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

漫议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

麦 耘

（广东省广州市 中山大学中文系 510275 E-mail: hssmaiy@zsu.edu.cn）

历史音韵研究的方法，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宏观的方法，如文献考据法、历史比较法，以及现在一些先生正在提倡的历史层次比较法等；一个层次是一些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方法。本文准备讨论的都属于后一个层次的内容；这不是全面的论述，只是对某几种方法作一些评介，同时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大家思考，以便共同促成方法上的改进。

1．系统参照

当面对一种新材料时，以学界同人都熟悉的、或公认在语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音韵系统作为参照系，与新材料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这是很常用的方法。如研究唐代某种注音材料时，以《广韵》或《切韵》为参照系，研究元代某种押韵材料时，以《中原音韵》为参照系，等等。

这种方法最好的地方在于可以为研究对象在语音史上定出一个坐标位置。对于一些数量不多而零散、难于运用其他方法（如系联法、统计法）的材料，系统参照法可能是唯一的研究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最容易出毛病的地方，是研究者的思路有时会不自觉地被参照系的特性所束缚，而忽视了研究对象不同于参照系的特性。举例说，在中古后期的反切和押韵中,《广韵》流摄的“部、浮、妇、富”等字与遇摄字频繁相通 (它们同时也与流摄字相通)，我们根据今音可以判断是流摄一部分唇音字发生了变化，并推断有一字两读的过渡阶段。但假定没有今音可作凭依，不是很容易误以为整个流摄与遇摄相通么？因为流摄字在中古前期是一个整体，这会造成我们的定向思维，总觉得应该把它一直看作是一个整体。

在研究中，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比方说，在某注音材料中，A韵字常常作B韵字的切下字，研究者不难简单地推论A、B两韵合流。然而很少人会问：这是部分字合流还是全韵合流？与B韵相通的A韵字跟其他A韵字是否也相通？有没有一字两读的可能？近年看到一些研究中古注音材料的论著，几乎都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早年黄淬伯（1930）研究慧琳音，就很注意，例如他把仙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跟先韵合流，一部分跟元韵合流，而没有把三个韵囫囵混一块儿。朱晓农（1989）研究北宋词韵，把元韵唇音字抽出单独统计，也是考虑到这些字在当时的特点。

从中古音上推上古音，也是一种系统参照法。早期的古音研究者以《广韵》为研究出发点，看见《广韵》甲韵字在《诗经》里与乙韵字相押，而乙韵也有字与丙韵字相押，就把这三韵合并为上古的一部。到清初顾炎武提倡“离析唐韵”，做法便有不同：要是甲韵与乙韵的一部分字相押，而乙韵的另一部分字与丙韵相押，而甲、丙两韵的关系并不密切的话，就可以把它们分为两部，乙韵的两部分字各居一部，而不必把乙韵作一个整体来处理。这实际上是明确认识到《广韵》的系统性与上古韵部的系统性的差异。这在今天很好理解，在当时却是一大进步。

从《诗经》韵部系统出发看更早时代的语音，也有这个问题。郭锡良（1988）研究甲骨文的材料，把材料摆进《诗经》韵部里，分析其等第开合，然后直接得出结论。这无异于在研究之前就设定一个前提：殷代的韵部系统跟《诗经》的韵部系统是一致的。然而这本来正是需要通过研究来加以考订的。其实，甲骨文材料跟《诗经》材料不同之处有不少，例如东部“雝”字和侵（冬）部“宫”字在甲骨文中的关系，于省吾 (1962) 早就讨论过了。我们要么对有关韵部在殷代音系中的地位重新考虑，要么调整有关字的归属。再如“侮”在《诗经》押入侯部，而分析甲骨文的谐声系统就只能按其“每”声归在之部。又如“媟”

从“枼 (葉)”声，应归葉部而非月部 (联系到金文“枼”从“世”声、且假为“世”等情况，知《诗经》韵系的月部中所有的“世”声、“枼”声字在早期均当归葉部)，等等。研究古文字谐声系统固然要拿《诗经》韵系作参照系，但要想让研究紧扣古文字材料的系统特点，像“离析唐韵”那样“离析《诗经》韵系”是必要的。

