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

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 7.6个百分点3 。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

预见

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

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06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

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

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 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篇二：我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关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调查 李超、吕顺增

（山东大学医学院2008级临床医学七年制，山东 济南 250012） 【摘要】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是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关键性问题，他们对于当前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满，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拥有理想而且为之奋斗，但是，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任何出现超出他们承受力的意外，他们便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导致了部分这群80后或90后农民工的直接崩溃，需要引起社会的极大重视。 【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的，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显重要，而其中农民工心理问题尤为严重，国家相关部门也逐步重视起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关键词】新生代 农民工 心理 【正文】

2011年1月12号上午，我们调查小组的两位成员——李超、吕顺增，一同商定这次社会调查活动的主题及整个活动的流程和步骤：获取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知识——制订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调查问卷和访谈活动的主题思想——进入相关地点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联系一些的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进行访谈调查——总结活动，撰写活动报告。同时我们进行明确的分工：李超作为整个活动的负责人协同好各阶段的人员调配，及时给予活动建议，监督人员的执行，并且制定出后期访谈环节的主题；

吕顺增负责搜索相关“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文献资料，按照所搜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制订出宣传材料传单；两人一同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并整理调查的结果，撰写文章。以上各项事宜明确后我们的活动便正式启动了。 一、获取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相关知识

1月13日开始，吕顺增进行网上资料搜集，通过新浪，百度百科等网站详细地总结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解决措施等内容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给负责人李超。并且向自己儿时的一些正在外打工和在乡镇工厂工作的同学打电话了解他们的现状和心理状态，并做了书面的记录，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李超。李超也走进图书馆分别检索、阅读、总结相关的杂志报刊，将最为权威的信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1月14号李超和吕顺增根据各方所查到和咨询到的资料分类整理了关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当前现状、存在问题及政府解决措施，为后序活动写下了蓝本。 二、制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调查问卷和访谈活动的主题思想

活动的第一步顺利完成后，,2011年1月16号上午我们根据前面所搜索的资料制定出了一份切实可行的调查问卷（见附件1）并且印制了100份，为后期进行调查做准备。另外，还根据前面的资料制定了以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为主题的访谈主题（见附件2）。 三、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

2011年1月19号，我们在济南历城区的工地对于其中80后的农民工的进行问卷调查；1月20号，在济南泺口对从事小买卖生意的80后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1月22号，在济南市区济阳县纺纱厂对工厂中的80后的工人进行调查问卷。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在各地获得不错的反响。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调查

1月20号，我们在济南历城区的某工地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寻找了几位进行了简短的访谈调查，结束后并送上了我们准备的一份小礼物；1月22号，在济南市区济阳县纺纱厂对工厂中的80后的工人进行调查问卷后，我们在宿舍他们的宿舍对几位年轻工人进行了访谈，并送上了我们的小礼物。至此我们活动的所有在外调查活动全部结束，准备回校后进行总结。

五、总结活动，写活动报告

1月24号上午，我们共同总结这次活动的过程，收获与不足。并决定了活动论文的 撰写工作的分工，同时也标志着我们本次社会调查的圆满结束，我们便鼓掌致意。活动结束。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收获了知识，增强了团队意识，学会了团队活动的基本步骤，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家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尽到了自己的一份义务和责任，是自己在社会大家庭中得到锻炼。 【结论与成果】

一、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调查的农民工主要年龄在25岁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而有大学文凭的寥寥无几。我们调查的这部分人中，大部分人不常务农，还有少数的人从未务农。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农民工生活较为简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感觉较为习惯，月总开支主要集中在1000到1200的范围内，还有少部分集中在600到800的区间中。 对于他们的工作情况，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动力基本上已经不只是谋生或者脱离贫困，其中相当一部分80后农民工是为了学技术为自己将来回乡谋生做基础，现在仅仅是锻炼自己。

对于他们的价值观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希望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即使是社会的中低层，但是对于目前高额的城市消费，他们不得不又望而却步，感觉自己将来留在城市的几率很低，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现实的说将来自己的主要方向还是回乡从事小买卖，不过都不愿意回家务农。

他们对于将来的政府措施还是抱有希望的，希望政府措施可以令他们迈入城市的门槛变得低一点，让自己能够在激烈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访谈记录分析

在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得到机会发展自己，让自己的下一代可以获得较好的教育条件 仅极少数打算在大城市里拼搏买房，或者往更高的地方发展。 三、总体结果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一定的时期，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产生的价值态度、价值评 价和价值理想的综合，通常包括政治观、生活观、从业观、社交观、婚恋观、性爱观、消费观等方面，我们以对比的方式，梳理出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价值

