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北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及其渊源-史前研究

广西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及其渊源

广西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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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

红水河是珠江水系的主要干流西江的上游。它的正源南盘江发源于云南东部，在黔桂边界中部汇合北盘江后向东流入广西，始称红水河。柳江是西江的一条中型支流，发源于贵州南部，其上游称都柳江，流入广西境后称融江，汇合龙江后始称柳江，继续南流在象州石龙头汇入红水河。从地理上看，红水河与柳江（含其上游融江、都柳江，下同）在桂北西部围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区域，其开口朝向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属于云贵高原向南岭山地和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山岭为西北一东南走向，岭高谷深，林木茂密，仅山岭间的河谷可上下云贵高原，但在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处有大块石灰岩孤峰——溶蚀平原和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是人类聚居区。从交通位置来看，这里是岭南地区与云贵高原交通的枢纽，并且也可与岭北地区沟通。因此，研究这一区域内的石器时代文化对探索云贵高原石器时代文化的东渐和岭北石器时代文化的南扩是大有帮助的。

红水河—柳江区域的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于20世纪中叶。截止到1999年已发现并报道过的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点有6处、人类文化遗址有35处，它们均沿红水河北岸和柳江西岸分布，尤以两江汇合处的柳州平原地区最为密布。人类化石点均处于石灰岩洞穴中，均为次生堆积，无任何文化遗存，研究者根据相同或相近地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推测其年代早的在更新世晚期，晚的在全新世之初。这些人类化石，尤其是较完整的柳江人化石，对研究这一区域原始人类的分布范围和体质特征是极有价值的，但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主要是对那些人类文化遗址进行研究。

一、红水河—柳江区域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类型与时代

目前在这一区域内发现的35处人类文化遗址，依埋藏地点可划分为洞穴遗址和台地遗址二种，一般来看洞穴遗址内涵比较丰富、年代较早并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台地遗址的内涵比较单纯、年代较晚。根据不同地层中动物化石和文化遗迹遗物的差异，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可以区分出6种类型的文化遗存。分述如下：

（一）在含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的洞穴堆积中晚期智人化石与打制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共存的洞穴文化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反映出狩猎经济的特征。 这类文化遗存以白莲洞遗址第5文化层为代表。

白莲洞遗址位于柳州市东南12公里的白面山南麓，柳江西岸。相对高度27米。1956年由贾兰坡、裴文中发现(1)。1973年至1993年间柳州市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和年代测定(2)

。总体上看，以横贯洞厅的西2、3层—东7层厚钙板为界分为上、下两套堆积，上部堆积中无绝灭种动物化石，出磨制石器和穿孔石器，绝对年代为距今1.3?0.7万年，下部堆积中含绝灭种动物化石，出打制石器，绝对年代为距今3?2万年。下部堆积又以西4层下部的钙板为界分为早、晚两类，位于其下的西5?7 层中有大熊猫、中国犀、剑齿象、真象等4种更新世晚期绝灭种动物化石，几乎没有螺壳，石器粗犷，绝对年代为距今3?2.6万年，位于其上的西4层中无真正的绝灭种动物化石，有较多螺壳，石器细小，绝对年代为距今2.1?2万年。文化遗存的这种差异可能反映着经济方式的变化，前者是狩猎经济的反映，后者是渔捞和狩猎经济的反映。原研究者将西5?7层划分为第5文化层，将西4层划为第4文化层，这种区分是必要的。

在第5文化层发现2颗晚期智人牙化石和2处烧火坑，表明其属于人类居住遗存。文化遗物有打制的 ?

发表于《史前研究》2002年刊，三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103-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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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片和砾石石器。石片石器的比例占83%以上，种类有刮削器、薄刃砍砸器、尖状器和使用石片，石质多为燧石，也有硅质岩质、石英砂岩质、浅变质粉砂岩质的，制作方法多用锤击法。砾石石器的比例不足17%，种类仅厚体砍砸器一种，制作方法亦用锤击法。全部石器无论从制作技术还是从器型组合和形体大小来看都比较粗犷，具有明显的旧石器风貌，燧石质的石器虽然相对较小，但还谈不上是细石器。

（二）在含现代哺乳动物化石和螺蚌壳的洞穴堆积中出打制的石片小石器、砾石石器的洞穴文化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后阶段，反映出渔猎经济的特征。

