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社会秩序_郑也夫

作者简介: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 艾克斯罗德1984: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学术界 (双月刊)

总第89期,2001.4

ACADEM ICS IN CHINA

No.4Jul.2001

信任与社会秩序

郑也夫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2)

一、社会秩序与信任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信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信任指社会成员之间普遍拥有的信任。这里所说的二者的关系,指依赖于社会成员间的普遍存在的信任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信任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互惠性合作需要信任去坚定相互合作的信心。如艾克斯罗德所转述的,一次大战英德堑壕战中双方形成默契互不开火,一方不慎走火,立刻极力解释,以求修复信任,避免误解蔓延,合作崩溃。 1 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为社会秩序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如卢曼说:

展示信任中的利益交流,显示自己是可信的,对信任的接受与互换,都

在致力于强化和普及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证明既是机会也是约束(至少 30

在长期的关系中)。因此,社会控制的要素是从信任关系之中建立的。

1 又如巴伯说:

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

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

必须有信任在其中。

2 我们的确以为,信任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信任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将力戒偏执:一味寻找符合自己命题的证据,漠视反例。对反例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支理论真正的用武之地。且从反例说起。

没有信任的社会秩序是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典型例证就是全权统治。全权统治将一切权力收缴到政府手中,剥夺了公民的产权、经营权和其它社会生活的权利,它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不依赖信任的秩序。按照韦伯的理论,一切权力都要具有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基础不外三种类型:领袖魅力型,传统型,法理型;只靠暴力,不依赖任何合法性基础,必是朝生夕死。强权或全权统治,虽较多的依赖暴力,却并非毫无合法性基础,其基础大多属于 领袖个人魅力 。合法性基础说到根本也是一种信任。如是,全权统治的秩序不也是带有信任的秩序了吗?不错,完全没有信任的社会关系是匪夷所思的。但权力合法性基础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信任。合法性基础指社会成员们对掌权者的信任,而本文将要讨论的是 社会成员间的信任 。全权统治恰恰是一方面强化社会成员对其统治的信任,对政府的服从,另一方面铲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允许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任何复杂的关系。在后者的意义上,全权统治建立的秩序是没有社会信任的秩序。戈德法布(J.C.Goldfarb)说得更准确,那是一种:通

过不信任得到的合法性形式。 3 那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的 犬儒主义 之上的

秩序。一方面,社会成员对统治丧失了怀疑和反叛,只剩下消极的服从。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高度 原子化 ,孤立地栖息在社会中,丧失了彼此间的任何联系。

全权统治的秩序当然不是信任与秩序的全部关系。从逻辑上说,信任与社会秩序可以组合成四种类型的关系: 31 信任与社会秩序

1 2 3 J.C.Goldfarb 1991:T he Cynical S 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rnard Barber 1983:The L ogic and L imits o f T rust.Butgers Un i versity Pres s,New Brunsw ick,New Jersey.本书已有中译本,巴伯: 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Niklal Luhmann 1979:T rust and Pow er.John W i ley &Sons C hichester,New York.64.

秩序

无秩序无信任 1 3

信任 2 4

第四类型 有信任无秩序 在现实中不存在。第三类型 无信任也无秩序 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第二类型 有信任的秩序 可望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第一类型则是一个在追求秩序中牺牲了自由与繁荣的社会。

除了全权统治,社会秩序还可找到哪些资源作其基础?自由、繁荣而有序的社会赖以建立的信任,产生和发育的条件是什么?

