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下)

二十三、任仲夷

全民“天问”

1979年五六月间，全中国的大脑陷

入正义的愤怒和痛苦的思索中。共产党

员张志新的英勇抗争和悲惨结局，让多

少中国人椎心泣血，拍案而起。

6月7日，军旅诗人雷抒雁夜不能寐，

8日于曙光中，急就出著名的诗篇《小草

在歌唱》：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像松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面，

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这是全党面对张志新的愧疚。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前处长韶华“文革”后在《中国妇女报》文章中说：

“张志新命运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个年代，我和许多人都有和张志新一样的看法，可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活下来了。”

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含泪采写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中，也曾自责：

“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飞蛾扑火般的举动，在全党面前树立了与刘少奇“驯服工具”论有别的另一种党性标准。人民日报1960年1月14日发表陶德麟文章，阐发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的党性观：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文章要求党员“老老实实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队伍里做一名普通战士，听党的话，同党一条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警告那些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党员属于“党性不完全”，“妄想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就会“同党对抗，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走上反党的道路”。文章虽然表示做党的驯服工具不等于不动脑筋的“木头人”，但对于如何避免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张志新念念在兹的党性、“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是从创党宗旨出发，用冷静的眼光观察、衡量和批判党的中央执行机构的路线政策。在张志新的价值谱系中，党员应尽的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党员和中央执行机构同样有权“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党员发现上级组织乃至最高领导人有什么问题和错误就该公开说出来，“促其改变”。张志新在一次批斗会上公开提出：

“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人民日报署名由广赋的时评，批评党内同志慑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明哲保身，话到口边留半句，甚至左右逢源、上下讨好、八面玲珑，与张志新相差十万八千里！报纸大声疾呼：

“‘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应该永远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座右铭。”

张志新坚持正义、对上级“促其改变”的政治勇气，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自身也有深刻影响。胡绩伟、秦川等社领导，都从张志新身上找到了强烈的人格共鸣。张志新的作为和信念，无疑推动和强化了胡绩伟“文革”后关于新闻媒体“党性”与“人民性”的思辩。

张志新殷红的鲜血，让“文革”后一度流行的“娘打孩子”一类强盗逻辑、犬儒心态黯然失效。党和国家应该如何保障党员、公民的民主权利，如何建立民主决策和权力监督机制，引起全国人民的严肃思考。

据后人揭露，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只有60多个字，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一笔勾销。死刑判决公布后，狱方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但上级说那是“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张志新在监狱中，一再为自己申辩说：

“检点言行，没越过党纪国法的规范……根本构不成犯法违法。”

对于张志新案，辽宁省高级法院也曾表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然而，这个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断然否决。

张志新在狱中谱写的《谁之罪》，强烈地冲击着全中国没有窒息的头脑、没有冰冻的热血：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

我是无罪的人。”

在张志新平发后，什么人、什么力量、什么体制应是这“领罪的人”？“文革”幸存者有责任替烈士问出个究竟！人民日报以《人民的义愤》为总标题，摘登了一批读者来信、来电。北京卫戍区某部张岚从最初的悲痛中抬起头来，显然想得很深：

“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会出现这样的大冤案？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内个别领导人提出一点意见，就要杀头？为什么对她的判决不让本人看，不准上诉，不通知家属和工作单位，也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的灾难年月，冤、假、错案岂止张志新同志这一桩！上至忠心耿耿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不知名的基层干部、普通党员、老百姓，不知有多少受到迫害和残杀。为什么他们在身陷囹圄时虽然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忍气吞声，甚至饮恨而死呢？那么从张志新烈士和千百起大冤案中到底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这里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国没了法律，党没了纪律，社会没了民主！”

有些读者给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提意见说：

打倒“四人帮”后，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报上登的和电台讲的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肆意横行？根源究竟在哪里？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却很少论述。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接受读者批评，组织了一批讨论文章，希望把张志新之死变成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就像上个世纪之交，法兰西民族围绕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是否“出卖军事情报”，卷入一场涉及公平正义的大辩论，张志新案件在1979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全民“天问”。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不仅主持了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而且提出把她定为“革命烈士”，以省委名义召开两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大张旗鼓地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张志新学习。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任仲夷在分组会上发言：《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工人日报刊出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成为党内最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警世之言：

“从张志新同志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针对含混不清的“反革命罪”，任仲夷提出：

“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

“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定罪。即使政治上确实反动的，只要没有破坏行动，也应当区别于刑事犯，也不能处死刑。”

任仲夷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工作报告为例，由于思想定罪盛行，“文革”期间“反革命”案冤错比例一般占40％，有些地区竟高达60－70％！任仲夷以党内高级干部罕见的率直，提出新中国一直讳莫如深的“思想犯”问题：

在历史上，凡是滥抓滥杀“思想犯”的，无不留下恶名，滥抓“思想犯”还容易伤害好人和社会的优秀分子。

即使是面对“敌人”，任仲夷也谴责了切断气管一类超越法律程序的“专政”手段：

那时候，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阶级敌人”（事实证明，这些年来常常认定得不对），就失去了法律的任何保护。只要是对“敌人”，怎样做都不许说“过火”。

