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_卜祥记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

卜祥记

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在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漫长进程中,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划分为区域研究与全局性研究,后者最典型的代表当数马克斯·韦伯、沃勒斯坦等人从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探讨;从资本主义起源的内外部动力机制的地位来看,又可以划分为以英国学者莫里斯·多布与R·H·希尔顿为代表的“内部起源说”和以保罗·斯威齐、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贸易根源”;从动力机制的基本性质来看,不论是“贸易根源说”还是“产权说”,都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桑巴特和韦伯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此外,从学科研究特点来看,史学界侧重于封建社会瓦解原因的分析,经济学界比较关注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而哲学界更多的则是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从与一定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所有制历史变迁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进行深层次的追问。

今天,我们再度审视这一课题,乃是由于:第一,在实证科学的层面上,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从来都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存在内在关联的。在“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生活运行根基的现时代,回顾与检讨“贸易根源说”、“文化说”、“产权说”等,对于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行政、司法等视角综合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机制,既有效推进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扩展,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又合理规避资本运行所导致的社会风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在哲学的层面上,回顾与检讨自古典经济学以降的有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历史追问,对我们本质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资本哲学本质及其当代性意义,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环节。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乃是历史哲学,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主干乃是资本哲学,它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历史的前提,借助于“自发分工”,从与一定的分工活动相适应的所有制的历史变迁出发,展开了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及其现实运转机制的深层次追问,并据此展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与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可能路经。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论是立足于经济

分析的“贸易根源说”和“产权说”,还是桑巴特和韦伯文化学视角

的分析,这些从属于同一个理论总问题的不同观点及其内在的互补性,不仅间接地展示了本质上作为“资本哲学”的马克思“历史哲学”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之历史追问的全面性与科学性,同时也为深化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本质上乃是资本哲学的研究,推进马克思资本哲学的理论创新,呈现马克思资本哲学的当代性意义,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贸易根源说

20世纪50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莫里斯·多布提出资本主义发生的“内部起源说”。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源于封建主剥削的加强和由之而引起的农民反抗斗争,从封建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的小土地所有者与小手工业者在城乡发展出资本主义,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与此不同,作为比利时史学家、“商业贸易说”代表人物亨利·皮朗的支持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则强调商业的作用,皮朗认为 :,由,而商业控制产业,尤其是大商人投资设厂转化为产业资本,才在资本主义产生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论”又为“贸易根源说”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布罗代尔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部地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 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性的城市网络。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7页。

20世纪后期,与“贸易根源说”思想相联系的主要学说有以珍妮·阿

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学说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经济史界出现了一种“经济全球化”思潮,试图用一种“非欧中心论”的模式对前近代的世界历史作出解读。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阿布—卢格霍德提出“13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概念。她认为:有8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13世纪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这8个相互联系的地区又被分成3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 (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槟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阿布—卢格霍德对古代史的全球化分析为贡德·弗兰克写作《白银资本》提供了灵感。在阿布—卢格霍德所研究的13世纪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弗兰克重新研究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1400—1800年)东西方贸易的结构和性质。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主要是世界贸易)实际上是“亚洲人的时代”。 作为一种从世界范围内解释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模式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是“贸易根源说”的当代拥趸。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沃勒斯坦从交换关系即从资本的流通来追问资本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

主义的起源,宏观地描述了16世纪以前以政治扩张手段而形成的政治性质的“世界性帝国”,被以西北欧为中心、以自然的经济互补为主导而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所取代的历史进程。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地产生的,西欧的远洋航行、地理扩张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跨国界的经济关系即国际贸易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最重要前提。同时,由于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出对世界经济的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的劳动的控制方式以及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发展出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自16世纪开始,形成了由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组成的相互依存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体系。

如果说自保罗·斯威齐以来的“贸易根源说”不过是亨利·皮朗 谢丰斋:《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西方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市场的研究(上)》,中国经济史论坛,/ytht/History_Museum/67/16.html。

基本观点的展开与演进,那么“贸易根源说”的总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打猎、游牧、农业和商业四个阶段,认为人由于自利的本性和喜好交易的禀赋而产生了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促进了城市的兴起,而城市的兴起又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实物交易变成货币交易;同时,封建农奴 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逐渐变成货币地租,使得农奴摆脱了对农奴主

