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诺 - 社会学

社 会 学 波普诺

二、社会学的历史及其发展 1、经典人物

（1）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奥古斯特?孔德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早先，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实证哲学”，既强调它的科学性，又与传统的哲学相区别。他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去发现社会的“不可更改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新的秩序。孔德并没有以纯科学的兴趣去分析社会；他更想建立一个“精神的精英”――由他自己领导――去管理新的社会秩序。

（2）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他提出了社会像一个有机体——一个自我管理的体系的思想。通过吸收一种类似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斯宾塞提出社会就像物种那样，由简单向复杂进化。斯宾塞认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社会比不能适应环境的社会更易于生存与发展。

斯宾塞认为适者生存的原理适用于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换言之，社会的特征，包括它的不平等，都是“自然”进化原理（或规律）的结果。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社会事务，因为他认为这种干预会阻碍这些自然发展规律。他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的思想却在现代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了响应（关于功能主义参见本章后面）。

（3）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他把社会看成是不断冲突与变迁的。他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包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马克思相信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他将人类历史看成是经济上的各阶级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的过程。

与孔德的传统一样，马克思感到社会科学家不仅应该认识社会而且应该改变社会。然而，马克思的观点颇为激进，他相信正如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将通过阶级斗争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观和关于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被视为对于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他关于阶级冲突的观点反映在现代社会学的冲突学派中（关于冲突学派本章后面将有探讨）。他对社会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本书第十七、十八章）。

（4）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 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指出了它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改革的区别。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4，1950）和《自杀论》（1897，1950）中，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主要应关注于他所谓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在人们以外，但是却对人们施以控制。

他坚持认为，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是用生理的、心理的特征来解释。

与孔德、斯宾塞相同，迪尔凯姆将社会视为它自己的一个整体，该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他的核心兴趣之一就是：社会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最终，他相信社会是因其成员享有共同

的信仰和价值观而联为一体的。迪尔凯姆对于宗教促进社会团结之能力的分析，阐述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一书中，这本书也被视为社会学对于宗教分析的重要贡献（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5）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他特别对于社会的大的方面感兴趣，比如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他从广泛的历史的世界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许他最为著名的是对于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于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他也有重要贡献。韦伯的多数思想都与马克思的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问题和得出结论时，只有将他们自己的观点暂时放在一边，他们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客观方法。这样一种“价值无涉”社会学，直接与孔德和马克思的传统相对立。

像迪尔凯姆一样，韦伯塑造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模型。韦伯感到社会学必须包括“社会行动”研究，即研究人们相互之间行为取向的方式。在他看来，研究人际互动不应该只依赖于客观的定量方法。它也必须包括韦伯所谓的“解悟心声”（Verstehen），即对于他人心灵的“同情理解”。

2、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1）芝加哥学派

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大学。

这一时期，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被统称为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热衷于典型的美国社会问题，如贫民窟、移民、种族关系、城市化。他们收集了大量有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迄今仍为人们所使用。

芝加哥大学的领导人物是从1914年起到此任教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帕克是独一无二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研究学者和理论家的结合。他合作撰写了社会学的第一本主要入门教材（帕克和伯吉斯，1921）。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是诞生于芝加哥的社会学理论分支“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家（该理论参见本书第五章）。米德强调，人类既对于抽象的含义也对于具体的经验做出反应。与同时代的多数理论家不同，米德认为人类的心灵和自我意识主要是社会的产物。他确定了视个人行为为社会产物的这一领域的社会学研究。

美国最重要的纯理论社会学家是塔尔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他是30年代哈佛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帕森斯综合了一些经典社会学家的不同学说，主要是韦伯和迪尔凯姆的，合并成他所谓的“行动的一般理论”这样一个总的思想体系（帕森斯，1951；帕森斯和希尔斯，1951）。在这个总体理论中，他寻求发展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类型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从分析社会的主要制度到分析个人的行动。后来，他将该理论应用于广泛的主题，包括宗教、教育、种族关系。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居于狭隘的“专门理论”与广泛的“总体理论”之间，前者关注于社会生活的单一方面，后者则试图无所不包地解释广泛的社会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默顿的持久的贡献之一是他关于越轨行为的理论。

在战后早期，就像帕森斯和默顿一样，很多社会学家都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但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则是一个例外，他是目前所称的“冲突论”发展中的重要人物。米尔斯既批评芝加哥学派的“铁杆经验论”，又批评帕森斯的“总体理论”，认为他们缺少社会关注。他曾将自己描述为“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受到韦伯的影响。

（3）今日社会学 三、社会学理论 1、功能主义的视角

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这样一种模式，即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非常像人类的机体或任何活的有机体。像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四肢、心脏、大脑）一样，社会的构成部分（比如家庭、商业机构、政府）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每一部分也帮助维持着平衡状态，这也是系统平稳运转所必需的。功能主义（有时也称“结构功能主义”）可以溯源到早

期社会学理论家如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著作。

后来，默顿指出，社会结构构成单位的功能可以是“显在的”（可以意识到和看到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未意识到和未看到的）。如果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阻碍社会满足其需求，则被视为具有反功能。

既作为文化人类学也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视角，功能主义特别适合于研究稳定的、小规模的社会。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怎样形成了有秩序的生活，表现出了强大的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团结性。功能主义者通常将社会变迁解释为来自外面的力量干扰了系统的平稳运行。

2、冲突论的视角

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该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构成社会的各部分是互相冲突的。秩序只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一种结果，而且，它也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自然状态。

冲突论者源于马克思。他们强调社会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在他们看来，社会经常处在极易被破坏的平衡之中。事情常常是这样的，社会秩序（常常是十分短暂的）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统治于另一部分之上，而不是源于各部分之间的自然合作。社会秩序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是统治——强的压迫弱的，富的压迫穷的。

功能主义与冲突视角之比较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首先关注宏观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有时候被称为宏观社会学家的研究人员，运用上述理论视角研究社会的主要结构单位，如组织、制度、社区、民族国家；研究诸如城市化、社会流动等社会过程；以及研究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信仰体系。

这两种理论视角，在关于人类社会、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也是相同的。结构主义观的前提是：

第一，社会结构应被视为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它在个人之外却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

第二，个人行为主要是非个人所能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产物。

这些理论视角强调社会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强制力量，缩小了自由意志和个人自治的重要性。

3、互动论的视角

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的意义的。互动论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具有的行动自由。互动论者强调，人们总是处在创造、改变它们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之中。再者，他们不仅对于人们如何行动感兴趣，而且对于人们的思想和感觉感兴趣。互动论者探索人们的动机、目的、目标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除了在研究上侧重于个人外，互动论者与宏观社会学家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明显不同。由于互动论者研究的是人们所想、所感觉的，他们常使用定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设计上是要研

究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相反，宏观社会学家更多地是使用定量的方法，比如认真加以控制的统计研究（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详见本书第二章）。

4、对三种视角的简要评价

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和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

四、应用社会学 1、社会学与社会 应用研究的类型：

应用研究的五个主要类型是：评估研究、社会实验、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社会预测和社会监测与描述。

（1）评估研究。这是一种常见的应用研究，它是对已经实施的项目、方案之效果作评价。

（2）社会实验。

（3）政策取向的社会调查。 （4）社会预测。 （5）社会监测与描述。 社会学的其他应用研究：

以上我们介绍了直接运用社会研究的应用社会学。其他的应用研究包括政策咨询、社会批评和诊所社会学。

（1）政策咨询。社会学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不只限于大规模政策取向的社会研究。政府决策者也会直接找社会学家咨询，请他们提供有关社会事务的专业知识。

（2）社会批评。社会学家不必等待别人来咨询他们关于社会政策的观点。很多社会学家在社会上发表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意义的社会生活理论分析著述。这些分析通常被称做“社会批评”。

（3）诊所社会学。诊所社会学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改善社会状况。像其他的诊所实践一样，社会学家在实施参与之前，也要对问题做出专业诊断。客户的范围从个人、家庭直到大型的社会组织（罗西和怀特，1981）。诊所社会学家帮助客户实现他们自己所陈述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介入带来制度的或社会的变迁。

2、为什么学习社会学 日常生活中的决策 理解你自己

仅仅通过将自己至于他所在的历史时期之中，一个人就可

以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估计他自己的命运；仅仅通过

了解他身边的所有的人，一个人就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机会。

当知道我们的前程、我们的机会、甚至我们的幸福感、挫折感都主要是由一种外在于我们的力量决定之时，这是我们很难接受的。然而，正如米尔斯所说：“在很多方面它是可怕的一课，在很多方面，它是光辉灿烂的一课”。

C·赖特·米尔斯强调，社会学视角可以作为一种主要工具，帮助解释与理解我们的生活。他主张，只要把我们自己放进我们的社会、放进一定历史时期，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的经历，

就能决定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米尔斯将这个过程视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发展。对于米尔斯来说，“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意识到个人问题演变为公共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断地穿梭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就是将个人既视为独一无二的人物，又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部分及其产物。

在我们为寻求个人的定位和自我理解时，社会学视角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第二章_社会学研究的过程

一、研究过程 1、社会学解释 概念和变量

社会学概念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和过程的概括性表达。概念可以是实体性事物，例如人或建筑物；也可以是非

实体性现象，例如和平、福利或爱情。

将一般性概念转换成具体的、可以测量的变量，这一过程

叫做“变量的操作化”。

假设和经验概括

假设是关于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联系方式的尝试性陈述。

一旦研究表明某一假设是合理的，这一假设就成了一种经验概括——即关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为经验证据所支持的陈述（如以观察为基础的证据）。

理论

理论刚好与假设相反，它是对被观测到的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性解释。

2、变量分析

我们曾经在指出，假设是关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陈述，但是社会学家研究探索的是哪一种变量关系呢？与别的科学家一样，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原因和结果来。

3、统计控制和多变量分析

（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多，他或她越有可能接受流产和同性恋。同性恋都是有钱人==》因为他们的教育层次高？）

4、社会研究的阶段

第一阶段：仔细地陈述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且提出假设以供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进行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指对资料的收集、分

析和评价的计划，这可以使我们证实或证伪最初的假设。

社会学家通常使用四种基本的研究设计：调查研究是运用问卷和访谈来从相对较大的人群中收集信息。“试验”是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精确的评估，它通常是在具备严格控制条件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中进行。比较而言，“观察”却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对象处在日常生活的情景中。最后，“第二手分析”是利用别的研究者以前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这四种研究设计在下一部分还要更加详细地讨论。

第三阶段：按照研究设计收集资料。

第四阶段：依据假设分析资料。 第五阶段：解释调查结果并且得出结论。

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和意义总是用效度和信度来进行评估的。效度（Validity）指的是研究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测量到了所要测量的对象。信度（Reliability）指的是研究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前后一致的精确结果。

第六阶段：发表你的调查结果。

公开出版之所以重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允许别的社会学家对你所作研究的质量进行检测和评估。第二，假如某一研究公开出版之后，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被同行接受，它就成了未来研究计划的基础。第三，某社会学家所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质量是确立他或她的学术荣誉的最重要标准。社会学与在别的所有学科一样，“要么发表东西，要么就销声匿迹”，这决不只是一句口号，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

二、研究方法

在最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学家使用两种研究方法：定量和定性。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用于研究可以用数量来测量的变量

定性方法（Qualitive methods）运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社会现实，而不是进行数量的测量（邓金，1978；沙茨曼和斯特劳斯，1973；洛夫兰，1971）。

1、调查研究

在社会学中使用最普遍的定量研究方法是调查（survey），它是对大量人群系统地询问他们的意见、态度和行为，以图发现人们是怎样思考、感觉和行动的。

识别调查总体 选取样本

样本（sample）是经过选择以代表所要研究的调查总体的有限数量的个案。

设计研究工具

封闭式问题（closed response question），它为被访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答案（例如多项选择题），它在社会学研究中很可能是最具体、使用最广泛的问题；开放式问题（open response question），它不包含回答选项，允许回答者自由回答，这种方式不常使用。

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主要由一附有答案表的一系列封闭式问题组成。所问问题和所得答案是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先后次序叙述出来的，因此所得结果较容易整理和归纳。

研究实施 分析资料 调查法的局限性

2、试验

试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用于研究因果关系的经典的科学方法。

试验法的局限

实验室试验与自然试验或实地实验相比，它可以更好地控制变量。不过实验室是一个人工环境，这又有可能使试验结果被扭曲。虽然在自然试验中调查者更难控制自变量和试验组被试的构成，但它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社会行为的动态过程。3、观察

为了进行系统观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社会学家要寻找能研究社会互动的有保证的观察场所。观察者在观察时虽然不对任何变量进行控制（除非观察与有严格控制的试验一起进行），但是制订严格的观察程序并将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这样任何资源研究者都可以重复这些程序。系统观察既可以在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在实地进行。