上古节首 ① 研究也有同样的问题。从中古节首系统直接上推上古节首系统，常会使结论与材料扞格。例如中古章组，若按钱大昕之说整个地归到上古舌音，就使“支”作群母“技”的声符、“枢”以溪母“区”为声符这类现象得不到解释；与此平行，日母按章太炎说都归泥母，也会出现“熱”从疑母“埶 (藝)”声这样的异例。显然，章组和日母在上古分舌音和牙音两支。这提醒我们，研究上古节首也要对中古节首进行离析，要认识到上古节首具有与中古节首不同的系统性。

要避免上述毛病，就要有意识地注意参照系与研究对象的不同的系统特性。至少，尝试“离析参照系”，看来是运用系统参照法时一道不能越过的程序。

2．统计

传统的研究在摆材料时，是“例举法”，列一些例子便可作为证明。不过,“例不十，法不立”的说法已经表现出一点数量观念了——只是还不能算是统计观念。

随着语言研究向科学化方向的迈进，统计法的运用渐渐成为趋势。事实上，有些课题不用统计就无法理清材料。例如《切韵》的重纽两类之别，固然常常跟反切下字有关，但有时候又靠反切上字区分，如单纯系联反切下字，就每每把两类串在一起，只有统计数字才能说明反切下字的分组趋向。

最简易的统计是算术统计——点数和算简单比例。跟不作统计相比，这也是很见好处的方法。像《切韵》的泥母和娘母，系联反切上字能系联在一块，而邵荣芬（1982）和麦耘（1991）只用点数，就证明它们是可以分开的。

但算术统计的缺陷很明显，主要是有时缺乏判断的标准。周祖庠（2001）研究《篆隶万象名义》，说两韵或两母混切在5%以下的算分开，10%以上算混合，在两者之间的再作具体分析。这个5%、10%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就说不清，至于对5%到10%之间的处置就更没有标准可言。对算术统计的缺陷，朱晓农（1989）有中肯的讨论。

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上的统计是数理统计。数理统计可以细分为古典概率统计和现代数理统计。最早运用古典概率统计方法于历史音韵研究的，是陆志韦（1939）讨论《广韵》声类。他在研究上古音时运用的一个几遇数公式（见陆志韦1947第十三章）到后来比较有影响，管燮初（1982）研究上古音、麦耘（1992）研究重纽、李玉（1994）研究秦汉简帛音韵、郑林啸（2002）研究《篆隶万象名义》声母都运用了这个公式。黎新第（1990）证明古清入字在元曲中用同上声字，虽然主要仍用百分比，实亦有古典概率的运用。麦耘 (2002a) 证明朱翱音有?韵母，也用到古典概率统计。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数理统计方法也进入了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领域。朱晓农 (1982，后经修改正式出版，即朱晓农1989) 用一组公式，包括T分布假设检验来研究北宋中原词人的押韵。白一平 (Baxter 1985) 研究上古幽部内部的押韵情况，用的是χ2分布假设检验。麦耘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策划把朱氏和白氏的公式编成了电脑软件，以便于学界同人使用，并用它们分析了隋代的押韵材料 (麦耘1999和2002b)。金恩柱 (1998)、刘修海（2001）和张建坤（2002）用朱氏的公式分别研究了唐代墓志铭、元代散曲和清代子弟书的用韵。戴军平（2003）用朱氏和白氏公式研究了魏晋诗文用韵。白一平（Baxter 1992）又在对《诗经》整个押韵系统的研究中运用了两点分布等统计方法。李书娴（2003）在朱氏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聚类分析方法来研究古代押韵。陆致极（1992）则用相关系数分析来研究《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与现代各方言节首系统的关系，以帮助确定中古知照组在《中原音韵》是一套还是两套。

数理统计的判断标准有数学上的理据，根据计算结果所下的判断，其基础之坚实，与凭直觉或经验所作的判断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更重要的是，数理统计可以在相当细腻的地方展现其作用。譬如押韵统计，一般的归纳韵脚只能分出韵部 (辙)，一部之内是否还能细分，常常是看不出的。数理统计就能。这实际上是对“同一韵部的字一定 ①

本文的“节首”等于一般所说的“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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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主要元音”的观点的严重挑战，因为既然一部中还能再分，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主要元音有别。当然，对“一部一元音”说应该怎样看，还可以讨论，至少数理统计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有数学理据为后盾的思路。