观的发展状态。

2.1政治观。传统型农民崇拜权威，有臣民意识，盲从，多激情，虚无感；旧生代农民工崇拜权威，盲

从，参与意识弱，期待性强，矛盾感显著；新生代农民工原则性弱化，务实性增强，强调个体权利，有一定参与要求，追求公平、民主，有躁动感。

2.2生活观。传统型农民与世无争，认同命运，依赖性强，丧失主体意识，认同乡村节奏缓慢的生活，希望平均共有；旧生代农民工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萌芽，致富意识、家庭意识强，满意度较高，有一定世俗化倾向，认同乡村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高，满意度低，个人意识、独立意识增强，短期性、功利性增强，羡慕认同城市生活。

2.3从业观。传统型农民以农业为本，崇尚经验，保守求稳，静态；旧生代农民工有一定变革意识，以

农业为主、其它职业为辅，流动性强，信仰勤劳致富观；新生代农民工不爱务农，崇尚机会、机遇、能力，重视个人成就，追求个人价值实现。

2.4社交观。传统型农民封闭、内向、自卑，安土重迁，交往范围小且方式单一，互动频繁，以宗族、家族为中心，以地缘、血缘为纽带，以情感、信任为基础；旧生代农民工恋土恋乡，城市社会交往内卷化，以血缘、乡情为中心，交往目的功利性、情感性两极显现；新生代农民工开放，要求平等、尊重、理解，以地缘、血缘为依托，重视业缘交往，交往功利性增强，安全感下降。

2.5婚姻性爱观。传统型农民神秘、保守，在乎舆论，讲门当户对、从一而终，注重社会地位、经济状

况；旧生代农民工婚恋较自由，择偶取向标准多样化，更重人品和能力，波动性增强，离婚率上升，性观念保守；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自由，选择面更广，择偶标准复杂化，性开放程度提高，有一定杂乱性。

2.6消费观。传统型农民保守消费，基于生存需要节衣缩食，精于仓储，守财如命；旧生代农民工基于

生活需要节俭主导，量入为出，精打细算，能省则省；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提高，模仿性强，攀比心理上升。 3.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转型阶段会有种种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身处转型期，经历着乡土特质和城市特质的不断冲击，他们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和原有制度结构上的不适应，使他们在生存上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3.1工资待遇低，面临着生存困境

工资是对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对价，正常的工资是维持劳动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普遍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使他们面临着不少生存上的困境。

生存困境之一是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表面上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其实加班的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新生代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的农民工只能 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生存困境之二是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农民工作为成年人应有独立的生活空间，

但有46.8%的新生代仍然生活在集体空间内，生活空间狭小，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长期出外打工，也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有19.3%的已婚人员因打工造成了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在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有69.9%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爱或母爱及相关的教育，会形成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弱化、心理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而留守儿童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及行为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生存困境之三是始终奔波在城乡之间。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居住，拆分式的生活方式虽然使企业支付了较低的工资，但另一方面又使新生代农民工保留了对城市和工厂、农村和土地的二元忠诚，使农民工成为一个独立的、流动的群体。他们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始终处在城乡的摇摆之间，无法形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阶层，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他们平均1.24年回乡一次，尤其是选择春节回家，造成春运紧张、半城市化等社会问题。 生存困境之四是更重视现实利益，而缺乏精神高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生存上的压力，价值观上更加现实，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使新生代农民工不敢奢望爱情。他们正处于恋爱和结婚时间不长的阶段，但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将婚姻、爱情放在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与他们现实的生存状态有关，他们认为有钱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爱情更重要。 3.2制度性歧视，形成发展困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户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保障，造成了他们诸多的困境。 发展困境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实行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不同的保险制度，在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

发展困境之二是子女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实行等级制，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发展困境之三是公共服务等权益上的不平等。作为政府，应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为所在地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福利，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但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排斥外地农民工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 3.3身份认同危机，未来无方向感

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现代生活生存的首要问题，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但新生代却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失，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他们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尽管很多新生代每年都回家一次，但更多的是遵守中国传统礼仪，回家多数篇三：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一 导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传统的

以土地为依靠的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开放，纷纷涌入城市，以寻找就业机会和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群庞大的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①，按照这个定义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它不仅包括在农村为他人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而且包括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王春光，2004)。而本次研究则将主要针对跨地区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

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底层而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或者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作为这样一种过渡现象，其存在将是长期的，这不由引起人们对这长期存在的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进而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得出，从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开始，中国的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到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阶层① 王春光.“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7.

