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养小案例

正确认识科学素养重要意义

1988年春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颁奖典礼也表达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忧。他在演讲中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则来治理，希望我们还能用法则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

当然，让这些科学家的“良知”最终处于“空转”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仅仅是供国家政府部门使唤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学家”而已，纵使才高八斗，经天纬地，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大科学时代”了，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研究科学史的人们或许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段时间，科学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说是“单干式的”。德国的科学家伦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专注地观察由阴极射线引起的奇怪现象，就连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子承父业，在偶然中发现了铀射线。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仪器观察，这才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镭。这个阶段的科学家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当居里夫妇在夜间看见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提炼出的镭发出美丽的幽光时，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每当有重大发现，总要放开喉咙高唱：“前进，基督的信徒们！”而且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掀起了波浪！”

奥本海默领导着整个团队完成了这场杜鲁门所盛赞的“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从而不仅验证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尽早结束战争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了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英雄。他被人们誉为“原子弹之父”。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国在太平洋蒂尼安岛上的空军基地朝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当原爆乍起，他想到了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祇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

奥本海默领导着整个团队完成了这场杜鲁门所盛赞的“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从而不仅验证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尽早结束战争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了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英雄。他被人们誉为“原子弹之父”。

然而，面对着成功和荣誉，奥本海默的心情是苦涩而复杂的。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也在于致善、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并增进人类福祉。 然而原子弹的研制，却很难与此目标一致，且包含着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当纳粹德国已经战败且已知其并不具备核能力。当现场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所展现的世界末日般情景时，科学家们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孽障一旦被他们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奥本海默本“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而在心中浮起了“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

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掷下以后，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气得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大叫“以后不要再带这家伙来见我了。无论怎么说，他不过只制造了原子弹，下令投弹的是我。”而面对记者，奥本海默则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所谓素质,本来含义是指有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生理学上所说的“遗传素质”,它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按此,定义素质为:当你将所学的一切知识与书本忘掉之后所剩下来的那种东西,想来就不无道理

文学艺术门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不同的“艺术语言”去发现去反映去展示生活之美，并由此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向往的激情与创造的动力。这种情感越珍贵，反响越普遍，越能够跨越时空、包括的社会范围越广泛，艺术作品就越优秀，艺术生命也就越长久。

科学门类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解释或者揭示大自然的奥秘与规律，并使之为人类服务，例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它们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结果表现为自然定律。人们对这种“自然定律”的阐述越简明、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得越广泛，科学道理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是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的，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是一种“人”的思维与脑力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从这一点来看，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创造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科学家李政道教授主编有一本大型画册《科学与艺术》，可以说是把科学与艺术联系起来研究的开山人。另一位诺贝尔得主杨振宁教授也是“科学与艺术论”的宣传与推广者。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但是，也由于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在认识世界的切入点上有所不同，科学家往往对文学家的作品提出反对性的批评意见；这就是科学家的“客观性”与文学艺术家的“形象思维”（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当然，有时候也是文学艺

术家、科学家囿于自身经历之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因为造物主太神奇了，造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有诗为证，且看：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杜甫：《望岳》）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苏轼：《春宵》）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韩愈：《初春小雨》）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苏轼：《花影》）

唐代的卢纶有一首著名的《塞下曲》：

月黑雁搞飞，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被啧啧称赞的，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中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看见这首诗后，认为这首诗存在“生活的不真实”问题。于是写了这样一首诗提出“质疑： “北方大雪时，雁群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华罗庚说的是一般气候现象引起的“雁南飞”。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华罗庚当时可能没有到过塞北；抑或到过，也没有象诗人这样对生活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因为文学艺术家是靠对生活不同现象的观察才能创新的。后来有一个叫刘宪康的先生在看了华罗庚的诗后即赋诗为卢纶辩护：“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这就是文学家艺术家长期广泛观察生活的深厚积累；这是科学家难于做到的。

大名鼎鼎的大诗人苏轼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有一天，他看见有人写诗说秋天菊花落叶了。于是立即写诗“纠正”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老苏被贬黄州做官，那年秋天，他在自己的园中就目睹暮秋菊花落叶了；原来，黄州的菊花与其它花一样，在秋天是会落叶的。东坡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妄言。所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万物”；世界之大，风云之变，往往在一般之外，还有“特殊”“例外”存在；万不可整齐划一，以为天下皆然矣！文学艺术是这样；科学也是如此。

再说一个外国的同类故事。俄罗斯伟大的寓言家克雷罗夫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寓言《天鹅、虾和梭鱼》（Лебедь, креветки и рак）；这篇寓言进入我上高中时的十年制《俄语》第一册课本。

克雷罗夫这个寓言说的是天鹅、虾和梭鱼齐心合力，拉动了一辆他们任何一个单独都不可能拉动的小车。类似这样励志教育意义的思想中国也有。只不过是用其它方式表现出来的罢了。比如：“一根铁棒容易折，拧成的麻绳拉不断”父亲教育孩子们要团结，要他的孩子分别折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故事。 有一位物理学家批评指出，天鹅往天上拉；虾在地上拉；梭鱼往水里拉，它们不同方向的三个“合力”不可能使小车往一个方向运动，基本上是原地不动。从力学原理来看，这个物理学家说的是对的。但是，文学家的克雷罗夫的寓

言只是要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样一个道理，他的目的达到了，是可以不受物理力学原理的限制的。如果都按照科学家的科学原理评析文学艺术作品的“科学性”，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文学艺术了。尤其是诗歌。诗歌的形象思维是天马行空的；用刘勰的话说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李白没有了；《西游记》也没有了。。。

幻想是科学创造之母。想象是诗歌创作之魂。文学艺术家学习涉猎一些科学知识；科学家学习涉猎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都能够为自己的专业插上翅膀！ “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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