这类遗存以白莲洞遗址第4文化层和鲤鱼嘴遗址第3文化层为代表。

白莲洞遗址第4文化层中含有较多炭粒和食后遗弃的螺壳，表明其仍为居住遗存。文化遗物主要有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占94%以上，种类有刮削器、薄刃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箭镞和使用石片，岩质以燧石质的为主，制作方法多用锤击法，也用压削法。燧石质石片石器常用压削法制作，打击台面小，半锥体圆隆，剥片疤浅而长，形体细小，具有较明显的细石器风貌，但与典型细石器存在差异，研究者特称之为“燧石小石器”。其它岩质的石片石器常用锤击法从长圆砾石的横断处打取圆形石片，其周边仍保留一圈砾石自然面，再在其一侧反向加工使成刃缘，研究者特称之为“白莲洞式打片法”，薄刃砍砸器一般用这种方法制作。砾石石器仅占打制石器总数的6%，种类仅敲砸器一种。

鲤鱼嘴遗址位于柳洲市南1.5公里处的龙潭山南，柳江西岸。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柳州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1987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柳州市博物馆又对该遗址作了补充发掘(3)。综合两次发掘成果来看，该遗址具有三个文化层。第3文化层中含有现代哺乳动物化石和螺蚌壳，螺壳个体较大、色发黄、自下而上数量渐多；发现两处烧火坑和大量烧结土、烧骨，表明该文化层属于居住遗存。文化遗物有打制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石片石器的种类有凹刃和圆头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使用石片，另外还有大量无使用痕迹和第二步加工痕迹的石片。石片石器占石器总数的91%以上，其中燧石小石器又占石片石器总数的77.5%，但自下而上有渐少的趋势。砾石石器仅砍砸器一种，可分侧刃和端刃二式。全部石器均用锤击法直接打击而成。据测定，第3文化层的绝对年代为距今2?1.5万年，与白莲洞第4文化层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文化面貌上也是相同的。两者均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 （三）在含现代哺乳动物化石和螺蚌壳的洞穴堆积中人类墓葬与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骨器共存的洞穴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前一阶段，反映渔猎和原始农业经济的特征。

这类遗存以白莲洞第3—2文化层、鲤鱼嘴第2文化层和来宾麒麟山盖头洞遗址为代表。

白莲洞第3—2文化层位于横贯洞厅的西3、2—东7层厚盖板上，东2层中厚盖板之下，绝对年代为距今1.3?1万年(4)。该二个文化层中的动物化石除哺乳类外还有鱼类、龟类、两栖类、腹足类、瓣鳃类、鸟类，表明人类进一步扩大了渔猎范围。文化遗物除打制石器外出现了磨制石器和骨器。打制石器中燧石小石器减少，砾石石器和非燧石质的较大石片石器增多，至后段时（第2文化层）砾石石器的比例超过46%，这远大于第4文化层的6%。磨制石器和骨器共发现10件，其中第3文化层（东6、西1层及下部扰乱坑）出土用对凿法穿孔但孔未穿透的“重石”2件、磨刃切割器1件，第2文化层（东4、3层）出土磨刃石锛1件、通体磨光石锛1件、“重石”1件、用对钻法穿孔的石饰品2件、用斑鹿角磨制的凿状器和尖状器各1件、残骨锥和残骨针各1件，但没有蚌器。砾石石器的增多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应是经济方式转娈的反映，原始农业很可能已经萌生，但由于没有出现陶器和蚌器，表明刚刚萌生的农业的种植对象不是水稻等禾本科作物，而是薯、芋等块根作物或果蔬等。

鲤鱼嘴第2文化层中含有兽骨和螺蚌壳、龟鳖甲、蟹壳、蜗牛壳，其中后三类为新出现，也显示出食物范围的扩大。文化遗物中燧石小石器进一步减少，砾石石器增多，并发现穿孔“重石”1件，磨刃小石斧1件，磨制的骨针、骨刀若干件，穿孔牙饰若干件，砺石1件，但没有蚌器。从该层顶部还发现数件陶片，但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发掘报告的描述来看，这些陶片与从第1文化层出土的陶片几乎是一样的，例如第2文化层的泥质陶片“胎厚0.3厘米，质较硬，呈黑色，表面饰交错细绳纹”，而第1文化层的泥质陶片“质较硬，胎薄，最薄0.3厘米，手制，陶色有红、黑、灰、黄等，以红色较多，次为灰色，纹饰以细绳纹最多，划纹、弦纹仅一件”，但是第1文化层比第2文化层晚约40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制陶技术没有进步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连发掘者对从第2文化层中发现的陶片是否真的属于第2文化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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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肯定的。在该文化层还发现6座墓葬，均无明显墓坑和随葬物。从人骨架姿势来看均为仰身和俯身的屈肢葬，与桂东北和桂南的蹲踞葬有区别。人骨样品的C年代为距今11450?150年至10510?150年，可代表该文化层的年代。