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农民工的流动具有大规模、远距离的特点，而且在流动过程中还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限制；从农民工的结构上看，中国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人口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而且务工的人中大多是属于农村中文化相对来说较高的人，因此往往拥有一定的流动资本即经验和阅历（王春光，2004）。但虽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农村务农人员来说要高，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和阅历，农民工仍然处于矛盾的、低下的地位，在城市中他们很容易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环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问题、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以及农民工的身份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从事的都是城市人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漠视、企业生产环境的不达标准以及农民工自身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不足，导致了农民工的职业病和工伤等都较严重（王金菊、徐鼎亚，2007），但是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下，农民工的努力却很难得到等值的回报，除工资水平低，拖欠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而且拖欠的面往往较广、拖欠的金额量较多、清欠的难度较大、矛盾纷争也较多（王美玲，2007），这也就影响到了农民工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这些方面出发许多学者就提出了要加强农民工工作环境的安全建设以及有效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途径，有学者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的安全隐患，必须要建设健全我国

的法律制度、转变基层领导的安全观念、加强对企业生产环境的监督与检查以及加强对企业和农民工自身的安全教育（王金菊、徐鼎亚，2007），而针对于解决工资的拖欠问题则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劳动法律的执法和监察力度、加强法律的普及、建立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体系等（胡发富，2007）。可见，不论是解决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还是劳动环境问题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援助。除了劳动环境之外，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住房上，农民工并不享有可靠的住房保障，目前的城市住房福利制度将农民工摒弃在外，再加上高额的房价，农民工更加无力去改变自己的居住处境（高淮成，2006），于是许多农民工就出现了居住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王春光，2006）。

在城市中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又一问题就是其合法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其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就使得农民工被排挤在了城市员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然而要使农民真正走进城市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目前农民工的保障制度门槛高，对农民工而言根本不适用，这就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参保率

低。有学者就将农民工存在的这种社会保障缺失认定为一种社会排斥，这种排斥主要包括四类——制度障碍：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结构性排斥、利益表达通道的缺乏：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性排斥、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排斥以及身份认 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自我排斥（薛天山，2007），可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不仅存在着外部原因，农民工自身的意识等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卢海元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机制，主要有如实物换保障、股权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卢海元，2004）。

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农民工还被排斥于城市的各种体制之外，很突出的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的子女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够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摆脱父辈的命运，而真正融入城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了农民工的子女无法接受像城市孩子般的教育，农民工的子女只能留守于家里成为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但是不管哪种方式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都不利于其成长，有学者就以北京市为例，调查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情况，发现流动儿童被排挤于公办学校之外，而只能进入流动、边缘和不规范的流动学校（韩嘉玲，2003），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子女的发展能力弱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管理体制的忽视、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以及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偏见与不理解、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的缺乏（杨云善、时明德，2005），而导致农民工的权益受侵犯，而又无法有效的维权。

这种被城市边缘化的处境，加上其离开农村而拒绝再回流于农村，就使得农民工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尴尬，成为了介于农民和

城市人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季孝龙，2008）。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是“盲流”，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他们不享有城市人的待遇，甚至于他们虽然转变为城市工人，但却并没有被视为完全的工人阶级，因而也不能完全享有原有城市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益（黄任民等，2007）。 从以上的综述中就可以看到农民工问题不容小视，这样一大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不免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农民自身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但是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严峻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它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而本课题研究的农民工是范围更为小的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常年或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务工、而户籍仍在农村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将以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对其工作生活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将触角伸展到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操作性比较差，而且农民工问题的细分虽然已成为共识，但各个小问题之间往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另一个难题的突破，很可能陷入“循环悖论”，这样一来，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选择了从一个小角度出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

低。有学者就将农民工存在的这种社会保障缺失认定为一种社会排斥，这种排斥主要包括四类——制度障碍：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结构性排斥、利益表达通道的缺乏：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性排斥、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排斥以及身份认 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自我排斥（薛天山，2007），可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不仅存在着外部原因，农民工自身的意识等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卢海元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机制，主要有如实物换保障、股权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卢海元，2004）。

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农民工还被排斥于城市的各种体制之外，很突出的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的子女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够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摆脱父辈的命运，而真正融入城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了农民工的子女无法接受像城市孩子般的教育，农民工的子女只能留守于家里成为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但是不管哪种方式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都不利于其成长，有学者就以北京市为例，调查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情况，发现流动儿童被排挤于公办学校之外，而只能进入流动、边缘和不规范的流动学校（韩嘉玲，2003），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子女的发展能力弱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管理体制的忽视、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以及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偏见与不理解、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的缺乏（杨云善、时明德，2005），而导致农民工的权益受侵犯，而又无法有效的维权。

这种被城市边缘化的处境，加上其离开农村而拒绝再回流于农村，就使得农民工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尴尬，成为了介于农民和

城市人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季孝龙，2008）。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是“盲流”，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他们不享有城市人的待遇，甚至于他们虽然转变为城市工人，但却并没有被视为完全的工人阶级，因而也不能完全享有原有城市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益（黄任民等，2007）。 从以上的综述中就可以看到农民工问题不容小视，这样一大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不免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农民自身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但是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严峻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它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而本课题研究的农民工是范围更为小的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常年或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务工、而户籍仍在农村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将以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对其工作生活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将触角伸展到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操作性比较差，而且农民工问题的细分虽然已成为共识，但各个小问题之间往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另一个难题的突破，很可能陷入“循环悖论”，这样一来，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选择了从一个小角度出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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