹射杀后汤煮火炙。这种奇死怪想，说明了韩愈的观察描写事物真到了“百怪入我肠”的地步了。

其次是通篇立意奇崛怪诞。韩愈之友孟郊旬日之间连夭三子，韩愈于是写《孟东野失子》吊慰。此本平常事，可韩愈偏在诗中编造了一番上天入地，灵龟问讯，天帝宽言相慰，灵龟托梦的荒诞经过。古往今来，此类诗作多得是，可有谁象韩愈写得如此怪诞？不奇不怪的事物务要写得又奇又怪，逢到真正雄豪奇峻事物，其笔就如虎踞平岗，肆意驰骋其无边的想象力，给其涂上一层更加浓烈的色彩。如被程雪恂称为小大奇观的《游青龙寺》和《陆浑山火》就是例子。青龙寺有柿树万株，深秋时节，霜叶红实，连绵一片，可以想象那确是十分壮观的景象。诗人写道：“光华闪壁见鬼神，赫赫炎官张火伞。燃树烧云大实骈，金乌下啄赬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真是“字向纸上皆轩昂”，极尽阳刚之美，使读者也“魂翻眼倒”汗不敢出了。再看《陆浑山火》，隆冬之夜，天

黑如漆，忽然一派火光既凶且恶。风助火势，烈焰排空，自然界的罕见奇观唤起了诗人奇诡雄骜的诗兴。于是诗中有了火神祝融大宴僚属宾客的光怪陆离的场面：万千条腾空的烈焰成了火神会宴的花园，毕剥腾响的火爆声成了火神宴饮的钟鼓之乐，腾空巨焰织就了火神繁 盛纷杂的旗幡仪仗。穿朱漆赤，露肚挺胸的火神僚属个个威武雄壮，在这血海肉山上，以五岳为凳为盘，以山壑为杯为盏，大嚼大饮。火神的恣肆，吓得水神君臣惶惶不已，派出探风的黑龙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于是愤然上告天帝，天帝遂赐九河之水为黑龙洗涤血污，派巫阳为他招魂……。这恐怕不仅在韩诗中是奇绝之冠，若在中国诗歌

里选一部奇诞风格的诗，《陆浑山火》也称得上是一篇压轴之作了。只可惜其诗句佶屈聱牙，太过晦涩难懂了。

三、诙谐戏谑、顿挫、浪漫的创作手法

韩愈的诗歌创作手法归纳一下，可为以下几条：

（一）诙谐戏谑笔法的运用。韩愈《落齿》诗，全诗十八韵，用十五“落”字；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之二，中间四句连用四个“观”字，都为诙谐的证明，不过我们切不可把他的如《落齿》那样狎弄个别字眼的地方当作他诙谐创作的全部，我们在领略他奇崛诗风的时候，常常要对他突然插入的诙谐戏谑之笔表示欣赏。如《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一诗是酬答卢云夫的，其时卢任给事中，韩愈却为太子右庶子之闲职。他在诗中大写自己观赏昆明池荷花，以压倒卢云夫观赏的小小的曲江荷花，而且，就连这曲江荷花，他嘲笑卢云夫也没看的仔细；“大明宫中给事归，走马来看立不正。”卢给事观花身既“立不正”何能见荷花之妙？此表面上是以己游压卢云夫之游，实则发泄自己壮志难酬的牢骚。而以此诙谐戏谑语出之，则激愤之情倍见。又如《游青龙寺》，在写了柿树叶红实骈的奇观后突然插入四句云：“二三道士席间 ，灵夜屡进颇黎碗，忽惊颜色变韶稚，却信神仙非怪诞。”乍看不觉戏谑诙谐，仔细想想，韩愈从不相信神佛道教，就会明白这是借写柿叶柿实，映得和尚脸色红润，对佛家的妄诞暗下针砭。又如《送石处士赴河阳幕》：“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嘲笑石处士,自称避世之士,一旦有人让他出仕,他就忍耐不住,真是戏谑诙谐之至。