实验室观察

许多研究计划都是在实验室中对小群体进行观察的。 实地观察

非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

在非参与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中研究者不参与到他所研究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情景之中所进行的观察。相反，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却要求研究者融入他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之中，研究者实际上变成了他所设法研究的群体中的一员，并试图用群体成员的眼光来理解世界。这一方

法被广泛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而且因其不断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完善了。

在公开性的参与观察中，研究者参与了被试的社会生活，被试者明确地意识到了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在隐蔽性的参与观察之中，研究者在不暴露自己的研究身份和研究意图的情况下，设法参与到他所研究的群体之中，并成为群体生活的一员。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对单个事件、人物或社会群体的详细记载。

观察的局限

参与观察法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参与观察通过参与到某一环境之中直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有助于社会学家身临其境地理解被试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互动方式。但是正因为如此参与观察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可能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社会学家融入被试的群体活动之中后，他就很难保持研究的客观性。

4、第二手分析

社会学家不必总是出去收集新资料。以前别人所作的研究在经过重新提炼、整理和分析之后，又变成了回答新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这种对以前所收集资料的重新使用，我们称之为第二手分析。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在第二手分析中经常运用的研究程式，它要求检阅所载文件或其他信息（如信函、连环漫画或电视节目插曲）的内容，以及对它进行系统的数码编排。

5、研究策略

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四种基本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试验、观察和第二手分析，社会学家在研究某一课题时可能会在几种研究策略中选择一种或几种。这些研究策略主要有比较分析、重复、物质痕迹测量和复合研究法。

比较分析

纵向研究在一段时期内追踪同一群人进行研究。 因为进行纵向研究的花费很大，所以社会学家经常通过横剖研究来研究社会变迁，它是将某一时点上的年龄、教育、经济情况、种族背景不同的人的回答进行比较

重复策略

虽然有些研究者自己重复了自己的研究，但是由别的研究者去重复某一研究的情况往往更普遍，它往往有助于消除研究者的偏见，在研究中引入更强的客观性成分。从新知识、新技术、新数据分析方法的观点来看，所有研究者都必须承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来很有可能会被别人修正。事实上，重复研究结果与初始研究完全矛盾的情形是常常会有的。

物质痕迹测量 复合研究法

三、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伦理学 1、客观性和偏见

社会学家在解决客观性问题时，一方面是通过学科内容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与别的学科一样，社会学的知识来源于很多社会学家的研究，通过别的学者对相似问题的检查和权衡之后，某个社会学家的特殊观点和偏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弱化。社会学的调查几乎总是公开报告，包括它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其他人还可以试用两样的事实和方法来检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

在社会研究中与偏见有关的另一问题是研究过程本身对被研究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学家应该记住，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人们会对研究过程作出反应——有时我们无法预见这些反应。研究者简单的呈示可能歪曲正在研究的社会情境，这一现象常常称为反应作用。

当被试者知道了别人正在研究他们时，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在社会科学中，这一现象被称为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

2、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因为社会学家研究的是人类主体，所以他们必定面临着几个重要的伦理问题。问题之一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这个问题在社会实验中最为明显，例如为服刑后的人提供工作，为未就业的青少年提供特殊培训，为少数民族儿童增加教育的项目。社会学家怎么依据社会道德标准来决定谁将进入试验组（他们将得到特殊帮助），谁将选入控制组——这些人根本就不能获得任何帮助呢？是挑选那些会获益最多的人，还是最需要的人？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被试退出试验。一旦你选取了某人参与到特殊的研究项目之中，假如他们看来要打断研究，这时强迫他们退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呢？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的选择自由的问题。例如，大学生可能会问，假如他们成绩的等级是老师评定的，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可以自由地拒绝参加某一试验呢？

第三个伦理二难问题是社会学家想要知道隐私但被试者却有权保护隐私的矛盾。

社会科学职业协会及资助研究的政府机构就有关隐私问题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立场，那就是，研究者必须保守研究对象的隐私，应该将自己的研究目的告知被研究者，应该立法来保护他们的人格，许多研究的负责人认为，在研究开始之前，应该征得研究对象的书面同意（假如被研究对象是被监护人，应该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

关于调查研究之伦理的一些官方声明认为，社会研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可能的研究对象应该知道调查是干什么的，他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能够从调查中获得哪些利益。

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权衡利弊。如果知识的增长来源于一个可能会产生更大损害的研究，那么这一获得知识的过程还需要进行吗？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是进行调查的社会科学家的责任，而且作为支持社会科学的社会成员，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里夫林和廷潘，1975）。

3、道德中立

道德中立是社会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会遇到的问题。在科学中，道德中立指的是不管它伤害了谁，有益于谁，或者说研究者持何种价值观，都应该探索科学真理。

作为一名市民，社会学家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有较强的政治观点，可以谈论各种公共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著作中他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避免政治倾向，他们应该是学者，而不是社会活动家（西布利，1971）。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坚持道德中立至少是社会中立和政治中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就会危及本应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的地位。这一观点，有时也称为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它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并且直到60年代还大体上未受到挑战。

可是在最近，许多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价值中立的潜在危险（贝克尔，1967）。他们告诉人们，“中立性”研究有助于保护业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得到既成体制的支持。他们认为假如社会学不能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实际上等于是在维护现状（古尔德纳，1962）。这些批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是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甚至还要倡导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还认为社会学家应该使用调查研究来推动社会变迁。

这场争论正在进行之中，许多社会学家拒绝道德中立，赞成更多地卷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中。

第三章_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1、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物质文化包括工具、钱、衣服以及艺术品等。

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虽然“文化”的概念时常可与“社会”互换，但这两者不应混淆。严格地说，社会指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而文化指这种交流的产物。事实上，人类社会与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

2、文化的演进

人类文化的最早标志是在大约三百万年前形成的。尽管因为价值观和意义（文化中非物质方面）无法成为化石，但是所有早期社会的物质文化的片断都保存了下来。最早的工具是由卵石打磨成的刀片。

也许早期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适应是向大动物狩猎的转变。

向狩猎生活方式的转变大约发生在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前。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家庭——由一个男人和一个或多个女人所组成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也许已经形成。

在文化发展之前，人类只能通过上百代才能形成的生理变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达尔文，1859）中阐述了进化理论和自然选择学说，指出那些最能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才有可能得以生存繁衍。斯宾塞后来称之为适者生存。文化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改造环境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同时他们也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变化着的自然条件。

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类生理的变化。

二、文化的构成 1、符号

文化的存在取决于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 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任何能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

这种符号履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能，即通过把复杂概念秘简单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最终达到对前者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符号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并使沟通变得简单。

符号不仅代表了某种其他事物，而且同时也暗示了对象征事物的态度（戈夫曼，1976）。一些符号承载了如此确定的意义，以至于它们预先就定义好了其所代表事物的社会含义。

语言，简而言之，是指人们所使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言说方式，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观点、价值观和文化的标准都能找到它们最完整的表达方式。虽然我们也使用许多其他的媒介——如绘画、音乐、雕塑及舞蹈——来表达文化，但只有语言才能最灵活、最准确地传递所有人类所能理解的复杂而精微的含义。

语言对社会的建构而言是最重要的。它比任何其他符号体系都更为全面地使我们能建设和传递文化。

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语言源于早期类人动物把它们原始的用以联系的叫喊声糅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意义系统（霍基特和阿舍，1964）。

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表明，人类有可能在前脑发生了生理结构的进化，这使学习语言变得相对更容易一些（乔姆斯基，1975）。这种“语言接收装置”为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逻辑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乔姆斯基把这种逻辑基础称为“一般语法”。当然，一般语法不包括某种特定评议的特殊词汇和语法规则

一些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语言间的区别不仅仅反映了言语者的需要和环境的影响，而且它们还会对言语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一由萨皮（Edward Sapir）和沃夫（Lee Whorf）所发展的观点被称为萨皮—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opthesis）。

萨皮—沃夫假设在最极端的含义上可推断出如下结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体语言习惯基础上无意识地构建而

成的。由于我们群体的语言习惯已预设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将会很自然地用这一方式去观察、去听、去体验事物（沃夫，1941）

语言不仅在不同文化间有区别，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其语言也有差异。

最后，语言能反映价值观 2、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是决定社会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和抽象的观念。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为一个人的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克拉克洪，1961；威廉斯，1986）。

文化的主要价值观是通过其符号系统而传递下来。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神话、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

像符号一样，价值观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集合模式。

典型的价值观往往成对出现，有正面的价值观必有反面的情形。

价值观如何与行为联系起来呢？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斯帕特斯，1983）。一种理论宣称价值观决定行动。按照这种理论，基本价值观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就已被接受。一旦价值观形成，它们就成为个人行为选择和态度形成的指南。（帕森斯）这种理论还认为，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的外在逻辑结果。

反对意见则更关注行为在创造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习俗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自然形成的（萨姆纳，1906，1960）。为了证明继续沿用这些习俗的合理性，或者说是为了掩盖这些习俗可能是非理性的事实，人们就试图对它们进行抽象的解释。换句话说，价值观是一种事后的解释，通过它们，社会已存在的习俗就变成一种需要的产物。

许多相关理论中都是两种观点并存的。一方面，确实存在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它们成为每一个既定社会的基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将在本章后边详述）。另一方面，价值观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们通过日常生活而形成、强化和改变。

3、规范

社会学家把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称为规范。规范既有正式的，又有非正式的。正式规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违反者有特定的惩罚。非正式规范是不成文的，但往往能被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最重要的规范往往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规范

也有一些规范只对特定群体生效。

然而，大部分社会规范都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及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如母亲、男人、雇员等密切相关，或者与特定的时期相关。

规范是特殊、具体的，它受到具体情况的限制。它们通常被视为是行动的指针，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价值观是一般的，而且经常被视为判断规范的标准（威廉斯，1970）。

社会习俗。虽然存在反对这种行为的规范，但它们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因此在很大的范围内很轻易地就被突破了。类似于这样的规范，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习俗（folkways），或称之为社会习惯（萨姆纳，1906，1960）。

民德。其他规范几乎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对它们的违反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得到严格执行、被认为是关键的和必须严格实施的规范，我们称之为民德（mores）。民德可以是提倡性的，也可以是禁止性的。

法律。法律是一种正式的规范，通常也是民德的一种，它是由国家颁布的用以控制人类行为的规范。同一种行为很可能既是非法的（违背了法律），但如用某种非正式的规范来判断又是可能接受的。比如，美国大部分21岁以下的人都喝含酒精的饮料。虽然这种行为严格地说是违法的，但社会的非正式规范有时却允许这一法律被忽视。大部分警官都不会拘捕一个让他14岁的儿子喝一小口啤酒的父亲，而大学校园里未到喝酒年龄者喝酒也往往被视而不见，只要这一行为不是公开的。

4、约制。一个社会要运作，就必须强化它的规范。人们被迫遵从，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困难和不愉快的。对社会规范的违反被称为越轨。对规范的遵从通过约制的压力而得到强化，即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吉布斯，1966，1981）（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约制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正面约制是对那些行为正当的人的奖励。负面约制是对违反重要规范者的惩罚。

约制有正式的（这种约制由具有权威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实施），也有非正式的（这种约制由朋友或同辈人实施）。

正式约制往往是最后的办法，一般只在非正式约制不能产生作用的时候才实施。非正式约制在日常生活中十

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约制，因为社会成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已接受了各种规范。实际上，规范是否真正发挥功能取决于人们自觉遵守规范的程度。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永远严格地遵守规范。文化和社会必须能适应改变的环境。允许对现行规范的一定偏离有助于社会保持灵活性（默顿，1968）。

4、物质文化

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形态——机器、工具、书籍、衣服等——称为物质文化。

一个特定社会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其实质是技术水平、可开发资源和人类需求的集合体。

同样一个人工制品在不同文化中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意义甚至会完全相反。

人类创造了物质文化，人类也能改变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把物质文化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非物质文化的所有因素——规范、价值、语言、传统及其他——都必须去适应物质文化。

三、文化的分析

文化分析是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考虑。要分析一个整体的文化，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其主流价值观和标准，观察这些文化是如何在社会行为中得到体现的，研究价值观和观念是如何塑造物质文化，同时又为物质文化所决定的。

描述和分析原始文化已成为文化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分析现代文化则是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

1、文化分析的视角 功能主义的视角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特定的文化特征的存在是由于其履行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功能主义是文化分析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这一视角强调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对文化整体所做的贡献，既包括正向的贡献，也包括反向的贡献。

冲突论的视角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文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保护或促进了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视角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存在着，或者说也许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通过这一视角，社会学家试图发现哪个集团支持哪种观念和价值观，并试图弄清原因。

这种冲突论视角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指某一阶段、群体或其他社会部分在与其他群体为争夺特权与统治的斗争中，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或正当化的一套文化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维护（或