的人身依附,以自由民身份更多地参与市场活动,极大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

商业贸易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确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如,则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贸,即如果,那么商业贸易的根源何在?当斯密把这一根源归结为人类的自利本性和喜好交易的禀赋时,作为商业贸易直接根源的“分工”环节则被遮蔽起来了。尽管斯密明确地提出了“分工”理论,但对于斯密来说,与其说“分工”是资本主义生成的经济根源,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在斯密那里,“分工”不是“交换”的前提,“交换”才是“分工的缘由”,“分工”和“专业化”不过是商业贸易的产物和推动力。这种由人类的自利本性和喜好交易的禀赋直接推论出“商业贸易”,并在“分工”与“交换”的关系中倒因为果的理论逻辑,使得斯密对于作为现代资本之前身的私有财产的来历丧失了追问的可能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这一论断, 其理论精义正在于此。当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把“自发分工”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发性历史根据,并根据“分工”的历史进展追溯了“所有制”的历史演进,揭示了“工业资本”不过是“分工”与“所有制”形式历史进展的必然产物的时候,“商业贸易”才在资本主义生成的动力机制中获得了恰当的历史定位,也才真正科学地诠释了资本主义的来历。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在本质上乃是对所有制的历史根源及其演进历史的追问。这也是我们历史地审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说”的重要视角。

二、文化说

“文化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关于“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0页。

化说”,我们应该注意两点:首先,就其理论关注点而言,与其说“文化说”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探讨。因此,态的生成史;其次表面化地理解为“宗教文化决定论”, 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并且,正是对这种相互适应关系的分析,使得“文化说”超越了它的字面意义而凸显出其内在的理论导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理性化的行政法律制度的根源何在?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较早地从企业家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入手探讨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问题。桑巴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既是一种技术组织形式,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态”。 所谓企业的精神,乃是“一种勇武的精神”,“一种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这种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静止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需要的经济的限制,并将人们驱入营利经济的漩涡中”,表现为“对金块的贪婪”和“对货币的热心”。 但是,仅有“企业家精神”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如果说“企业家精神”在于“征服与营利”,那么,“市民精神”则在于“秩序与保存”,而后者的现实表现则在于经济的合理性、计值意识、精于计算以及“勤勉、节制、节约、节俭和守约”。既有“企业精神”的征服进取意识,又有“市民精神”的理性计值观念和“勤勉、节制、节约、节俭和守约”意识,才共同成就了近代资本主义,因而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生发出来的。韦伯同样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桑巴特不同,第一,韦伯更多的是从正面强调企业家精神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因而他不同意桑巴特把“对金块的贪婪”和“对货币的热心”的“企业的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在韦伯看来,如果对金钱的贪欲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封建官僚、古罗马的贵族以及现代农民就都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因而,第二,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韦伯并不是像桑巴特那

[德]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5页。 [德]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2-215页。

样追溯到犹太教教义和信仰,而是归结于新教伦理(主要是加尔文主义和英国清教教义)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和为上帝积累财富的天知责任感———尽管在结果的意义上,它像犹太教教义一样都引导着人们成为“一部获利的机器”。

当桑巴特和韦伯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决不是简单化的“宗教文化决定论”。因为:

第一,企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精神并非互相依存的,而是“某种互相适应的关系”。韦伯指出,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资本来赢利,和不断购买生产资料来生产和出售产品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在传统社会中就已存在,它们显然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直接产物。只是当资本主义精神逐步形成并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断发生相互适应关系的过程中,才推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对此,韦伯明确指出:“这已得到如下这个历史事实的证明:一方面上述的心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表达;另一方面,企业又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到最合适的动力。” 第二,资本主义精神对人们的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但还必须“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由于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就已经存在,因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明确地界定了其研究课题的中心所在“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本身”,而是对“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不是在其他国家地区和其他时代早就存在的“主要是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尤其是获取劫掠品”的资本主义,而是“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并具有“独立性”的“工业组织”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徒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人们使自己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 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而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这种生活方式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 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的基础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资本主义,而其“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又一前提则是“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 。韦伯指出:“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 在这里,韦伯已经由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因素的追问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毫无疑问,在韦伯看来,这种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而“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又并非资本主义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根源。正如韦伯曾经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 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第三,手段,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约的资本主义,但是,绝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韦伯认为,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定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过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