（二）顿挫之法的运用。顿挫就是拗笔，折笔，可使文气冲波逆折，屈曲回流，避平就奇。顿挫有叙事顿挫和情感顿挫之分。而叙事顿挫受情感顿挫之驱使。如《华山女》写佛道斗法争胜，华山女盛装登坛演法。作者不直写华山女以姿色招人，反说她“遂来升座演真诀，关门不许人开扃。”这是故作一反跌，直到“云窗雾阁事恍惚”，读者才恍然而悟，这是叙事顿挫。《衡岳》开始写“秋气晦昧无晴明”，不能登山，接下来“潜心默祷如有应，须臾静扫众峰出。”也是一个顿挫。至庙令老人为诗人祈福演卦后，诗人但用一句“神纵欲福难为功”，即将前边一切推翻，这是感情上一个大顿挫大转折，这也是情感顿挫驱使叙事顿挫的一个例子。

（三）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韩诗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想象力的丰富，二是夸张手法的运用。

先说想象力丰富，如前边谈到的《陆浑山火》，试想一场大火能撰出多少话来？《唐宋诗醇》说：“只是咏火烧耳，写的如此天动地歧，凭空法撰，心花怒生。”诗中光怪陆离的一切全凭想象出来。《石鼓歌》无非写自己好古惜古之心，开首偏要想象宣王刻石。对石鼓的正面描写，也是有棱有色，极富想象。至于对石鼓移于太学举国奔波之热闹情景，则完全是凭借想象，“凌空议论”，能空，则灵动，则跌宕，不能空，则呆滞，则拘泥。韩文如潮，韩诗亦如潮，而这奇崛的诗潮，颇得力于他的凭空杜撰，“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凌空叙起确是一条很值得借鉴的艺术手段。

再说夸张。《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中韩愈笔下的长安，是“长安雨洗新秋出，极目寒镜开尘函。终南晓望踏龙尾，倚天更觉青镵鑱。”以极夸张之笔法写景物之壮阔，《贞女峡》：

“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以夸张之法写景物之险恶。至于贞元末，韩愈被贬阳山，关于岭南风光的描写，使用夸张手法形容其地之苦，怪，险恶的更是举不胜举。韩愈如此下笔与其喜好夸张，追求奇崛艺术效果是分不开的，这也表露了韩愈被贬官后浮躁的心理。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四）喜押险韵，好用生辟字的特点。押险韵，即用窄韵写长诗，得韵窄，一般人都望而止步，他偏要用窄韵写长诗，朱光潜《诗论》中说：“韩愈和苏轼的诗里“趁韵”例最多,他们以为韵押得愈险,也就愈精工,……诗人驾驭媒介的能力愈大，游戏的成份也愈多，他们力有余裕，便任意挥霍，显得豪爽不羁。”朱先生的意思，押险韵纯是形式主义的追求，实不足为后世法。韩诗中，其僻字晦词比比皆是，令人望而生畏，但这些僻字晦词之于韩愈，好象画家手中七彩外的奇异颜料，他有意取之，以涂抹自己奇崛险怪的诗的画面，这于韩愈则可，于常人却不可，因此使用僻字晦词，也是不足为后世法的。

四、韩诗奇崛风格的余话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里有一大段对韩诗奇崛诗风的总结性评论，很值得重视：“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掎摭奇字，诘曲其调，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 昌黎诗如《题炭谷湫》云：?巨灵高其捧，保此一掬悭?谓湫不在平地而在山上也；……思语俱奇，真未经人道。至如《苦寒》云：?啾啾窗前雀……却得近炮燖?谓雀受冻难堪，翻愿就炮燖之热也……。此语亦不免过火，然思力所至，宁过之无不及，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至若《南山诗》之?突起莫间簉?、?仰喜讶不仆?此等诗句，徒佶屈聱牙，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这段话很精辟，首先他提出自己分类韩诗的准则：“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然后分韩诗为四类：一是“思诗俱奇，真未经人道。”我们理解为奇崛。二是“不免过火，然思力所至，宁过之无不及，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我们理解为奇崛有余，近乎险怪。三是“徒掎摭奇字，诘曲其调，务为不可读。”我们理解为纯乎险怪。四是“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我们理解为雄豪磊落。