挑战）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权利。反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能获得社会下层阶级的支持。

生态学的视角

文化分析的第三种视角援用的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间关系的生态学的观点。文化生态学断言，文化特性由资源及周围环境的限制所决定，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2、文化的差异和统一 文化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要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文化生态学家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有助于文化形成的自然要素，包括气候、地理、人口和动植物。社会因素包括技术水平、语言、普遍的信仰以及与别的文化相联系的程度。

文化的普遍性

不过，人们可能会很容易过分强调文化上的差异。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已证明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基础，通常我们称之为文化普遍性。

所有的人种在生理上都是类似的，这就可以解释许多已知的文化普遍性。我们都需要吃饭，需要住所；我们都必须照顾儿童，处理年老、疾病等问题，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其他一些文化普遍性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需要。社会为了正常运行，就必须替换掉那些死去的、离开的或者生病的和残废的成员。它必须教育新成员承担有用的社会角色。任何一个社会，

只要想生存，它就必须生产和分配商品，提供服务，维护秩序，保持目的感，不可能脱离于这些需求之外。

3、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性

这样一种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并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对的、而其他文化是错的这样一种倾向，我们称之为种族中心主义。

文化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根据文化的自身标准来评判它。这一原则就是文化相对性。文化相对性原则认为，要真正理解和正确评价一种文化特性，就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或社会的一部分。

一方面要对其他文化作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对自己文化感情上的赞同，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痛苦的斗争。

种族中心主义可以在社会中履行正向的功能。如社会成员相信他们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是正确的和好的，他们就有可能更严格地遵守它们。这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极端的种族中心主义还有可能被滥用于政治目的。

4、亚文化

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亚文化可以围绕着职业种类发展而成，如医学或军事部门的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如美国黑人亚文化。亚文化还可能是源于地区的差异，如美国南部各洲的亚文化；也可能基于原来的国籍，如美籍墨西哥人和美籍意大利人亚文化。

那种直接对主流文化的中心因素如价值观、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构成挑战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

5、文化整合

当各个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时，我们说这个文化体现了很高程度的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可以存在于相对局限的某些文化部分，也可以存在于文化的整体水平上。

但是，各文化要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社会学家有时把这种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称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

文化矛盾也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如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与本土文化部分要素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时，作为接受一方社会的成员往往会对改变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持有一种矛盾和心情。

最后，文化要素间也可以是既不一致，也不矛盾，而是一种中立的关系。

6、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来推动，一是在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是对外来文化影响的回应。文化变迁可能是社会内的多种紧张关系、冲突及新发展的结果。文化变迁的一个常见的内部根源是革新，即新的文化特征——包括新的观念、规范或新的人工制品——的发展。

四、美国人的价值观

1、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个人成就、工作、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效率和试用主义、进步和物质增长、平等、自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第四章社会与社会结构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

在时光的流逝中，社会结构尽管会有一些微小的改动，而且促使它发生转变的一些压力也的确存在，但社会结构仍能够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

社会结构还使我们能够以适度的效率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务。它使我们避免了在行动前对成百上千种琐碎的可选项进行选择的麻烦，从而保持了群体和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社会结构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它一方面促使有效率的人类活动成为可能，同时也能限制个人的自由。

二、社会结构的单位

1、地位

地位（status）指的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社会位置。

有两种主要的地位类型。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地位被称为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

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被定义为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

绝大多数的地位可以在责任、权力和声望等方面与其他地位相比较，而被划分到某一等级。

很显然，每个人会拥有多重地位，而一个同时拥有的不同地位则常常能够揭示出关于某一社会结构的大量信息。

休斯（Everett Hughes）曾指出，社会用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承认某种地位比其他地位更为重要。休斯把用来决定某人总的社会地位的那个关键性的地位叫做首要地位（休斯，1945）。对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年人而言，职业通常是人们的首要身份。

2、角色

角色（role）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按照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936）的说法，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其提供了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的扮演。角色的学习就是要领会某一特定身体被期待的或是必需的行为，换言之，即把握好对具有某种身体的人的“规范”。

某个身份可能伴随着一些相关的角色。这些与某一种身体相联系的角色的集合就叫做一个角色集（默顿，1968）。

对于某个新出现的身份来说，一些与之相匹配的角色就需要设计出来。

此外，角色也有被重新定义的时候（特纳，1990）。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赋予某种角色的规范与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常常存在着差距。换言之，即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与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之间不相匹配。前者是指社会对角色扮演方式的定义，而后者是指某人实际扮演某一角色的方式。这两者之间差距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尚未完全领会他们的角色，也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而拒绝按照他人对角色的期待去扮演。原因之二则有可能是对角色的期待不清晰，尤其是在对待那些新近出现的角色时。然而即使人们并未严格按照所期待的那样去扮演角色，他们仍还会被认为是在扮演着那些角色。

角色冲突与角色紧张

在每一天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都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当来自于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的状态。

有时，相互对立的要求被置于同一角色之中，由这种情形而导致的个人压力就称之为角色紧张（role strain）（古德，1960）。

角色与自我认同

人们怎样来处理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或自我形象相冲突的角色期待呢？他们可能会试图通过调整角色来解决这一难题，使他们的日常行为能够符合角色的要求。他们也可能会尝试着放弃这一角色。或许确立起如戈夫曼（1986）所称做的“角

色距离”（role distance），使自己远离角色的要求，做做表面文章。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认同。我们很容易回想起某人在承担了新的角色后判若两人的例子。

人们偶尔也会为了使自己与主要的生活角色更加相配，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自我形象。有时因为改变的程度如此剧烈，使得他们在角色行为的表现中几乎丧失了自我。这种情形被拉尔夫·特纳（1978）称为“个人与角色的混同”（person-role merger）。特纳认为，当一个人在扮演许多角色时，如果他很难将这些角色区别开来，这种情况就尤其容易发生。

3、社会群体和组织

一个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同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人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作用和影响，共享着特定的目标和期望。

每个群体也可以被叫做一个社会系统。把群体称做功能主义者们尤其爱用的社会系统，是为了强调它们同样具有所有系统具备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每一部分都为整体做出贡献，而整体又大于部分之和。当系统中的某一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中的所有其他要素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考察对社会学家而言尤其重要的有关群体的三个不太明显的特征：群体的结构水平、群体的亲密程度以及群体与社会不平等和人类差异的关系。

A群体中的结构水平

那些仅仅是共同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们：比如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男人或女人，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等等。社会学家把这些集体叫做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ies）。社会类属中的成员并不一定要相互交往、彼此认识、共享某种社会结构，或者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不具有共享特征。

尽管社会类属是非结构化的，但是同属于某一类别则有可能在成员中激发起共同的兴趣和目标，从而导致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的形成。例如，一些女权主义者群体就是由“女性”这一类属而引发的共享共同经历和观点的群体。

另一类也不被社会学家当作真正的群体的集体就是集合（aggregate），它是指在某个特定场合中面对面相处的人群，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互动，也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值得一提的是，与社会类属一样，如果集合中的成员因某种原因而开始发生互动，社会结构就可能由此而发展起来，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就可能得以产生。

除了集合以外，还有一些结构松散、比社会学家通常所指的社会群体等集合性实体更具自发性和临时性的集群。例如，在火灾中聚到一起的人群，大学校园中的抗议俯，城市中发生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骚动。此类集群中所发生的行动被称为“集合行为”（这是第二十一章中的主题）。

每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有成千上万个比集合行为中的集群更稳定的小型且组织松散的群体。例如家庭、朋友圈、讨论组和各种委员会。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只有在提及这种小而稳定、

面对面的集群时才使用“群体”这一概念（关于小社会群体的论述参见第七章）。

一些规模较大且更具结构化的群体被称为组织，即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群体。组织的实例包括商业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组织中通常有对工作和权力的精细划分，还有对每一个成员的角色和身份的精确定义。因此，组织中的行为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高度的模式化特征（关于组织的讨论参见第七章）。

B群体内的亲密程度

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是一种规模较小又非专业化的群体。他们中的成员在交往时既直率又亲密。我们最熟悉的初级群体就是家庭。其他的例子有一起玩耍的伙伴、少年团伙和长期相处的同事等。

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指的是成员之间以一种有限的、非个人方式交往的规模更大、更具专业化的群体。最常见的次级群体就是我们刚才提及的组织。

C群体中的不平等与差异

在每一个已知的人类社会中，人们都倾向于根据财富、权力和声望将人们及其社会地位排出等级。这种排序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社会分层”。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地位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制（social estates）这种群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的。三种主要的社会等级分别是贵族、教士和农民。在有些场合，社会等级被称为“被

冲淡了的种姓制”（diluted castes），因为等级制里的成员资格较之种姓制要松散一些。

随着中世纪等级制度的衰落和市镇的兴起，社会等级被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概念所取代。阶级又可以被看成是被冲淡了的社会等级制。社会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围绕着对工业产品的所有权关系被组织在一起。

另一种较为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集群就是民族群体（ethnic group）。一个民族群体由具有共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相互认同感的人所构成。民族群体这个术语通常指在一个社会中，由另一种文化群体所统治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

4、宏观社会结构 社会设置

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ion）是指用来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一簇要素。例如，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以社会所赞同的方式来生养后代、教育年轻人。这个任务是由家庭这种社会设置来完成的。

社区、社会和世界体系

当一群人集中于个人家庭和工作地点，并且以社会互动的日常模式（例如与工作、购物和上学等相关的生活模式）为基础时，我们通常将这种集合叫做社区。村庄、小镇、城市、郊区和现代大都市都可以被看作社区的实例（第二十章有关于社区的更完整的论述）。

社会更是一个包含了广泛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所有社会设置的社会性集合。这种广泛性正是一个家庭、单一组织或单一本地社区所缺乏的。

所有的社会类型都会展现出以下一些特征（奥尔森，1968）。

（1）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关系都发生在社会的边界以内。超出社会边界的行为将受到严格的正规控制。例如与外国的关系就要受到严格管理。一位公民需要有签证或护照才能去国外旅行。

（2）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一个社会要建立起一些社会程序和机制来获取和分配经济的或其他种类的资源。

（3）作出决策和解决争端的最终权威属于整个社会。 （4）社会是其成员效忠和捍卫的最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例如，绝大多数愿意服兵役的美国人只愿意加入美军为美国社会服务，而不会愿意加入别的国家的什么军队。

（5）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独特的文化，通常也拥有共同的语言。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单位的范围从身份、角色、地位，一直到世界体系。这些单位是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虽然有时候社会结构听起来像处于静止状态，然而并非如此。社会结构的单位（如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经常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三、社会的类型

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77）的理论中将所有的社会分成三组：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根本上是指具有现代西方社会特征的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就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了原始的或野蛮的社会！

类似地，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所有社会都是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进化的。从文明初始到公元1300年为神学阶段，它以明确的、广泛存在的宗教观念为特征。从1300年到1800年为形而上学阶段，它以较为理性化的生活方式为特征。从1800年起人类进入实证主义（科学）阶段，遵循的是科学知识。

我们将考察以下两种在今天普遍采用的划分社会的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成员如何生存（即他们的生存方式）为基础的分类，另一种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相关的分类方法，即公社的还是社团的社会。

1、社会的生存方式

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衣、食、住等根本需要。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生存需要是因为它们使人类得以生存。许多分类框架就是建立在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的基础之上的。

最佳的分析框架之一就是下面所介绍的由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Lenski）发展出的这种分类。如其所述，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社会类型是狩猎和采集社会。这种社会以规模小而分散的人口、游牧的生活方式和原始的技术为特征。家庭在这种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专业

化的分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足以胜任绝大多数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

当人类社会越发依赖于植物，例如小麦、稻米和其他谷物时，园艺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就由此而生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安定，这些社区中的成员制造了许多工具和家庭用品，例如罐子、碟子等。随着园艺种植效率的提高，最终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来生产食物。由于需要一些人来负责分配食物给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便产生了。

而一些社会依赖于捕获、驯服和饲养动物，并以此作为他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这些被称之为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y）的社会类型几乎与园艺社会发端于同一时期。园艺社会的成员倾向于固定居处，仅当土地枯竭时才进行迁徒；而游牧社会为了寻找喂养畜群的草地总是居无定所，过着游牧生活。在今天的非洲和中东地区仍有许多游牧社会存在。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犁的发明将一些社会带入了农业社会（agrarian society）。犁可用来控制杂草和保持土地肥沃。这使得农产品的盈余成为可能，并且结束了定期移往新的土地的必要。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包括人们进一步分化为不平等的社会群体（一些人耕种，另一些人获取剩余价值），建立起官僚机构以控制日益膨胀的经济，以及第一批城市的兴起。此后，货币经济得以发展，技术上的重大革新得到了推动，那个时期的发明有火药、钟表、风车，尤其重要的是炼铁术的发明。

