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栖霞乡师的日子

在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的日子

□ 方 容

1937年“七七”事变前，我曾就读于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称栖师或学校）。忆及当年校内的不少情况，可能鲜为人知。

栖师要求学生做多面手 参加农业劳动是必修课

栖师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坐落在南京东郊栖霞山西南麓。学校大门口分左右悬挂着一副大字对联，上联为：耕读一堂，得天下英才而教。下联为：弦歌四野，树乡村文化之基。其校歌的开头两句是“栖霞山在旁边，扬子江在面前”。校徽是一张铜质精制的枫叶，在红色的叶面上，印着“栖霞乡师”4个方体金字，显示着学校所在地山明水秀、红叶遍野的特色风光。

栖师的学制为4年，其办学宗旨和教学任务，据当年校方宣称，主要是根据国民党所谓的建国“训政时期”普及文教事业、提高国民素质的总要求，为发展乡村文化、办好基础教育培养和提供合格师资。由于国民党时期文教事业不发达，一般在县城才有中学、完全小学和农民教育馆，其余只有较大集镇和人口密集又有条件的大村落，才有完全小学，其他广大农村只有单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有些这类学校还兼收少数五、六年级补习生。这些学校采用复式教学，一位教师要把所有的课程教下来，做到每个学生在课堂上有事做，不枯坐。所以不好教，也很苦。师范毕业生多有可能被分配到这类学校去。因此，栖师要求学生不但是多面手，还要会教书。故除要求学生学好各类基础课，也要学好音乐、美术、手工等课，以应付教学需要。乡村小学接近农民，需懂得一些农业知识，所以设有农业课。业务课要求《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必需学好。同时注重实践，适时组织实习。 该校有一项较大的、也是与所有学校不同的课程改革，就是“以劳作代运动”。学校除一操场外，别无任何体育运动设施和器具，大无篮球架，小无乒乓球。偶而有几次体育课，也只是教打少林拳或做几节操，其他体育课时间都是直接参加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校农场要求按季节及时种植各种农副作物并进行田间管理，这些农活除个别农工主持外，绝大部分是学生轮流干。工场里主要是搞些小型铁木制作和维修。当时学校食堂所需的粮副食品，尤其是蔬菜瓜果等，基本上都是学校农场供给。当时师生中有人对“以劳作代运动”有非议，但学校领导则坚持：“这样做既锻炼了身体思想和意志，又增加了物质财富，有利于学校建设和改善伙食，岂不是一举数得吗？”

学校管理军事化 思想控制严格化

学校的校风、学风都较好，各方面的管理都很严格，学习上生活上都有严密的制度和严肃的纪律，师生员工都得遵守，而且赏罚分明，处理及时。因此到处秩序井然，学习气氛浓，课余时也是手捧书本，很少嬉笑打闹。学校规定每晚集中进行2小时自修，谁都不能缺席，而且不能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更不能谈笑。晚上9时就寝，9时半熄灯，不能再做

任何活动，更不能出校门，男女宿舍都有严格管理。校食堂实行集体、定时、限时的开饭制度，学生准时进食堂，8人一桌就餐，开饭时不得有任何喧闹声，而且严格规定要在10分钟时间吃完饭。除星期日、雨雪天外，每天早晨集中到操场跑步，跑步后就地听校领导训话，任何人不得缺席或迟到早退。 学校对思想控制也较严，除教导处外，还设有训育处，其任务本是教育考核学生的思想品德，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内矛盾的加深，国民党加强对文教方面的管理，栖师也不例外。当时的训育主任是张恒德，他除在各班布置他认为可靠的学生，及时向他汇报学生中的思想动态外，自己也常到学生当中走走，如听到有议论时事政治时，他立即插言：“国家大事是政府管的，你们只管读书，别的不要多问。”三（二）班学生滕中宜、文芳荣等曾在镇江《大江南晚报》上办《黄花》专刊，目的是宣传号召以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奋起抗日救国。专刊主要登载日军侵华罪行、军民抗日事迹及其它批评揭露性的文章诗歌。张知道后即找他们谈话，以“学生搞课外活动影响学习”为名，认为“不宜办下去”，《黄花》只好停刊。训育处不仅管学生，连老师的言行他们都注意。当时有一位从东北逃亡过来的教师周彧文，他经常向学生讲述东北的日军暴行，人民的苦难，讲时常流泪，并痛骂“不抵抗主义”。当时就有人反映，说周先生受到监视。 老师知识渊博讲课引经据典

校长忧国忧民留言“还我河山”