由上可见，韩诗的奇崛分别在向两个方向扩张：一方面奇崛中见豪健、阔大、雄直。他的大部分铺张驰骤的五、七言古诗可归于此类，是韩诗中最成功的部分。另一方面奇崛近乎险怪，佶屈骜牙，怪句险用。这类诗鬼趣兵象，意旨难明，使人不可卒读，此类诗失败者最多，对后世不良影响也最大。至于《苦寒》、《游青龙寺》、《陆浑山火》等稍好一些的，介于以上两类之间，虽颇能示韩诗面目，然算不得最佳。明瞿佑《归田诗话》说“昌黎《陆浑山火》诗，造语险怪，初读殆不可晓。”关于《游青龙寺》，马永卿《懒真子录》说：“仆旧读此诗，以为此言乃喻画壁之状。后见《长安志》云?青龙寺有柿树万株?，知此盖言柿树之状也。”诗写到人不可晓其意，不管艺术上有多么独到的地方，可取之处也就少了。

韩愈论文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论诗主张“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说明韩愈在诗文改革的同时，在于诗文形式上是有明白正确的主张的。韩诗奇崛诗风形成较早，如《雉带箭》、《山石》等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文从字顺，艺术上已臻成熟，但也有渐趋险怪之作，如《苦寒》诗等。中晚期以后，这两方面都有所发展，但他并没有扬长避短。韩孟的联句诗越联越长，越联越险就是一例。在此，明白正确的主张竟让位于刻意追求诗歌艺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了。

所以赵翼在上段的末尾又说：“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韩愈未能及时总结自己诗歌创作的得失，我们不禁为他一叹。不过，韩诗的纯乎险怪，佶屈骜牙之作毕竟是少数，并不能掩去他奇崛雄豪的主流和在矫正当代柔靡诗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篇三：韩愈险怪诗风成因分析

韩愈险怪诗风成因分析

作者：张 昱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是中唐时期诗文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也是韩孟诗派的领袖。对自己的诗歌韩愈这样说道：“我愿生两翅，捕捉入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这与皇甫湜“吾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呼吸也”。（《题柳州集后序》）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从他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用奇字，造奇句，塑奇景的险怪风格。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在诗史上独树一帜，就其成因，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略提及外，至今少有人展开论述。那么是什么造成韩愈诗风险怪呢？我认为这与当时道教的盛行和韩愈生平遭际有极大的干系。

一、道学与险怪

受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代李氏皇族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创始人李耳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称为“国教”，一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帮助，发展态势极其旺盛。到开元天宝间达到极致。此时儒家至圣周公被推出学宫，由老子来安坐其位。孔子虽被封王，却成了老子的侍从。而到了中唐，国家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于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这一凌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厌倦，大多走上了服药炼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虚幻的快乐来抵消现实痛苦。

处于中唐的韩愈其世界观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他力排佛老，振兴儒学，想使国家步入礼乐文化的正统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个体，他又要张扬个性，要找回自我，回归到自我本性中去。这时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这就导致了韩愈文学上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用散文来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另一方面又在诗歌领域抒发自己的个体感情。并于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美学理论和意象。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画为一。”从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万物不分善恶，不分美丑。所以这种思想使韩愈突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条，顺理成章的将怪异之景引入了诗歌领域。

但是现实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韩愈又将道教中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道教神仙体系引入诗中。如《陆浑山火》中写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

高烧周四垣，神焦鬼烂逃无门……”从诗中不难看出韩愈将冬日山林火灾写成了惊天动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对道教意象并非简单借用，而是顺应自己情感及审美需要对意象进行加工，从而使其富于新的内蕴。所以我觉得对韩愈“险怪”诗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道家瑰玮的意象及神仙体系，而是道家的万物皆统一为道的美学范畴。

二、生平遭际

韩愈一生中的种种遭际也是导致他诗风走向险怪的一个原因。韩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养，在他十三岁时，其兄又去世，随其嫂郑氏千里奔丧，而且无亲朋相助。这些幼年时的苦难势必在韩愈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种子，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 苦难除了促使韩愈勤学苦读外，还教会了韩愈忍耐。所以当十八九岁的韩愈到“名利之都府”长安（《复志赋》）求功名的时候，忍受了数次落第的痛苦。为了支付长安昂贵的开销，“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群墓志》）的韩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殿中少监马群墓志》）过起了寄人篱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负，韩愈终于中了进士，但是仕途似乎离韩愈还是很远，因为他又被拦在了吏部的博学宏辞的门外。为了做官韩愈忍受着人们的讥笑、拒绝与侮辱，最终沦落到钻营一辈中。他到处干谒，俯首贴耳于达官贵人之中，摇尾乞怜。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做过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样通过钻营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为报国有门的韩愈却迎来了个“朝为青云志，幕作白首囚”的下场。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被贬阳山，后待命郴州。在这个期间，他创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险怪诗就有23首，从而把险怪诗风推向极致。

