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高健 安全工程（2）班 20097340

最近读了一本书，书中讲的是十九世纪初，历史在俄罗斯掀起了滔天巨浪；在欧洲所向无敌的拿破伦，开始把他征服的目标指向这里，于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爆发了。这个时代，俄国还在沙皇主政的社会，虽然整个国家并没有太大的自然灾害，但是拿破仑的入侵使得这块美丽得土地到处布满战火。我读的这本书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利用这样的历史背景些出的最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全书内容浩大，前后花了托尔斯泰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故事仅出场人物就有五百多个，而且个个人物性格鲜明；而从血战、国王会议、贵族生日、葬礼、舞会、狩猎到农民生活等种种场面的描写，则几乎把十九世纪初俄国的政治、社会事件包罗其中。这本书拿破仑的战争是全书的中心。但是托尔斯泰想写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给灾民带来的苦难。

这本书拿破仑的战争是全书的中心。但是托尔斯泰想写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给灾民带来的苦难。俄罗斯及它们的统帅库图索夫是如何抗击拿破伦入侵所要真正表达的用意。 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托氏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些帝王领袖和英雄人物其实没有创造历史，而是实现历史规律的一个被动的重要棋子罢了。他认为人群是最重要的，英雄帝王等人物的改变历史的行为往往是受人群意志所制约，

所引导。成功的英雄，是顺应了人群的意志，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实施中，又时刻受其左右和修正。 总之这个问题太复杂了，需要专门用毕生的精力和头脑以及人类所有相关的间接经验去加以研究。绝不是什么胡思乱想就可以触及到的。现在他学会了在一切之中看见伟大的、永久的、无限的东西，因此，自然而然地，为了看到这个，为了享受这种观察，他抛弃了一直到现在他从人们的头上观察远方所用的望远镜，高兴地观察他身边的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难理解的、无限的生活。他看得愈近，他愈是心安而幸福。 从前他说话很多，当他说话时，他便激动，并且很少听人说话。现在他很少说话不停，并且善于听人说话，所以人们乐意向他说出内心的秘密。 一般来说，人到了老年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而这个我对之心存好感的诚实且有思想的彼埃尔经历了一个人生中的大变故，受到了一次强烈的人生冲击后，思想也提前成熟了。虽然较之少年老成的安德莱成熟得晚。 其实，确实是这样，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常常看到的是人们的愚昧丑恶劣根性等等，常用罗曼·罗兰的那种理想主义眼光去鞭鞑社会，向往理想的全人类的新社会。可老托的这段内容给我的触动很大。人群中有美好的东西，应该低头倾听。而且你会因为在倾听的过程中而发现美好的东西，同时也使自己的心中产生莫大的幸福感。 历史说，“机会造成局面，天才利用局面。” 但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

机会和天才这两个名词，指得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因此是不能够下定义的。这两个名词只是表示对于现象的某种程度的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一个现象；我以为我不能知道；因此我不想要知道，便说那是由于机会。我看见了一种力量产生了一些和一般人类的能力不相称的效果；我不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便说那是由于天才。是的，现在这两个名词都用烂了。其实就是人们不了解也不想费脑筋去思考，而轻易地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现象以及因而产生的一些连带的后果均称之为机会。而对一些还远非托氏所说的因一种力量产生了一些超越一般人能力的不相称的效果的天才，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其实这种现象亦只是其一种顺乎规律的一种不自觉的预见性。 有时往往越是思考则越不得要领，而顺应一种自我觉得应该如此的习惯势头，就很可能水到渠成。但这里头肯定有一种解释，但往往人们觉得自我没有这个能力知道这个解释，人们也就不想知道。 玛丽亚伯爵夫人（注：即安德莱之妹，后与尼考拉·罗斯托夫伯爵——即娜达莎之兄——结婚，而由公爵小姐变成伯爵零夫人，其实她即是托尔斯泰母亲的写照）的心灵永远地渴望着那无限的、永恒的、完善的东西，因此他永远不能安宁。 太累了，但，值！人类的高尚即体现于此。 彼埃尔说：“在尼考拉（托氏父亲的写照）看来，思想和讲座是一种娱乐，几乎是时间的消遣。他正在购置图书，并且定了一个规则，

不读完已经买的书——西斯蒙地，卢骚，孟德斯鸠——不买新书。” 此时的尼考拉·罗斯托夫已不是以前的小伙子了，此时正处于12月党人革命的前夜，俄罗斯政坛风雨飘摇，一些经历过1814年战争并去过巴黎的受过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正积极投入到即将来临的风暴中去。

托尔斯泰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反对封建制度，但也怀疑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当然不是站在其对立面去怀疑），我以前对他这种“晦涩”的思想很是不以为然，可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当代世界的发展的观察了解及思索，现在仔细想想，他的思想和观点还真是太有远见，太深刻了，他不但看到了濒死之躯的腐朽，也看到了只有现在的只有深邃的人才能看到的那时还是新生婴儿的瑕疵。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真是永恒的托尔斯泰！（这段个人评论是我现在刚加上去的） 索尼亚拿着一个杯子经过大厅走进餐具房。娜塔莎从餐具房的门缝里瞥了瞥她，她觉得，她记得从前有一次，光线从餐具房的门缝里射进来，索尼亚拿着杯子走过。“是的，这完全是，完全是一样的，”娜塔莎想。 这个生活及心理细节怎么和我偶尔几次的心理活动那么相似。真是奇怪极了，托氏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个非凡的人怎么能把这么微妙的心理细节用文字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呢？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