盖头洞遗址位于来宾县桥巩墟附近的麒麟山，红水河北岸。1956年裴文中、贾兰坡等从洞内表层石笋下的灰黄色角砾堆积中找到1件破碎的老年男性人头骨。人头骨的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完全一样。伴出的动物化石很少，只有鹿牙、野猪牙和肢骨残块、腹足类和斧足类壳。堆积中含有灰烬、炭屑、烧骨，并找到1件用扁圆的石英岩砾石在一端上由一面向另一面打制而成的砍砸器以及2件无使用痕迹的石片。发现者认为此遗址很大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后一阶段，不过所说的旧石器时代结束时间是在距今1万年。由于没有发现第二类遗存中常见的燧石小石器，表明砾石石器可能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将该遗址归入第三类遗存。此外，发现1件燧石石片的柳州市思多岩遗址、发现若干件打制的砍砸器和刮削器的柳江县陈家岩遗址，以及最近报道的采集到打制砍砸器和刮削器的来宾县屯山岩遗址、庙山岩遗址，其时代也应与第三类遗存相近。

（四）在含现代哺乳动物亚化石和螺蚌壳的洞穴堆积中磨光石器、陶器与打制石器共存的洞穴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后一阶段，反映渔猎和原始农业经济的特征。

这类遗存以白莲洞第1文化层、鲤鱼嘴第1文化层、都安仙洞遗址第1层和牛洞遗址为代表。

白莲洞第1文化层仅分布于东1层钙板之中，内涵单纯，仅发现少量夹砂红陶片和零星螺壳。陶片的胎色不纯，外表灰褐，中间红褐，夹石英砂粒，质地粗糙，厚薄不匀，器壁厚04?0.8厘米。纹饰主要是粗绳纹，划纹和弦纹较少。总的来看制陶技术不高。据测定，该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左右，与第2文化层有约3000年的间隔。

鲤鱼嘴第1文化层的内涵较为丰富。堆积中富含螺壳和蜗牛壳，螺壳个小且表面发白；有兽骨和烧骨，但数量不多。文化遗物有打制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及石核和石片，磨制的石斧和石锛、骨针和骨锥、蚌刀，以及30件陶片。磨制石器的比例约为35%。陶片分夹砂（16片）和泥质（14片）二种。夹砂陶以夹细砂为主，陶色有红褐、黑、灰三种，有的是里红外黑或里黑外红，胎较厚，最厚0.9厘米，火候较低，质软，均手制，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和素面三种。泥质陶火候较高，质较硬，胎较薄，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有少量划纹和弦纹。制陶技术比白莲洞第1文化层的稍显进步。据测定，鲤鱼嘴第1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7000?6000年(9)，与第2文化层有近4000年的间隔。

仙洞遗址位于红水河北岸的都安县大化乡亮山村附近的仙山东南脚，相对高程6米。1974年吴茂霖等人对该洞作了发掘(10)。洞内堆积自上而下分为5层，其中第1层为风成次生堆积的灰色松散细沙土，内含螺壳、稍石化的现代人牙数枚，并发现燧石质的磨光石锛1件、砂岩质的穿孔石器（纺轮？）1件，其时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第2?3层为黄色砂质亚粘土，内含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但无任何人类文化遗迹和遗物。

牛洞遗址位于都安县东庙乡古楼屯东面的巴独山西北脚，相对高程3米。洞内堆积已被严重破坏。1986年谢光茂等从该洞的扰乱土中采集到1件用锤击法单向加工的细砂岩质端刃砍砸器、1件硅质岩质石片、1件残损的穿孔并磨制的蚌器(11)。谢光茂认为这些人类遗物的原生层位是下部的含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的红黄色黏土层，并且未发现磨制石器和陶器，因此其时代“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那种刃部和顶脊中部均磨制过并有1个圆的穿孔的蚌器在柳江西岸的出现时间似乎不早于鲤鱼嘴第1文化层，即不早于距今7000年；况且没有发现磨制石器很可能是破坏严重所致，并不能证明此处原本就无磨制石器，因为磨制技术已用于蚌器是确凿无疑的；在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的红黄色黏土层中未发现人类文化遗迹；洞口的相对高程仅3米，不太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为人类居住。因此笔者认为牛洞遗址的时代应与仙洞遗址相近，为新石器时代中期。

