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儿童生活现状

西部贫困县儿童生存现状

宁波电视台 2007-5-26

西部纪行 国定贫困县儿童生存现状

摄影／曾璜 文／马荣

贫困县的女童。

199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寻找摄影师去中国边远贫困地区拍摄儿童生存状况，希望从国际上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援助。10年来，摄影师曾璜足迹遍布宁夏、甘肃、云南、山西、陕西、新疆、广西、河北、安徽、四川、贵州等十多个省区的几十个国定贫困县，拍摄这些地区有关儿童的教育、卫生防疫、疾病控制等方面现状……

9岁的云南女孩黄香菜因必须承担家务劳动而辍学。在中国实施“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后，女童们辍学常常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繁重的家务劳动。

居住在城镇的孩子不会深究他们日常喝的水是从哪儿来的。水龙头一打开，水就来了。然而，对家住陕北黄土高原山腰上17岁的刘建李来说，每天天一亮，就必须牵着毛驴下到几百米的山脚驮两桶水，以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用水。 通向水井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晴朗的冬日，这条小道还算好走，但刘建李和他的“伙伴”仍在几个拐弯处扬起了呛人的尘土。雨天和大雪天路况的艰难便可想而知。

15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井边。接着，刘建李用一个1米左右的小钩吊着一个小铁桶从井中打水，约5分钟后，驴背

上的两个大木桶都装满了水并用塞子堵上，这时就该回家了。上山回家的路对驮着100多斤重的驴来说本来已很艰难，况且这条驴很快就要下崽了。刚刚还不时憨厚地笑着的刘建李也开始气喘吁吁。返程比来时多花了一倍时间。

就这样，刘建李每天往返两趟为8口之家运水喝。洗衣服时，往返次数更多。由于劳动力有限，家里种的庄稼只能靠老天降雨，完全听天由命。刘建李每天除了运水，还要背柴、放羊和种地，这让上了5年学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山区，学生挤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上课。

中国属于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包括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甘肃和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干旱缺水问题。虽然自1949年以来政府兴建了3000多座水库，但中国有近5000万人面临饮水难题，其中多数人

居住在降水量小或因地形崎岖蓄水困难的中西部。

发展经济可以解决环境导致的生活贫困，经济改革使近2亿人脱离了贫困线，但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即每天不足10元。除此以外，近年来一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返贫现象。

在离中缅边境3公里的云南苗寨里，辍学的女童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贵州省交乐村4岁小波的继父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煤矿主，因为使用高砷煤，不幸中毒致癌，全家也因病返贫，家徒四壁。在山西大营村也有许多孩子因饮用被污染的水导致砷中毒。原本是富裕了，希望喝上干净的水，没想到花钱打水井，误打到砷超标的水层上，因病返贫。

幸运上学的广西女童，晚上在教室上的阁楼里就寝。从家到学校，她们通常要走几十里的山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资料显示：儿童往往从他们的长辈那里继承了贫穷。营养不良的妇女生下低体重婴儿。这些婴儿长到幼儿时期，微量营养素缺乏会使他们发育迟缓，家庭和学校恶劣的卫生状况也导致他们经常生病，学习质量无法保障。成绩不良或家务劳动的负担往往使他们不得不过早辍学。即便辍学后能够找到工作，微薄的收入也会让他们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这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

一位5岁的四川女童和她9岁的姐姐帮助爷爷奶奶从五里外的责任田往家背大白菜。姐妹俩的父母在外地打工。

也许是我们习惯了“家丑不可外扬”，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各地都已相当富裕了。他们常常质疑为什么还要向中国提供援助资金？这种舆论环境可能导致中国儿童的获赠率大大低于周边国家。

现在，能为生活在贫困地区儿童从国际上获取援助，尽快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更务实的考虑。

6年后，从西部走出的我，作为归国学人，再次走进西部去看望那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我想说，那一口米饭好辣、好辣。

离开西部的家已经6年了，但那里的贫瘠和落后现在仍历历在目，那片土地现在是什么模样？10月18日至27日，出生于西部的我跟随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铁道部、卫生部、农业部、武警总部、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安康计划西部行”进内蒙、过宁夏、穿甘肃、跨四川、入贵州，行程9000余公里，深入走访了西部的贫困学校、家庭，从繁华的大都市到穷困的西部山村，我的感受与其他海外学人又有所不同，在我的眼中一些贫困孩子的生活就是我的过去，而在贵州的甲坝民族小学我却看到了让我这个西部儿子眼涌热泪和终身难忘的一幕幕。因困窘失学和伤害正深深的缠绕着西部儿童，他们在期盼着更多的关注。