但是，并非用了统计方法就能得到可靠的研究结论，因为还有一些因素需要考虑： （1）统计数据是如何获得的？

举押韵材料为例。朱晓农和白一平的统计单位“韵次/韵对”，是指相邻韵脚的相押关系（即把3个以上韵脚的押韵过程视为一种“马尔可夫过程”)。这比以前拿“韵段”作统计单位当然要好许多许多了。但麦耘（2002b）提出：把同韵段而不相邻的韵脚之间的关系完全排除在外是否合适？朱晓农在与笔者的私人通信中设想，可以把一个韵段中的所有韵脚视为一个组合，每一个韵脚之间都算一个韵次。按原来的点算法，一个包含N个韵脚的韵段有N-1韵次，而按这个点算法，就有 (N-1)! 韵次。朱晓农说：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是加大了统计量，这对我们的统计来说求之不得。其次把韵脚们看成了一个整体，这也应该是诗歌的美学要求。”根据这样获得的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跟原来的结果有没有差距，如果有，又当如何看待，仍有待实际操作后才能有话可说。笔者直观地想到的是：这样就是把相邻的与不相邻的韵脚之间的关系同等看待。有没有必要、以及能不能作不同看待呢？诸如此类，都属于统计学上的“取样问题”，是很基本的问题。

数据的加权问题也需要考虑。陆致极（1992）利用的是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汉语方言字音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又是根据的北大中文系1989)。可是每个字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字在不同方言中的信息量也不一样。理想的做法是按不同情况作加权处理。不过要在字音数据库中做到这一条，由于影响因素太复杂，技术上也难处理。但在大的方面考虑权重关系是否比较好做呢，如在节首、韵母、声调之间？押韵统计其实也有相似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随着统计方法日益广泛使用，加权问题恐怕是绕不开的。

（2）统计算法是否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

统计学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算法基本上是现成的，但不同的问题，可能要用不同的算法；有时不同的算法都可以用，但结果可能会有差异。例如用T检验跟用χ2 检验算押韵问题，结果有时就不同（见麦耘2002b)。其实朱晓农和白一平在理论预期频数的算法上就已经不完全一样了。

同一算法用于不同问题时，具体用起来可能又会不同。如陆志韦（1947）在运用他的公式研究上古音时，算出的实际相逢数对几遇数的倍数，仅是作关系疏密判断时的相对依据；而郑林啸（2002）用这个公式研究中古声母，则拿这倍数作音类分合的标准，以2倍作为临界值。她的做法是否需要再证明？随着将来越来越多的统计算法被用到的时候，这一类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3）对统计结果能作经验性的验证吗？

数理统计有数学理据的基础，可是应用统计学上也常常强调经验性的验证。笔者曾设想用现代押韵材料对几种押韵统计方法进行验证。例如现代普通话中 [ an ] 和 [ jεn ] 是押韵的。可以用上述方法来看看，它们之间有没有界划？如果有，说明这些方法可以精细到分出音值的不同 (能区别 [ a ] 韵腹跟 [ ε ] 韵腹)；如果看不出，说明顶多只可以区分音位。笔者曾指导学生用北京、河北、东北现代民歌的押韵材料做过一个小规模的验证，结果 [ i ] 跟? [ ? / ? ] 分得开，而 [ i ] 跟 [ y ] 却不能分，用朱氏或白氏算法都一样。这到底说明这些算法不够好，还是说明 [ i ] 和 [ y ] 的韵腹其实是同一音位、只是介音有别，如同薛凤生（1986）所说？这个验证规模太小，还不可靠，以后要做大规模的。

（4）如何从统计结果看出它的物理意义？

数字是抽象的，它代表的物理意义是具体的。对于历史音韵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来说，统计结果的物理意义就是语音史上的事实。能不能正确地把数字中蕴藏的信息还原为事实，是个不易把握的问题 (至于事实的信息是否都在数字中，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常会碰到互相矛盾的数字，如朱晓农（1989:66）就发现宋词韵中文韵牙喉音及欣韵的地位很难定。有时候问题出在计算结果与研究者的知识系统不符，例如麦耘（2002b）用白氏算法得到没、月两韵相混的结果而存疑，不敢作判断，一是觉得难以从语音史角度解释，二是跟阳声韵魂、元互别不平行。此外如对不同的问题该定多大的α值 (显著水平)、接近临界值的数字应作什么样的附加判断等，都需要有一些规范。