在18世纪和19世纪世纪期间，工业革命引发了另一场重大的社会变迁，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industry society）的来临。工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是产品制造业。许多工种开始由机器来承担，城市中的人口愈加稠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大型的政府机构、大型的官僚组织以及更加专业化的社会设置和社会角色。

最后，今天的一些社会科学家提到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贝尔，1973）。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办公室代替了工厂，计算机取代了机器，同时大都市也将市镇取而代之。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中主要的经济企业是广泛的服务项目的供应者，包括医疗、教育、交通和通讯，以及商业和政府。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发达的社会，包括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状况，都与这些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描述相吻合。

2、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

与此相关的经典社会学家是德国的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963）。滕尼斯区分了公社（德文，Gemeischaft，相当于英文中的community）和社会（德文，Gessellschaft，相当于英文中的association）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绝大多数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个人的亲友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后者指的是绝大多数社会关系都是正式的、契约化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这样一种社会类型。

在相似的分类框架中，埃米尔·迪尔凯姆（1893）区分了建立在机械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和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上的社

会。以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为基础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整合是因为社会成员们扮演着非常相似的经济角色，从而共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为基础的社会的整合来自于社会中的成员承担着非常专业化的经济角色，从而相互高度依赖。

综合这些观点，我们认为一个公社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劳动分工程度与角色的专门化程度不高。即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几乎可以胜任所有工作，承担社会中现存的所有角色。虽然在男女老少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以所有的男性青年为例，他们几乎扮演着同样的社会角色。

（2）家庭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设置。亲属关系是几乎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社会中有时还存在着比家庭更大的亲属群体，例如氏族、部落等。非亲属集团则相对不重要。

（3）绝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都是人格化的和持久的。社会交往对参与其中的人具有强烈的情感意义。

（4）社会行为主要由习俗和传统来加以规范。 对一个社团社会的把握只需要将公社社会的上述性质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到：

（1）社团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和高度专门化的角色分类。

（2）家庭的影响力有所丧失，家庭的一些活动分别被经济、宗教、政治等其他一些社会设置所取代。

（3）许多社会关系都是非个人化的、短暂的。

（4）社会行为由法律而非习俗来管束。一些传统已不再适应飞速变化着的环境，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四、关于社会的几种理论视角 1、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据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时有关人体、微生物以及遍布全球的动植物的知识不断增长。19世纪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吸收了这些新知识并以自然选择来解释物种进化，从而使生物学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被这些前进的步伐所激发的早期的社会思想家自然地将生物学的一些概念运用到了社会中。

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这一观念中包含了三个要点：

第一，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一样都具有结构。一个动物由细胞、组织和器官构成；与其类似，一个社会由群体、阶级和社会设置构成。

第二，与生物有机体一样，一个社会要想得以延续就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例如，一个社会必须要有能力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食物和自然资源，并且将它们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三，与构成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似，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需要协调地发挥作用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受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影响，斯宾塞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坚持任

何系统都会自然地趋向均衡或稳定的观点，同时，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是由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

迪尔凯姆常常被视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一种特殊的有机体。功能主义还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建者们所持的主要理论视角。

在美国，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帕森斯，1951；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这些有时也被称为功能性必需（functional requisites）的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将社会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这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是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罗伯特·默顿（1968）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有利于经验研究。默顿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阻止了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需求满足时，它则是反功能（dysfunctional）的。

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结构单位发挥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或预期的功能，除了已意识到的或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之外，一个社会结构单位还具有尚未意识到的，或者是未预料到的潜功能（latent function）。

2、冲突论的理论视角

这些冲突论者共同持有的一个信条就是：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状态之中。其中最重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即是权力。冲突论者由此认为社会最好是被看作是一个持续展开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许多冲突论者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强力来维持的，而并非是通过共享价值观将它们“粘”在了一起。社会中的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要在表面上服从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因此，冲突论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确定出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探求它们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以及它们在最初实际上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力的。

冲突理论有时被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他们所关注的是阶级之间的持续斗争。马克思划分出了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即资产阶级。他预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性的颠覆，从而进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马克思的预言尚未实现并不意味着冲突理论的失效，更不能据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终结。新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通过强调绝大多数社会被阶级冲突和斗争所分裂的事实来继续支持马克思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消亡以后，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布雷尔曼，1975）。

冲突论者这一术语同样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也许当今最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elf Dabrendor，1958，1959），他还曾经是经济学的伦敦学派的领袖。达伦多夫抨击了“社会基本是有序”的这一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他把此前提看成是乌托邦（1958），从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的丑陋面——冲突上来。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把冲突看成权力的争斗，而非阶级间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不稳定和变动的。他实际上在坚持应将社会变迁、而不是把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分析的主要关注点（1959）。

美国的冲突理论的奠基人是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米尔斯认为他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的许多思想也来自于马克斯·韦伯。米尔斯的思想反映了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这种19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人民”看成是美国生活由腐败的“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在他的名著《权力精英》（1956）一书中，他试图揭示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被来自三个日益相互关联领域的领导人所主宰，他

们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政府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企业主管常常进入政府就职，退休的将军频繁地被选入企业的董事会。米尔斯认为，这个小且非常集中的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了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包括战争与和平、货币和税收、人权和职责等。

米尔斯由此发展出了当代冲突理论的中心思想（多姆霍夫，1978，1983，1990）。冲突论者认为那些权力精英们尽管具有显而易见的成功标志，然而他们并不如其反对者那样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与大众的界限。尽管如此，大众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受益最多的那些人会试图将这些制度维持下去，而那些被剥夺者则在奋力改变这一切。来自于这些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变迁。

不管其个人偏好如何，当今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承认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价值所在，认为他们都探索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功能主义考察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分工合作的。它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有关特殊个人需求和利益的人们会相互合作？冲突理论在另一个方面关注了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关系、社会平等的缺乏以及社会秩序的崩溃。正像功能主义由于过分看重合作与秩序从而可能出错一样，冲突理论因为相信社会冲突是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同样

可能误入歧途。然而这两种理论视角都洞悉了社会存在中基本而普遍的方面。

第五章_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

一、什么是社会互动

由于我们总是意识到自身行动对于他人的后果，所以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在我们日常与别人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们常常意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期待。我们不断地根据自己身处何地以及与谁交往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一种被称为礼貌的疏忽（cicil inattention）的过程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一看，仅仅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为止，而不是看得太长，不会表现出任何好奇。所谓礼貌的疏忽，通常采取这种形式，即“往对方头顶看，……当对方走过时收回眼神——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模糊的印象”（戈夫曼，1963，1980）。

简言之，我们几乎总是卷入到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中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对别人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作出回应。

互动和意义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及其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家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作移情式理解（Verstehen）。

二、符号互动论 1、乔治·赫伯特·米德

米德在1894年到1931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员（参见第一章）。他的研究集中在他所认为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即行动。按照米德的观点，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他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斯特劳斯，1956）。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类拥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另外一个人一样。按照米德的观点，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此外，米德还强调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按照米德的观点，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布鲁默，1962）。

2、符号互动论的原理

布鲁默（1986）总结了互动论的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第三，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赋予某种情境以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

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在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考虑与其他人在同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和思想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阐释他人行为的象征意义

米德认为，这种重要的理解是经由他所说的角色借用（role taking）过程而获得的。人们往往站在他们互动对象的角度来想象自己。通过密切注意互动对象使用语言或其他符号的方式，我们可以领悟到对方通过语言和行为所要传达的意思。

许多社会情境需要某种创造性的定义和再定义过程。每个人必须不断地理解互动之另一方的行动，并调整他（她）对这些行动的反应。

3、共享定义

在进行多数日常活动时，我们一般假定：不仅是对语言及其他具体符号，而且还包括日常社会情绪，别人与我们都使用同样的定义。多数共享定义，或者说“情境定义”，是在无意识当中领会的。关于日常情境的共享定义使得人们可以将世界看作一个稳定的地方，在这里，或多或少可以“想当然”地处事（舒尔茨，1962）。

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W. I. 托马斯（W. I. Thomas，1928）指出了共享定义（Shared definitions）的极端重要性：“如何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the Thomas Theorem）。尽管这些定义在客观上有时并不准确，但是，我们所共享的这些定义仍然指导着人类活动。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由于某种熟悉的习惯发生变动，人们关于某种情境定义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许多社会学家相信：这种习惯性行为方面的变化，常常在实质性问题上为社会价值观的未来重大转移奠定了基础（瓦莱姆，1974）。

4、批评

符号互动论的批评者们认为，符号互动论仅仅关注的是个体的互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形塑。换句话说，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于我们生活的很多影响。符号互动论似乎否认历史、社会和经济对我们的约束，并且它造成了一种个人拥有无限自由的错误印象。

三、关于社会互动的其他理论 1、拟剧论

戈夫曼关于社会互动研究的理论观点被称为“拟剧论”（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这种观点把人们看成是戏剧中的演员。按照戈夫曼的观点，当人们扮演角色时，他们的表演是由观众来判断的，这些观众对表演的失误非常警觉，而这些失误则有可能反映演员真实性格的某些方面（戈夫曼，1959，1963，1971）。

因此，按照戈夫曼的观点，人类互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为了使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努力。

印象管理可能有目的。行动者可能想欺诈、侮辱、迷惑、误导或打发别人。但是，不管目的是什么，它总是为了使行动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别人的行为。这样的目的是通过印象管理的过程达到的，这种印象管理能够诱导对方作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戈夫曼把针对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的行动叫做“前台”行为。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后台”正在发生的一切，

有时，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协作，组成剧班（team），以制造某种预期的形象。

偶尔，在制造某种印象时，行动者几乎是无意识地“露出”以马脚，使观众感到，原来他们一直是在看表演。但是，戈夫曼指出，表演者的尴尬通常也伴随着观众的尴尬。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观众通常忽视表演中的过失，因此也就帮助表演者保全了脸面。戈夫曼用“有意忽视”（studied nonobservance）一词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有意忽视”是得体的一种形式。所谓得体，是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词，指观众帮助表演者保全脸面的各种方式。

关于拟剧论的批评

一些批评者认为拟剧论过于表态地考察自我了（邓金和凯勒，1981）。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的自我观念在

各种互动中实际上是略有不同的。正如库利（Cooley）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了解我们自己，由于每个人对我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时，自我的确是有些区别的。所以，当我

们与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互动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表现为不同的人。但是，戈夫曼似乎在想象某种稳定的、永不变化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所有的互动中都只是在尽可能地制造最好印象。

另外一些批评者指出，戈夫曼过于把人们描绘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和非道德的形象。我们并不总是在操纵社会情境。有时，我们努力诚实、真实地表白自己（道格拉斯等，1980）。2、本土方法论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67）在研究陪

审团评议时杜撰了“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这个词。换句话说，这些本土方法是某种简化程序，他使人们即使是在彼此并不认识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沟通和互动。

本土方法论者指出，即使是偶然相遇，也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假定。为了证明确实如此，加芬克尔（1967）设计了一种实验，他把这种实验叫作“违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实验者故意表现出对会话背后没有明说的基本假定并不明白的样子。

四、非语言沟通

在我们与别人交流时，我们不只是对他们所说的话作出反应，实际上我们也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

借助符号而不是语言所进行的沟通被叫做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身体外貌、衣着和个人财物，

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非语言沟通形式。其中，两种最重要的非语言沟通形式是身体语言（包括动态或静态的体语和面部表情）和个人空间。

1、体态语言

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它是如此直接地展示着情绪的变化，因而可能是非语言信息的最丰富的源泉。在与人交谈时，我们通过不断地观察对方的脸色，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说话内容的反应。我们也试图恰当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动态体语（gestures）——也就是通过身体或四肢的运动以表达某个意图、某种情绪或态度——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

静态体语（posture）——即人们身体或四肢保持某种状态的姿势——也是体态语言的一种形式。

2、个人空间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环绕一个人四周的直接区域——以传达某种意义。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样做通常是无意识的。个人空间的一个方面，即谈话人之间的人际距离，尤其有意义。

在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从实际接触到彼此相距18英寸，大约45厘米）内，另外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人不知所措。在这个距离内，一方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并能详细地看到对方的身体。这就是求爱、安慰和保护的距离。在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从18英寸到4英尺的距离，大约122厘米）内，一般是与密友和相爱者进行互动。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从4英尺到12英尺的距离，大约365厘米）内，可以处理一些非个人事务。除非受到空间限制，人们在偶然的交际场合也保持这种距离。12英尺以上的距离叫做公众距离（public distance），知名人士在给别人做演讲时，一般保持这个距离。

关于个人空间的文化定义也体现在人们对居室、房门和办公室的看法上。还有证据表明，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是不同的。