任仲夷在“文革”中作为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被批斗无数场，有时一天三四场，一场三四个小时，脸上被造反派泼墨示辱。与广大普通党员、干部一样，对于这场无法无天的“革命”，对于最高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之上，任仲夷有切肤之痛。全国各地读者也纷纷上书中央党报，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献计献策：

--党纪国法上应明确规定什么是“反党”，什么是“现行反革命罪”。必须制订出广大人民认可的明确的“政治犯”判罪量刑的标准，并公布于众，各级执法部门严格照办，不受任何政治压力或个别领导人旨意的干扰。

--不能以言定罪。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人民群众、共产党员有向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及其负责人提意见的权利。被提意见者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即便是错误的意见，可以进行批评教育，但决不应以言定罪。同时，应即废止对政治犯处以死刑。

--创办一种党内刊物，专门刊登党员的批评建议，防止堵塞言路，保证党中央能及时听到党员群众的呼声。

--法律上应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虐待犯人是犯罪行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对上级法院负责。

--必须从组织形式上、法制上保证“法庭只忠于法律”。司法、检察机关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凭“长官意志”办事。迅速恢复和健全各级检察院，恢复公审制度，恢复辩护律师制度，切实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未来的总书记胡耀邦也在思考。早在中央党校策划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时，他就对作者杨逢春等人说：

“这20年来，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趁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

“今后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三不主义”是邓小平的主张，胡耀邦把它发展为“四不主义”。当胡乔木一再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张志新案件是“一个大错误”，胡耀邦却在一次党内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们党在历史上有很多为革命而献身的人，张志新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彭真没有对张志新案件公开发表意见，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说过：

“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致力于改变党蔑视法制的教训，像邓小平总结的那样，“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为新时期中国走向法制之路立下卓越功勋。

戛然而止

到了1979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的张志新报道戛然而止。

从第一篇《为真理而斗争》开始，持续约半年时间，中央级报纸上民怨沸腾，党内外人士纷纷要求追究对张志新之死负有罪责的人，否则民心不服，烈士死不瞑目。

光明日报刊登郭罗基教授的文章《谁之罪》，愤怒谴责“扼杀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剥夺言论自由、“以言治罪”的人才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发誓说：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

美学大师宗白华老先生读后感叹：

“这是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笔下所无。”

《谁之罪》触及传统体制的痛处，引起上层的干预，各报迅速消声。甚至1979年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任仲夷在国家“议会”的发言，某些词句今天竟通不过网络BBS和博客的“审核”。

然而，很多年后，中国还是有人拒绝遗忘，耿耿于怀于这位不屈的女共产党人。网友“祭园守园人”发帖《呼唤毛远新》：

“奇怪的是，网上流传的你--毛远新的近照一共不过3张，却不管从哪个网搜索，结果均呈你的近照和张志新的遗照并列在一起。

尽管你晚境比之纵横神州的其他太子群应属凄然，我最遗憾的仍然是，毛远新，如果你能以墓碑前对父亲的思念同样的情真意切，对张志新家属与亲人示以忏悔，或哪怕就像狱中终于承认‘文革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一样，对自己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张志新之死向社会有所公开悔罪，网上的气氛，会不会不这样苛严与峻急于你呢？

是的，张志新之死的真凶是一条罪恶链而不可能是一个人，不过你毛远新，是最至要一环。”

在中世纪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被火刑处死时，那个负责点火的刽子手GeoffroyTherage内心陷入恐慌：

“非常害怕烧死了一位圣女而会被打入地狱。”

在现代中国，辽宁那些提议和实施对死刑犯切断气管的医生，江西活体取肾的“白衣天使”，你们抛弃了中医的“医本仁术”，也抛弃了西医的“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今天还安然健在吗？45年来内心有没有处死“圣女”的恐惧煎熬？

另一位网友撰文《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有好几个，我想看看他们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不同。当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把张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喉管时，他们的面孔上，是怎样一种表情。他们的眼睛里，会不会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泽。盯住他们！用我们的眼睛与心灵，死死地盯住他们！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愧对后人

令人伤怀的，是张志新亲属“文革”后的反目。

张志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已被赶出沈阳到农村落户的曾真无奈提出离婚。狱中的张志新接到离婚判决书，痛哭了一天。平反后，不少报纸刊登张志新一家合影，都裁掉了曾真的头像。张志新女儿曾经给媒体写信，为父亲的被误解和歧视而鸣不平。法院为曾真撤销了离婚判决，却引起张志新母亲的异议。

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痛心地说：

“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张志新自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漫长的风雨岁月，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一直没有再婚。如今，张志新母亲已经过世。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早已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再无往来。

曾真住在一座没有电梯的单元楼七层，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菜，自己做饭，孤苦伶仃消磨余生。

张志新的2个孩子，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自幼内心的创伤更加让人难过。据“南方网”陈少京对陈禹山的专访，1975年初春张志新遇难前后，爸爸曾真和林林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参加沈阳法院来人举办的“死囚家属学习班”。法院的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给他们念了两段关于阶级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语录，然后问林林是否知道妈妈的狱中表现，林林摇摇头。她确实不知道，爸爸每次到监狱送衣物，都不让见人。