总之，发展统计、尤其是数理统计在历史音韵研究中的运用，大有可为，方法上则须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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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位分析

高本汉是不讲音位的。他构拟的上古、中古汉语音系都有多达十五、六个韵腹元音，介音系统也相当繁复 (Karlgren 1915-1926,1954)。董同龢（1944）的上古元音更多达20个。

王力个元音。他虽没明确说，但实际上就是音位化的构拟。一个大问题是，他的《切韵》拟音仍是类似高本汉那样的非音位化体系，结果造成简明与庞杂的奇怪衔接②。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较早在上古音构拟中明确提出音位观念，他拟了5个元音，但各分长短。周法高（1969）只用3个元音构拟了他的上古音系，而韵尾系统很繁富。

李方桂（1971）和张琨（Chang 1972）构拟上古音都只用了有数的几个元音。李方桂也有与王力（1957）相同的问题。而张琨认为《切韵》是复合音系，构拟《诗经》音无须一一与之对应。

郑张尚芳（1982）用6个元音（各分长短)、麦耘（1995a）用7个元音，都是音位化的构拟。

中古音方面，马丁（Martin 1953，本文转引自周法高1954）作了非常音位化的、比高本汉的体系要简单得多的构拟。不过他并未能区分《切韵》所有的韵母，也未区分重纽。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和周法高（1968）分别构拟了11个元音（包括后带韵尾的复合元音）和10个元音，但前者由介音区别重纽，而后者用元音区别。

郑张尚芳（1987）的《切韵》构拟用介音区别重纽，尤其有特色的是二等韵有独特的介音。韵腹元音12个（但实可合并为8个)。麦耘（1992, 1995d）的中古介音系统近似郑张尚芳，元音则是7个。余廼永（1993）也提出7元音的构拟。黄笑山（2002）全面讨论了《切韵》元音的音位化构拟问题，指出如不考虑二等韵介音，可以9个元音区分《切韵》各韵；引入二等韵介音之说，则7元音即可；若庚三与阳韵的对立能妥善处理，元音数目还可以减少至6个。

中古节首方面，陆志韦（1939）分51类，是不考虑音位的。凡作音位合并的各家，基本上都是三十多个。唯麦耘（1994b）把一些节首的音色看作介音带来的羡余成分，即以介音区别一部分节首，遂将节首归并为28个。麦耘的系统是目前《切韵》构拟中韵腹元音数目最少、节首数目也最少的系统，而介音就相应地承担了很重的区别功能。

薛凤生一向强调音位概念，他以3个元音为现代北京音建构音位系统，上推《中原音韵》和等韵音系是4个元音，《切韵》音系7个元音（Hsueh 1957，薛1985,1986,1996)。

下面试着把笔者在这方面的几点感受拿出来讨论一下。

（1）在音值构拟的基础上作音位分析，通过音位分析检验音值构拟。

音位分析须以音值构拟为基础，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正如要对现代要对某个音系作音位分析，先得把音值调查清楚。但有些音位化构拟对此未充分考虑。如马丁拟《切韵》江韵为εng、清韵为iεng、而庚韵为ang, iang时，就未先考察清楚这3韵之间的远近关系。薛凤生（1996）拟《切韵》支韵为 /yey, ywey/、齐韵为 /ey, wey/，微韵为 /yoy, ywoy/、咍灰韵为 /oy, woy/，但在隋代诗文中，支与齐从不通押，微与咍灰几乎没有通押的例子 (见麦耘1999)，仅以止、蟹两摄“隐然有互补之势”并不构成如此构拟的理由。

出现这类问题，恐怕是为迁就既定的体系或观念。李方桂（1971:27）把“上古同一韵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种主要元音”作为“一个严格的假设”，说:“我们必须先看是否有一个简单的元音系统可以解释押韵现象，是否可以用些简单的演变的条例把中古的韵母系统解释出来。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必再假设什么长短、松紧的区别了。”他的假设一方面基于“《诗经》的韵是天籁”(李1971:28）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也显然受音位分析中的求简原则的影响。笔者以为这种未进行音值构拟就先作出“严格的假设”的做法跟前述基本原则是不相符的。

但是，音位分析也并非仅仅是拿音值构拟归纳为音位而已，因为通过音位分析还可以看看原来构拟的音值是否合适，以及有没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一个很旧的例子是，高本汉拟上古定母为d?，喻四为d，可是在其他发音部位上并无浊音送气与不送气的音位对立，只有这里有，系统太不整齐，所以后来大家都不接受。