栖师有一支较好的师资队伍，其中还有四五位知名人士和资深学者，如任中敏先生、乔竦先生等，他们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师德高超。乔先生毕业于前两江师范，对古文、历史、诗词、音韵、语法修辞等都有较深的研究。当时师生中盛传，说乔先生曾通读过《辞源》三遍。在教学活动中，大家深感他知识渊博。授课时他面对学生，引经据典地讲述，很少看书本。遇到学生向他请教的词头、成语等，他随口即答，有的学生还有意找冷僻艰深的典故问他，他也立即作答，从未听他说过“等查过辞书后再告”的话。乔先生除耐心讲解答问，对学生的作业也是细心批阅改错，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有时还个别面授补课，不厌其烦，真是“诲人不倦”。另外，还有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老师敖克成先生，他对国画、西画、中乐、西乐都有研究，技艺也较高。他能弹奏风琴、钢琴、月琴、胡琴、锯琴及笙、箫、管、笛等多种乐器，他还能同时弹奏两种乐器。上音乐课时，他除教一般的歌曲、五线谱及乐器外，有时还教京剧西皮、二黄等曲谱。他崇拜当时的名生马连良，有时以马的名唱段教学生演唱。

栖师的校长黄质夫先生，字同义（以下称黄先生），原籍江苏省仪征县，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据说，黄先生家境不甚好，他原配夫人是船家姑娘，没有上过学，结婚八年无子女，1930年离婚，供养其一生生活费用，1932年娶徐宜耘为妻，徐是1929年毕业于栖师的学生。服务于镇江下蜀小学，生子女七人，对此，当时在师生中颇多评论。

黄先生是一位精明而又有魄力的领导人，他对栖师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着黄先生的心血。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到30年代前期，学校的班级增多，规模扩大，一排排整齐的校舍，一条条水泥通道，道路两旁及房屋、广场周围，都遍植冬青，空地上是草坪和花坛，还开建了农场和工场，校园内一片生机，还常有游人光顾。

但在建校过程中，由于原来批划的建校土地不够用，学校便就近扩用荒山地。岂知这些土地是栖霞寺的，自然受到阻止。而学校认为是荒山地，自己又是为了办学需要，竟不予理睬，照样占用。这就激怒了寺僧，一纸诉状将学校和黄先生告上了法庭。由于一些原因，学校最终败诉：一是寺僧手里有当年官府捐施土地的文书，注明以山寺的某一点为中心，向周围延伸到多少里范围内的荒山地，一律归山寺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使用。二是由于栖霞寺的声望高，其方丈又是中国佛教会的领导成员，其他寺僧群起支持，反对学校侵占寺地。三是国民党有些大员信奉佛教，如戴季陶、于右任等起来说话，支持栖霞寺。结果作为法人代表的黄先生便吃了官司。

黄先生工作作风踏实，办事严肃认真，铁面无私。学校规定的制度和纪律，全体师生员工都得遵守，可贵的是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他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农场的劳动，他也常亲自参加。虽然他住在离校还有一段路程的山坡上，但学校每天早上的集会他都参加，且常比别人先到。在跑步后的集会上他都要训话，主要讲些如何求学、做人、处事、立身社会、爱国报国等道理，同时还结合校内外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教育，每次讲话的中心和内容，都有不同的侧重。黄先生常在教学及其他活动场所巡视，有时食堂开饭，他也去看看，甚至熄灯后，他还去宿舍区看看，如发现有什么问题，随即批评指责。

黄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溢于言表。日军侵占东北后，除进一步增兵华北，指派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自治政府外，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国家危在旦夕。黄先生每谈及此，都悲愤流泪，对不抵抗主义、妥协投降，他深恶痛绝，破口大骂，并大声疾呼，挽救危亡。

约在1935年秋后，南京方面组织华北教育考察团，黄先生也参加了。在考察期间，他陆续将有关考察的资料寄回学校，学校还专门为此办了《华北教育考察见闻录》，分期刊载了他的文稿。稿中具体反映了日军暴行、推行奴化教育及军民反抗的情况，尤其是师生如何坚持爱国教育的斗争精神。看了这些文稿，有的令人悲愤，有的令人鼓舞。

黄先生对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没有积极组织抗日很为不满。在一次集会上他愤恨的说：现在沦陷区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寇又在华北等地进军，形势十分危急，可我这次进京（南京）到部里（指教育部）请示问题，看到京城的一切，实在令人吃惊。腐败成风，花天酒地，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哪像个国难当头的样子？说到此，他大声朗诵两句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说千余年前形容南京的诗句，而今又何尝不是这样？至此他以手帕拭泪。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沿沪宁路西进直指南京，栖师被迫解散。一时群情激愤，但也无可奈何。在整顿行装离校之前，学生纷纷请黄先生题字留念。当时所看到的题字内容有“报仇雪耻”、“精忠报国”、“投笔从戎”、“死有重于泰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及“还我河山”等等。黄先生含泪和大家告别，“希望打败日寇后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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