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时评2015年完整版

2015年人民时评

人民时评：用好“能上能下”的指挥棒

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体系，让机关不养“闲人”“庸人”成为一种共识、一种生态，才能让干部更具担当精神和改革魄力

吏治是政治的关键性问题，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盘活用好党员干部人力资源，让“好干部”成为党的核心战斗力，无疑是重中之重。“七一”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剑指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在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方面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能上能下是人才流动的正常规律，也应当成为选拔任用干部始终坚持的原则。然而现实中，“能上不能下”却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调查显示，“能上不能下”排在干部任职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首。有的干部惯当“太平官”、不作为，虽然一再被组织提醒，但往往又很难受到处分，只要不犯大错误，就“风雨不动安如山”，助长为官不为的现象;还有的干部被问责后“免职不降级”，过一段时间又“官复原职”，仅仅伤到一点皮肉，这让问责制度威力大减。

能上不能下、有进没有出、庸劣者“稳坐钓鱼台”，常常造成干部队伍“稳定”有余、活力不足、责任流失的局面。论资排辈、照顾性安排、应付式问责等做法，让庸者轻松上位，堵塞了年富力强、廉洁有为的干部的上升渠道。某种程度上，“能上不能下”问题的存在，也是庸懒散浮拖等病症的病根之所在。因此，无论是“铁饭碗”“铁交椅”，还是“铁帽子”，都应是改革利剑之所向。

“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邓小平同志的话言犹在耳。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是要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用之得当，能上能下，方能体现激浊扬清、选贤任能的用人取向。近年来，无论是“干部召回制度”，召回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回炉淬火”，还是公务员聘任制，采用合同制形式拓宽选人用人渠道，许多地方都对“铁饭碗”进行了改革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多名干部受到“断崖式”降级处分，被舆论视为干部制度改革在“能上能下”方面的新探索。

从顶层设计出发，为整肃吏治、扫除歪风积弊提供制度依据，更好地发挥教育激励作用和警示督促效应，让“降级”和“退格”形成机制、化作常态，这正是《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对规范干部升降进出做出细致规定，通过录用、考核、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就是要使政治上守规矩、用权上干净、工作上有为、作风上实在成为清晰的干部任用标准，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建立权责对等的权力机制，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制度性的压力和动力，引导干部更富担当精神和改革魄力，可以为事业发展储备人才、添续助力，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软环境。用好“能上能下”的指挥棒，让机关不养“闲人”“庸人”成为一种共识、一种生态，必将持续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为改革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人民时评：高考志愿，别迷信“大数据”填报

做好功课、心中有底，才能理性做出选择;深化招考制度改革，探索更科学、合理的录取方式，才能让

考生有更多选择

高考之后，还有“大考”。如何避免高分落榜，如何不让分数“浪费”，每年高考志愿填报之时，这些问题都让众多考生和家长纠结不已。今年我国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投档，一些地区的录取方式出现变化，这让许多考生和家长对该填报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更拿不准。在此情势下，高考志愿咨询市场应运而生。“大数据帮你填报上好大学”之类的广告比比皆是，部分“一对一”咨询价格更是一路被炒至数万元“天价”。

填报高考志愿确是技术活，它需要准确而详实的数据支撑，需要开阔而细腻的理性剖析，也需要对自我认知的准确定位，甚至还需要借智借力，用过来人的经验规避陷阱，走出盲目和盲动。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一，那些打着服务考生旗号的咨询机构，良莠不齐，甚至就是匆匆搭建的“草台班子”，它们真能提供有效的数据分析，有价值的经验之谈，真能值得信赖吗?其二，不少咨询机构逐利而来，以赚钱为最大目标，价格之高令人咋舌，动辄上万元，真的就物有所值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咨询机构善于炒作概念，比如扛起大数据的时尚招牌，煞有介事，显得很有来头。填报高考志愿，当然离不了数据。但是，大数据不是数据大，它不是简单的数据，更不是枯燥的数字，其一大内涵就在于，通过对数据的各种挖掘、分析和研判等，来掌握和满足用户最精当的需求。调查发现，有的机构拿大数据当噱头，真正进行升学指导和规划的从业人员严重不足，实际上就是推销，其服务和产品与“保分班”相似，都存在一些虚假宣传的问题。

病急也不能乱投医。迷信“大数据”填报和咨询机构，会带来新的风险。但是也应看到，广大考生的确需要科学而权威的指导，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如何才能纾解他们的集体焦虑?考生的任教老师应伸出援手，教育主管部门也应组织社会力量帮助他们。面对咨询市场的乱象，应明确从业资质，对鱼龙混杂的咨询机构加强监管，把那些忽悠敛财的“骗子机构”清出市场，引导有资质又有诚信的咨询机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填报志愿中的信息不对称、盲目随大流等现象也提示我们，做好功课、心中有底，才能理性地做出判断和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全社会也要更重视升学规划和升学知识培训，通过学校及教育机构等的线上线下的讲座、交流等方式，帮助考生和家长提升判别能力，提前了解志愿填报，科学规划升学和人生发展道路，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怎么填，事关考生前途;如何录，体现价值取向。新的志愿填报模式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减少了在某个分数段考生的未录、漏录情况，但也容易出现热门学校和专业扎堆填报等问题。正如专业人士指出的，不管是顺序志愿还是平行志愿，目前各地实行的都还是“一档一投”的模式，要想真正降低考生落选风险，还需探索“一档多投”，增加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机会。目前，教育部已下发文件，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探索“一档多投”录取模式。深化招考制度改革，探索更科学、合理的录取方式，本身就是一道需要不断求解的考题。破解这个难题，呼唤改革者的担当，也呼唤全社会的理解和参与，以共同得出越来越令人满意的答案。

