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科幻小说科学观念的本土性特征

科幻小说自清末民初引进中国以后，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其历程可谓是曲曲折折，这些曲折呈现出来的现象有传统文化的取舍、社会发展的变化、政治约束的要求、人类思维的创新、小说美学的变异等各个方面，追寻背后的原因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中国科幻小说科学观念本土性的确定。对作家来说，科学观念就是一种创作路径。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科学和幻想的综合体，其中无论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人文思考还是科技教科书式的阐释带来的启发，抑或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科学想象开启的思维大门，都可以视作为作家科学观念的文字阐释。然而，无论想象如何精彩，文字如何精湛，中国科幻小说要想取得世界性地位，本土性是一种努力的方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科幻小说在发展中体现的本土性及其特征进行解读。

一、科学幻想与科学意识的思考

中国科幻小说是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带有着明显的启蒙和救亡的色彩。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志士能人期望通过科幻小说来传播科学，开启民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科幻小说从晚清产生之初到建国前这段时期对科学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将科技元素与政治想象相结合。目前所发现最早的中国科幻小说是梁启超在《新小说》1902年l1月1日-7日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拉开了那个时代政治科幻小说的帷幕，被晚清小说家们争相模仿，例如荒江钓叟在上海《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海觉我（徐念慈）通过上海小说林出版社在出版的《新法螺先生谭》。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将科学幻想点缀在政治理想上。

这个时期出现的将科技名词与政治想象结合，期望对民众起到教化作用的科幻小说，并不具有科学精神的意识，而只有启蒙宣教的政治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科幻小说是一种伤害。特别是小说中所宣扬的科学崇拜论，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实证科学的思维，人们的思想上“有一种过于狭隘的实用观念，对于安邦治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纯理论、纯知识缺乏热情”。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人重整体、轻分析，重实用、轻理论。中国的文化语境和思维特征对于以分析、知解、理论为特点的自然科学的产生很不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产生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家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正埋头于义理辞章的考据之中。科学思维与精神在中国的被冷落、被边缘化，很大程度地抑制了科幻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一直被冷落和边缘化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在晚清突然被重视、被推崇，甚至是被敬畏。这突然的观念逆转看起来是一件好事，其实是一件坏事。科学真正的作用不是科学技术的本身，而是人类的运用；科学思维真正的价值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为社会进步寻找路径。这个时期对科学的崇拜，而又将这样的崇拜绑在政治幻想之中，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并没有体现，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和思维中科学观念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信仰一方面奠立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基石，推动着民族自强的诸种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发展成有着独断论色彩的唯科学主义。”这样的独断论色彩的唯科学主义一直成为中国人的强国观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中国人的观念中，科学是代表有用的工具和向现代化进军的动力，即使到了现在，它依然被看作为是中国追赶世界、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令人遗憾的是，随之而起舞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观念必然会呈现出科技理性、政治理性和工具理性。 中国科幻小说在1949年之后被纳入了少儿科普之中，其科学观念就变得更加狭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深受苏联的影响。在对科幻的定位上，中国也学习苏联，认为科幻是从属科普的文学，科普文学又从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科幻小说作家被归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被划归为儿童文学组。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上或由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时的科幻小说明显地带有科普和儿童文学的两种印记。根据当时的情况，国家在建国初期，需要科学的发展。培育年轻一代的仁人志士，让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科学技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将科幻栽种在“少儿”和“科普”的园地里，这样的

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此时的少儿科普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童恩正的《古峡迷雾》、于止的《失踪的哥哥》、迟叔昌的《大鲸牧场》、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等，都在当时产生了影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儿童科幻故事模式的局限下，科幻小说讲述的故事较为简单，这些简单的故事也仅仅是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载体而已，尚无法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生活、心灵发掘、时代背景，以及表征内容、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少儿化和科普化让作者偏向于将科幻小说当作一种宣教的手段，用浅显的语言、简单的故事、简单的人物设置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例如多用老教授对中学生讲授的方式来传授科学知识，往往只是硬生生地把一些科学理论和故事连接在一起。就拿以上所列举的作品来说，除了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有些科幻色彩，其他统统都是“儿童科幻爱国故事”。借科幻而宣教，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当下。当下一些科幻小说的创作思路还是以宣教为基本取向，加上一种新科技理论的阐释来完成小说组织架构。他们在有意无意中承接了少儿科普的科幻观念，只不过其故事成人化了。