再一个例子：董同龢（1944）为解释上古晓母与明母的关系，构拟了节首m? 。李方桂（1971）把这节首写作hm，又沿这思路，构拟出hng和hn，发现了鼻音字与其他节首字的一条通转渠道，从而发现了 ② 他在晚年（王1985）对《切韵》的分韵作了简并，这种情况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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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以前未发现的上古到中古节首发展的途径。雅洪托夫（Yakhotov 1960）则从另一角度，构拟出一套sm, sng, sn, sl复辅音节首来。这都是从音位系统的整齐性来看问题的结果。

说到系统的整齐性，就要谈到下面这一点了。 （2）构拟要考虑音位系统的整齐性。

音位是成系统的，古今都不应该例外。任何系统内各个成分都一定具有相当整齐的结构关系，构拟古代语音系统对此必须充分注意。一般来说，一种音位聚合越是抽象、覆盖面越广，就会越整齐。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介音系统就是2 × 2 = 4的格局（尽管四呼在韵母系统中的具体配置不那么整齐)：

非前部 前 部 非圆唇 开口呼 齐齿呼 圆 唇 合口呼 撮口呼 有关中古节首的著名的“舌齿音比例式”(Karlgren 1915-1926:32) 在细节上有不整齐之处 (齿音节首比舌音节首多)，但在语音特征上（发音部位与塞音/塞擦音的比对）非常整齐。下面把这个比例式展开，来谈谈上古舌音和齿音节首的构拟问题。把王力（1985）的上古舌齿音构拟加上介音，是这个样子：

舌 t- 端一 音 ?i?- 章三 齿 ts- 精一 tsi?- 精三 tsi- 精四 音 t?e- 庄二 t?i?- 庄三 te- 知二 ti?- 知三 ti- 端四 对于舌音，他先根据“古无舌上音”把中古的端、知组合并，再根据“古人多舌音”将章组也归为舌音。但章组与知三组位置上冲突，只好拟为相近的音。齿音方面，精、庄组的关系本来跟端、知组的关系平行，可是在三等韵里位置也冲突，所以对庄组也只能另拟 (王1985:20-21)。对舌音和齿音两处位置冲突，他各用一种办法来解决。这就造成在舌音与齿音的音位关系上，知三组单独与精三组相对，而知二组与庄二组互错，很不整齐。

李方桂（1971）的拟法是③：

舌 音 齿 音 t- 端一 tr- 知二 trj- 知三 tj- 章三 ti- 端四 ts- 精一 tsr- 庄二 tsrj- 庄三 tsj?- 精三 tsi- 精四 他解决位置冲突的办法是为三等韵拟两种介音。要强调的是，他把舌音与齿音相对应的位置上的冲突

用统一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且不说这个构拟对端组与章组、精组与庄组的关系能说明得更好，光看音位关系，它就比较整齐 (舌音知二三组与齿音庄二三组一一相对)。古音构拟的实质性任务，本来就主要地不在于认定具体音值，而在于透过对音值的构拟来表现音位关系。诚然，三等韵是否可以拟出两种介音，会有不同意见，但即使只给三等韵拟一种介音，从音位系统整齐性的角度考虑，也可以有别的拟法，譬如把王力的二、三等韵改为：

t?e- 知二 t?i?- 知三 tsi?- 精三 t?e 庄二 t?i?- 庄三 ti?- 章三 或者改为：

③ 李方桂为四等韵拟的i是元音不是介音，这里为进行比较，且作介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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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知二 ti?- 知三 t?i?- 章三 tse- 庄二 tsi?- 精三 t?i?- 庄三 都能达到整齐。不过第一种改法的问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章组脱离端组比知组要早 (李方桂的构拟就能解释得很好)。第二种，后代庄二组变了，精三组反而不变，说不清。构拟要能对语音发展作出解释。所