最近报道的位于红水河北岸的来宾县迁江镇大村芭拉洞遗址，在含螺壳的堆积中采集到打制石器、磨制石斧和绳纹夹砂红陶片；忻城县思练镇南间村水洞遗址，1991年采集到一些人类肢骨和夹砂陶片；都安县地苏乡大定村板梯洞遗址、板蒙村芭穿山洞遗址、上江村芭拉岩遗址，均在含兽骨和螺蚌壳的堆积中采集到夹砂陶片(12)。这5处洞穴遗存均可归类为第四类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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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无螺壳和兽骨的堆积中磨光石器、有肩石器、夹砂陶片与打制石器共存的台地和山坡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反映农业经济的特征。

这类遗存以柳江西岸的响水遗址、兰家村遗址、鹿谷岭遗址、公店村遗址、莲塘村遗址和梨乡屯遗址，红水河北岸的北大岭遗址、田坡遗址、百隘遗址、坡文岭遗址、望达坡遗址、塘英遗址为代表，分布范围最广。

响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约7公里，面积约200平方米。1979年试掘。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文化层，第3层为生土层。从第1层和第2层共发现37件石器，打制石器约占75%，器型有砾石类的砍砸器、尖状器和石片类的刮削器，打制方法为锤击法和碰砧法，多数单向打击，少数交互打击；磨制石器占25%，器型有石斧、石锛、双肩石斧、砺石，双肩石斧为平肩平刃，通体磨光，制作颇精。从第2层中发掘出21片陶片，皆为夹砂绳纹陶，羼和粗、细砂粒，手制，质地粗疏，火候低，陶色有红、灰、黑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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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家村遗址位于柳州市区东约5公里，面积约50平方米。1979年试掘。从第1层耕土层和第2层文化层共发现146件石器，其中磨制石器及其半成品有105件，占72%，种类有石锛、石斧、石凿、双肩石斧、穿孔石器、砺石，以石锛为大宗，3件双肩石斧均为斜肩弧刃；打制石器有41件，占28%，种类有砾石类的砍砸器、盘状器、石锤、刮削器和石片类的刮削器。陶片分布密集，共发现943件，均为夹砂粗软陶，羼和较粗的石英砂粒，手制，质地粗疏但比响水遗址的略好，胎厚薄不匀，火候低，陶色有红、灰、黑三种，纹饰多为拍印的粗绳纹，少数为素面、细绳纹、篮纹、划纹。

鹿谷岭遗址位于柳州市区西约7公里。其地层、文化遗物与兰家村遗址基本一致。此外尚有9处只经过调查的台地遗址，从采集的石器来看也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期。

公店村遗址位于柳城县社冲乡公店村，面积约1300平方米。1963年从表层耕土层中采集到40余件石器及半成品，多数为斧、锛等磨制石器，其中有1件双肩石器；少数为敲砸器、砍伐器等打制石器，并发现砺石和大量石料。推测这是一处石器制造场。此外，在柳城县长槽乡长槽村和盘龙村、洛满区黑岩山脚分别采集到1件双肩石锛、1件条形石斧、1件双肩石斧(16)。

莲塘村遗址位于柳江县拉堡镇长蛇岭南麓的莲塘村，1959?1960年间共采集到1件制作规整、形如钺的双肩石锛和1件梯形石锛、1件钻孔石珠；梨乡屯遗址位于洛满墟长蛇岭北麓的梨乡屯，1963年采集到1件条形石锛(17)。

