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德森《发掘新闻》读书笔记

读舒德森的《发掘新闻》

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 Michael Schudson

本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以此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作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读物为广大学者所推崇

Michael 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传播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及其历史、大众文化。著有：Discovering the News(1978)、The Power of News(1995)、The Good Citizen(1998)、The Sociology of News(2003)等多部论著。其中《发掘新闻》为他的成名作，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流派，三十年来历久不衰。

读后收获在知识论上主要有二个方面；在方法论上，对于如何提问、如何写书、如何论证观点有了直观的观摩。此外，读书过程中的那种欲罢不能、如饥似渴、和把书读薄的感受也是一种重大收获。

我读此书在知识上的收获是跟随作者以社会学的视角，把19世纪初到20世纪

末的美国新闻史梳理了一番，以及对以前一些概念性的新闻理论感性地、系统地再次认识一遍。

此书在绪论部分，作者提出一系列问题：新闻的客观性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要客观？不客观的新闻是怎样的面貌？如今所有的记者都习惯接受的客观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认同\新闻客观性\？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时代？新闻机构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为何要维护\新闻客观性\这个职业理想？

开篇就一连串的提问，首先带给我的一个阅读感受是这个作者是真正在观察社会、新闻业的人，Schudson在思考，在别人看起来耳熟能详、不假思索接受的东西，Schudson敢于去质疑，去探究这个为什么。有必要提一下，他的核心问题不是\报纸是否客观\，而是要问清楚\为什么这些问题大家耳熟能详？\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间范畴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正是美国新闻史上党报时期结束到调查性新闻、新新闻主义新闻、倡导式新闻等时髦新闻涌现期。这个时段的确定，也是因为在党报年代的报纸根本不屑于谈客观性，党报代表着某一党派的观点，这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毫不奇怪的。

书分5章，第一章从19世纪的便士报讲起。这是因为现代新闻业的新闻理念的本源是与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化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相互关联的。便士报的产生、盛行就是这种时代的社会产物。19世纪40年代电报的发明，通讯社的诞生一起成为新闻业要呈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新闻的载体。到了19世纪末，对于大报而言，\讲好故事\比报道新闻要更重要，此时出现了Joseph Pulitcer的《New York World》和Hearst的《New York Journal》,以及稍晚诞生的Auch的《New York Times》三报鼎立，各自占据娱乐和信息需求的读者群，第二三章即展示了三家报纸的兴衰史和探究了为何在黄色新闻风行的时代，

《时报》逆风成长赢得了巨大声誉，而《世界报》则创出了新闻史上经营最佳的巅峰之一。20世界40年代开始的冷战，使得世界陷入了僵持的冷战时代，以美国精神、美式民主为推销品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的新闻战，使得客观性再次被新闻业和美国政府奉为圣杯。第四章旨在揭示为何曾经被新闻业抛弃的传统新闻理论--客观性又被重新拾起来呢？其中的奥秘，在Schudson看来，缘于公众对民主市场社会失去了信心。第四章结尾的一段文字，尤其令我击节称叹：

\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Thomas Mann曾经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席话不得不让人正视。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掩饰我们在凝视时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

我忍不住写下\美妙的文字、深刻的思想\的旁注；在写读书笔记的此刻我不禁去用新闻理想的\理想\二字去替换\客观\。如果替换了，那么这种批判思考的逻辑依然成立。

20世纪30年代被各领域广泛引用的\客观性\到了60年代成了美国社会一个带侮辱性的词汇。为何发展成这样？\客观\一词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向着什么方向在变？在第五章，schudson例证如下，在30年代反对客观的人来看，客观报道罪过在于不完整，而到了60年代则成了歪曲事实。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时代、社会的道德危机。60年代电视新闻杂志《60分》的Walter Cronkite每晚的片头\事实就是如此\过于自大，观众也不认可\讲述事实真相\这样的说

法。书中，引用了李普曼大量的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李普曼对事实和真相的区分，对精英式民主的解释、对大众式民主是种幻象的揭露和论证，都十分精彩。

作者Schudson认为，Lippmann是客观性理想最睿智、最强势的代言人。在Public Opinion 一书中李普曼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客观性背后的情感驱动：\当我们的头脑深刻意识到人类思想的主观性时，我们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迸发出对客观方法的热情\。在Liberty and News 一书中，李普曼警告当时的美国新闻界\西方民主今天面临的危机其实是新闻学的危机\共识的制造者竟是放任的私人企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民主是否能生存？报业的问题直接牵涉到了民主政府。

