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移居二首》

陶渊明与《移居二首》

《移居二首》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于公元408年（义熙七年）迁至南里之南村不久后创作的五言诗篇。两首诗均写与南村邻人交往过从之乐，又各有侧重。其一谓新居虽然破旧低矮，但南村多有心地淡泊之人，因此颇以能和他们共度晨夕、谈古论今为乐。其二写移居之后，与邻人融洽相处，忙时各纪衣食，勤力耕作，闲时随意来往、言笑无厌的兴味。 一、作者简介

陶渊明像

陶渊明

（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公元393年（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公元406年（义熙二年）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诗一体。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4]

二、作品原文 移居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⑴。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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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⑶。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⑷。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⑸。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⑹。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⑺。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⑻。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⑼。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⑽。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⑾。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⑿。[1]

三、作品注释

⑴南村：各家对“南村”的解释不同，丁福保认为在浔阳城（今江西九江）下（见《陶渊明诗笺注》）。卜宅：占卜问宅之吉凶。这两句是说从前想迁居南村，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宅地好。

⑵素心人：心地朴素的人。李公焕注云：“指颜延年、殷景仁、庞通之辈。”通，名遵，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之庞主簿。数：屡。晨夕：朝夕相见。这两句是说听说南村有很多朴素的人，自己乐意和他们朝夕共处。

⑶怀此：抱着移居南村这个愿望。颇有年：已经有很多年了。兹役：这种活动，指移居。从兹役：顺从心愿。这两句是说多年来怀有移居南村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⑷蔽庐：破旧的房屋。何必广：何须求宽大。蔽床席：遮蔽床和席子。取足床席：能够放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取了。

⑸邻曲：邻居，指颜延之、殷景仁、庞通等，即所谓“索心人”。据他的《与殷晋安别》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见殷景仁当时曾是他的邻居。抗：同亢，高的意思。抗言：高谈阔论或高尚其志的言论。谈在昔：谈论古事。这两句是说邻居经常来访，来后便高谈阔论往事。 ⑹析：剖析文义。魏晋人喜欢辩难析理，如《晋春秋》记载：“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陶渊明也不免有这种爱好。所谓析义，主要是一种哲学理趣，与一般分析句子的含义不同。这两句是说共同欣赏奇文，一起剖析疑难文义的理趣。

⑺这两句是说春秋多晴朗天气，恰好登高赋诗。

⑻斟：盛酒于勺。酌：盛酒于觞。斟酌：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邻人间互相招呼饮酒。

⑼农务：农活儿。相思：互相怀念。这两句是说有农活儿时各自回去耕作，有余暇时便彼此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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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厌：满足。

⑾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将：岂。将不胜：岂不美。兹：这些，指上句“此理”。这两句是说，这种邻里之间过从之乐岂不比什么都美？不要忽然抛弃这种做法。

⑿纪：经营。这两句语意一转，认为与友人谈心固然好，但应当自食其力，努力耕作必有收获。[2] 四、作品鉴赏

【其一】

公元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村（今江西九江城外）。《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所作。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 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素心人”，指心性纯洁善良的人。旧说指殷景仁、颜延之等人。数，计算。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现在终于实现。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何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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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公元411年（义熙七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抗言，热烈地对谈。在昔，指往事。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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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1]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试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陶渊明于公元405年（义熙元年）弃彭泽令返回柴桑里，四年后旧宅遇火。公元408年（义熙七年）迁至南里之南村，是年四十七岁。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而”（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目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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