新时期一批高素质中青年作家步入科幻文坛。他们中有从事科幻理论研究的大学教师吴岩，科学工作者刘慈欣、王晋康，记者韩松，职业作家星河等人，他们的本职工作各不相同，人生阅历也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有50后也有80后。和之前的科幻作家相比，这批科幻作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知识结构全面，一般都拥有高学历，对前沿科学的掌握比较好，文学写作功底也比较扎实；二是这些作家多数从小就是科幻迷，对科幻的痴迷，促使他们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实现科幻文学的价值是他们的追求，因此一心致力于科幻小说创作，心无旁骛；三是他们有着广阔的科幻世界的国际视野，了解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的创作前沿，并从中吸取营养。科幻小说在这批作家手中不仅内容有了极大地丰富，意识上也更加接近科幻小说的本真，理解科学观念的奥义。更为重要的是探索的精神，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客观的求证等科学精神开始出现在中国科幻小说界。 科幻不等于科学，科幻小说本身也并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的义务。科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科学思考，有着更多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的主流意识，中国作家们也融入其中。科学应该是传播与客观现实接触、认识、试验，取得可以重复验证经验的人类的探索精神。这样的理性思维在科幻作家王晋康那里得到完美的体现。他认为自己创作的这一类“核心科幻”只不过将科学当作科幻的源文化，更多的是一种人性立场上理性思考。用科学作为素材进行超强理性人类生存空间的思考被视作为科幻小说的生命力。在另一位科幻巨头刘慈欣的作品中这样的思考有了更为廓大的空间，他的作品将人类生存空间扩大到社会生存空间。在《三体》中面对超越地球文明的挑战，作者喊出不要回答这个振聋发聩的呼声，读者内心深处不仅仅是震撼，还有更多的思考。刘慈欣同样是一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在其作品中可以看到科学的冷峻态度色彩、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合乎科幻逻辑的外推幻想。

当下中国科幻小说作家明显地受到外国科幻小说的影响，但有自我的坚守。在质疑中反科学正成为外国科幻小说的一种趋向。中国科幻小作家并不赞成这种反科学的现象。无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科学的问题还是要科学来解决。中国作家们都能保持着科学节操，那就是对于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自觉避让。这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如何传达路径的选择，还说明了新时期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科幻观念，那就是对科学意识的坚持，其核心是中国作家们认为科学不仅包括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总和，还代表一种态度，即他们相信人类能够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认识这个世界，并且通过科学方法认知的这个世界。 二、科学幻想与现实世界的角力 从思维方式上说，中国传统的思维语境并不适合于科幻小说的发展。“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得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西方式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

性与同一性。”直觉体验就是一种务实的思维，讲求经世致用的现实性，获取知识的方式是领悟。“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都被看成胡思乱想。儒家文化重在世情人伦，十分务实，从根本上压抑了通向未来的想象力；道家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实现的途径更是一种不积极的静修方式，缺乏主动的进取精神；墨家文化产生出的更容易是武侠小说而非科幻小说。而逻辑思维中获取知识的路径是推导，它培养了西方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科幻小说说到底就是一种另类科学路径的推导，是具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的文学思考。科幻小说在西方世界产生顺理成章。