当城市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的丢弃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一日三餐捧着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声怕多倒而小心翼翼的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

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现在，我的舌尖上还留存着那一勺米饭的苦辣，我想这滋味可能在我经后一想起西部的家时就会不由自主的浓烈起来。

我的手在掀开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甲坝民族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线的大木箱时感到了无力，那个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大木箱里存放的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本没有上锁的必要。小半碗几乎不够这个嬴弱的小女孩吃一顿的大米，小罐头瓶中储存的一点辣椒酱，5片白菜叶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内容。站在旁边的李家明老师告诉我，大米的量再多一点点就是王线一个场（每星期日乡邻们要赶一次集市买东西，他们的一周的时间是以场计算的）的全部食物。

每到赶场放假，王线都要走40里山路从家里背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打开王线的饭盒，里面除了凉米饭就是辣椒酱。在征得王线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尝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饭，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的开始从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时我已顾不得什么不断得吐着舌头并用手扇着风，不知是太辣还是激动，就觉得眼里有液体要向外涌。吃过成都的火锅和湖南的辣鱼，但我敢说，这一口米饭的辣味是刻骨铭心的，恐怕一生得留在我的舌尖上。

白米饭加辣椒并不是王线的中餐，也不是晚餐，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顿吃的都是这些，要变花样也就是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米饭的同时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我继续掀开和王线同屋的王艳玲、杨朝芳、陈应花、陈应芬的大木箱，里面的内容丝毫没有变化。

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四季恒温的教室仍须早接晚送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三个或五个蜷缩在一卷旧棉絮中，而陪伴他们的没有低回的童谣，只有穿过屋顶眨着眼的星星。我在想每张床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想，但在采访时，他们说，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时再不要抱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挨过一夜，因为第二天课堂上会打瞌睡。

王线、王艳玲、杨朝芳除了上课、吃饭在一起，睡觉也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学校宿舍实在太有限，她们三个人必须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历史的老屋早已在风吹雨淋下露了天，摆榜乡平均海拔1408米，年平均降雨1100毫米，老屋是根本无法挡住隔三岔五就不约而至的雨水的，王线她们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边。我打开她们的木箱时发现，长期雨水浸泡木箱已有些发朽了。和王线她们面临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进去

时稍过了会眼睛才适应过来，但从各个床上伸出的小脑袋却先吓了我一跳，拖着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转过脸的、带着惊疑眼神的挤挤挨挨在一起，他们出门都要从床上翻过。最后我才数清楚，每一张上下床上都睡着三四个吃着白米饭、盖着旧棉絮、晚上数着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师告诉我，这里有下到二年级上至初三的62个男生，若遇漏雨他们比王线还困难，大家有时就要抱着自己的棉被挤在角落里挨过一晚。年平均气温13、6摄氏度的摆榜乡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们三五个盖着一床发黑的棉被的另一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相互用体温取暖。

我在学校唯一的教学楼的楼梯下还发现了另外四个女孩，李瑞珍、何贵菊、唐敏、唐群四个小女孩从脸色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她们的营养不良，已经上初三的她们要比城里孩子明显矮一大截，但就是这样，进出这个所谓的小屋时她们还是要极低的弯腰低头，但给我讲起小屋，她们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李瑞珍悄悄告诉我，和其他同学相比，小屋的最大优点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脚乱的四处躲藏，这一点也是其他同学最羡慕之处。此时，她们正用没倒油的辣椒酱炒米饭,看到这些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而有声怕伤害到她们的自尊，只说让她们买学习用品急急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100元钱塞到了她们的手中赶快离开了这间楼梯宿舍，中

央电视台的海外学人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脱下御寒的棉衣递了过去。

当城市里的孩子沉迷于电脑上刺激的电子游戏而父母为之万分头疼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要赶紧抄写完黑板上的板书，因为再过一会儿雾气就会完全吞噬它。这所学校今年考上高中的只要7个孩子，但真正去报道的是3个，剩下个孩子家里实在无法挤出学费，和其他落榜同学一样，他们或种田放牛，或远走他乡开始打工。我虽没有见到他们，但却能深深的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我在甲坝民族小学的黑板上没有发现老师板书后的任何残迹，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李家明老师的解说让我解开了谜团。甲坝的高寒多雨使他们这儿长年处于雾气笼罩之中，教师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晴天来上课，而在大雾天中，学生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赶紧抄完黑板上的板书，要不雾滴在凝聚后就会把粉笔字冲刷模糊，而老师则要紧着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写字就万分困难了。