二、社会秩序的三个来源

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三种促进社会秩序形成的力量:强制、互惠、习俗。

三种因素均可以在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强制,独自就可以造就秩序,我们刚刚论述过。古典社会学家斯宾塞和当代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自利(即经济人)自身可以演化成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愿的合作。艾克斯罗德的的 互惠 说,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最后一个环节的论证 自利经由互惠走向了合作,互惠的制度化身就是市场。市场无疑具有建立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伟大功能。习俗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古老的力量,在小国寡民的时代习俗独自就可以造就秩序。习俗不是推动合作扩大化,及其导致的社会秩序扩大化的原动力,但是由于它在教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互惠在扩大合作关系时,无时不要习俗帮助它克服 一次性遭遇 与零和博弈诱发的 火并 。如韦伯所说:

一个群体中被一致认为有效的规范,决非全部是 法律规范 。当法律

性强制将习俗转化为法律义务时,它常常在事实上未增加任何有效性;而当

它与习俗相对立时,其影响实际行为的努力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1 三种因素创造秩序的方式是不同的。通过强制力为社会提供秩序是国家机器的明确的目标和职能。极少有一个国家机器是以追求社会的混乱为目标的。理论家在看待国家职能上截然对立。保守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为全社会提供秩序。激进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帮助统治阶级建立秩序。但在国家以造就某种秩序为其目标上,他们不存异议。与国家机器建立秩序的方式相反,互惠行为与习俗不以建立秩序为其直接目标。互惠行为的直接目标是个人的利益,他的理性使他认识到合作有助于实现其个 3

2 学术界2001.4 学术探索

1 韦伯: 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5页。

信任与社会秩序

人利益。某种秩序的获得,不过是这一行为的副产品。习俗是自发地产生的,无人格与理性的痕迹可寻,自然更无明确的目的可言。习俗是一个巨大无朋的复合体,衣食住行,接人待物,礼节称谓,乃至举手投足,无所不包。因为习俗无所不在,便将社会生活的每一细节同社会秩序的每一经纬,相互渗透,水乳交融。国家机器的目的是协调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协调其实还是动态的秩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机器是 唯秩序而秩序 ,其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互惠与习俗的初衷是寻求满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其导致的秩序是从生产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其建立秩序的方式是自然繁衍,自下而上。如前所述,信任的产生与互惠和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由互惠与习俗造就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包含信任,即社会成员间保持丰富信任关系的秩序。如果秩序是靠国家机器、互惠行为、习俗,上下一同造就的,社会在获得秩序的同时,还将保有生机勃勃的社会生产,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充盈于人际关系间的信任。但是,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这三支力量,是缺一不可吗?有没有独木桥可走,其效果又是如何?

强制不需要互惠与习俗的帮助,独自就可以造就一种秩序。互惠与习俗能否不靠国家机器的帮助,独自造就一种社会秩序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互惠行为本身不足以造就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前所述,社会生活中充斥着 一次性博弈 ,其 背叛性 是互惠行为所无法改变的。内部零和博弈的巨大诱惑,也必须依靠法制去遏制。就是互惠行为一时造就的秩序也有其局限性和脆弱处,需要法律和国家机器去保障,比如重复性博弈行将结束时的背叛,误会使伙伴变成敌人,等等。虽然习俗可以帮助互惠解决一些问题,但习俗对行为的塑造是慢性的,习俗对越轨的约束是软性的,社会秩序还需要一种更迅捷、果断、强悍的力量去捍卫它,去严惩对秩序的破坏。这一力量既不同于互惠行为中的利益诱导,也不同于习俗导致的自我约束,它依赖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必要时它可以诉诸暴力。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在捍卫社会秩序上无疑有其它力量不能企及的效能,但是它如果分散到社会各集团,将导致社会冲突的升级,乃至分裂和争战。也正是历史上强制性权力分散的恶果,促使今天世界上形态各异的国家统统将强制性权力垄断起来,独自保管和实施。此乃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对外承担着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职责。对内既要为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一般性的 外部 条件,诸如法律和货币制度,又要用税收得到的资源为社会提供公共设置和服务,诸如治水、消防、造桥、修路、提供社会统计信息,以及适当的社会福利事业。这些与社会秩序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功能,都是国家之外的力量难于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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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国家是建立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力量,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完成其对专制主义的讨伐和对制度建设的反向思考后,寿终正寝。现实与明智的思考是:国家机器的哪一种运行方式,或曰统治方式,有助于其社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换言之,全权统治是如何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将信任从社会生活中逐出,从而使该社会有纪律和秩序,无自由与繁荣?