不过，很多看似不足的因素往往会形成一种特征。中国思维中的务实性确实对具有逻辑推导想象力产生束缚，却也给中国科幻小说带来了重要特征：现实性。

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科幻小说是凡尔纳等人的作品。但是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并没有接受凡尔纳小说中那些科学享乐主义态度。相反，却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不是针对科学发展，而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背景的逼迫。这样的现实态度一直发展至今，成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种创作思路。中国作家往往从一个主题入手，借用科幻的外衣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诸多问题的看法，比如高房价、环境问题等。因为所讨论的事物其实就是周围正在发生着的事，这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一下产生共鸣。对具体现实生活的关照还是一般性的现实思考，显示中国科幻小说深度的现实思考是科技视野中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忧虑。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常常将中国一些重大的现实事件作为科幻的起点。韩松的《地铁》开头就讲述了地铁的重大事故，并以此作为契机，描述那么多的人在箱体中穿行于天空与地底，所造成的人性变异。说的是科幻，却让我们想到更多现实中的事件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他的另一部小说《红色海洋》，讲述了中国人过去、现在、未来的复杂故事，却引发人们更多社会理念的思考。当下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大多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记忆成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也成了他们小说经常使用的触发点。最有代表性的叙述是刘慈欣的《三体》。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之所以发生对抗，是因为天文学家叶文洁的呼唤，而叶文洁之所以呼唤外星球人来净化地球，是因为“文革”中叶文洁在遭受了一系列诸如目睹理论物理学家的父亲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而母亲为了自保不惜出卖人格的精神打击。她对人类这个种族彻底死了心，成了一名反人类主义者。同样是淋漓畅快的想象，但是中国当下的科幻小说读起来总是很沉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都有中国现实这块“压舱石”。

科幻小说在讨论现实社会问题方面比一般的小说具有优势：其一是科幻小说将现实问题放在想象的科幻世界当中，从科幻的角度思考小说社会当下的问题，其空间更为广阔；其二是科幻小说可以将现实问题转换、变形，造成一种新奇的效果。例如王晋康在讨论人类究竟有没有利他主义时，就设计了一个蚂蚁的世界。他的《蚁生》中的蚂蚁在种群内部奉行绝对的利他主义，但遭遇其他蚁群照样残忍厮杀不会有任何犹疑。蚂蚁大脑中的“我”是自己的种群。那么人类呢？王晋康就让蚂蚁身上的那点利他素施展在人类身上，进行了人类实验，结果更惨，接受了利他素的人类不仅互相残杀，而且濒于灭绝。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没有所谓的利他主义，只有不同程度的自私而已。结论是人类社会中的“我”就是真实的自我，任何不考虑到物种能力的所谓进化局面，都是理想而已。同样的思考还出现在陈楸帆的《荒潮》中。刘慈欣对陈楸帆的这部作品曾有这样的评价：“陈楸帆的《荒潮》以罕见力度刻画出一个我们在有生之年就可能身处其中的近未来时代。资本入侵对生态的破坏、人机融合、族群冲突，这些现已开始的进程将塑造一个超出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和机器同时开始升华与堕落，创造出邪恶与希望并存的史诗。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故事、真实而富有质感的细节、密集的信息量和精准的技术描写，汇聚为一体，如飓风般旋转升腾，带来前所未有的惊悚和迷茫，尽显科幻现实主义的震撼。”正如刘慈欣所说，《荒潮》用尖锐的视角揭示残酷的现实：生态破坏、机器人和人的矛盾冲突、社会结构甚至人的异化。其他还有诸如吴岩的《鼠标垫》和郑军的《说谎的权利》，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中讲了颇有深意的哲学理念，具有深刻

的启示意义。 喜欢科幻小说的读者，是被小说中对未来的预言所吸引，这是科幻小说展现出的科学魅力。然而，科幻小说的科学幻想有实现的可能，却不担负预测未来的任务。科幻小说只是经由作者个人的文艺构思，对特定的科学主题进行的自我想象，不用锱铢必较的数据，不须考虑辩证的结果，创作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借小说表达对未来的理想与批判。中国科幻小说对现实的执着，使得科幻小说对未来的预测有了更多的历史根据，而不仅仅是科学的推导。