不仅是西方近代所独有的,而且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的制度因素。

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文化说”似乎是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完全归因于源于不同宗教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内在地把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导向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之作用与起源的分析。然而,真正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则是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三、产权说

把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从文化之维进而导入制度之维,这乃是“文化说”的理论价值所在。“贸易根源说”不仅完全缺失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维度,而且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狭隘视角,因而制度维度的分析也还是潜在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外,“文化说”不仅最先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之维,而且最先明确指认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行政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以“产权说”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正是这一理论维度的历史张扬。

与“文化说”一样,“产权说”所要追问的实际上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起源,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源,或者再具体一 点,是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率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根源何在。当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完全忽视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科斯提出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核心范畴的“交易费用”概念,威廉姆森、诺思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把“制度”作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凸显出“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风俗等)、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法规和契约等)和强制性的实施机制等一系列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太原: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规则构成的。它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机制、保护个人自主领域、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使外部利益内在化、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中,有效的排他性“产权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正像诺思指出的那样:“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定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

排他性产权制度的建立,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或转变,,导致西方世界的兴?正是在这里,在,我们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由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关切过渡到对资本主义根源的最为直接的追问,这也

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最具有浓厚历史哲学色彩的地方———尽管新制

度经济学所说的“产权”制度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所有权”制度有所不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内,“产权”的外延远大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即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完整的产权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使用资源的权利、收益权———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可以享受从占有资源中获得各种受益的权利、让渡权———可以将占有权出售或转让给别人的权利。但是,对私有财产进行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则依然是产权的基本内涵。

在私有产权的起源问题上,德姆塞茨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在以18世纪初期加拿大东部印第安部落狩猎权的私有化为例所做的分析中,德姆塞茨揭示了由于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为此而付出的成本,因而私有产权就在这一地区出现了。私有产权的出现有效地避免了争夺稀缺资源的利益冲突和对资源的滥捕滥杀,抑制了人们通过分配性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性努力增加收益,实现了整个部落的净财富最大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应该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交易费用”、“资源稀缺”等理论对私有产权制度起源的分析,是对传统经济学所有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对于从所有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反思资本主义的起源具有重 [美]道格拉斯·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九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像“文化说”一样,其关注的理论焦点也并不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之源,而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之源,因而,尽管它充分张扬了“文化说”开始注意到但没有展开的制度分析之维,并把作为经济制度核心的产权安排作为确保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运作的前提条件,进而提出私有产权的起源这一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深层次课题,但对于这一私有产权的宏观历史变迁以及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如何衍生出资本主义形态的所有制和奠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则已经超出它的理论范围。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包括产权制度在内

的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机制的分析中,存在着一个理论倒置。在 诺思看来,在由于资源稀缺而来的产权规则和财产制度的建构机制中,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国家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为市场的参与者发明、设计、界定并实施产权制度和其他社会博弈规则。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正如韦森指出的那样:“欧洲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决非是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市场运行而设计出来。恰恰相反,与市场运行有关的法律制度恰恰是市场自己发展的一种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自发生成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工商业界人士和城市民众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等)并与各国君主王权争斗所争得来的一种结果。”

四、马克思历史哲学视域中的资本主义之源

纵观史学界与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讨论,他们各不相同却又内在关联的理论视角,意味着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追问本质上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之起源的分析。其中,以私有制或私有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起源又居于中心地位,而且这一追问也决不可以固执于某种单一的理论维度。本质地说来,作为一个多学科、多重理论维度相互交织的综合性课题,它乃是一个必须以史学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为根基,并立足于哲学的高度,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重视角给予宏观把握的历史哲学课题。因而,一方面,在透析史学与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须得再度回归哲学的视域,以求得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 面,我们还需借鉴史学与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去反观马克思历史哲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学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多重视角的历史追问,以求得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新的解读,彰显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性意义。

