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

上周在南京出差，深夜拖着疲惫跟同事聊天，畅谈至凌晨两点。

他18岁出来闯荡，没念过大学，今年38岁，是一本著名杂志的设计总监。如果这是一个老套的励志故事，我可能再无兴趣听下去。但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代人是怎么想的。我反感几零后几零后的区分和标签，我跟很多自己的同龄人聊不来。人是靠价值相互认同的，而不是年龄。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闷，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要说奋斗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就是一步步来。房子、车子这些东西，说真的，只要你不傻不笨，踏实做该做的事，到时间都会有的。别去想它，别去管别人怎么做，相信自己的判断。守得住，慢慢来。

原新东方老师李笑来在《把时间当做朋友》里写：“我们总是对短期收益期望过高，却对长期收益期望过低。”他指英语，也说人生。说来说去，还是急。

有人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到那个人身边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但这句话或不只关乎职业生涯，也关乎生活智慧。人们容易放大眼前的痛苦或成就，跟年长却开明的前辈交流，他们一望便知你正经历怎样的阶段，现在绊倒你的，不过是一颗螺丝钉；你愁肠百转看不穿的，或许是他们也曾有过的迷茫。

在18岁至23岁那段时间，我很爱翻阅名人履历。每知晓一个令人羡慕嫉妒恨的人，便去搜寻他的经历——几岁硕士毕业?何时修完的博士?多大年龄开始在职业领域崭露头角?何时达到今日的成就?

年龄，年龄，年龄，那是一种对时间的焦虑。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害了不知多少人。我反感成功学，因为显而易见，不是每个人努力都能成功，但我确信自己是幸运儿中的一个。我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我狂妄自大，对自己在外形和才华上的优势得意洋洋；我思考一切严肃的话题，阅读跟这个世界奥秘有关的书籍，向古往今来浩瀚的文明致敬；我期待人们在出版物上阅读我的文字，在媒体上谈论我的名字；我向往名声、金钱，我反复阅读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为另一个同样骄傲的灵魂而心潮澎湃。

可我才24岁。

所有的名人书籍、讲座都告诉我。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做成事情。但是，你问一个刚刚告别枯燥的高中生活，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刚起步的年轻人，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优异的成绩、同学间的声望、漂亮的女朋友，他还想要毕业后找到令人称羡的工作，尽快赚钱、成名、成功。

20岁出头的年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仅不是灾难，反而可能是一件幸事。

但你一定知道自己是谁，对什么事感兴趣吧?如果连这都不知道，就真的是灾难了。

知道对什么事感兴趣，就一点点做起来吧。无论多少声音试图扭转你，说你热爱、着迷的这件事情没前途、没发展、没出息，都请悠悠地对他说：This is my own life。

不为什么，因为热爱。千金难买热爱。

朋友问我，以后想做一个出色的记者吗?我说，不知道。他诧异，你不是混传媒圈吗?我亦诧异，为什么要在20岁出头的年纪就给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定义呢?难道这个年纪不应该是尽一切可能伸展自己的触角，去触摸不同的、多元的事物，感知并观察丰富、蕴藏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吗?

下了定义，即关上了可能性的大门。你怎知日后不会遇到更令自己好奇、亢奋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职业旅行家?为什么不能在码了几年字后，突然迷上了摄影?为什么不?

若你回头梳理自己的人生履历，花些心思，会看到一条似乎清晰的轨迹和路线，进而“恍然大悟”：我正是循着这样的路一步步走来的，原来我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啊!

若干日后我莫名其妙成了一名电游玩家，我在个人传记里也可以深情回顾“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职业电子游戏玩家”。因为我4岁开始玩电子游戏，至今仍不辍，算得上发烧友。

我一直对“规划”二字持有戒备，所谓职业规划、人生规划，忽悠者众。

人生是靠感知的，如何规划呢?职业生涯是靠机遇和摸索的，如何设计呢?

如果我四五十岁时有机会受邀到年轻人中去开个讲座，一定要叫做“我的人生无规划”；如果我混得灰头土脸，在世俗意义上是个无人问津的小人物，那我就跟自己的孙子吹吹牛讲讲“无规划之人生”中好玩儿的故事。

当真连自己喜欢做什么，该如何活都不知道吗?想赢怕输罢了。该做些什么、走什么样的路。难道不是循着内心的声音一步步摸索、试探出来的吗?走岔了，就退回来；走得急，就缓一些。时不时停下来想想，望一望，琢磨琢磨，再继续走。

怎么可能不摔跟头呢?怎么可能诸事顺利呢?怎么可能有条一马平川叫做“成功”的路供你走呢?不多尝试一些怎知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呢?