三、全权制、中间层与信任

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不是靠着孤立的个人们去建立的,而是靠着群体。 生存下来的策略一般都是结成大小不等的群。 在进化的自然历史中,这无数个群不是权威意志的结果,而是众生自发的产物。生产必以群体为单位:家庭、家族、作坊、商社、公司、工会。社会生活也一定会结成群体:家庭、家族、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俱乐部。政治与宗教活动则结成会、党、门、派,等等。习俗既是群体与领地生活的产物,又以不同习俗的独特风格为各个群体与领地提供了相互区别的标帜。凡此种种,构成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 社会中间组织 。除了家庭与家族外,它们基本上是自愿性组织。组织内的秩序为社会安定提供了基础保障。当组织间建立了正常关系时社会就有了全面的秩序。肥沃的土壤与贫脊的沙漠的差别在于前者是 团粒结构 ,后者是 原子化结构 ,即一盘散沙。而社会中的 团粒结构 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是秩序的自然状态。在秩序形成的自然史中,可能有团体间的冲突,但绝没有过自治群体的完全灭绝,沦为 沙粒 ,权威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这一状态正是现代历史中全权制的产物。

全权制(totalitarianism)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现代政治术语,最初是墨索里尼发明这词汇并自诩,人们正好接过来称呼他和同类政权。与名称产生的时间相对应,全权制本身乃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古代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制度。虽然全权制这一术语在使用中歧义纷呈,但顾名思义,这名称道出了崛起于现代历史的这一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从语义学上说,全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

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

1 王权,皇权,全权,这一轨迹呈现出权力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线性趋势 当 34 学术界2001.4 学术探索

1 萨托利: 民主新论 ,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该书中译本将totalitarianis m 译为 集权主义 ,笔者将之改译为 全权主义 。译为 全权主义 除了正文中所述的理论上的大道理外,还有 小学 (即文字学)上的一点小道理。王、皇、全,这三个字中,都带有 王 字,即带有权力的含义,符合汉字的逻辑与审美。

没有受到外部其它因素的强大制约时,权力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自我膨胀。王,不过意味着部落首领中最大的一个;王权,意味着其它部落首领对其中一位势力更为雄厚者的地位的承认;之所以承认,并命之以 王 ,是因为他们希望由他来协调部落间的冲突,消弥部落间的冲突。在王权的名义之下,部落的自治权依旧,王权甚至没有企图去伤害部落 诸侯国的自治权。皇权是在昔日王权的名义所覆盖的疆域上真正获得了统治权,其实质的变化是郡县取代了诸侯国,皇帝派往郡县的官僚取代了诸侯对该地的管辖。王权在 广度 上只是一种名义,皇权在 深度 上只是一种名义。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技术手段的约束,官僚数量的有限,皇权的代表 官僚机构,只深入到县。县级之下的权力,保持在宗族和乡绅手中。宗族自古一脉相传。乡绅的权威与其说来自政权不如说来自习俗和文化。概言之,县级之下的社会秩序不是来自政治权威的设计,而是来自民间社群的自治。生产也几乎都在民间。盐铁的争执几度波澜,但盐铁之外的生产几乎毋容置疑,统统在民间。书院私塾、庙宇道观、酒肆茶楼,民间仍拥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天地,这里不由政治权威去设计和管辖。江湖,更是皇权力所不及之地。一言蔽之,皇权虽然极大地改变了王权和封建社会的结构,但是王权与皇权都没有在基础结构上摧毁 团粒结构 ,取缔中间组织,改变基层社会秩序的自然史。

全权制极大地不同于皇权制,在于它不仅将其政治权力伸向县以下,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垄断了社会生产的全部权力,干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空间。全权统治大多产生于战争或一个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人们强烈地企盼秩序和安定,痴迷地期待医治社会全部病症的完整方案,潜在的全权主义政治家凭借其充满魅力的政治理想蓝图,赢得人心,战胜对手,获取权力。现代的技术手段使他们可能对社会实施空前的改造。对潜在对手的恐惧,使他们警惕一切组织化的力量。理想的追求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共同谋划了一个最大的改造方案,其手术刀指向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中间组织。中世末叶的君主说 朕即国家 ,斯大林完全可以说,朕即社会。