五、社会互动的形式

在社会学的先驱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家）之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经区分出并且分析了许多种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

1、交换

个人或群体采取某种方式彼此交往，这种交往旨在获得报酬或回报，这样形成的关系就是交换关系。

回报并一定是有形的。许多社会交换关系提供的是情感回报，就像人们只是为了接受感谢而对别人作出某种行为一样。与目的明确的行动相比，人们更多的是无意识地期待别人感激（布劳，1964，1987）。

在亲密的交往中，交换关系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爱并不完全是基于某种预期的回报。然而，期待回报却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从他（她）所付

出的爱中获得任何感情或感激的回报，那么其爱的感觉将有可能消失。

互惠原则，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每一次让渡都包含着关于某种回报的期待。这种回报可能是当场兑现的，也可能是日后再说的。但是，关于最终可能获得相应回报的某种预期的确指导着整个关系。互惠原则假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基本的平等关系，它有助于通过创造持续的相互间的义务来维持交换的平等。

在汲取其哈佛大学同事、行为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思想的同时，霍曼斯（1961，1974）指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就像斯金纳的心理学实验中的动物一样，人们做事情是为了获得酬赏。并且，如果某种行为得到下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将来更有可能重复出现。

因此，按照交换论者的观点，许多人类社会生活可以还原为某种关于酬赏与成本的计算。这一逻辑被用于考虑婚姻、友谊，甚至包括仅仅为某人做好事的行为。由于人们发现互动的好处，人际互动的稳定模式才得以形成并维持。

2、合作

合作是指这样一种互动形式，即由于有些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对于单独的个人或群体来说很难或不可能达到，于是人们或群体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正如功能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在广义上讲，所有社会生活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合作，社会不可能存在。

有人区分出了四种主要的合作类型（尼斯比特，1970）。 a最古老的和最具普遍意义的合作形式是自发合作或互相援助。这种合作直接产生于某种情境下的实际需要和可能。

b有时，原来自发的使用，逐步变为稳定的社会习惯，因此合作被制度化了，这种合作叫做传统合作。

c现代社会更多地依赖指导合作而不是传统合作。所谓指导合作是指双方在具有权威地位的第三方的管理和协调下进行合作。

d现代社会也同样依赖契约合作。所谓契约合作，是指个人或群体之间正式同意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并对彼此的职责进行清楚的界定。

3、冲突

作为合作的对立面，冲突是针对珍稀物品或价值的斗争（尼斯比特，1970）。

乔治·齐美尔（1955）概括了冲突的四种主要类型：群体之间的战争，群体内的冲突，打官司（指合法处理并且通常是在法院加以解决的冲突）和理念之间的对立。与对于具体财产的各种冲突相比，理念之间冲突通常是最残忍和最具破坏性的。

由于冲突通常导致苦难，人们一般都对它持否定态度。但是，继齐美尔之后的一些当代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冲突也有一些正面效果（科塞，1956）。例如，冲突可以成为一种促进对方紧密团结的力量：通过强迫冲突双方坐下来谈判并直面他们的问题，冲突也可能导致必要的社会变迁。

4、竞争

竞争是遵循某些规则的一种合作性冲突，在这种形式的互动中，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要比打败对手更重要。

为了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竞争双方必须预先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遵守这些规则上必须协作。

5、强制

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另外一方时，强制这种互动形式就出现了。在本质上讲，所有形式的强制都是以合作物质力量或暴力的威胁为最终基础。但是，一般而言，强制的表现要微妙得多。对于父母的爱，对于国旗的敬重，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于孤独的恐惧，都可以作为强制的手段。 六、 社会网络

研究社会互动的另一种方法侧重研究人们所属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联系网组成。与将群体成员凝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相比，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更具有局限性和弥散特征。

尽管机会平等在口头上说的好听，但在事实上算数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 1、网络特性

各种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们的密度。 网络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多重关系卷入的程度。 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可以根据其强弱程度进行分析。 2、小世界研究 即六度空间理论。 3、网络分析的重要性

网络分析强调个人在社会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超越个人层次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在一步一步的被社会化，这章重点揭示我们是如何被社会化的，您将看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以及弗洛伊德理论的缺陷。最重要的，如果你有孩子，那么适合一看。

第六章_社会化

社会化的正式定义就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

社会化不仅对个人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社会的生存与有效动作也是如此。事实上，没有社会化就没有社会（埃尔金和汉德尔，1978）。

一、人类生物学与社会化

尽管有人指出，人不是仅仅由百分之一的基因材料所复制的，社会生物学家却看到，像动物一样，大量的人类社会行为是有机体的后果，而不是文化演变的结果（格里本等，1988）。他们断言，人类基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一种程式，规定了我们的社会行为，就像它形塑了我们机体的物质特征那样。在今天人类身上所发现的具体的基因信息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那些最能适应其环境的个体将最适合于生存与繁衍。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适者生存”的理论。在生物学的术语中，适应与生存有三个含义：个体的

（personal）适应与生存（存活时间长），繁衍的（reproductive）适应与生存（生育为数众多的、健康的下一代），基因的（genetic）适应与生存（所有拥有相同基因者的继续存在，它包括所有的近亲，而不仅仅是其直接后代）。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是针对第三层含义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些重要特征的。

举例来说吧，利他主义行为，是一种反映顾及他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形式，经常被认为是完全的文化行为，它与“丛林规律”（the law of jungle）直接对立。社会生物学家们指出，大量的利他主义行为主要有益于家庭成员及其近亲，因而这是一种强烈的生物行为。如果一个妇女牺牲她的生命（极端的利他主义）去从大火中抢救她兄弟的孩子，就基因而言，她实在是一种“自私”（道金斯，1976）。

社会生物学所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是，即使是最坚定的文化论者（从文化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也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并且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一个人的生物需要的满足，特别是早年的生物需要的满足，是其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二、婴幼儿的社会化 1、与人类的接触

当婴儿在吮吸母乳或者被父母拥在怀里用奶瓶喂奶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三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温暖、食物以及与人类的接触。尽管与人类的接触的重要性不如温暖与食物那样来

得实在、重要，但它对婴幼儿发展甚至生存来说，都不再是无关痛痒的事了。

2、情感发展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人类情感的发展，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戈勒曼，1984）（参见表6-1）。新生婴儿似乎只会四种情感：满足感、惊讶、厌恶和沮丧。6-8周以后，婴儿才会有快乐感，3-4个月后，才会生气，悲哀与害怕到8-9个月后才出现。

在12-18个月时，儿童就足可以为获得来自母亲或扮演母亲角色的人的喜爱而对外部世界加以注意了。害羞、骄傲与内疚，分别在孩子18个月、2岁、3岁与4岁的时候，进入孩子的行为系统之中。

直到孩子五六岁时，他们才开始表现出所谓的社会情感，如无安全感、谦逊、信任他人和嫉妒。一些更复杂的情感，像罗曼蒂克激情、对生命意义和善恶本性的哲学沉思，到青少年时代到来之前是不会出现的。

三、人格发展理论

人格(personality）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人格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则更多地认为，人格是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产物（帕森斯，1964；华莱士，1970）

社会学家对人格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自我（self）。自我就是指个体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就是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们区分开来？自我（自我认同）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

一、查尔斯·库利：镜中我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是最早提出自我发展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按照库利（1902）的说法，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有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我们的行为。简单地说，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自己行为及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我。例如，如果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赞成我们的行为，我们也许也会赞成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这样，由于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说是对他人是如何想象我们自己的反映，因此库利就称这种自我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

2、乔治·赫伯特·米德：角色借用

米德认为，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所区分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符号的理解，自我概念开始发展。当在思维中把自己当作客体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加以想象和思考的时候，自我就形成了。他们可以与

自己的自我“交谈”，可以对自我作出反应。他们本身成了自我的客体。

米德将自我分为两个部分：“主我（I）”与“客我（me）”。“主我”包括每个人自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对那些要求的个人意识。米德认为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作出反应。

（1）模仿阶段（imitation stage）包括人的一生中最初的两年时间。在这个阶段，儿童仅仅从事米德所说的与父母“手势交流”（conversation of gestures）活动，模仿父母的动作。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客我”尚未发展起来。

（2）第二个阶段或嬉戏阶段（play stage）从两岁时开始，大约持续几年的时间，这时孩子开始从事角色借用（role taking）：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能力。这一实践最先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与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情况下，这又多产生于父母未能满足他们某种或多种需求从而遭受挫折的时候。

起初，儿童开始借用的角色是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角色。重要他人即指与儿童相处十分密切、同时对他们自我发展影响最大的那些人。一般来说，第一个重要他人是父母或代理父母之职者；到后来，兄弟姐妹、家里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非亲非故者陆续加入到儿童的借用角色之列中。在这个阶段，当儿童模仿他人角色的时候，他们实践着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在这个阶段，儿童才开始第一次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客体：“我在做此事”，“玛丽要糖果”。虽然“客我”在这个阶段开始得到发展，儿童还是不能理解角色借用的意义：他们只是在玩耍生活中的社会角色。

（3）三四岁以后，一个人的群体游戏阶段（game stage）就立即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走出家庭，与更多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同时他们也把家庭看作是他们所隶属于的群体。儿童开始关心在非家庭群体、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来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即米德所说的一般他人（generalized others）。在游戏中，如玩垒球，儿童必须考虑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扮演许多不同角色时的相似行为。他们必须预知所有其他玩伴的行为并决定对这些行为作出何种反应。他们必须知道周围的整个情势。这样做时，他们借用的是一般他人的角色。当能够这样做时，他们已将“社会”内化了，“客我”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无意识

与库利和米德不一样，他们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而弗洛伊德则看到在这两者之间更为基本的是冲突。他甚至走得更远，说我们越是文明，我们就必定越不幸（弗洛伊德，1930，1962）。这是因为，文明的生活要求我们去压抑许

多深层的生理欲望。库利和米德把自我解释为一种社会的产物，并强调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重要性，可弗洛伊德则强调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生理基础和情感的力量。最后，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大量的心理活动产生于无意识领域，这是我们的意识和“理性”难以进入的区域。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超我大致相当于米德的“客我”，即对从社会中习得的“应该如何”和“必须如何”的内化。这就是对人格的审查、意识和社会监控。本我包括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尤其是性冲动。对本我的强调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我在超我和本我之间扮演着一个中介角色，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无意识之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要达到心理健康，人格的这三个部分，必须终其一生是和谐的。

另一种对弗洛伊德的共同批评是认为，他的理论声称儿童在早年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终其一生而不变，而这也过于教条化了。除了他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之外，弗洛伊德广为人接受、流传最久的理论贡献也许就是他关于儿童期的事件对后来生活的影响。

4、艾里克·艾里克逊：认同危机

艾里克逊主要关心的则是更为“理性”的自我（ego）的世界。艾里克逊把自我的发展分为八个心理阶段，它随着我们一生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而变化。下面是对艾里克逊八个认同危机的概括（埃尔金德，1970）。

（1）信任与不信任（婴儿期）（2）自主与怀疑（儿童早期）（3）主动与内疚（学龄前）（4）勤奋与自卑感（学龄期）（5）认同与角色混淆（青春期）（6）亲密与孤独（青年时期）（7）代际关怀与自我沉浸（中年期）（8）完美与绝望（老年期）

5、让·皮亚杰：认知发展

前面我们讨论的理论都是把人格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最后要讨论的理论，是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ean Piaget）发展起来的，他所关心的只是人格发展的某个局部，也即认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学会思考的途径。

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为了学习，儿童必须吸收知识并中以消化。皮亚杰相信，儿童智力发展要经过下列几个阶段（埃尔金德，1968）。

（1）感觉运动阶段：在孩子1岁半到2岁时，他对世界的了解，是完全通过他们的感觉器官的。儿童伸手够、触摸、坐、走路、探索。起初，他们的行为很偶然，但随着一天天长大，就变得越来越有目的了。在这个最初阶段，儿童学会在大脑中建构和再构（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客体。 （2）前操作阶段：这个时期从2岁左右持续到7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学会使用和理解符号，学会说话，并且第一次有了描摹客体的企图。在这个阶段，儿童是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因而也就不能领悟他人的角色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3）具体操作阶段：在7-11岁之间，儿童懂得如何去构想一个具体的客体，或者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认识客体的类属，他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概念。 （4）形式操作阶段：这个最后阶段大约从12岁开始，到15岁结束。这时的青少年发展起了高度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可以对现实的可能性进行思考，建构理想，以及对未来进行实际的推理。这种能力也使青少年能够逻辑地推敲与事实相反的陈述。