,反观马克思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最为直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起源的重大历史课题。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到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流派,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之源,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之源。因此,除了“贸易根源说”尚比较贴近研究主题的本意之外,作为“文化说”与“产权说”核心话语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如何生成的历史,而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走向兴起的动力机制。此外,即便“贸易根源说”更切合资本主义起源的主旨,我们却也必须看到,从亚当·斯密到布罗代尔,从弗兰克到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也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更为关心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机。

因此,在整个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内,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前身的私有制的本质来历是一个被遮蔽了话题。尽管正是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论证了“分工”理论,而“分工”恰恰是揭示私有制来历的本质环节,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分工”不过是资本主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而已;而当现代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流派开始正视私有产权制度的时候,他们则已经失去了对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曾经具有的———尽管还是粗糙的,甚至带有猜测的成分———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探讨的理论兴趣。对于科斯与诺思而言,产权制度的核心价值乃在于它是确保有效的经济组织运作的前提。因此,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话题,并提出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但是真正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进行直接而全面深刻追问的依然只有作为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完整理论整体的马克思历史哲学。这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在一开始就超越了史学、经济学的狭隘视角,而立足于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分不开的。

其次,与史学、经济学狭隘的理论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追问立足于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起源及其现实运转机制的探索,绝非单纯的经济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它乃是哲学批

判的理论延伸,并从属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构建。 从理论逻辑上来看,要澄清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必须回答私有

财产制度的本质来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之所 以能够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先验立场,提出私有财产制度的起源,并得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以及私有财产不过是“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这一重要论断, 正是依托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对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的改造;当马克思进而要去探索作为私有财产制度根源的异化劳动何以发生的根据时,这一问题已经真正变成了一个历史哲学课题,因为它本质上所要解决的乃是作为人类历史现实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即“劳动”,由于何种原因而瓦解为“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制度,并随着私有财产制度的历史演进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而言,对资本主义本质来历的追问不仅已经变成历史哲学的课题,即必须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而且对资本主义本质来历的追问也已经逻辑地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聚焦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资本哲学,它乃是围绕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现实运转机制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历史必然性等核心问题所展开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

再次,立足于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宽广的理论视域,并综合性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其基本理论框架由以下主要理论要素构成:

第一,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首先必须表,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 因此,要真正展开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就必须超越国民经济学所“虚构的原始状态”以及由这一原始状态而来的对“当的经济事实”的直观描述, 澄清“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1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8页。

动”的本质。正是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积极成果,即对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所抓住的“劳动的本质”的改造,为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高度和理论基点。也正是借助于这个透视“当前的经济事实”的哲学烛光,马克思澄清了国民经济学理论视野中的异化的经济事实的现象学实情,即“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正是立足于对“劳动”本质的现象学还原,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内在逻辑,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据此,马克思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 由于对私有财产本质来历的这一重要发现,马克思首次提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重大历史课题: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

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我们认为,这一展开既是国民经济学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理论体系的展开,也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展开。而就资本主义的历史展开,即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言,马克思还面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既然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而私有财产又根源于异化劳动,那么,异化劳动的根据何在?只有本质地解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才能呈现西方资本主义之作为私有财产制度演进之必然产物的历史。当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1-1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1-102页。

在理论起点上把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归结为对私有财产关系之本质来历的说明时,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分析思路的端倪。但是,在对私有财产制度何以产生的根源上,新制度经济学却走着一条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交易费用”理论,从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分析私有产权制度的起源。这一思路乃是从交换流通领域说明私有产权制度的来历。而马克 思则是从生产领域出发,把私有财产的根源归之于“分工”。这一差异是与马克思追问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哲学的宏观视野分不开的。 第二,“分工”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发性历史根据。