霍布斯的利维坦在碰到奥维尔的故事时,不过是一头小怪物而已;历史

上的专制主义同全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

1 群体是人类的力量赖以凝聚的单元,自然也是想象中的罪恶和潜在的对手的栖身之地。于是一切中间组织:宗族、会党、教门、公司、商社、工会、私立学校、民间慈善团体、俱乐部,乃至一切个体私人经营,统统被铲除,或被体现权力意志 35 信任与社会秩序

1 萨托利: 民主新论 ,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04、203页。

的政治单位所取代。 单位 虽占据了原社会中间组织的位置,却丝毫不具有中间组织的功能。中间组织,特别是自愿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自发,自愿、自有、自治,凡带有经济性质的均为自利或私营,组内成员拥有程度不同的相互信任,形成了以信任为基础的内部的秩序。消灭中间组织,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 马

蹄型 的结构:上面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下面是亿万个体,中间极度萎缩。

1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宗族和自愿组织。这些与领地或准领地相系结的组织,有着清晰的边界,边界保护了成员间的识别性和频繁的博弈,避免了混乱型冲突,边界内有着相互依赖的双向关系和赖此建立的相互间的义务。全权统治以 单位 取代了中间组织,以 公有制 取代了人类赖以生存和极其熟悉的私有的领地和边界。 公有 意味着人们可以理解的、有真实意义的边界不覆存在,意味着混沌。职员不是受雇于单位负责人,其工作是国家给的,职员不必对负责人存感激之情。职员工作做得好,负责人即使可以得到好处也是非常间接的,完全不同于私有雇主对雇员的那种直接的依赖;负责人的升迁取决于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并不是特别在意其下属单位的成绩(虽然也属于自己的工作),因为上司的升迁取决于上司的上司。成绩不同任何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当公有制的最初的光环消退后,竟是大家对公产的争相掠夺。掠夺者不会自责,他们没有掠夺明确属于某人的财产;他人的责备即使存在也是极其轻微的,因为与他人的直接关系也是微乎其微的。会不会有人认同和忠实于这个庞大到无法理解的 公有制 的大目标呢?这样的 被催眠者 存在也是于事无补,自己反而有沦为傻瓜之虞。不是说单位内再无信任,而是说,作为公产的单位无力使个人的利益动机与组织的职能目标相一致,无力造就组织目标与个人动机相一致前提下的信任关系。单位内个别人之间的信任是与单位目标无关的,甚至是建立在共同盗窃单位财产的勾当之上的。当群体失去孕育信任的功能后,残存的信任是鸡零狗碎的,它们不可能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资源。

信任的产生既依赖于空间、领地和边界,也依赖于时间和历史。信任是依据历史作出的简化推断,信誉是其集中体现。在消灭了社会中间组织,及运行在其中的社会交换和交往后,指引社会成员间交往的信誉无从产生。 马蹄型 的社会结构扔掉了内容丰富的信誉后,只需要记录政治上的一点点信誉,其目的之上 36 学术界2001.4 学术探索

1 Franci s Fukuyama 1996:Tr ust,T he S 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 osper ity.Simon &S chuster.p56.本书有中译本,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远东出版社,1998年。作者提出高信任度(可形成大型组织)与低信任度,认为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前者,否则只能组织家族式企业,而信任的程度是传统导致的。作者比较了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地区。作者不是学院派中人,但其作品极具创意。这部著作是关于信任问题的一本畅销书。

限是使提拨干部有凭据,其下限是防患异端于未然。由于失去了曾存在于社会中间组织中的丰富、真实的实践与博弈,符号与象征很难传递真实。政治档案中的信誉既同社会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说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

信任从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环境。而道德是以主体选择自由为前提的。消除了社会中间组织后,社会中只剩下指令、服从与执行,没有了交易与交换的自由空间,也就没有为兑现诺言与否留下经受考验的机会。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几成无本之木。