三、科学幻想与“中国风”的结合

对中国人来说，科幻小说是舶来品。中国主流的文化思维也确实不利于中国人的科学想象。但是，这都不是否定中国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理由。事实上，在中国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中，极尽夸张地将人或神的形象以超能力展现出来的英雄神话颇为多见，而且这些想象中具有朴素的科学描述。古代人对于涝灾控制力较弱，所以英雄神话有很多关于抗洪的描述，在《山海经》的《海内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都有记载鲧、禹治水的故事。鲧只是靠围堵黄河水的方法来治水，堵住了黄河、长江，但一遇上暴雨，洪水猛涨，冲坏大堤，危害更加严重。鲧治水九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收效甚微。而大禹却采用疏导黄河水的方法来治水，《尚书?禹贡篇》载：“大禹导洛至熊耳”。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定九州，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东北流而会合涧水、湟河，再东流纳入伊水，然后东北注入黄河。从这最原初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古人在思考如何治水。人类技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在久远的上古时代已然存在。在能源利用方面，对风力的认识和应用在中国已有4000年的历史，而凭借风力飞行的设想，在公元前就已有记载，中国战国时代庄周《逍遥游》中的“列子御风”，《山海经》中的飞车，都表现了古代人类对空气动力作用的朴素认识。《墨子?鲁问篇》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鹊，鹊成而飞，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书对诸葛亮木牛流马的记述颇为详细，视之为神器。《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司马懿占北原渭桥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其中描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这种工具比现在的还先进，“人不大劳，牛不饮食”。古代有许多关于机械人的记载，唐朝人张鬻在《朝野佥载》中说：唐初，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有位县官叫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采”，殷文亮刻制了一个木机器人并且给它穿上用绫罗绸缎做成的衣服，每到聚宴饮酒时，小木人为人敬酒且能严格按照座次，甚至能达到如果哪位客人酒杯里的酒没有喝干，木制的机器人就不再给他斟酒的技术。列举这些在超能力、技术研究、能源利用、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想象和技术上的例证，除了想说明中国并不缺乏幻想力，更想说明的是中国有着巨大的幻想素材和巨大的文献宝藏。

从中国浩瀚的文字记载及流传的故事当中吸取那些幻想元素，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形成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清末到民国初年的萌芽期，中国科幻小说也利用传统典籍开展科学幻想，例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写贾宝玉穿过时光隧道进入未来世界，陈冷的《新西游记》，写“西游四人”东游至当时的上海。这类小说只是借古典小说中的名人写当代的事，科学成分并不高，放在当下，它们可称为“穿越小说”。十七年到早期的少儿科普期，中国科幻小说的未来想象常常以苏联的科技发展和生活形态作为憧憬对象，中国传统要素也就剩下一种神仙形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一个充满稚气的孩童在漫游神仙境界。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是两条路径吸取创作灵感：一是世界当时科学前沿的所有重大问题，征服海洋、高山探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人工器官、人脑控制，从各个领域把人们引到迷人的未来世界。其中，有王晓达《波》表现对未知世界的新奇体验；张晓风《潘渡娜》讨论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矛盾；童恩正《古峡迷雾》考古题材等，都是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二是中国的科幻小说更注重将科学前沿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某些元素

与意象，作品涉及的领域拓展得更宽。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中吸取创作营养，其意义除了拓展创作思路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这类小说展示了科幻小说的“中国风”，是科幻小说本土化的一种努力。钱莉芳的《天意》、潘海天的《偃师传说》、苏学军的《远古的星辰》、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长铗的《昆仑》等作品在“中国风”的形成中做出了贡献。它们常常将中国那些幻想故事科幻化或当代化，诸如拉拉的科幻处女作《春日泽?云梦山?仲昆》取材于古代偃师造人的神话；钱莉芳的《天意》，运用古今杂糅的表现手法，将《史记》的传记故事杂糅在小说中。这些作品将科学想象、技术术语与传统想象要素或故事情节连贯起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气质风格。 运用中国神话志怪中幻想进行科幻化，最关键的是怎样处理那些怪力乱神。值得欣赏的是，中国作家们并没有逃避，而是采取改造的方式，将其中的一些人物改造成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科学人，例如刘慈欣在《三体》中写中国古代的帝王和能人异士。有些作家就干脆讨论起中国小说中的那些鬼神的功能，如长铗在《昆仑》中专门讨论神力、科学谁是人类发展的出路，神力很虚，却有自由意志；科学虽实，却是自由的束缚。在讨论中，作家自觉地坚持着科幻小说的底线，表现出了对科幻小说正统性的努力。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选择是走的科技发展而不是巫术。小说通过偃师之口，说出了作者对于科学发展的乐观和执着。虽然神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法术是一种高度发展超乎人类理解的技术，但是只要人类加以努力就一定会超越他们，偃师在西王母等神的代表面前说：“将来我肯定能像神一样制造出具有自由意志的机器来。”旧人定胜天，是小说人物的自信，是作者的价值取向，也是科幻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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