从事并非自己志趣的职业问题并不大，业余时间发展偏好就是了。但我后来才醒悟，比“不能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灾难性一百倍的，是压根“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我曾很喜欢一个朋友的签名“成为更好的人”，这句不疾不徐却又溢满坚定的话，曾无数次给我力量。如今我却感觉这句话充斥着“更高、更快、更强”的进步论腔调。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今天陪母亲坐在太阳下漫无目的地聊一下午天，童年、成长、家庭琐事，有没有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今天没读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没点击韩寒最新的博客，没有刷新微博，只是给自己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躺在恋人的臂弯里发呆，算不算荒废生命?

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某种吊诡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我们是前所未有早衰的一代，18岁开始苍老，20岁开始怀旧，尽管仍在青春，“你爱谈天我爱笑”的时光竟成了一代人的集体乡愁；另一方面，我们拼命地想要向前奔跑，想要稳定、无虑的生活，想要拥抱住某种确定感，焦虑着，想要立即像三四十岁的人那样，车房不缺，事业成功。

你，你，你，真的享受年轻吗?为何你一边怀旧一边还在努力奔跑?你，你，你，真的珍惜可能性吗?为何我看到你宁肯早衰也要拥抱“生活的终结”?

生活更美好的可能性，难道不在于这缓缓经历的——一步步、默默感知的一天天，而在于未来的宏大勾画?

一步步，一寸寸，一点点，一天天，慢慢来。

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还在一边晃悠一边张望，走一步停一下，摸摸这个碰碰那个，试图去感知、观察、理解这个世界。新鲜好奇着呢。但我确定，我只会走自己想走的林阴道：我确定。我会像哈维尔说的那样，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在真实里。

所有的成长和伟大，“如同中药和老火汤，都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

吴奶奶是一位退休工人，养老金不高，房子也不大，住在杭州富阳的一个社区里。汶川地震后，她捐了一笔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以“日日捐”向社会献爱心。虽然捐的钱不多，每日只有区区一元钱，但她说，这一元钱带给她许多快乐，只要有一日不捐，心里就会空落落的。

前几天看新闻，有位文具店老板街头孤身追贼，为一位女士追回一条金项链。镜头中，店老板的妻子说：“丈夫就喜欢管这样的闲事，开店十年，这样的见义勇为不下十次了。”这则新闻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追小偷时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追了长长的一条街。

善与恶、是与非、黑与白……这样的“道德观”认知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对“好人”、对“好事”，我们心中还会油然而生出感动和敬佩，但感动归感动，行动归行动。“感动”与“行动”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长长的沟壑，有的人走了一辈子，都没有跨过去。看来“道德观”与“道德”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道德观”只是一个理念，而“道德”在行动，“行动”真的很难。

香港有位义工叫苏金妹，她认为道德不能靠说理，而靠“训练”。如果要让孩子富有爱心，就应该让孩子走上街头去帮助别人，这样才能“训练有素”。

“道德训练说”可以解释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譬如吴奶奶的“日日捐”、又如那位店老板的“古道热肠”。一个人做了好事，就会经常做好事，就再也看不得别人“受苦受难”，也看不得“不平之事”了。

山东济南有位叫郑承镇的老人，自从1987年那年在济南“收养”了一个流浪孩子之后，这十多年一共帮助了四百多位流浪孩子，最多的时候家里挤住过十三个孩子。在他收养的孩子中，有的读了中专、警校，有的参了军，没有一个再去流浪。

常人很难理解郑承镇的行为，唯有“训练有素”这四字才能理解。他显然已把这种救助视为一种习惯，并从中感受到了快乐和满足，所以才能乐此不疲，视为一生的追求。

“道德”真的需要训练。这段时间，网上在热议一位名叫陆杰森的美国在华留学生，他在麦当劳门口遇到一位乞讨的老奶奶，于是买了两份薯条，两人席地而坐，开心地吃着。陆杰森的爱心让许多国人为之感动，但对于陆杰森来说，这却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因为他在美国就是一位义工，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为乞丐买一份食物，只是举手之劳。

陆杰森的“很简单”，对许多人来说却是“很困难”，现在许多网友甚至还提醒陆杰森被骗了，说那位老奶奶不是真正的乞丐，不应去帮助她。“扶弱济贫”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要走出一步、付出一点，原来这么难。

