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余华作品的暴力写作1

浅论余华作品的暴力写作

摘 要：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上，余华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其早期创作中最具特色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他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暴力描写，其独特的暴力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文学现象之一。本文将从余华转型期前创作的一系列“暴力小说”等作品文本中解读其叙述中呈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暴力，并对其暴力叙述背后的原因以及暴力叙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作出一些探讨。

关键词：暴力写作；暴力解读；暴力探因。

《辞海》将“暴力”定义为：1、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力量；2、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1] 现如今，暴力入侵到文学中已不鲜见，余华前期的某些作品即是一例。其作品中的“暴力与死亡”仿佛一朵浓艳刺目的“恶之花”，开在文学这个争奇斗艳的大花园里。

余华是中国早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一般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从1983年到1985年，这三年是余华的初创阶段,主要作品有《第一宿舍》、《星星》等；1986年到1989年，是余华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期间他创作发表了一大批震撼文坛的先锋小说，包括《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等，以此确立了在中国文坛的先锋地位。1990年到1995年是余华创作的成熟阶段，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本文所论述到的暴力叙述作品集中在余华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尤以《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黄昏里的男孩》等几篇作品突出。

一、“冷峻”——余华的暴力写作的情感态度

以“冷峻”这一姿态出现的暴力在余华的小说中是分布最广的。从演绎两对兄弟相互残杀与死亡的《现实一种》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往事与惩罚》等文本里，余华以令人难以承担的压抑沉郁连绵不断地述写着死亡，而且往往是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作者在这些死亡中间却保持着罕见的冷静与淡漠，于是，“在一般作品里面涉及正常死亡的感伤情怀与宣泄，净化、美化的积极能往往不会出现在余华作品里。余华看重的是源于医学体验的关于死亡的‘非理性’特征：

人对于自身存在的不可把握。”[2]

《现实一种》可以说是余华暴力小说的典范。小说写兄弟间丧失人性的连环报复，轮回杀戮，从小孩们的无意伤害到大人们的有意的互相残杀。故事发生在山冈与山峰两兄弟间，山冈4岁的无知小儿皮皮抱着堂弟——一个婴儿晒太阳，不留神摔死了堂弟，婴儿的父亲山峰实施残忍的报复性攻击，踢死侄儿皮皮。变态的山冈处心积虑地虐杀山峰，将山峰绑在树上，往他的脚底涂烧烂的肉骨头，让小狗舔他的脚底，致使山峰狂笑而死，山冈被枪决。山峰妻子冒充山冈之妻，将山冈的尸体献给国家，使山冈死后尸体被肢解，达到了进一步报复的目的。在这个有关报复的残忍的小说里，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笑死人”的暴力游戏：山冈通过给山峰脚底涂肉汤让小狗添食而致使山峰“狂笑而死”。余华不善于写对打，他的作品中没有武侠小说那种如火如荼的打斗描写，余华善于描写的是一个行动自由的人对另一个被束缚住手脚毫无招架之力的人的施暴，或者是一个发育健全的人对一个柔弱孩童的施暴（如山峰踢死4岁的皮皮）。作者冷漠地讲叙着个故事，用毫无情感色彩的文字组织着这个“死亡游戏”。从其字里行间，我们无法看到丝毫作者感情与批判立场的介入，余华仿佛一台高清晰多视角拍摄的摄像机，把故事的全过程准确无误地摄录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最能凸显其暴力叙述的冷峻面的则属医生解剖瓜分山冈尸体这一段描写：“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冈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冈两条胳膊的皮了。??口腔科医生用手术剪刀将山冈的脸和嘴剪得稀烂后，上额骨和下额骨全部出现。”[3]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在余华冷峻而几近淡漠的叙述下将暴力展露到极致。

在“冷峻”的外衣包裹下，余华孜孜不倦地描写着暴力，然而在余华的小说中，暴力的施行着与受害者往往绝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如果说“冷峻”是余华暴力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质，“暴力无意识”则是在其基础上的一种延续与另一表征。余华的小说中出现了两个疯子，一个是《一九八六》中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一个是《河边的错误》中的杀人者疯子。“疯子”这一意象就其本身而言不具备理智的意识。无意识的疯子所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就相应地处于了无意识状态。

二、“暴力的悖论”——余华对暴力写作的思考

余华小说中对暴力悖论的思考则集中体现在《河边的错误》一篇。河边的杀人惨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工程师许亮因为第一个看到被害者人头而成了两起谋杀案的重要嫌疑人，稀里糊涂地自杀了。然而事实却让人们大吃一惊：河边的杀人者原来是疯子，他的杀人毫无动机可言。被疯子愚弄了两年多的公安局刑警队长马哲恼怒至极，亲手枪杀了疯子。疯子杀人无罪，执法者故意杀人有罪。马哲枪杀疯子，当然也是一种暴力行为，但他却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一方面马哲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是一个权力体制内的人物，代表着某种义务与职责。另一方面用一般的伦理道德来衡量，这种“暴力”可以被认为是为民除害的“善行”，整个过程中，马哲枪杀一个人这个暴力行为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发生了变化的只是文化权利和科学对暴力的不同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暴力与权力相结合的时候，暴力本身便陷入了一种自我悖论。