以前仅仅机械的知道\拟态环境\意见领袖\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术语，放在书中第四章中的故事性叙事和层层推进式论证，读起来兴趣盎然，豁然能串联起来。报业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拟态环境和真相之间的差异有何重要性？李普曼的分析令我肃然起敬。

\当人们失去对周围现实的掌控，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宣传煽动的受害者。当受众无法独立地获取信息时，社会上的江湖骗子、好战分子和恐怖分子就会大行其道。在一个新闻均为第二手、证据模棱二可的社会中，人们不再对真相做出反应，而是简单地对意见做出反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报道、谣传和猜想营造的拟态环境。\

人们进行思考的全部参考都来自于某人声称的事实而不是真正的样子。这是多么可怕！！！读到此处，不禁想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小说中男主人公每日的工作内容就是修改报纸，因为报纸是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他的工作就是扭曲事实、根据Ｘ意图修改当日乃至过往的报纸，用书报销毁查禁、报纸重新

印刷这些手段以使得弥天大谎撒地更真切些。我模糊地认为李普曼和奥威尔的思想在某处有着叠合，很可惜我还没有查证出来，李普曼作为专栏作家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时期是20世纪20---40年代，奥威尔小说出版的时间是1948，应该说他们是有着共同的社会体验的。

对\真相\事实\意见\社论\评论\这些我们熟悉地名词，读后此书一阵子，在我的大脑中不禁有了怀疑的勇气和兴趣。

“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寻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这样一段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就出现在舒德森的名作《发掘新闻》的结尾。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舒德森本人对新闻从业者的未来与坚持多少也有点茫然无措。

也许这也告诉我们，舒德森的这部著作之价值是在“发掘”，而不是重新建构。正如这部作品的副标题“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舒德森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把美国报业（也部分包括广播业）纳入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视域来加以考察。全书提取了号称是美国新闻界“不死之神”的“客观性”这一概念，条分缕析，揭示出这一概念跌宕起伏的创建、接受、冲突与维持的过程。全书共分五章，外加一个绪论，每一章节都围绕着“客观性”而展开，同时又循着这一概念，串联起整个美国报业从便士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

读过这本书，更明白即便是在美国，“客观性”概念也不是铁東一块。甚至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党报刊时期），新闻界对其是不屑一顾的。问题立即就出现了：“客观性”是何时出现并被新闻界所接受的？新闻界为什么会接

受这一概念？

也许回答前一个问题相对是简单的，只要我们不把时间具体到某一个点。而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从某种意义上就向我们展示了“讲故事”（新新闻主义）与“提供信息”这两种趋向是如何被取舍的。——这也恰恰是“客观性”逐步确立的过程。以提供信息为己任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直到今天，它也依然是美国新闻界的一根标杆。舒德森毫不吝啬地这样说道：《世界报》或许为现代发行量巨大的新闻业确定了步调，但1896年之后，《纽约时报》建立了新闻业的标准。

这个标准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述为“客观性”。舒德森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客观性意味着：如果按照专业集体的既成规范对世界进行陈述，那是可以相信的。事实已经不再是世界本身的呈现，而是对世界的共识的表述。个人觉得这个解释很重要，甚至基本上回答了我国新闻界曾经有过的“事实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争论。

然而标准的确立是一回事，践行这个标准又是另一回事。在一战后，客观性确实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随即便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隐形危机。这种危机便是舒德森在书中所指的“新闻管理”，（或者我们该称之为新闻策划？）而之所以称之为“隐形”的，是因为这种管理往往采取的是非常隐蔽的方式，一种投新闻界所好的方式，一种达到双方共谋的方式。——稍一检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危机同样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土地上，甚至方式上更为拙劣。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美国新闻界，“客观性”仍是新闻记者的自我标榜与现实追求。只是，他们的语气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坚决。因为，他们也会自问：回顾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新闻是客观的吗？

在本书开头《致谢》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时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将要成型前、轮盘还在转动的那一刹那，就在无限的可能在最终固定在某一种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时刻。太精彩了！作者还说：写作的进程是由希望和抱负驱使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须要受到写作自身局限性的约束。深以为然之！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诸多论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

老实说，开始觉得读这本书对我来讲一定是段痛苦的历程，所以迟迟不敢翻阅。现在看来，我确实有些先入为主——因为无可否认这本书写得很棒！此书原是一篇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美国法律和美国新闻业中客观性理想的发展历史，后改写为书。绪论中表明这本书的两个目标：一、发掘这一行业的根基，这样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业的基础。二、重点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关于第二个目标，我在阅读中深有体会，下面会提到。

