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概论论文

先秦诸子的秩序观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乱，大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变革迭起，兼并战争频繁。旧制度，旧思想，旧传统都收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一切都预示着社会机制即将重新组合。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霸权，争相养土，于是诸子勃兴，纷纷起来批评时政，发表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一时间形成了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和学术上“百花齐放”的格局。诸子各具特色。

孔子说他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他说“苛政猛于虎”，责怪东周时期政府不顾遵守周礼儒生们的死活，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在春秋中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具体表现在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政权不断下移,并纷纷制定自己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奴隶社会正走向解体，也就是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

而老子却认为当时的教令太多。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万物创生的根源，所以人、地、天都要法“道”，但道并不是毫无规则的，为所欲为的，必须以自然为法则。“自然”是自然而然，是自然就如此的意义，应理解为道的精神所在。是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中最主要的部分，或者说是主导性的部分。是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和德之所以得到万物的仰尊，就在于常法自然，道和德的价值就在于自然，若不以自然为法就会失去其价值。老子的思想以“道”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却在“自然”两个字上。

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他说：“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意思是，大道的真髓、精华用以修身，它的余绪用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用以教化天下。又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友其真。”意思是，不要为了人工而毁灭天然，不要为了世故去毁灭性命，不要为了贪得去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这就是返璞归真。

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而墨家学派却从长期战乱，人民渴望和平的角度出发。墨子从事学术政治活动是在战国初期，正是列国争战，大国兼并的社会动荡时期。因战争而带来的天灾人祸使人民不胜其苦。再加上统治者的盘剥，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当时社会状况正如墨子所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的思想就这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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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先秦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向王权专制转向的大变革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动乱使得思想家纷纷关注秩序重建。儒家以礼制为路径，围绕正名定分、采取教化措施、通过个人修养来使人自觉遵循规范；法家以法制为路径，围绕法律刑罚、国家机构执行、通过外在强制引导人的行为……而先秦秩序观的建立需要的是以下三点：

1.天道观

天道观念源于原始社会。当时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足，总认为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支配着人类。这超人的力量便是天。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商人迷信，凡事占卜，就是天道观的反映。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产生了国王。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上便是在天道观的基础上产生了“帝”和“上帝”的观念。“帝”和“上帝”是和天具有同样权威的人格神，是万物的主宰。人世间的一切都要遵

照上帝的意志，而代表上帝的便是国王。他是上帝的子孙，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

天道观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它所关注的焦点并非世界的本源与派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而是为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寻求一个合理性的依据。

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后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

假借天神的意志，赋予国王无上的权利，以行使统治权。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统治，这就是商代的统治思想，即所谓天道观建立的秩序观。 2.人性

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等诸位先哲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出现了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阐明了人具有善恶两重性。它是站在治世的高度探寻人生修养之艺术，将个体性情自由与群体政治需要融为一体，把情感发动与秩序建构统一起来，为治世之道开出了一剂良方。先秦儒家的这种治世理论对于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不无有益的启示。 3.借鉴历史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永远是面镜子，是前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没有之一。所以，不论是先秦秩序观的建立，还是其他方面，亦或是现在、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借鉴历史。

最后，在我看来，从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到全面发展的现在，人类面向未来的发展即作为自由个性的人，必将走向新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那样一种自由而和谐的秩序与境界，尽管这种秩序和境界现在还多半是我们的理想，然而，它已经在许多地方显示出现实的可能性与不可抗拒的魅力。我相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自我超越，随着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不断前进，这一理想，终将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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