余华也在有意无意地为暴力辩护。这种辩护也无形中完成了暴力的悖论。《黄昏里的男孩》一篇中：一个小男孩饥饿至极，偷了水果摊上的一只苹果，摊贩孙福抓住小男孩，当众残酷地惩罚他，不仅扭断了男孩的手指，还逼他当街自我羞辱。人性恶在这里被揭示的淋漓尽致，人和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孙福对男孩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我这辈子最恨的的就是小偷”[4]“我也是为他好”。[4]这样以道德的维护者出现的孙福对男孩实施的不道德就被合理合法化了，包括看众在内也不自觉地站到了孙福的立场上，一起对“破坏道德”的男孩施以“道德”的酷罚。正当我们为孙福的暴力痛斥不已时，作者却站出来开始为孙福的暴力行径辩解：造成孙福如此的是因为他自身也遭遇的悲剧——溺水身亡，妻子与他人私奔。如此一来，不仅暴力在孙福那里被其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合理化了，同样在余华笔下也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被原谅的行为。或许正是暴力的悖论性让暴力的存在成为一种永久性。

三、余华的暴力写作的原因探究

余华对暴力可谓情有独钟。关于这其中的原因，洪治纲在《苦难的救赎》一文中概括的较为全面。“倘若要细究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创作缘由，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不可忽略：阅读视野；童年生活；工作经历。它们像三条不同的道路??然而在这种人性的潜在欲望上交汇在一起，由是形成了异常壮观而又残忍

无比的暴力叙事。”[5]

这里提及的“阅读视野”主要指的卡夫卡，余华在《我的文学道路》中曾这样写道：“我要感谢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至今我还是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当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然后又窒息了我的才华时，卡夫卡出现了，他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

[6]

对于第二点“童年生活”是为大多数评论者所认同的观点，在余华几篇自述中

也可以找到佐证。例如《我能否相信自己》“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的后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7]至于工作经历对余华写作的影响，在同一篇中余华也有提及：“我觉得拔牙这个工作对我写小说影响很大，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前期的小说的血腥气比较重，也与那个有点关系。而且，当了牙医之后，我还曾经去继续那个血淋淋的事业。”[7]

事实上，作家的生活体验只是暴力小说写作的表层原因，其根本动力源于本质上的人性恶及其作品所产生的时代对文学“审丑”的需要。

余华的暴力写作是人性恶的一种体现。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性善论”和“性恶论”的问题，作为一种思想的动物，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善与恶共存于人性深处。余华正是看到了人性恶的阴影，“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7]在余华看来，人性中有关暴力与死亡的部分才是最为真实的体现，只有剥离了现实世界种种虚妄的表面伪饰，才能抵达真实的彼岸。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这样阐述自己的真实观：“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地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装饰。”[8]在他那里，暴力与死亡是这一时期他在文学作品中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指证，也是他在取得对人性的初步的认识后做出的大胆反叛。

另外，探求余华小说中暴力叙述的原因不能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考虑。这一时期的“暴力小说系列”集中写作于1986-1989年之间，这几年正是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阶段。此时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浸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蓬勃发展着。在经济利益以及市场需求下，文学也逐渐抛开高贵神秘的面纱，融入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之中。董小玉的《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一文中列举了先锋小说的种种“审丑的范式”，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对暴力、流血场面情有独钟的展示”，[10]可以认为是对余华小说的指认。毋庸置疑，先锋作家的审丑与商品经济不无联系。“社会的世俗化使丑的表现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独立性。一方面，丑的描写是人的感性解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丑的展览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尤其是对畸趣奇怪的需要，因而能产生特殊的商业效果。”[9]余华以鲜血和死亡刺激了读者的目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纷繁芜杂的文坛上占取了一席之地，他的选择是比较成功的。暴力写作既帮余华完成了特色化的自我叙述风格，又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名利收益。

四、结语

九十年代后，余华渐渐疏离了暴力先锋写作，转入创作的成熟阶段。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篇经典长篇为代表，余华逐渐完成了自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和调整。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时代和文学发展的潮流相关，一方面与先锋作家自身的局限性相关。“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文学潮流的日益淡化，大众文学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引领时尚的宠儿，相反，先锋小说由于解构的本质特点及纯文本的实验性倾向等自身局限，其创作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如此窘境迫使先锋作家努力寻找自救之路，转变已是势所必然??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先锋文学自身发展和作者个人寻求突破的需要。”[11]

然而，转变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在余华后期的作品中，“苦难”与“温情”成为小说的另一组关键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造成人物苦难生存现状的本源仍旧是“暴力”，只是暴力此刻已转化为无形的存在，潜藏在社会、生活规则之中，主宰着人物的命运。

当我们将暴力小说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评价时，其价值在于暴力小说

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写作一起，开辟了八十年代文学阅读的新视野，拓展了一代人的思考评论空间。余华小说里的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更成为这个世界基本现实的一种指证，这在当代文学的意义是非凡的。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3981.

[2]李良.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2008（2）：69.

[3]余华.现实一种[M]//余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2）：191-192 [4]余华.黄昏里的男孩[M]//余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2)：36-37.

[5]洪治纲.苦难的救赎[M]//余华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2)：4.

[6]余华.我的文学道路[C]//林建法，徐连源主编.当代作家面面观.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7.

[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8]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05）：45-46

[9]董小玉.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J].文艺研究，2000（06）：27. [10]刘小新.审丑[C]//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09）.

[11]冯勤.非议中的坚守——从叙述立场几度转变看余华小说的先锋本质[J].当代文坛，2007（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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