柳江西岸的这些台地遗址均位于一级台地上，地层中未见螺蚌壳和兽骨等，有比较规整的双肩石斧和双肩石锛，且磨制石器的比例为35%?72%，总体上看要比同一地区的第四类遗存进步，其年代应不早于第四类遗存，有些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如莲塘村遗址。 红水河北岸的都安县三弄乡尖利村田坡遗址、百旺乡八甫村那诰屯的北大岭遗址的面积均达45000平方米，在地表随处可见磨制的石斧、石锛和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大化县都阳乡山脚村的百隘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在地表可采集到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铲、穿孔石器和夹砂绳纹陶片；东兰县大同乡信河坡墟屯的坡文岭遗址、永磨村拉立屯的望达坡遗址的面积均在5000平方米以上，在地表采集到磨制的石斧、石锛及其半成品，在望达坡遗址还采集到石铲；天峨县六排镇的塘英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地面散布磨制石斧和打制砍砸器(18)。这六处遗址均为河旁台地或山坡遗址，自东向西沿红水河北岸分布，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址的面积达5000?45000平方米，显示出人类从狭窄的山洞走向广阔的台地后的繁荣昌盛；并且有些遗址还发现石铲。因此这类遗存的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晚于洞穴遗存。

（六）大石铲出土点，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岭南青铜时代早期。 见诸报道的仅1处：

1979年在柳州市东南郊的西江造船厂工地一座离柳江西岸300多米的石灰岩小山坡上发现2件大石铲，无其它文化遗物伴出。两件大石铲均以板页岩为原材，而柳州一带并不出产这种石材，因此这两件大石铲应是从桂南地区输入的(19)。一般认为桂南的大石铲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青铜时代早期，是一种非实用的农业祭祀用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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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水河—柳江区域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与渊源

（一）文化特征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红水河—柳江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1、盛行以燧石小石器为代表的石片石器。石片石器的比例在第一类遗存中为83.6%，在第二类遗存的早期增加到94%，晚期为91%，在第三类遗存中逐步减少到54%，至第四类遗存中已基本消失。其中燧石小石器在石片石器中占优势地位，采用锤击法和压削法制作，形体较小，具有细石器风貌，但没有发展成典型细石器。其它岩质的石片石器常采用“白莲洞式打片法”制作，特点鲜明。这个特征在岭南地区可说是绝无仅有。

2、磨制石器出现比其它地区早。在第三类遗存中已发现多件磨制石斧、石锛和穿孔石器，年代可早到距今1.3万年。而在其它地区，比如在桂东北地区，在距今9千年以前的遗址中尚未发现磨制石斧和石锛。联系到上述第一个特征，可以认为柳州的石器工业至少在华南是首屈一指的。

3、很少使用骨蚌器。仅在第三类、第四类遗存中发现少量骨器和蚌器，特别是蚌器仅在第四类遗存中发现3件。这与岭南其它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蚌器是常见的器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4、陶器出现较晚。可靠的陶器在第四类遗存中出现，年代约为距今7千年前以后，而在邻近的桂东北地区在距今1.5万前就已出现陶器。联系到上述第三个特征，可以认为这可能反映出柳州的稻作农业出现较晚。

5、实行屈肢葬。至迟在距今1.1万年前就实行这种葬式。这种葬式一般为仰身或俯身的屈肢，与流行于桂东北和桂南的蹲踞的屈肢有区别。

6、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之间存在文化缺环。一是从年代上看，两者之间有3千年左右的间断；二是从文化传统来看，燧石小石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没有得到继承，屈肢葬传统消失不见。这是文化中断的反映，还是考古调查工作的遗漏所致？值得探索。

7、从各类遗存的年代和分布范围来看，显示出沿柳江西岸由北向南再沿红水河北岸由东向西传播、扩张的态势。第一、二类遗存年代最早，仅分布于柳州市和柳江县，第三类遗存分布到红水河北岸东段的来宾县，第四类遗存分布到红水河北岸中段的都安县，第五类遗存分布到红水河北岸西段的天峨县。

（二）文化渊源

从上述特征来看，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岭南其它地区的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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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的渊源也就不可能在岭南地区。实际上，从地理上看，柳江—红水河区域更应该属于云贵高原；从文化上看，这一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也与云贵高原上的贵州省的石器时代文化比较一致。