人民时评：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护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人民时评：牵住北京发展的“牛鼻子”

市行政副中心的确立，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中心”，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持续引发舆论聚焦，人们既关注中央的顶层设计，也关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实。

7月10日至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确定了北京贯彻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北京按

2017年、2020年、2030年三个时间节点，部署四个方面目标任务：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规模、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创新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方案揭开面纱后，“通州升级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成为这几天最火的新闻，有媒体感慨“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市行政副中心的确立，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中心”，局限在市属政府机关如何搬迁转移上，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

历经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APEC会议的举办，历史名城北京更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但也在多年发展中积累下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穿透这些表象，城市、人口与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巨大冲突，更令人深思。与此同时，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也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也决定了其目标所向：同步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难题，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在这一国家战略中，北京必须重新思考，“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城市定位不够清晰，“强大的工业基地”曾是北京“名片”，“经济中心”也曾写入城市总体规划。各项功能都高度发达的城市，未必适合承担首都功能。积累了过多“一般性功能”的首都，也容易超负荷。“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确立后，对城市功能“做减法”，疏解非首都功能就势在必行。

当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制造业，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教育医疗资源，部分行政、事业、服务单位等。辩证看待，既要承认和肯定其对首都发展的历史贡献，也要清醒认识其与城市定位的现实错位，更要看到其对首都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

目前，北京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过快增长，历次确定的1000万、1250万、1800万等人口控制目标屡屡被突破，各种“大城市病”也多与人口相关。人口向北京聚集，无论常住还是暂居，根本原因还是北京承载的功能多。只有疏解功能，调控人口才能见实效、不反弹，才能为城市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修复争取时间、空间。

何况，天津、河北及周边地区常有“资源和机会被北京吸走”之叹。北京将一般性功能迁出，必将与周边地区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当然，这种疏解不是简单的企业迁移，更不是污染输出，而是相互配合的转方式调结构、区域产业的集体提升。

一株植物，修剪枝蔓，主干才能长得更强壮。一座城市也是如此。疏解非首都功能，非轻易之事，也难一蹴而就。疏解功能、协同发展“首先是好事，其次才是难事”，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出发，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态度坚决、路径理性，就能超越短期的利益考量，克服眼前的畏难情绪，牵住疏解功能的“牛鼻子”，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首都。 人民时评：环评“红顶中介”摘帽只是第一把火

如果环评单位和审批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系，“环评”这个原本是科学判断的过程就变成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环评”成了“坏评”，不但会恶化生态环境，也会损害法治环境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红顶中介”是必须清除的寄生虫。为了消除环评领域的“红顶中介”，环

境保护部公布了《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将分三批在2016年年底前全部脱钩或退出建设项目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决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13日第二版《环评“红顶中介”咋摘帽》)。 环评“红顶中介”的摘帽过程引人关注。

众所周知，防患于未然是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而环评是贯彻预防原则的主要制度抓手。如果环评单位和审批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系，环评这个原本是科学判断的过程就变成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环评”成了“坏评”，不但会恶化生态环境，也会损害法治环境。

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环评单位不得与负责审批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或其他有关审批部门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由此，那些与环保部门存在隶属关系的环评单位就应当立即“摘帽”。然而，“摘帽”迟迟未进行。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执法检查报告指出：不少环评单位与环评审批机关存在利益关系，违反了环评法的有关规定。2010年，环保部开始试水环评机构“摘帽”改革，并于2010年和2012年公布了两批试点名单。2012年9月，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要求，环保系统环评机构2015年全部完成脱钩改制。今年，环保部最终做出了到2016年底彻底“摘帽”的改革决定。

“摘帽”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之后怎么办。事实上，“摘帽”只是手段，如何真正发挥环评的预防作用才是目的。毕竟，“红顶中介”只是环评单位中的一小部分，很多没戴“红顶”的环评单位，同样曾被环保部发现存在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

要从制度上确保环评的科学性、专业性，至少应当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要坚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这是抵御环评造假或者科学性较差的第一道防线。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环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要求。环保部门在审批环评报告书时，应当切实贯彻“全文公开”的要求，同时，环保部门严格把关，对不符合科学标准和法定要求的环评文件，一律不予审批。

其次，应当严格依法处罚环评违法行为。环评造假之所以盛行，主要是因为违法成本低。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环评单位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对于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一方面，环保部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包括吊销资质、公开通报;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考虑在对污染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起诉弄虚作假的环评单位，要求其对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有了几个这样的典型案例，就能够对潜在的环评弄虚作假者造成很大的威慑力。对于违法审批不符合科学标准和法定要求的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严厉追责。如果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应当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终身追责。

如果说环评“红顶中介”摘帽是第一把火的话，人们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把第二把、第三把火烧向那些影响环评质量的问题。期待环评制度能够在这些“熊熊烈火”中不断修炼完善，真正成为美丽中国的守护神。

人民时评：拨正我们的信仰指针

“篱笆扎得紧，野狗野猫钻不进”。越是在物质发达的时代，越需要精神的家园;越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越需要健康的信仰

近日，两名“大师”相继出事。一个是吴泽衡，妄称“佛祖转世”“皇帝转生”，自创“华藏宗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罪名提起公诉;另一个是“气功大师”王林，与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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