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时期，每一次路线错误都是要付出血的教训的。这一时期党内连续出现“左”的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发生，表现为左倾盲动主义。在1927至1928年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对于大革命的突然发生，很多中共党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蒋介石、汪精卫的屠杀，使中共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共党内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动摇了、退却了，另一部分人则站了出来，开始了新的战斗，挽救了党。但在同时，一种新的危险倾向出现了，那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大革命中保留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在敌我悬殊的盲动斗争中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为什么那些现在看来近似儿戏的盲动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呢？

一是因为我们的党还很不成熟，就2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说，中共太过年轻，力量还很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当时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革命前景还不明确，立场也不坚定，缺少革命的经验，被反动派所迷惑。

二是因为党员素质、党员理论素养不高，党员中农民数量较大, 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不稳定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虽然有少量的近代工业，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发展极为缓慢，工人阶级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数量极其巨大。他们一旦成为执政党，手中大权在握后，小农意识就急剧膨胀，对权力的追求胜过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党员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产生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虽然我们不能把党内机会主义简单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因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造成党的队伍在阶级成份上的局限性，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是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

三是因为有的党原来党员人数很少，执政以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必然使一些投机分子进入党内，他们入党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升官发财、捞取特权。这种成分的增多，势必破坏党的风气。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等。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由于党内一部分同志没有对教条主义错误的判断能力，对言必称马列的人奉为钦差大臣，不敢提出异议，一定意义上的盲从使教条主义畅通无阻。

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出现，是在1930年六大后，革命的基调已经比较明晰，思路也相对清楚。但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1930年，是正式新老军阀混战的一年，中共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使得一些同志错误的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1930年6月11日，由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否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带有急于求成的思想，他对于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

此之弱小，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等问题没有清晰地认识，还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反对“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并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果使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造成这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清理。在革命出现有利形势的刺激下，正在抬头；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与当时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左”倾政策的指导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诸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估计，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始终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和不断进行反右倾斗争等左的错误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教条主义错误正是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第三次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权。从此开始，党内逐渐形成了一条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完全错误的观点。首先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等作了错误分析，其次对革命道路和城市斗争的方针提出了错误的政策，再次在土地问题和其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在组织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理论上实行教条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丢失了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人数大幅减员，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这次“左”倾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王明的错误对中共的破坏是相当惊人的，而当时组织上的问题也因此暴露无遗，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轻轻松松便当上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作为一个理论家，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实践上，还有待锻炼，而以后中共的运作，却完全由王明及共产国际掌握，瞎指挥和瞎操作，让中国革命陷入了目盲的境地。

其实，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中共早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的，从1922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形成了上下级的关系，这一关系就决定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必定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共的成长，共产国际有着很大贡献，中国革命于共产国际处获益甚多，但也受害甚多。我们常说，我们党在早期连连犯错是由于我党在理论、实践、组织诸方面很不成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共不成熟，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不成熟导致的，作为一个支部，我们不能不服从上级的指挥，这是一般的组织纪律。中共在很多方面的失误，无疑共产国际是脱不了干系的。在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仅起着一般的指导作用，很多时候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共产国际本身的缺陷、革命理论的不完备，再加上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兼之路途遥远，指挥失当，中共在很多问题上都遭遇到瞎指挥的情况。

此外，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犯“左”倾错误原因的多维审视，还可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 的不利影响一直在作祟；从伦理上看，受到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品行不端、能力素质不高的影响；从心理上看，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复仇心态、小资产阶级急躁冒进心理、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心理及其他心理在党内的反映。

总而言之，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综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珍视今天。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所以我们就应更加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远影响，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218060067 余浪威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tc5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