贵州省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旧石器较多的省份，见诸报道的有近30处，出土的各类石制品3万多件，骨角器千余件，人类化石百余件及大量用火遗迹。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均有(22)。贵州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属于“砾石和石片工具传统”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时演变为以石片工具为主，一般用锤击法或锐棱砸击法打片，也有用砸击法或碰砧法打片的，第二步加工石片以反向或正向加工为主，也有用交互加工和横向、复向加工的(23)。显然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特征与此相似。又根据张森水的研究，贵州省的旧石器可分为猫猫洞、威宁、马鞍山三个类型。猫猫洞类型主要分布于黔西南的兴义、兴仁、安龙等地，其主要特点是：打片主要用锐棱砸击法；石片石器占优势；修理石器普遍用锤击法，大多数向石片的破裂面加工，刃口较锐，刃角60度左右；石器组合为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有一定数量的骨角制品。草海类型主要分布于黔西北，主要特点是：石器较大；打片用锤击法；石片石器占优势，但不如猫猫洞类型的比例高；修理石器用锤击法，但加工方向多样，石器刃口较钝，刃角在80度以上；石器组合为刮削器和尖刃器。马鞍山类型主要分布于黔北、黔中地区，主要特点是：多数石制品较小；生产石片主要用锤击法，辅以砸击法；使用石片较多，石片石器占优势；石器组合为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石锥、雕刻器，以刮削器占绝对优势；修理石器基本上用锤击法，多数向石片背面加工，刃口较锐，刃角60?70度；有多种类型的石器，制作水平较高(24)。将柳州的白莲洞和鲤鱼嘴遗址的石器与之对比，可见其燧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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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与马鞍山类型最为接近，但砾石石片与猫猫洞的向破裂面加工石片石器的方法接近。由此看来桂西北与黔西南、黔中以至黔北均存在联系。但是马鞍山类型的年代在距今2万年以内，猫猫洞类型的年代在距今1.5万年以内，它们不可能是白莲洞和鲤鱼嘴文化的来源，而只能是堂兄弟。猫猫洞文化的来源可能是距今5万年左右的水城硝灰洞；马鞍山类型的来源可能是北方的小石器文化传统。看来白莲洞和鲤鱼嘴文化的渊源可能与此是一致的。

那么，以白莲洞和鲤鱼嘴文化为代表的柳州的石器文化是由哪条通道从贵州传播而来的呢？由于红水河北岸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晚于柳州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越往西越晚，看来不太可能是从红水河北岸这条通道传播而来。从地理和交通条件来看，最有可能的传播通道应是柳江的主要支流龙江及其上游金城江河谷。从历史上看，这条河谷确是柳州地区与贵州的主要交通要道。但是，目前尚未见在这条河谷地区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报道，看来今后应加强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

（作者单位：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博物馆）

注释：

（1）（6）（7）贾兰坡、邱中郎：《广西洞穴中打击石器的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1），1960年。

（2）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白莲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的脊椎动物遗骸》，《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2），1975年；周国兴、易光远：《广西柳州地区岩溶群人类化石的研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第20辑，1982年；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143?160；易光远、张小华、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研究与新进展》，《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除特别注明的外，本文采用1994年的新分层，但对螺壳样品的14C年代数据作了必要的修正，即扣除“死碳”影响的偏老部分约17%，并将钙板排除在文化层之外。

（3）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9），769?774；李珍、李富强：《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探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4?106。本文采用新分层，对螺蚌壳样品的14C年代数据作了17%的扣减。

（4）原研究者将东3层划归第1文化层，但笔者认为将此层划归第2文化层更为妥当些。此层炭屑样品的AMS-14C年代为距今11160?580年。

（5）刘文：《广西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45?251。另据发掘者之一何乃汉所说，陶片出土的最低部位为上文化层底部和下文化层顶部，不低于人骨所在部位，此说未排除属于上文化层的可能。

（8）（12）（18）梁旭达：《红水河流域原始文化概述》，《广西民族研究》2000（2），该文把这两处遗址列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9）有关白莲洞和鲤鱼嘴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还可参见以下诸文：原思训等：《阳春独石仔和柳州白莲洞遗址的年代测定——试探华南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时间》，《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黎兴国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其邻近地区对比》，《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14C专集），地质出版社1987年。

（10）吴茂霖、王令红、赵仲如：《广西都安仙洞发掘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4（3），1976年。 （11）谢光茂：《广西都安巴独山发现的人类文化遗物及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10（3），1991年。 （13）（14）（15）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7）：577?35。 （16）韩康信：《广西柳城发现新石器》，《考古》1964（11）， （17）覃骏、卢成英：《广西柳江发现新石器》，考古1965（6）。

（19）杨群：《广西柳州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资料丛刊》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广西文物》1991年（3），29?35。

（21）漆招进：《桂东北漓江流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及其与周边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史前研究》2000年刊，101?108。 （22）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考古十年》，《文物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26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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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江—红水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及其渊源

（23）曹泽田：《中国西南史前石器工业的特征与传统》，《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135?141。

（24）张森水：《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纪念头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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