韩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大量创作险怪诗呢？为什么能够把险怪诗写得那样出色呢？笔者认为，韩愈险怪诗的创作紧接着阳山之贬而出现，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奥秘在于韩愈心灵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阳印记”，所谓“滴阳印记”，是指韩愈在滴阳这段“贬历”中的心态和感受。注之于诗的“滴阳印记”，是指诗中所描写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险怪，所发泄的贬谪之臣的怨愤和不平。这种“滴阳印记”不仅贯穿在韩愈首次南贬诗作的全过程，而且还深沉地影响到诗人返京以后的诗作风格，被古今学者公认的韩愈险怪诗中的代表作，如《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赤藤仗歌》、《记梦》等险怪诗名篇，均写于阳山之贬返京后的元和初年。这些力作大都激荡着岭南的“炎暑之气”，烙刻着深重的“滴阳印记”，因而光怪陆离，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滴阳印记”使韩愈得以在诗歌创

作中独辟蹊径，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进而成为中国险怪诗派的鼻祖。 首先，被贬谪的失意人生与压抑心态，触发其作诗鸣不平情愫的形成。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任监察御史，而后他发现朝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心中忧急，不禁托物起讽。不久，他为民请命被贬阳山令，后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他这种志抱高洁与失意人生相交织、忠君思想和怀才不遇相和合的复杂心态，使他满腹怨愤，不能不作诗以抒发感受，鸣其不平。在这几年中，韩愈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统治者给予他不平的待遇无处申诉，盘亘于心头的忧郁和悲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发泄，于是他只好移情于物。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某些居心险恶的权贵和其爪牙的感觉印象和情感移位于自然界的险怪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自己的坎坷处境的感觉和情感移位于与之有类似之处的外物上。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结晶，险恶幽怪的意象之中融注着诗人悲愤不平的思想情绪。

其次，滴阳途中见所未见的异地景物，触发其丰富的奇异想象。岭南的奇风异俗，激发其猎奇的创作意识。韩愈此行，途中不仅经过湖南，在“浩浩荡荡”“浊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临武入粤时攀登了高山险岭；而坐船由连州到阳山，则历览连江三峡之奇美、连江河水之湍急、阳山气候之奇特；在离阳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个月，赴江陵途中历览名胜古迹。南方的奇山异水激起具有好奇个性的韩愈的创作激情。而好奇个性与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诗人的笔触更多地伸到险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韩愈贬阳途经湖南，湖南不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话与传说，而且由于湖南原属楚地，还保存了较浓厚的巫风。“巫之别名，曰摊教、曰师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为人求神驱病。”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谴虐鬼》和《郴州祈雨》里，都曾反映了上述情况。同时韩愈谪居的阳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许多令中原人难以理解的奇风异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话传说和巫风、阳山的奇风异俗激发了韩愈的猎奇意识，对韩愈写险怪诗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已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如《县斋有怀》、《送惠师》、《送灵师》、《刘生诗》等。

最后，阳山贬所的艰苦生活，引发其神奇的幻想。贬官的休闲生活，又为其创作险怪诗提供了时间保证。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幻想。韩愈在请阳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阳山贬所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穷困落魄的阶段，因此，韩愈险怪诗中，处处可见一种“虚幻世界”。韩诗中的虚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间世俗社会的影子。这就更给诗歌增加了一种灵异缥缈、光怪陆离的气氛。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愈的险怪诗风的形成，是其个人遭际及道教兴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个人遭际所导致的心灵创伤是直接动因，道教美学系统是突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支持。应该说，他的生平遭际，特别是被贬阳山是险怪诗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钱冬父《韩愈》

肖占鹏《韩孟诗派研究》

唐晓繁《唐文学思想研究》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陈炎 李红春《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 张昱，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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