四、养育孩子的方式

教养孩子的方式可以说有专制型和放任型（authoritarian to permissive）两个极端。专制型的父母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强调秩序和稳定之类的价值观，并倾向于使用体罚。放任型父母则相反，对待他们的孩子的办法更为开放和更富弹性，更喜欢对他们讲道理，在规则划或原则问题上容易折衷处理。此外，他们更多的是用情感感染或以不赞成来威胁的办法强化规则，很少用肉体惩罚的方式。

一项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说，最为有效地培养出独立的、社会责任感强的孩子的父母，既不是专制型，也不是放任型，而是权威型的（tuthoritative）（鲍姆兰德，1980）。专制型的父母认为孩子不应有多少权利，但需负担许多成人的责任；而

放任型的父母则认为孩子没有多少成人的责任但有许多成人的权利。比较而言，权威型的父母试图强调与特定的儿童发展阶段相应的权利与责任的平衡。这样的父母期望他们与其子女的关系是互补性的。这就是说，他们感到，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和孩子对父母的责任应该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并且平衡关系也随孩子的成熟而变化。

五、社会化的主体

社会化过程涉及一系列广泛的个人、群体和机构。这些群体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者被称为社会化的主体。主要的社会化主体有家庭、学校和日托中心、同辈群体（peer groups），以及大众传播媒介。

1、家庭

2、学校与日托中心

有史以来，家庭以外的最主要的儿童社会化主体是学校。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儿童被教之以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社会中，正规教育是一个重要而长期的过程，有的情况下要延续20年的时间。在相对简单的社会，其成员只需接受相对较少的专业知识，正规教育只占了儿童一生中相当少的时期（在第十五章中对教育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在大多数学校中，定期的测评成绩报告单就不只是学生学习成绩的进展报告，而且也是其在社会中的进展情况。它反

映了这样一些标准，如“遵守规章制度”，“表现出自我控制”，“与他人友好相处”，以及“服从指导”。这种教育的非学业维度被称为“隐课程”（hidden curriculum，斯奈德，1971）。

对非个人的规则和权威遵从，是现代社会顺利运作的调节基础，对此，学校社会化尤为强调。

3、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peer group）这个词，指的是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并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

在儿童时代，同辈群体的形成大部分都出于偶然。在往后的生活中，更多的选择卷入了进来。成年人选择同辈群体，一般以共同的兴趣、活动、相似的收入、职业或社会地位为基础。

由于同辈群体帮助青少年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平等位置，因此它对青少年有特别的影响。与此相对照，在家庭中，年轻人的地位总是从属的。同时，青少年同辈群体在帮助年轻人对成年人的依赖方面也十分重要。

青少年同辈群体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在任何社会，同代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并用共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更大的形式上的同辈群体。

这个新后代的意识有其专有词为“X代”或“第十三代”，它形成于60年代那代人的文化控制之中，同时面临9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他们比60年代那代人更为实际，但却不如里根时代的那一代，他们看到对社会改革的真实需要，但担心由于国债的日趋严重而会使完成必要的变革成为不可能。随着60年代

那代人的孩子进入大学，X代的人数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几年内将人膨胀；他们所定义的代际意识将继续进入随后的一些年里。

4、大众传媒

更深刻点说，电视节目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埃伦豪斯，1989）。电视为儿童既提供了现实的世界与行为的信息，以提供了想象的世界和行为的信息。在某些方面，儿童节目强化了由其他社会化主体所教导的价值。同辈群体也许观看某个节目，一起讨论，一起外出活动，这样强化了群体的团结和价值。

更进一步说，电视经常把人们或机构演绎为简单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在年轻观众的脑子中会得到强化。

近些年来，传媒研究的学者就电视是否对现代社会的生活有更深或更微妙的影响，有了实质性的关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站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前列，他认为电视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能识字”的含义，并且正在逐渐地把世界联结为一种“全球村”（麦克卢汉，1964）。较近一些的分析不如这样乐观。波斯特曼（Neil Postman）认为，由于电子传媒总是暗示观众说，文化的每个方面都必须是娱乐性的，因而使公众的生活庸俗化和琐碎化了（波斯特曼，1985）。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了一种戏剧分析的方法，并认为，电视把社会生活的前台和后台的界限搞得模糊不清了。当儿童能够观看父母在电视上讨论如何抚育孩子的时候，父母的权威弱化了，成人与儿童的区分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这种界限在印刷媒体时代曾经是十分清楚的。

六、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1、青春期与青年期 2、成年期

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指在一个人的早期阶段为各种成人生活角色所做的基本准备）

3、晚年生活 4、死亡与濒临死亡 濒临死亡的体验

一位名叫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内科医生（1969），花了一些年研究那些不治之症患者对死亡前景的反应，他认为，大多数人接受死亡经过了五个阶段。首先是拒绝并与他人隔绝；其次是愤怒；第三是讨价还价（临死的人与死神作交易，上帝或命运是否让他或她活得稍长些）；第四阶段是沮丧；第五个阶段是接受。大多数人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了这些阶段，他们有时仅在闪念之间就接受了死亡，有时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

悲伤、哀痛与失去亲人

七、再社会化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青少年和成人经历着一种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即有意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新的价值观与行为。

再社会化经常发生 在艾文·戈夫曼所说的全面控制机构（total institutions）中：即为了基本改造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与自我认同，把一个人一天24小时都置于管理人员的完全控制之下的地方（戈夫曼，1961）。

八、社会化与人的自由

人远非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来操纵的木偶，社会是由人来创造的，尽管不是某个人所为。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就像社会是人们的一部分一样。人们通过他们的互动创造了社会规则。 具有创造性的人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信以开展新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计划，也必须能够忍受与此类工作相伴随的孤独与寂寞。这种自信最终来自于父母及同辈群体所提供的社会化。 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的时候，他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革命。

第七章_群体与组织

一、社会群体的性质 1、什么是社会群体

社会群体就可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某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克确定的目标和期望。

2、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初级群体即一个相对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在那里互动是亲密无间的，并存在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最重要的

初级群体是家庭，其他初级群体包括年纪小的同辈群体、一些邻居朋友圈和成人社会俱乐部

自从查尔斯·霍顿·库利（1909）首次使用这个词以来，初级的含义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扩展。库利使用“primary”这个词主要是表示“最初”（first）。家庭和儿童的嬉戏群体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社会化主体，因而他将之为初级群体。库利把这类群体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他相信此类群体对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自库利以来，这个词一般被扩大到用于有类似家庭纽带关系的所有群体。成员之间有共同认同感的兄弟会与姐妹会、运动队乃至小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当作初级群体来分析。

初级关系

初级关系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换的关系，它包括每个个体的多种角色与利益。它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动为特征。

特征

第一，这种关系中的人扮演多种角色，并把许多个人利益带了进来。

第二，因为初级关系包括广泛的角色和利益，它也就包括了全部的人格。

第三，初级关系以大量的自由交往为特征。

第四，因为在初级关系中人们投入了人格的许多方面，因此尽管他们不必总是情深意重，但他们的交往是充满情感的交流。

第五，由于初级关系卷入了个人的独特性格，因而，这种关系就不会容易地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

功能

初级关系，因而也就是初级群体，为人们提供了价格发展的机会。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把对自我的形象扩展为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的个体。更进一步说，在人们与其他人或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初级群体是主要的认同来源和安全来源。因为初级群体接纳的是整个个人，它给人以“某人站在我这边”的感觉——这是一种必要的情感支持。

不过初级群体也对人们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些初级群体压抑个性、有时还压制个人的成就，从而也就会限制个人的社会发展。

次级群体与次级关系

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群体，其成员主要以次级关系来相互联系。与初级关系相比，次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缺乏情感深度的关系，它所包含的只是一个人人格的某些有限方面。

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差异。

3、我们为什么形成群体

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有两类，即工具性需要和表意性需要。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界限也十分明显。

一些群体满足工具性需要（instrumental needs）——也就是说，群体帮助其成员去做那些不容易单独完成的工作。许多工具性群体是绝对必须的，

另一些群体的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表意性需要（expressive needs）——这就是说，群体帮助其成员实现情感欲望，通常是提供情感支持和自我表达的机会。

二、群体结构

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1951），一个小群体研究的先驱者，根据他的观点，社会结构的产生在于人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群体成员不同的天赋和个人特征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产生

1、群体规模

群体的规模怎样影响其成员的行为呢？许多古典社会学家对此主题都很感兴趣，尤其是乔治·齐美尔（沃尔夫，1950）。

可能最小的群体是二人群体（dyad），只有两个成员。二人群体的关系纽带可能是最强的，这样的群体能够产生较大群体中所没有的团结感和亲密感。但是，由于二人群体依赖的是一种单一的联系，成员必须总是相互考虑到对方。并且在二人群体中，没有任何让别人参加互动的机会。如果一个成员退出，这个群体就终止了。

根据齐美尔的观点，有三个成员的三人群体（triad），某种程度上说，是所有小群体中最不稳定的群体。在三人群体

中，有一位可能总是局外人，或者说是个“入侵者”（卡普洛，1969）。另一方面，第三个人有时可能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大群体与小群体相比，既可能成效更大也可能更小，这要看群体的任务（Nixon，1979）。当群体任务的完成受到群体中最弱的或效率最低的成员的局限时，在解决问题方面，它就通常比一两个有创造性的个体的效率还要低。但当群体任务仰赖于一致的群体努力、每个人的投入都对该任务有价值的时候，通常一个大的志愿群体更容易完成——成员彼此的工作对任务的完成都是一种补充（伍德、波莱克和艾肯，1985）。

2、群体规范

我们已经提到过，社会群体与仅仅是人群的集合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征是一套共享的规范。群体规范规定了成员应该如何行动以及违规会意味着什么。

对群体规范及其起源的研究中，最好的一个是威廉·福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经典研究《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在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怀特投入到在“科纳维尔”的一个街道帮伙的活动中。怀特的街角社会远非是一种无组织的社会群体。它们具有调节所有成员行为的复杂群体规范。这些规范简单就是与任何其他社会的规范一样充满意义：它们精确地告诉这些帮伙成员在大多数情景下如何行动。

3、群体角色

最著名的是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及他的同事对各种任务取向的小群体（task-oriented groups）研究。他们

发现在每个小群体中都会产生一些相同的基本角色。每种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群体的任务或活动作出贡献。

另一个关于群体角色的著名研究是由菲利普·齐默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的。齐默巴多（Zimbardo）与他的同事想要研究的是狱警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扣留送给犯人的东西，打犯人及把犯人关禁闭。齐默巴多想知道，是哪些粗鲁的、冷酷无情的人被拉来干狱警了呢，还是监狱社会环境中有某些东西可以产生暴力行为。

齐默巴多的实验结果广泛地解释了监狱暴力的原因，它表明监狱暴力不在于狱警和囚犯的人格，更多的是监狱本身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研究中，两组学生（“狱警”和“囚犯”）扮演的群体角色的方式，强烈地支持了结构性要求可以容易地克服个人偏好的观点。

领导

每个群体都有位置能使某个人对他人行使权力。贝尔斯（1951）发现，小群体中有两个主要领导类型。工具型领导（instrumental leadership，也称任务型领导）力图指导群体朝它的目标走。表意型领导（expressive leadership，也称社会情感型领导）寻求创造群体的团结和维持群体的协调。两种形式的领导对群体的成功来说都是需要的。

极权型领导的情况下，领导是唯一可以决定群体政策和任务分配的人。民主型领导的情况下，政策的决定和任务的分配通过了群体的讨论，领导在其中得到辅助。放纵型领导的情况下，孩子们有完全的自由，领导者极少干预。此外，领导表

扬和批评孩子在不同类型场景中也不相同。极权型领导批评时常有个人的色彩，民主型领导力图客观和公正；放任型领导对孩子们的行为很少发表意见，而且也不试图规范群体行为。

领导风格的影响效果有赖于领导的性质以及实践的时间地点。

三、群体是怎样运作的 1、决策

群体是怎样决策的呢？在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中，罗伯特·贝尔斯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Fred Strodtbeck）（1951）研究任务取向群体（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群体）时发现，群体决策有四个明确的阶段。在定向阶段，群体被引到问题上来，并对一些事实进行分析。在评价阶段，成员对问题作出估计，并对其他人的观点作出反映。在第三个阶段，群体开始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达到共识的斗争中，产生了派系也建立了情感。当决定最后出现，第四个阶段就开始了。在这个阶段，群体试图重新回复到开始时的和谐关系。

2、遵从

遵从（conformity）指与习惯、规则或普遍意见一致的行动。

谢里夫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小群体成员倾向于通过确定对现实的共同观点来减少情景的模糊性。成员内化了群体的共同观点，甚至在离开群体后还继续持有这种观点。

谢里夫和阿施给我们提供了信息遵从（informational conformity）的例子。这些研究中的受试并未明确感到对群体成员的意见和判断的遵从压力，而仅仅由于感到群体成员所表达的选择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他们才决定接受群体的观点。与此相对照，规范遵从（normative conformity）包括来自他人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压力。