④

以这些构拟总不如李方桂的。

元音跟韵尾的配合问题上，郑张尚芳（1982）指出在李方桂的构拟中配合不平衡，是很中肯的批评。《诗经》韵系中 -?/k尾韵部特多，-n/t尾韵部少，-m/p尾韵部更少，如坚持一部一元音的假设，畸重畸轻是必然的。王力（1985）把他早年所拟的上古 -u/uk韵尾取消，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郑张尚芳主张上古一部可以不止一个元音，在他的构拟中（郑张1987），每一个元音几乎都与每一种韵尾配合，非常整齐。不过笔者以为尽量追求整齐也未必是最合适的。事实上语言系统也不总是非常整齐的，我们见到的活语言现象倒经常是在整齐中有不整齐。实际构拟中当整齐还是当不整齐，还要看材料。例如《诗经》幽、觉部没有相应的阳声 -?尾韵，就不必强配“终部”(一般所说的冬部)。材料显示这一部的字在当时还是是 -m尾，当归侵部。至如陈振寰（1986）和李葆嘉（1998:352）更设想立一个江部 (似乎想从东部中析出?）与宵、藥部配齐，就难免让人有为整齐而求整齐的感觉了。

如何看待音位系统的整齐与不整齐，并将此观念运用于古音构拟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重视介音在音系中的独特地位。

介音是汉语语音中很独特的一种音位，对古音中的介音的构拟可以影响整个音位系统的面貌。例如，诸家为二等韵字的上古音构拟某种介音（如王力的e、李方桂的r）就是上古元音系统简单化的重要原因。

李方桂（1971）的上古介音有4类 (合口不算)，其系统关系可以用如下比例式表示： ? : r = j : rj ? : j = r : rj

麦耘（1992,1995b,1995c）认为，这4类介音的格局（配上合口是8类）一直保持到《切韵》和等韵时代，甚至残存在《蒙古字韵》中，当然具体所辖的字不完全一样⑤。他简化《切韵》元音和节首，立足点就是对介音的构拟。

薛凤生所构拟的介音系统，从现代北京话上溯至《切韵》都是“开齐合撮”4类。他认为介音除用半元音 /y/ (= [ j ] ) 和 /w/ (以及它们相配合而成的 /yw/ ) 来区分“开合洪细”之外，难有更多的功能 (薛1996)。他跟麦耘是两个极端。

马丁和薛凤生有一点惹人注目地相同：前后圆展不同的高元音都用同一个音位（马丁写作 /*/，薛凤生写作 / ? /）来表示，而把它们的区别由不同的介音表现。如薛凤生的 /y? / = [ i ]，而 /w? / = [ u ]。

这些做法和观点的优劣，需要学界评判。不管评判的结果如何，都直接涉及介音构拟在语音史研究中的位置。

4．语音实验

语音实验本来是对活语音进行研究的手段。它之能够用来研究已经不存在的古代语音，是由于我们认定古代人的发音机理与现代人是一致的（这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支持)，而与声音有关的各种物理现象的性质当然更不受时代的限制。

麦耘（1996）尝试从音高曲拱影响节首发音方法的角度解释古全浊音在今音中分别变送气与不送气清音的原因，认为升调使送气成分易于保持。

朱晓农（2003）运用发音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证明在发浊塞音时，发音部位越靠前，就越容易发，因此g比b、d容易消失，而软化的gj由于发音部位前移，又比一般的g易于保存。由此可以解释中古汉语群母缺失、只剩三等韵字的现象。他还证明浊咝音在所有浊擦音中是最难发的。这就为上古汉语没有邪母 ④ 李方桂的两种三等韵介音不仅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还有其他作用，这里且不谈。 ⑤ 潘悟云（2000:89-90）的《切韵》介音系统也是保持此格局 (开口赅括合口)：

? : ? = i : ?i

? : i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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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古有的音系中从、邪母相混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发音学上的诠释。

最近承朱晓农下示，笔者读了他的两篇未发表的论文稿，也是运用语音实验的方法来讨论汉语语音史上的问题。其中一篇谈bj与d在声学图谱中的相似性，以解释汉越语中重纽四等唇音字读舌音的现象，并讨论中古汉语重纽四等介音的性质。这篇文章的意义已经超出它研究的问题本身，而更涉及了重纽现象的性质，乃至于与《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有关了。另一篇是讨论汉语语音史、包括方音史上的元音高化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元音链移、高元音裂化等问题。他试图用一种统一的规律来解释语音史上元音的各种变化。

引 用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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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燮初1982 《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载《中国语文》1982:1，北京 郭锡良1988 《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载《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黄淬伯1930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中研院史语所1931，北平

黄笑山2002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载《古汉语研究》总56，长沙 金恩柱1998 《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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