以单位取代自愿型组织不仅破坏了群体内的生态,也破坏了群体间的生态。李嘉图曾提出 比较利益法则 ,他认为群体间的分工要比群体内的分工更有效。里德利沿着李嘉图的逻辑,说:

群体间的贸易的发明代表了进化中的非常稀少的时刻,人类获得了超

越动物的比较生态的优势。动物有群体内的分工,但没有一种动物利用了

群体间的比较利益。

1 但群体间生机勃勃的交换要以明晰的产权界线和旺盛的利益动机为前提。单位制破坏了这种自然的生态。管辖各单位的高层计划者无力造成自然状态下群体间活跃、频繁的交换。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 蜂窝式的状态 (V.Shue 提出的概念)。单位组织以及各级行政组织像窝壁一样将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

的部分。

2 社会中间组织,或曰由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都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 群 很可能将与人类共始终。那么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曾经和仍然显示出其秩序和效率呢?福山说,这是语义学造成的误会。美国的社会政治话语常常以两分法看待重大问题,比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威。在这种强调国家权威不可侵犯个人权利的两分法的格式中,没有为社区与民间社会留下表述的空间。而实际上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

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

3 导致思维误区的两分法不仅有 个人与国家 ,还有 个人与社会 。社会学家西奥多 米尔斯说: 37 信任与社会秩序

1 2 3 T rust,T he S ocial Virtue s and the Creation o f Prosp erity.23章。

李强: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 ,张静主编: 国家与社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M att Ridley 1996:The Or igins o f Vir tue.Penquin Books Ltd.p209,210.

在小群体研究的短暂的历史中,已取得几项重大的发展。首先,逐步解

决了有关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三分法。这种方法并不认为个人是置身于群

体之外的,而认为是生活在相互对立和竞争的群体和社会之中的。

1 这一研究从另一角度证明, 群 在社会结构中的举足轻重的位置。

在讨论了美国的社区主义后,福山还对美国黑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为什么美国黑人经济上落后?流行着三种解答:白人银行不向黑人贷款;黑人没有其它少数民族自己向自己供应的特殊需要,比如华人餐馆;黑人没有经商能力。福山力驳这些论调,指出牙买加的黑人有很好的经商能力。他提出,美国黑人落后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社群被奴隶制摧毁,他们孤独地面对世界。离开了群,使他们无法得到黑人的传统文化的养育,成为奴隶又走不进白人的社群。美国黑人是奴隶制造成的世界上最原子化的社会。在此福山完成了他信任理论的三个层次。完全丧失合作能力将无力组织好家庭,比如美国黑人,低信任的合作只能在

家族中进行,高信任的合作会超越血缘。

2 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家族同自愿团体是颇为不同的。文化研究者大多认为前者传统,后者现代,其中不乏一些学者喜欢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它们的对立,甚至认为家族的传统影响着自愿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家族常常成为这种理论的证据。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观察二者自然演变的机会,全权主义将二者及信任一同摧毁。全权主义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在一个社会中间组织空缺、文化废墟、信任真空中,重建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信任肯定要比将信任从家族、宗族推延到社会更为艰难。因为自然进化史中发生的变迁大多是转化,无中生有从来都是稀少和艰难的。

四、国家机器的恰当位置

权力的发展同武器的进化一样,其杀伤力愈演愈烈。从冷兵器到火枪、大炮、坦克,其杀伤力始终在一定限度内,因而禁止武器只是参战者的某种策略。原子武器的出现突破了一个大限 可以灭绝人类。历史上的王权受到诸侯的制约,达到生态上的某种平衡。皇权手中的官僚机构既是他的工具,也在制约着皇帝的非理性;而官僚机构的权能的有限,更使皇权无法干预社会的全部生产与生活。全权统治一方面怀抱着拯救世界改造人性的雄心,一方面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遂突破了另一个大限 出现了彻底破坏社会结构的能力和可能性。 38 学术界2001.4 学术探索