服从（obedience，即认同于两旁的或者想象中的领导期望）（克罗斯比，1975）是遵从行为的第三种表现。60年代早期，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雷·米尔格朗（Stanley Milgram）做了一项著名的、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有关权威服从的调查。（电击实验）

风险转移

遵从压力明显地影响了群体决策。在一系列试验中，好几位学者（沃利奇、科根和贝姆，1962；斯托那，1961）发现，群体决策比单人决策要冒更大的风险。群体决策时，风险承担者不再是个人，而是作出一致的群体决策的群体，这一现象叫做“风险转移”（the risky shift）。

风险转移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在群体中进行集体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群体可以作出更大风险的决策。但是为什么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相比总要冒更大的风险呢？这可能是因为群体中最初持极端观点的人在群体讨论过程中似乎改变得最少。结果，为了得出一致性的共同决策，别的群体成员自然朝极端观点方向转移。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群体决

策都包含了风险转移。在一些情况下，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慎重（诺迪，1962）。

群体意见

雅尼描述了他称之为“群体意见”（groupthink）的过程，即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之中，群体的一致性需要压倒了任何批评性意见的一种普遍方式。（同质性极强）

群体意见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发性的“心理防卫”，或者说，顾问团成员消除潜在性的异议，促使了意见的一致性，皆大欢喜。

3、群体界线：内群体和外群体

一个最早的群体互动原则就是由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906，1960）总结出来的。他创造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两个词语分别描述成员对自己群体以及对别的群体的感受。

一些群体界线由一些符号和代码来正式规定和强化。 4、参照群体

参照群体是指对个人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群体。换句话说，某个群体已经达到的目标是人们所要追求的，人们便按照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行动。参照群体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

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参照群体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扮演多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参照群体作为一个心理参照点，反衬出其他群体在变迁中所产生的要

求和期望。正面参照群体的价值和标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社会基础。

四、组织的特性 1、组织目标和特征

除了清晰陈述的特定目标以外，一般说来组织还具有下列基本特征（埃斯欧尼和莱曼，1980）。

第一，为了更高效率地达成群体目标而进行的劳动分工和权威的分配。

第二，权力相对集中在领导或者执行主管手中，他们使用权力控制组织成员活动并将它们导向组织目标。

第三，组织中成员不是固定的，这使得组织可以超越某一特定成员而生存；组织成员死亡、辞职、退休或者解雇时，可以用常规性的方式来加以替补。

2、组织结构

我们通常根据两个方面的组织社会结构来分析组织：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

正式结构

组织的正式结构（formal structure）是指导组织成员活动的一套明确陈述的规定、纪律和程序。正式结构包括规章、法规、内部细则、命令和达到目标的时间表。通常规则和程序都写在纸上，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正式结构的显功能是富有效率地达成组织目标。每个成员都分担了特定的组织任务。同时，每个人都必须清楚与别的

任务承担者的成员关系。所以，每一成员对别人的权力、成员之间交流和协作的期望模式，都有严格而清晰的说明。每一成员都知道何时、何地、由谁通过何种方法来进行决策，他或她处于组织等级中的哪一位置。

组织也必须提供正式的约束手段，即运用于群体成员的详细奖惩规则，以此确保组织成员对规则的服从。对那些没有遵守规则的组织成员则施以惩罚性约束，如降级、解雇或者该提升时不予提升等。

非正式结构

组织的正式结构总是以非正式结构为补充的。非正式结构（informal structure）是由群体成员的互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虽然非正式关系并不在组织的规划之中，但是对组织的功能发挥却必不可少。正式规则和程序并不能解决组织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还不如非正式规则有效率。

非正式结构有助于组织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否则组织效率可能降低、目标难于达成。

非正式结构总是有助于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研究芝加哥机器公司的社会学家发现了一种非正式结构，他将此描述为“应付游戏”（game of making out）。应付游戏是这个工厂第一线操作工的活动核心（贝雷威，1984）。工人们超额完成了正式的生产定额的100%时，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激励工资。但操作工人的非正式定额是140%，他们认为如果产量总是多于140%时，老板将会增加他们的正式的生产定额标准。操作工人经常能生产出多于140%的零件，但是在报工作量时总是报

140%。多生产的部分留了起来，当工作任务的难度较大、时间耗费多而不能完成非正式的生产水平时再拿出来。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非正式结构也产生消极性后果。例如，“打小报告”者所遇到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可能使许多工人不敢报告车间所发生的非法或危险的活动。这类非正式控制包括来自于工友和监督者的敌意和报复（尼尔和米塞利，1989）。

3、科层制

在20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对科层制进行了经典性分析。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世界的主要社会潮流——经由这一过程，陈旧的、传统的社会组织方法被大量明确、抽象、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所逐渐替代。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化过程处处可见，从教育设置到工厂。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乔治·利茨尔（George Ritzer）最近对理性化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无挖苦地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中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1993）。 “麦当劳化”含有四个基本原则：（1）极其强调效率；（2）讲求速度（快餐）的定时配餐（巨无霸）；（3）可预见性（所有麦当劳都有同样的菜单）；（4）非人格化（麦当劳机械化程度极高，它的员工在行为上实际上没有自由支配权）。根据利茨尔的说法，这些原则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一方面，从教育、宗教到性爱，甚至西红柿的生产。

韦伯在研究科层制时使用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研究方法。

（1）全体员工分化成较小的部门，这就是办公室和局。每一个局的责任都有详细描述，在办公室人员的工作预先都有严格的规划。

（2）权责分明。雇员都处于一定的等级制度中，每人都对上一级的监督者负责。这种结构有利于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

（3）基于专业技术资格之上的人员用工制度。在科层制中，常常是聘用具备某一特定资格的人员来工作，诸如一定的文化程度、多年的工作经验等等。聘用某人是基于其个人资格最适合于某一工作需要。

（4）详细的规章制度严格规定了工作人员的操作规程。规章严格限制了雇员发号施令的工作权威，它不能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偏好来随意改变。

（5）在科层制中确立了一套科层制职业发展的方式，根据职位、资历和业绩，以可以享有的工作年限、有价值的服务等形式来对员工进行晋级、提拔和酬赏。

科层结构：赞成与反对——正功能与负功能

建立科层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然而科层制还有另外几个正面的特征。由于设计科层制的原则在理论上不依赖于某个个人及其人格特征，因此它极大限度地减少了有关个人的情况对工作的干扰等许多潜在问题。

科层结构也增加了工作的连续性。

但是，科层制也有很多缺点。正是那些提高效率的工作程序可能会产生问题。科层制可能全使工作僵化，高度正式的

结构可能会窒息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科层制还会导致寡头统治——由极少数人统辖整个组织。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将高度集中于那些最重要组织处于最高位置的少数人手中。最后，科层制还可能会使雇员产生过分谨慎的态度，极力希望维持现状。

同样使组织定于效率的非人格特征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科层组织，也会用同样的非人格化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服务对象，而这种服务态度通常影响了组织服务目标的实现。而且非人格化态度也不利于雇员从事本职工作。雇员更喜欢做那些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

五、组织过程和变迁 1、制度化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到了成员，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能被更大的社区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的运作模式。

首先，进行群体活动的方式开始建立起来，有时候，这指的就是标准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标准化操作程序最终会限制组织在多种行为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其次，程序越固定，员工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正式。结果，组织行为就越稳定，越可以预见。但是当非正式关系变得越不重要时，要创造新的交流方式和新的结构就越难。第三，组织目标开始越来越没有弹性。

虽然制度化可能会导致僵化死板，但它也有许多好处。当组织关系越有序、越可以预见时，成员之间就可以更好地协作，组织的连续性增强。随着知识和经验的增长，也就不必再经过那种无效尝试和错误，就能找到最好的功能发挥方法。

目标置换

制度化的另一种负面效应就是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当组织员工更加关注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是否与组织的实际目标相符合时，这一现象就会发生。目标置换有多种表现形式。A组织成员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而就把这个目的当成了组织的目标。

B组织规章制度本身成为目的。当初制定规章制度是为了帮助组织有效地实现目标。可是规章制度可能会具有神圣性，这就会影响组织应付新情势、处理非常规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人们经常埋怨的所谓“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的行为（西尔斯，1970；默顿，1968）。罗伯特·默顿创造了科层制仪式主义（bureaucratic ritualism）一词来描述这样的科层制，它把规章制度优先置于目标的位置，而不是当作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

C目标置换的第三种形式是雇员之间非正式结构的发展，导致他们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组织的需要（西尔斯，1970）。

帕金森定律（帕金森，1964），“为了工作的完成，所有可能的时间都被不断扩张的工作所填满”（波特，1980）。彼得原则描述了科层制中与提升有关的同一问题。在目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雇员一般说来都会在科层等级中得到提升，例如优秀

教师提升为校长助理，优秀护士提升到管理职位。提升继续下去，总有一天，雇员最终会处在他或她不能更好地胜任其工作的职位上。这时，组织就会考虑解雇或者给该雇员降级，以避免挫伤正沿着科层制阶梯往上爬的其他员工的士气。因此在向上晋级的过程中，总会积累许多“无用的员工”。或者，正如劳伦斯·彼得（Laurence Peter）所说的，“在等级制度中，每一雇员总会提升到他所无法胜任的位置”（彼得和赫尔，1969；彼得，1985）。

2、组织变迁

广泛的组织变迁可能源于组织内部事件的变化，诸如组织构成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领导的瓦解、或者是员工的反对。然而也有许多组织变迁是由组织外部因素所诱发的，这里组织外部因素被称之为组织环境。

竞争性组织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互影响。

某一新成员要改变组织进程也是可能的，尤其是这一新成员处于领导地位时。

其他导致组织变迁的外在因素还有新技术的出现，新市场或者新资源的获得、利益变动、态度和价值观的改变等。

六、组织选择

埃斯欧尼发展了组织的三种理想类型：强制型（coercive）、功利型（utilitarian）和规范型（normative）。

强制型组织主要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物质性力量来确保组织控制之下的成员的服从。因为这种类型的组织必须运用

大量资源进行社会控制，除了服从外，相对来说在达成组织目标方面没有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它只有在没有别的方式换取秩序和服从、万不得己时才使用——特别是当组织成员是非自愿性吸纳时。强制型组织的例子有监狱、集中营和一些公立学校。

功利型组织主要依靠金钱刺激来获取服从。大多数商业组织都属于这种类型。功利型组织虽然使用较少资源来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在另一方面成员融入组织时总是在精打细算，所以这也限制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成员参加组织主要是因为将组织目标当作了个人自己的目标，这时，组织可以获得成员的最大承诺，组织资源可以得到最少的耗费。此时成员感到自己融入了某一组织之中：假如组织成功了，他们会真正地感到是他们自己成功了。这样的群体被称之为规范性组织，或者说得更通常一些是志愿者协会（Voluntary associations）

1、美国社会中的志愿者协会——功能

其中的一项功能是它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某种追求社会目标的机制，而这是单个群体成员所无法获得的。

志愿者协会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在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如政府、学校、公司）个人之间构建桥梁。

虽然志愿者协会为社会发挥了许多有益作用，但是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a许多志愿者协会减少了政府在诸如健康、福利和娱乐保证领域中正确履行职责的压力。b从志愿者协会所提供的机会中获利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不积极参与协会的人（例如，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人）。

2、弹性组织

弹性组织（flexible organization）提供新的产品设计和系列产品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由科层组织所提供的标准化产品。而且，弹性组织通过更广泛的职责分解来鼓励更多的民主参与，减少敌对的劳资关系。“弹性”意味着促进管理者、员工、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所有这些人都一起参与创意和实施新思想的过程。

弹性组织的生产费用通常会比科层组织中的生产费用要高，但是弹性组织却具备迅速变换产品样式的能力，这往往能使其生产出比科层组织更多的赢利。

引入弹性组织中的两个广泛的构成要素就是弹性时间和工作分享（job sharing）。弹性时间有效地留住了有资格的人在他们所选择的行业中工作，工作分担保证了兼职工人在变换工作或者抚养小孩时可能继续工作。同时公司还能从更有资格、积极性更多的劳动力中获益。

3、日本人的选择

七、组织与现代社会：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点

大规模组织的出现给社会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损失。其中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社会效率——组织的人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看来最适合于“去完成任务”。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能够抵挡住社会效率的拉力，没有任何先进社会愿意为了更大的个人自由而放弃效率，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果先进社会要保持民主，如何能保持大众对大型组织的控制。在此情景中常用术语就是责任（accountability）。与人的本性一样，组织的本质也是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运作。正如人在科层组织中要负严格责任一样，科层组织也必须对民主社会负有责任。由于这一任务的严肃性，未来几年中将会看到，大型组织的管理集团在公众面前的公开表演及“共同行动”（classaction）之类的活动将会大大增加。诸如此类的活动，将使政府或私营领域的大型组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第八章_越轨