一般公认，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这场变革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成形，不久之后，客观性便成了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则。这一时期，报纸名称由“广告报”转为“先锋报”、“明星报”的这次变革，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专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的商业化报纸和党报，并成为后来报业典范的“便士报”。便士报在经济结构上，广告和销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取代了倚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财源。经济上的独立无疑使报纸的自主空间增大，在广告上就有两条明显的体现：广告内容迎合广

大民众和广告变成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针对这点，便士报自己的说法是：我们只能说本报为自身利益而刊载的职责仅在于确保这些广告没有不雅或不妥之语言，并无责任深究广告内容是否名实相符。那是对此广告有兴趣的读者所做的工作，与我们无关。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现在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如果相关违法广告确认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仅要将代言广告获得的广告费如数上交,还要向广大消费者公开道歉。按照我国《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获得的收入,责任人应做出一到五倍的赔偿。明星代言要负责，广告载体不用负责——似乎有点说不通。

总之，便士报更主动也更自觉地表达了编辑的个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贸易、运输、制造业等中产阶层活动。便士报开始去寻找新闻并花钱聘雇记者，同时使“独家报道”成为报业竞争的坚实基础，也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作者将这些转变视为“民主市场的兴起”。对这场美国新闻业的革命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在“科技论”解释中提到：人们对书本和报纸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学家所谓的“对新发明的永恒刺激”。我认为科技的发展和报纸的变革是双向刺激，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李普曼认为，新闻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自然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报纸由政府垄断控制；第二个阶段，报纸从政府手中挣脱、投入政党的怀抱；第三个阶段，报纸开始逐渐远离政府、远离政党，依赖广大读者的支持赢利（始于便士报的诞生）；第四个阶段（一战后），“职业”时代的来临。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纽约先驱报》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便士报，总编辑贝内特也是美国新闻界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先驱报》比便士报更严肃，更负责，又比华尔街的大包更生动，更富娱乐性。我认为贝内特成功地抢夺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群是《先驱报》

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都使该报有了广泛肥沃的生存土壤。这就联系到了作者的第二个目标，报纸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

由“古巴妇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纪90年代新闻业的一大特征：记者有史以来首次在报业世界扮演了主角。这件事再好不过地表明“记者时代”的来临。我想这时候记者身份的提高与便士报开始雇佣记者报道地方新闻这个基础是脱不开的。新闻业越来越看重大学文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记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书中有一段描写：“新生代记者”年轻、天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接受过大学教育，通常镇定自若。年轻的记者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这种经历能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并且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些特性。就像书中后来提到的：新闻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为自己选择并愿为之奉献的职业——感觉好亲切。麦克斯韦说新闻要“快、锐、准”，总编们也说：新闻和评论观点不应掺杂在一起。不过，作者的一句话切中要害：若事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润色的成分，那么它也无法完全排除掺杂其中的评论观点。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对新闻的要求都各有侧重：记者们厌恶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无聊原则；编辑们既要照顾下面记者又要顾虑上面老東；主任们着重弄清事实，打击记者们傲气，在报纸上烙下个人印记。就像书中把记者和编辑的关系比作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一个循环的矛盾。即使大的环境如此，也总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压手段强迫记者保持新鲜活力和个人魅力。一旦发现两名记者风格相仿，他就会立刻炒掉其中一个。这种做法实在是让我惊叹！不过总体来说记者们：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记者虽然与编辑吵个不休，心里却与他们非常接近”。还有两句话

我认为揭示了记者的一部分本质：“记者故意摆出一副消极的姿态，为自己怀疑一切的道德观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实一般无法辩驳。”对新闻报道要客观的要求使记者变“冷”——这是我认为的原因。

19世纪90年代，两类新闻模式：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认为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而是通过筛选、修饰事实来引导大众生活。另一方认为报纸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提供的事实不能经过修饰，纯粹用于传达“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不证自明”。

《世界报》有骄人的发行量，同时我认为它推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广告”这种观点使《世界报》开始进行“自我广告”，不仅创新地使用插图形式，还出现色彩越来越重、字号越来越大的标题。它对漫画、插图、标题格式的自由运用，对简单词汇、内容、句式结构的强调，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场，也迎合了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仅仅是将便士报革命延伸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缔造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巨大发行量是报纸。这也充分证实了报纸和社会整体状态紧密相连，报纸应顺应社会人口、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就像美国南美战争之前，社会精英对文学偏爱有加，甚至在新闻报道中也喜欢华丽绚烂的文风，不喜欢帄铺直叙。到了1900年，经济、社会精英阶层转而支持“信息”类新闻，这类报道又被高度追捧。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社会地位共同的内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人们只能“通过外表而不是其自身”来评判他人。我对这点深有体会，现在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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