1 2 T rust,T he S ocial Virtue s and the Creation o f Prosp erity.25章。

西奥多 米尔斯: 小群体社会学导论 , 国外社会学 ,1988年第5期。

信任与社会秩序

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两支力量(核武器与全权制)已演至颠峰。对二者的制约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

国家机器无疑可以为社会行使很多积极的、必要的功能,但它无力造就信任,无力创造出社会生产与生活,相反当其功能滥用时,还可能摧毁掉社会中间组织和信任。因此制约国家的功能已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良知。

我们说过,扩张是一切生命或生命所负载的事物的本性。权力是不可能自我约束的,对它的有效约束只能来自其它力量。在民主国家并非国家机器不想扩张其权力,而是受到了全面的制约。司法、经济、新闻和公民一道,坚决抵制国家权力对它们领地的侵犯和干预。每一方对自身的保护,实际上都构成了对权力的制约,从而保护着其它系统或个人。全面的制约减轻了单方面的压力,造就了民主社会的均衡与秩序。

但是在全权制国家, 原子化 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提供社会对国家的制约。只好期待自然力对权力的惩罚。自然力在这里的体现就是全权统治所必然导致的经济萧条,使其难以为继,不得不有限度地调整其政策,在权力上作出让步。换言之,在全权制社会,如果发生了权力上的让步,除了自然力的作用,掌权者将起主要作用,因为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迫使他们如此。他们的让权是经济形势所使然,他们的让权自然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这固然有很大的片面和局限性,但由于经济权力是社会中的主要权力,经济权力的下放和再分配必然产生辐射的效果。掌权者畏惧社会结构的根本或迅猛的变化,还会收回权力,经济效益也随之下降。于是导致一放一收的循环。因为国内经济对外部的日益依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开放与放权的恒长持久的推动力。

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因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别。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作为 守夜人 的国家的职能仅限于保证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并没有重大的直接经济作用。但在重商主义阶段,国家机器是建立资本和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这应该是全权制国家机器,在向市场型国家过渡阶段中,仍扮演主要角色的第二个原因。

综上所述,一个明智的全权制政府既要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适时地让权,在这一过渡期它的职能又不仅是简单的让权,还要帮助社会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和法规。因而它在改革和过渡期的位置就极其微妙,人们对其应当发挥的职能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国家能力包括四个指标: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在这四种能力中汲取能力最为根本;从这一指标分析,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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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一个弱政府。他们说: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强的政府、一个威力无边的政府,或简言之,一个集权的政府。这个印象已经不适于描述当今的中国政府。 1 为什么 汲取能力最为重要 ,汲取能力弱是否一定是弱政府?汲取能力强是否一定是强政府?强与弱指什么?与全权(他们称集权)什么关系?一般人其 全权 性质的印象错了吗?政治学家李强针对这些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文章 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得出片面并具有误导性的结论。 李强引述迈可 曼的观点:国家权力可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专制的权力,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都不乏 强专制权力和

弱基础权力型 的国家。

2 这一区分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指示出,全权制国家机器在向市场型国家转型时需要退让的是什么,需要加强的又是什么,即 转型 究竟意味着什么。它需要削弱乃至消除的是,随意进入私人领域的权能;需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的建设: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全面社会信息的提供,交通水利等设置的完善。而前者的消除要比后者的加强更为艰难。因如前所述,权力从来是在外力制约下退让的,而全权制国家缺少社会制约力。除了社会力量之外,这一转型首先依赖的是观念的启蒙。诚如马克思所说: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人类天然具备着结成群体,创造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潜力。国家不能创造社会生产与生活,国家机器的恰当使用可以维护和加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国家机器的滥用则将瓦解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基石 自愿团体和信任。国家没有丝毫的力量去创造信任,却拥有足够的力量摧毁社会中的信任。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信任是其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恩惠。它的形成就是该民族的文明史。它的消失是缓慢的。但失去了想要找回来,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一个世纪的光阴。

责任编辑:钟 和 40 学术界2001.4 学术探索

1 2 李强: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 , 国家与社会 。

王绍光、胡鞍钢: 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 , 国家与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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