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在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人在江湖还身不由己呢，更何况在权位之上了，这就是“责任”，一般的时候，他必须得怎么怎么做，否则就不行，就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甚至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有种必然性，他必须得顺应某种法则行事。而他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作为历史的无意识工具的人的有意识的日常生活，从而构成了正常的人类生活及团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耶拿（Jena）战役后，入俄军服役，拟成1812年战役中俄国第一个计划）是那种自信得不可救药、不可改变的，自信得可以殉道的人，只有德国人才是这种人，正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就是绝对真理的虚假知识。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慧上和身体上，对于男人对于女人，是同样不可抗拒地有魅力的。英国人自信，是根据他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国家的人民，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总是知道他所应做的事，并且知道，作为英国人，他所做的一切，无疑他是对的。意大利人自信，因为他是冲动的，并且容易忘记他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正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想要知道，因为他不相信，他能够充分了解任何事情。德国人的自信，是最坏的，最固执的最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以为他自己知道真理、科学，这种科学是他自己发明的，但在他自己看来是绝对的真理。 正所谓：德国人的严密，英国人的冷静，法国人的魅力，意大利人的冲动，俄国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人的狡猾。哈哈，德国人是工程师，英国人是政客，法国人是戏子，意大利人是运动员，而俄国人则是乡巴佬（但这已是托氏及高尔基笔下的人了，而非现在的教育水准在全球占最高的俄国人了）。 好的统帅不但不需要天才或任何特殊品质，他所需要的，是缺少人类最高尚、最好的品质——爱，诗，亲切，哲学的、探究性的怀疑。他应该是克制的，坚决地相信他所做的是很重要的（不然他便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不许他有人性，不许他爱什么人、同情什么人，想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足见天才的理论是早就替他们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有权力。战争的胜利不是决定于他们，而是决定于队伍中的那个喊叫“垮了！”或喊叫“乌拉！”的人。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安德莱公爵想，“但是他要听一切，要记得一切，要使一切各得其所，不会去阻挠任何有用的东西，不会许可任何有害的东西。他知道，有一种比他的意志更有力、更重要，——这是事件的不可避免

的趋向，他能看见这些事件，能了解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并且在了解这个重要性时，他能不干预这些事件，能够放弃他的个人的意志，他的个人的意志是另有目的的。亦就是说人有天生的洞悉力，事物亦有它自己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人的意志之类的东西往往是受人的自身生理和心理干扰而使然，惹欲使事物有个好的结果，就必须“看见”这件事物的“不可避免的趋向”，成功的关键是看你能否适时地放弃你的那不可转移的意志。 （ “是的，爱，”他（指安德来）又十分清楚地想着，“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我体验到那种爱的心情，它是心灵的本质，它不需要对象。我现在也体验到了那幸福的心情。爱邻人，爱仇敌。爱一切——爱有着各种表现的上帝（本人注：这句话可能翻译者没有很好地理解内在的东西，可能应该译为“爱着上帝所创造出的各种表现形式”即各种表现形式中都能体现出上帝的存在）。爱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是爱敌人，只能用神圣的爱。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样的快乐。他的情形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用人间的爱去爱，我们可以由爱转为恨；但神圣的爱不能改变。无论是死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破坏它。它是心灵的本质。 这段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太深了。世

界上真有两种爱吗？前者是存在的。后者呢，我早已从罗曼·罗兰、雨果等的作品中体会到了，但，似乎托尔斯泰阐述得较为深刻。我憧憬这种爱的境界。我觉得有这种爱的人是人间最崇高的人。这种爱即是博爱，它无须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出自于一颗善良本质的心。 1985年元月21日 星期一 多云 （安德来公爵临死前的感觉：） 他所感到的意识，是对一切人世的的事物的疏远，和身体的快乐的、奇怪的轻飘之感。他不着急，不焦虑，等待着他就要遇到的东西。那个严厉的，永恒的，不可知的，遥远的东西，——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地感觉到它的存在，——现在和他靠近了，并且，由于他所感觉的身体的那种奇怪的轻飘，几乎是可能的，实在的。 哎——如果死亡是解脱的话，那么，它在解脱痛苦的同时，也将欢乐和美好葬送了。我可不愿意用一生的感动和欢乐作为代价，仅仅为了去换取那终究会成为过去的痛苦的解脱。不，我不愿意，这不值，非常不值！即便他，那个我不相信其存在的据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怪物一定要我去见他，但我也一定会象很不情愿被强迫打针的小孩那样尽我的一切力量去抗争去反抗，去大喊大叫。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除了这唯一的原因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但是有些规律支配着事件，一部分规律是人们不知道的，一部分是可以了解的。只有在我们完全放弃了在个人意志中探求原因的时候，才可以发现这些

规律，正如同只有在人们放弃了地球不动的概念的时候，才可以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 或许有时，我们听着音乐，在周日家中书房的写字台前无所事事地翻看着早先的日记，或两本早已卷边磨损的旧书时，心中一种感念油然而生，很偶然地就会对过去的某些历史事件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认识，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但以前曾下过一番功夫思考过，研究过的。但我心里清楚，此时的认识之所以是“崭新”的，是因为过去我从没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或今天的这个无意中的形象思维（往往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更能把握全面的因素），通过音乐或轻松回忆的一个情感印象，无意中综合了涉及该历史现象的几乎所有我所接触过的概念，从而闪现出该历史现象原因的“崭新”的也许最接近规律性的认识。有时往往在毫无关联的思维中，会发现一些正如托氏所说的一部分人们不了解的规律。 但在社会发展上，托氏似乎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了，从他一贯的观点看，他最反感德国似的企图认识规律，并用所谓的科学来驾驭规律。他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一个典型的“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俄罗斯人一样，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只要凭一些不别出心裁的感觉以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行事就足够了，这也正是他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怎样描写俄罗斯及它们的统帅库图索夫是如何抗击拿破伦入侵所要真正表达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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