我们接受了太多的道德说教，但缺少实践和体验。结果，我们永远站在“道德观”的阵营里，乐于做一个评判者，而不愿做一位实践者。

2010年去香港培训，在九龙塘地铁口曾看到温情一幕：一位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地铁出口，手举一块“哮喘基金募捐”的牌子向路人募捐，而他的父母则靠在一辆奔驰车边，微笑着看着他。

这个场景，我两年后记忆犹新。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所发现的最好的“爱心教育”和“道德教育”。

“尊敬的乘客!车组人员欢迎您乘坐本趟汽车，祝您旅途愉快!”本格尔特夫妇如此向自己的乘客们打招呼。

丈夫叶甫盖尼打扮得像个飞行员，妻子娜丽玛则像个空姐：蓝色短裙、军式船形帽、高跟鞋。有人说他们是浪漫的一对，有人说他们是有素养的自我欣赏家，而他们自己则认为这只是他们应该完成的工作。

丈夫叶甫盖尼曾是一名工程师，因不愿处处依照老板的意思办事而辞职。他用自己赚来的第一笔钱收购烟草，拿到市场上去卖，后来又开始经营自己的零售摊、餐馆等。“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丈夫突然跟我说：‘我买了辆公共汽车!’”娜丽玛回忆道，“他说得很随便，就像在说什么不起眼的小事!”

一开始，本格尔特夫妇也像其他的公交车经营者一样，沿着城市固定线路载客，娜丽玛是售票员。后来他们决定运营城际线路，刚刚人行的他们被分配到一个最难行驶也最难盈利的线路上。那一刻，夫妇二人成了这条几乎不盈利线路的私营业主。“在市内线路上公交车需要不停地停车和启动，上下车人员很多，我们很心疼我们的车。”娜丽玛说：“为了让我们的车不那么快地坏掉，我们决定运营路程较远的线路。这样乘客一直观赏车外风景，就没有时间来破坏车子了。”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破坏这辆公交车的“美”：车窗旁是娜丽玛亲手缝制的绣花窗帘，行李架上挂着为孩子们准备的毛绒玩具。车里非常整洁，人们都怕自己弄脏了脚下的地毯。一开始，他们的车只有15个座位，后来他们贷款40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88万元)买了新车，座位增加到35个。他们每个月要还贷8.5万卢布。乘客们一眼就能认出本格尔特夫妇的车，他们的车总是满座。您想啊，区别那么明显：在一辆车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在另一辆车里则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和售票员不耐烦的嘴脸，而票价则同样都是300卢布。

公交车主和车站的关系是这样的：在站台上占有车位和被写入时刻表的价钱是利润的15％，再加上柴油费，以及税收和向其他执法机关上缴的费用，每天大概支出2500卢布。这还不算汽车保养的费用，要知道零件和维修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过，即使是这样，这辆汽车还是很好地保障着本格尔特夫妇的收入。

在自己的“美丽”公交车上。夫妇俩允许乘客免费携带行李，并且为孩子们准备了可以横躺的坐席，在固定站点之外还可以选择乘客方便的地点停车。为了避免排队等待，他们的乘客还可以打电话预约座位。然而，还是有些嫉妒本格尔特夫妇的人暗中使坏。有人说：“他们的票都卖光了，坐我们的车走吧。”有人会把车站的意见书偷偷藏起来，因为上面写满了对本格尔特夫妇的感激与赞扬。

但这对可爱的夫妇根本就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美丽的乘务员娜丽玛以前其实是名警察，“我的丈夫不喜欢我的工作，总是担心我会被派到危险现场执行任务，所以叫我来做他的乘务员。我不想穿着牛仔裤在我们的车里走来走去，所以我自己缝制了这套‘制服’，我从小就梦想做一名空姐。”

娜丽玛熟识自己的每位乘客。她知道，谁喜欢坐在窗边，谁怕冷需要毛毯。累的时候她会将枕头递给您。她不时地跟乘客们聊聊天，开开玩笑。她会提醒男孩子要坐在女孩子的旁边，告诉想睡觉的乘客离电视机远一些，叫醒醉酒的乘客提醒他下车。

在“美丽”公交车上，有6对年轻人相识相爱，并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还有好几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充满温情的车厢里。看着新生儿美丽的小脸，娜丽玛将自己备用的白色空姐服撕开，温柔地将小生命包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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