学习条件再艰苦对于老师和孩子来说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让老师们痛心的是孩子的失学，李老师告诉我，一般

第一学期孩子们到的比较齐，但第二学期就有人无影无踪了，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今年，在80多个学生中有7个考上了高中，但报名去的只有3个，其余4个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而放弃了，和许多这里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在家种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根据摆榜乡的统计，全乡目前有415名7至12岁的适龄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辍学。50年来，全乡有大专文化的仅5个人，中专（高中）文化的39人（分别占总人口的0、05%和0、4%）。一路西部行，听当地领导介绍，向这样的情况绝非摆榜乡一处。当城市中的母亲在医院中为以后是穿比基尼还是连衫泳装确定如何抛腹产而左右权衡愁眉不展时，西部贫困地区的母亲正无力的拿起一把带着锈迹的剪刀伸向连接她和婴孩之间的脐带，虽然这个婴儿可能在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前就会因破伤风死去，而活着的婴孩会和圈里的小猪、小牛一起长大。我被那双纯净的大眼睛深深刺伤了，此时，我已无法正常的判断，小家庆是幸运还是不幸。

一双大眼睛的纯净也会使人感到了惊栗不安，在甘肃陇西漳县虎桥竹林沟东洲春蕾小学外我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人群中，一个爬在父亲背上的小男孩就那样不眨眼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举着相机的我不断逗引他，但他并没有该有的任何反应，在一边的母亲怯怯的告诉我，这个有着纯净

大眼睛的孩子官名叫胡家庆，他是脑瘫，三岁了还不会讲话、走路，也许一辈子都要在他父亲身上度过。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孩子怎么会和脑瘫握手？我在西部长大，但在我的记忆中周围很少有这样的孩子，在请教了当地卫生局的领导后才知道，造成小朝文脑瘫的原因就是他贫困的母亲在家中自己生产。卫生局的老阿姨告诉我，一支蜡烛或煤油灯、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一床破旧的棉絮就是西部贫困地区母亲生产时的全部用具，往孩子出世后颤颤巍巍握着剪刀剪断脐带的是早已筋疲力尽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若遇难产十有八九会母子双亡，而新生儿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感染破伤风的死亡率也高的惊人，过了生死关，孩子还要继续煎熬，有些地方是不让妇女在家中生产的，她们只能在牛圈、猪圈中默默忍受巨大的痛苦。据卫生部门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西部贫困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一般都在万分之一百六十，甚至高达万分之二百五十，造成这个惊人数字的根本原因是西部贫困地区有73%左右的母亲在家中无专业医师陪护的情况下自己生产。面对这样一组数字，我再也无法判断脑瘫的小朝文在其中是不幸还是幸运儿。

在“安康计划西部行”出发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程淑琴秘书长深情的告诉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时一次至今想起仍会眼眶发潮的遭遇，当面对一个班30个同学人人捏着一个

无法再削的铅笔头，仍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唯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的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之后她惊奇的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得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虽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曾是“铅笔头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体验过贫困对于一个孩童的意味，并在听了秘书长的故事后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安康计划西部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仍无法平静下来，完全站在一个纯海外学人的角度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又会情不自禁的置身于事件之中，同时，我也看到，随行的每一个海外学人都不是在完全冷静的触摸这一新闻事件，多多少少掺杂进了个人感情，在成都，因为成行前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低温海外学人们都只有一件羽绒服可穿，而当时气温却是20摄氏度，千龙新闻网的编辑李健颖花100余元买了一件T恤，一路看完了孩子们如此艰难的学习和生活，她悄悄告诉我，“花这么多钱买衣服感觉自己是在犯罪”，在行程总结会上，中央电

视台的余朝辉讲到动情处竟当着30多个人的面号啕起来，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可能任何一个海外学人在那一双双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纯净的眼睛面前都无法坦然面对、泰然采访。这时，我就想，一个从西部走出的海外学人的描述能否转化成一种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变哪怕是一个孩子或母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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