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未解决的理论困惑———“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这是一步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感性活动”与作为当下“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之间搭建起历史的桥梁。为此,马克思首先必得为“分工”构建出一个历史性前提;或者说“分工”理论的创立,同时就意味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初步奠基,进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呈现,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走向成熟的作为人类历史前提和人类生存根基的“感性活动”,空前巩固地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成为“资本原则”的现实根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创立的“分工”理论则直接地回答了“异化劳动”的根据;正是“分工”使得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发生了历史性的分裂,瓦解为“异化劳动”,即“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使得“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由于这一重要的理论发现,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的“私有制”的本质来历也历史地呈现出来:“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是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页。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异化劳动”的生成相适应的,必然是“感性交往方式”的瓦解,必然是异化的分裂的交往方式,即私有制关系的生成。伴随着“分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形式的进展,最终造成作为私有制之完成形式的现代资本关系的统治。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已经具有与亚当·斯密

完全不同的理论意义。它已经不仅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 更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追问资本主义本质来历的原发性历史根据;它也已经不再是斯密所理解的仅仅作为交换之需要的东西,而是交换关系的根据和缘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从属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宏观理论建树,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要理论环节。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历史哲学范畴,由于马克思所理解的“分工”直接地就意味着一定形式的“私有制”,这也就为新制度经济学对私有产权根源的诠释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发挥空间。这就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私有产权制度起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分析角度具有一定的可兼容性。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现代资本”是“分工”和“所有制”形式历史进展的必然产物。基于对私有制根源的如上基本分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与分工的一定历史形式相适应的、作为私有制现代形态的“工业资本”的诞生历程。他指出:“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 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后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5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9-60页。

“现代资本”的这一诞生历程,同时也是作为“所有制”关系进,在《德意志意识形工”、“商业和生产的分离”以及“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广泛社会分工”———相对应的所有制关系,即由“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等级资本”到“活动资本”与“现代资本”的历史进展,从而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和宏大的理论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正是在这一以人类社会的宏观演进作为追问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视域中,“城市”与“商业贸易”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推进作用才获得了其恰当的历史地位。这就意味着:“商业贸易”并不能独自成为资本主义的根源,商业贸易根源于“分工”以及由分工而来的“交换”关系的历史进展,并只有在“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 即“商业”与“生产”的“分离”发生以后,即在17—18世纪,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时,“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使得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的数量越来越少;而“商业”或“商业资本”的大发展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货币制度的发达———其中包括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贸易、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有价证券投机和各方面的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现———才使得“资本”不再与某种固定的劳动、具体的产品,而是与金银、纸币、有价证券等联系在一起,从而日益摆脱了它在“等级资本”中所体现出的“原始的自然的性质”,使得它作为抽象劳动积累的抽象本质暴露得更为清晰,使得“活动资本”之作为“资本一般”的抽象本质,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和无限追逐利润、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63页。

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的法令废除了,货币贸易、银行、国债和纸币产生了,股票投机、有价证券投机和各方面的投机倒把等现象出现了。这个时期的一般特点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发达。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原始的自然的性质。”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7页。

剩余价值的资本的一般本质就空前地凸显出来了。 然而,当“分工”进入由“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广泛的社会分工时期,由于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产业”开始反过来支配“商业”,“生产”开始支配“流通”,“产业资本”开始控制“商业资本”,它把所有的资本———“等级资本”和“活动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现代资本真正形成,资本主义诞生了。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生产与交换(流通)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有所不同,但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分析来看,决定资本主义起源的决非交换或商业贸易,而是具有一定的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生产活动。

第四,“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当桑巴特与韦伯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去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启迪着我们去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我们也的确看到,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因素给予充分的说明。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完全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因素。正如恩格斯在著名的“致布洛赫的信”(1890)中谈到的那样:“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然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面对的理论斗争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他们有必要更多地强调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去“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去论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何以“失去独立性的外观”。

对此,马克思依然是从“分工”,即“真实的分工”的角度给予说明的。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

;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意识才能摆脱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6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页。

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因此,在必须充分肯定“文化说”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追问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前提下,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已经本质地确立了给予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以恰当定位的基本原则———“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并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根源以及资本主义文化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本质,即“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总之,由于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因而他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追问更为全面而深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毋宁说,他只是为解决这一课题确立了不容忽视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借鉴当今史学与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新成果,推进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创新,呈现其当代性意义,才是合理对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科学态度。

(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26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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