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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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

作者：闫作雷

来源：《粤海风》2015年第06期

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很多以青年运动为先导，青年人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运动的走向，而且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中国“当代历史”（1949年到“新时期”初期）的特殊语境中，这一诉求和实践一般来说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左翼理论资源联系在一起，因此，青年思潮亦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部分。从1957年“百花时期”的反官僚主义作品以及北大“5·19”学生运动[1]到“文革”“新思潮”[2]，再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左翼革命的自反性逻辑贯穿于中国“当代历史”始终。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林林总总的民办刊物以及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一暗一明，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转轨和文学的转型。 一、民办刊物及其政治诉求

民办刊物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从1978年12月大量涌现开始到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通过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决定为止，一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事实上，1979年3月违禁民刊及部分刊物主持人被整肃后，很多民刊就已停刊了。民刊的涌现是受“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最初“实践派”为了巩固对“凡是派”的胜利，曾经默许其存在，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否定历史、批判现实的声音出现时，高层的态度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形势，按胡乔木的说法，非常像1957年“反右”前夕，各种“牛鬼蛇神”都“跳了出来”。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上，防右的主张占了上风，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后，个别极端者被抓捕。

然而，民刊主办者及其立场是相当复杂的，总体上看，“左”的倾向占大多数，因而以“自由斗士”来称谓这些刊物主办者、以“人权运动”来定位这次民间思潮不仅是片面的，毋宁说是南辕北辙的。对“新时期”现实的批判，一个重要武器乃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是“文革”中那些曾经提及且初步实践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平等的原则。这些刊物被取缔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统一的“自由主义”特征，而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民刊有“极左”倾向。

民刊是此前西单民主墙大字报（1978年11月中下旬大量出现）的自然延续。然而不仅大字报这一形式是来自“文革”，即使民办刊物也有着“文革”初期红卫兵战报的痕迹。另一显示二者历史联系的是，民办刊物主办者和作者的主体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大多在“文革”时期有过造反或上山下乡的经历[3]。他们主办的刊物除极少数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政治诉求外，绝大多数是“拿原始的马列主义去对抗官方的马列主义”。这类似于当年的激进造反派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阐释权的争夺，“文革”初期提及的“巴黎公社”原则仍是青年工人们批判现实的重要依据。后者仍内在于左翼思想文化内部，是其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的一部分，绝非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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