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是指意图促使人们遵从重要社会准则的社会机制。

一、越轨的本质

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

越轨的定义因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换而有所不同。 1、越轨的定义

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越轨行为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环境。 越轨的定义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伴随地点的变化和文化的不同，越轨的定义也有差异。 最后，当被视为越轨行为时，还意味着这种行为必须是作为违规的行为而被观察、被定义的，并被贴上越轨的标签。

对越轨的误解

通常，越轨（deviance）和越轨者（deviant）这两个词往往让人想起那些堕落者、变态者和疯子。因此，在你研究越轨之前，记住以下五点十分重要。

第一，越轨行为未必就是坏的和不可接受的行为。越轨这个术语意味着“无遵从”。

有时，行为是越轨了，但由于所违犯的规则并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就不会认为这种越轨是不道德的。

在官僚机构的某些案例中，为打破刻板的常规，更便捷地完成组织的核心任务，实际上，对正式规则的违犯可能是非常需要的。

罗伯特·默顿对反常（Aberrant）和不遵从

（nonconforming）行为的区分，是积极地看待越轨行为的另一种情况（1976）。反常越轨者（Aberrant deviant）是些基本上接受社会规则的合法性但却因个人目的而违犯的人。大多数犯罪行为归入这一类。不遵从越轨（nonconforming deviance）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不遵从越轨者相信规则是坏，以至于有必要通过蓄意地和集体地违犯它而向它进行道义上的挑战。同希望隐瞒其行为的反常越轨者不同，不遵从越轨者吸引人们对其行为的注意。他们的目标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改变规则。这类越轨是一种良知未泯的行为，而这里的良知则基于一定的社会理想。

第二，越轨行为并非总是自愿的。例如，有身体障碍的人常常被当作反常者。然而，因为社会认识到这种生理缺陷非

意志所能控制，此类越轨常得到相对的社会宽容。不过，对这些人也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

第三，越轨行为未必是犯罪行为。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

第四，越轨行为，虽不被赞同，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迪尔凯姆指出，越轨“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58）。

第五，越轨可以是个人干的，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所为。 2、社会控制和越轨

旨在防止越轨并鼓励遵从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s）。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社会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外在社会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则是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的各种外在压力。

对越轨的内在控制

内化（Internalization）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的规范的认同（一旦社会规范的内化成功，一个人通常会继续遵守它。当然，有时候，我们所有人会同群体和社会的期望有偏差：内化决不是完美的（赛克斯和马茨扎，1957）。

源于内化的对规范的遵从与怕招致处罚的遵从大不相同。

内化是对越轨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最有效途径。 对越轨的外在控制

对越轨行为的外在控制包含了对社会制裁的动用。有些社会制裁是非正式的，也就是说，通过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的那些人的行动实现的。其他制裁均为正式的，也就是通过负有专门责任的社会机构实现的。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in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非正式社会制裁是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消极制裁的范围包括，从群体的不赞成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甚或到身体的惩罚。同伴反应是非常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

在初级群体之外，非正式社会控制通常适用于工作场所，并为那些发生越轨时恰巧在场的人们所使用。

非正式制裁可能非常有效，但是，其效果常常有限。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样的制裁通常不确定。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感情、相关社会地位以及群体团结的情谊，可能消除了众运用社会制裁的愿望和能力。

越轨是对团结的威胁，因此，群体希望限制它。但是，正是同样的意识抑制了群体成员对其越轨的同伴使用过强的制裁。已经有研究指出，亲密群体中的成员将保护越轨者，除了以下三种情况外：（1）当越轨能轻易被外部察觉；（2）当越轨者可能被迅速地认出属于本群体时；（3）当群体因为该越轨者的行为有受到严惩的可能性时（科恩，1966）。

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

然而，有时社会控制的正式途径可能很不正规，甚至会很个人化。

3、越轨的社会功能和功能障碍 科恩（Cohen,1966） 越轨的社会功能（正功能）

（1）越轨有助于澄清并定义社会规范。许多社会规范在被破坏之前还模糊不清。这时，群体对越轨的反应进而澄清了规范。

（2）越轨能增进群体的团结。a群体成员发现，他们面对越轨有同样的态度，他们必须采取一些共同行动去控制和阻止越轨。b有时，群体为了一个越轨成员而团结起来，而这样做，也能增进整个群体的团结。

（3）越轨能带来社会系统所需要的变迁。

（4）越轨促使人们更愿意遵从。这只发生在越轨是不成功的和遭到惩罚的时候。

越轨与社会功能失调（负功能）

其一就是，如果越轨广泛流传，就可能弱化人们遵从的动机。

其二，越轨可能有害，还因为它使生活不可预知并充满危险。越轨可能削弱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相互信任的纽带。

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是指社会设置的崩溃。一个高度组织的社会系统能承受大量的越轨而不会出现严重混乱。仅仅当大量的人长时间地越轨时，当越轨渐渐严重地破坏掉对基本社会机构的社会价值观的信任时，或者当越轨引发了社会不能容纳的冲突时，社会解组才会出现。与此同时，不仅过度的越轨可能会导致社会解组，而且战争、人口变化、

技术革新以及诸如洪水、火灾和饥荒等灾难也可能导致社会解组。

二、关于越轨的理论视角 1、生物学视角中的越轨

将越轨行为作为各种疾病，包括器质性和精神性的疾病的结果。这一趋势称为用医学方法处理越轨问题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的倾向。结果，像吸毒的副作用、机能亢进、酗酒等这样的越轨行为，现在通常更多地视之为医学上的问题而非品德上的缺点（康纳德和施奈德，1980）。2、心理学视角中的越轨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提出某些类型的个性常常与越轨行为有关。艾森克指出，性格外向的人，其行为很可能逾越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刺激和冒险的生理需要。他们是否会成为越轨者，主要取决于他们是怎样被社会化的。

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观点强调，暴力和越轨都是社会习得的（Socially learned）。

对于越轨的第三种流行的心理学解释提出，攻击行为常常由挫折引起。攻击的程度与人们如何受挫有关。挫折可以是由于缺乏金钱、爱情和其他东西而产生的。

3、社会学视角中的越轨

社会学家着眼于三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环境比其他环境更可能产生越轨？为什么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的越轨行

为在另外情况下却有很高价值？为什么越轨者破坏某些规则而不是别的规则？

A结构性紧张理论

默顿指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产生。默顿的理论建立在迪尔凯姆的古典的失范概念（anomie）基础上。所谓失范，是指规范和价值相互冲突或者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阙如的一种社会状况。

B文化传递理论

越轨，像遵从一样，是从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虽然社会环境试图劝导人们遵从社会规范，但教导的内容并非总是一致。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其他社会化主体有时传达出的不是遵从而是越轨的态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学家指出，在某些企图纠正越轨行为的地方实际上却在传授越轨行为。在监狱，新来的犯人完全暴露在同一监狱内老惯犯的影响之下。

萨瑟兰的差异性联合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认为，每个人都受到了遵从和越轨行为的双重影响。这些影响在个人的思想中展开斗争，哪个方面在思想上占了上风，哪个方面就会去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走向越轨的社会化强度超过走向遵从的社会化程度，一个人就会变为越轨者。萨瑟兰指出，有几个不同因素打破平衡偏向越轨：与教唆越轨的人联系越密切，与之交往的次数越多、越频繁和越持久，且接触时的年龄越小，当事人变为越轨者的可能性越大。

C社会控制理论

结构性紧张理论和文化传递理论的视角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遵从是事情的常态，只有当违反规范时才需要解释。其他各种社会学理论则从相反的假设开始，认为为了实现愿望，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想走捷径，相应地，有问题的假设是遵从而不是越轨。

一类控制理论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认为某些人比他人更缺乏控制自己内在冲动的能力。根据沃尔特·雷克利斯（Walter Reckless，1967）的“自制理论”（contain theory），罪犯是缺乏正确的自我观念，结果未能抑制住越轨诱惑的普通人。同样，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1963）认为，“正常”人通过思考他们在越轨后会发生什么来控制他们的越轨冲动。他们不想污损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越轨者在抑制这些冲动时存在困难，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的评价，或者缺乏较强的认同意识。

特拉维斯·伊尔希（Travis Hirsehi，1969）提出的一个更详细的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犯罪是由人们社会联系的纽带弱化所引起的。他指出，在我们大多数人中起约束作用的四大关键社会纽带却在犯罪者那里典型地呈软弱状态。这些纽带包括，“附属”于其他遵从者，特别是父母和同辈；“奋斗目标”，他投入时间和汗水为实现诸如上大学等传统目标而工作，而越轨行为则会威胁到这些目标的获得；“参与”常规活动，以减少可能越轨的时间，以及“信仰”，接受常规道德观念。

冲突理论和越轨

A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 conflict theory）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复杂的社会包含许多的亚文化，每一亚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价值。这些亚文化可能集中于种族、性、生活方式、地理位置或者其他因素为中心而形成。被一个群体视为越轨的行为对另一群体中来说可能是可接受的行为。然而，较为强大的亚文化能有效地将许多弱小的亚文化的价值界定为越轨。

一个文化冲突理论家蒂尔克曾努力精确地定义过文化差异转化为公开的法律冲突的条件（蒂尔克，1969）。他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取决于群体的权力、组织和他们的教养与世故。

B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Marxism conflict theory）集中于社会阶级的不同权力，而非种种不同的亚文化。这种理论认为，最能够解释大多数越轨的，是阶级冲突，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差异。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严重的犯罪是财产犯罪，这是穷人对富人的犯罪。而富人犯罪，诸如，纳税欺骗、存款丑闻等，尽管所造成的危害比穷人犯罪大得多，但法律只是将其当作相对次要的问题看待和处理。根据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观点，我们社会大多数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现状，特别是在不惜损害穷人和无权者的情况下维护权贵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家认为法律体系只是有助于教育、大众传媒和宗教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下层阶级越轨，特别是像街头抢劫和小偷小摸之类的犯罪。结果，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社会损失更大的富人和权贵犯罪上转移开来，而忽视了最基本的越轨原因：美国社会生活的巨大不平等（格林伯格，1986）。

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家们突出地强调越轨是相对的这一事实。一个行为及其违反者只有当被他人标签为越轨时才变成了越轨。

埃德文·雷梅特（Edwin Lemert，1951，1961）是最先研究标签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雷梅特区分了两种越轨：初级越轨（primary deviance），即偶尔卷入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并未对个人的心理形象和社会角色扮演发生持续的影响；二级越轨（secondary deviance），卷入违犯社会规范的行为，并被其他人标签为越轨者而且越轨者本人也这么接受了。在二级越轨中，越轨者必须围绕越轨者的角色来认知他们的行为和自我观念。

标签理论家们曾将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权威者或关系密切的人对越轨行为的察觉；第二步是对越轨者的标签；第三步是越轨群体或越轨亚文化为加入该群体或文化的人提供越轨行为的社会支持。

被标签为越轨者的人常被社会拒斥和疏远。社会拒斥和疏远趋向于将被标签的个人进一步推向越轨生活。加入越轨群体有两大功能。第一项功能是务实的。当某人进入一个越轨群体……他学习怎样在采取越轨行动时最少惹麻烦。

加入越轨群体的第二大功能是成员从中获得情感的和社会的支持。

加入越轨群体使他们更有可能持续越轨的生活方式。恪守常规的压力减小了，越轨者的自我形象加强了。有时，在从事越轨职业的成员中间，特别是非法职业者之间存

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个阶梯上每升一级，都需要某些必要条件。

三、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 1、犯罪的种类

犯罪可以定义为由当局所禁止，并且运用下去制裁予以惩罚的行为。专家们传统上将犯罪行为分为几个主要类型，包括针对人的犯罪、针对财产的犯罪、无受害人犯罪或道德犯罪。、有组织的犯罪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决不能混同于职业罪犯。一个职业罪犯（professional criminal）是将某种特定的犯罪当作职业，比如小偷小摸、行窃保险箱或武装抢劫。职业犯罪不像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那样有数百名成员，他们既不单独作案，也不同参加者或其他一些同伙合作过密。在多数情况下，职业罪犯表现出高度老练的技巧，他们得小心谨慎地从事他们的买卖，而免遭逮捕。

白领犯罪和组织犯罪

大多数白领犯罪是为了钱。这样的犯罪包括价格垄断、欺诈性广告和贿赂。

白领罪犯所进行的“间接抢劫”不像街头抢劫那样是对个人的威胁。但是白领犯罪比其他犯罪的损失更大。

无受害人罪

今天在美国，一类最重要的犯罪是以道德犯罪、公共秩序犯罪或无受害人罪为特征的。无受害人罪（victimless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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