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之战背后的中苏博弈

珍宝岛之战背后的中苏博弈

文/刘春龙

外交：一个月的空白台历

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

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公开出兵侵占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战役序幕由此拉开。

珍宝岛之战其实只是中苏长期分歧与摩擦的最后升级，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苏联推行“与美国合治天下”政策，一方面中国崛起，独立发声、不再受制于人的合理诉求更为强烈。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要求与中方共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举措，毛泽东等领导人怒而拒绝。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解除，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探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然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醉醺醺地对着周恩来和贺龙嚷道：“不要让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中国代表团不得不立即离开了大厅，并于第二天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虽然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但苏联新领导人表示，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方面，他们与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议。中国利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机改善双边和两党关系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不仅原定的中苏双边边界谈判没有恢复，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进一步增加。如从中苏第一次边界冲突到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964年10月，中苏间发生边界纠纷1000余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边界冲突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共发生4189起，其中，由苏联挑起的珍宝岛事件是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它不仅对中苏关系，而且对整个中国外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苏联入侵珍宝岛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战争：刘光志，还活着！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东广场的东北侧，陈列着一辆编号为545的苏联造T-62式中型坦克。这辆坦克是1969年中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作战中的战利品。它在出厂服役后只行驶了515km即被中国边防军击毁缴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辆坦克见证了珍宝岛之战的硝烟，以及硝烟背后的故事。

当时的战场上，苏联以先进的T62坦克横行霸道，我军的各种口径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其构成威胁。因此，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成为取得珍宝岛战役胜利的关键。但是，要求穿甲弹、破甲弹击穿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科研人员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陷入困境。

幸运的是，研究小组辗转得到了关于该课题的一个核心方程式，如果方程式一解决，后续的反坦克研究便可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当时方程式难倒了中国专家。叶剑英元帅知悉后，指点研究人员可以向山东某大学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讨教。

此时的刘光志，正被管制劳动，除了一大堆的历史问题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年刘光志曾主持过希特勒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

两位奉命到山东的军人知悉这一切后，不禁犯难：解这道方程式关系我军科研的动向，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

怎么办？两位军人商议许久，最后决定：只让刘光志解方程式，别的一字不漏。 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菜园里，两位军人拿出了那个方程式说： “我们是搞教育的，碰到一个难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出来。” 刘光志老人扫了那个方程式两眼，闭目沉思了一会儿，问： “这方程式是干什么用的？” 年长的军人说：“当然是教学用的。”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冷冷地将纸片塞到他们手中，重新摸起了锄把。

“你，你怎么这种态度？”

老人冷瞟了他们一眼：“既然不相信我，还找我干什么？”

几天以后，两位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穿着军装，拎着两兜营养品，背着校领导，直接摸进了老人的家门。

两位军人满面歉意地说：“首长批评我们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 刘光志拦住他们说：“别说了，都是我不对，我还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误了国家大事。??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老人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纸，纸上标满各种方程式和最后的数据。 年长的军人惊异地问：“您真的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研究穿甲弹、破甲弹，打坦克用的。”老人说完，顽皮地眨眨眼。

“简直神了，老先生，没有方程式，您怎么算出这些数据的？”另一位军人叹服地说。 老先生敲敲脑袋：“我这手脚不利索，可这儿还灵光。”

不久，新研制的穿甲弹、破甲弹投入战斗，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中国军队在珍宝岛战场取得最终胜利。前苏联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卫星拍摄的一叠坦克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观看，他们面色沉重，默默不语。崔可夫元帅手中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道：“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可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局变：处在交叉路口的大国

关于取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据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3个军抽调了3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对珍宝岛事件的形势的分析，当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思维则显得异常冷静。他在一次苏联高级别会议上说：“我们这样做最大的损失并不在于同中国关系恶化，而在于把中国推向美国一边，使美国的势力强大起来，现在苏美关系正处于一个交叉路口，谁得到更多的国际力量支持，谁就会占优势，我们一旦抓不住这个机会，使美国在外交上占主动，那么，整个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葛罗米柯的这句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苏联领导人后来进行了反复、认真、长时间的争论。3月2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了一个措词温和的照会：“??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这个岛??”

这意味着：苏联不再争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问题了。

对于苏联的缓和态度，中国政府也给出积极信号。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会见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这次会谈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随后，中苏恢复1964年开始举行、后因故中断的边界谈判。

凭借战场与外交斡旋的双管齐下，让当时千钧一发的处境一下子豁然开朗。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为了在美苏争霸中争取中国的帮助，对此也做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我们也需要一个帮手！”，毛泽东这样向许多困惑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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