陈少京写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强装镇静，强忍着泪。因为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

爸爸代她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她低着头没说话。

爸爸又代她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法院的人又问林林，对妈妈的罪怎么看？林林就按照老师平时教的话回答：

“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

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

法院的人让林林在“笔录”上签字并按手印。

问话的过程中，彤彤紧紧依偎着爸爸，吓得不敢出声。

曾真领着两个孩子顶着呼啸的风雪，跌跌撞撞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林林和彤彤吃，吩咐吃了早点睡觉。以为两个孩子睡着了，曾真轻轻地打开从沈阳带来的箱子，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流下泪来。林林没睡着，彤彤也醒了，扑进爸爸的怀抱大哭起来。

爸爸搂着两个孩子，连声说：

“不能这样，不能让领居听到。”

一个完整的家庭被粗暴地撕裂，还不能表示任何抗议甚至一点点悲伤。组织上践踏自己的党员，国家毁灭自己的公民，还要求儿女也来羞辱自己的母亲！

这一夜，一家三口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敢哭出声来。那一年，林林不满18岁，而彤彤不满10岁。

陈少京辛酸地评述：

“如果说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让张志新的一双亲生儿女留下那份签字并按手印的‘笔录’，就是人的另一种暴力行为。而且后面一种比前面一种，无疑更加凶残。

因为那些施暴者，割破张志新的只是肉体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双亲生儿女的，是精神的喉管。”

“文革”后，林林和彤彤都去了海外，如今双双定居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彤彤在档案中“母亲”一栏写着“幼年丧母”。

对于张志新一家，对于共产党员和中国人，张志新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什么时候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加严肃坦然的态度，直面历史的惨淡和烈士的鲜血呢？

1979年间，人民日报发表辽宁省黑山县委办公室两名干部的来信，至今还敲打这我们的心：

“我们既然说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为什么不可以揭露呢？这样做，更能激起人民对敌人的无比憎恨。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至今仍然还在不同程度上把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视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他们认为，揭露林彪、‘四人帮’就是揭露社会主

义的阴暗面，就会给无产阶级丢丑。这仍然是思想不解放的一种表现。林彪、”四人帮“是不得人心的，那些腐朽、野蛮、愚昧的东西与社会主义丝毫没有共同之点，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揭露。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有不完善的方面，即使揭露了这方面的‘阴暗面’，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能说明我们是进步的、正义的、是有希望的。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

是啊，“实事求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最响亮的一句口号，为什么真的实行起来就这么艰难？

也在1979年，画家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受《连环画报》编辑部之约，奔赴辽宁监狱，含泪实地绘制出14幅连环画《张志新》，然而直到第一作者刘宇廉病逝，也未能公开出版。

2005年为配合党内“保先”教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联袂推出《永远的丰碑》栏目，以“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优秀代表人物、革命英烈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为己任，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张志新。

就在这一年，中国美术馆举行刘宇廉作品展，一个有着黄色挑染头发、学生模样的男孩，对着展柜里的连环画《张志新》，狐疑地问同伴：

“张志新是谁？”

男孩一定知道解放前的刘胡兰，却不知道解放后的张志新。张志新已从“正史”中被轻易地抹去了痕迹。

连环画中有一幅，描绘的是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时尚男孩看得懂已故画家当年窒息般的憋屈和愤怒吗？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二十四、毛选

“毛选

五卷”

今

天的年

轻人很

难理解，

几十年

前，中国

曾经印

制发行

过一本

销量仅

次于《圣

经》的《毛主席语录》。它辑录毛泽东语录427条，短则十几字，长则上百字，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每次开会、发言、写文章乃至日常会话中，一再被引用。它以大约50种文字、500个版本，总印数高达五十余亿册！而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8亿人口，全球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亿。

这是中外语言史上一个奇特现象，执政党领袖区区8800字的言辞，竟然成为个人职场生存乃至人身安全的护身符。党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也要从这本“红宝书”（“红卫兵”语）或“小红书”（西方记者语）中，寻找政治合法性来源。林彪就是凭借倡导对《毛主席语录》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忠诚接班人的形象。

在毛泽东病逝后，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就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后，立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此显示自己是毛泽东事业的正统继承人。“毛选”第5卷快马加鞭编辑出版后，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入选《毛泽东选集》的，都是相对完整的文章，与《毛主席语录》中脱离特殊语境的只言片语相比，研习价值要高得多。但在毛泽东身后，党内和民间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多有微词或腹诽，华国锋却依然对毛泽东著述萧规曹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选”第5卷收录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批示。本来，在数以千万计的流血牺牲与战火殉葬品之上诞生的新政权，应该而且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与民休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来补偿22年的战乱之祸。1949年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就是这样想的，在西柏坡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提出，鉴于“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构成：

“（1）国营经济；

（2）合作社经济；

（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刘少奇宣称：

“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949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工业产品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两千分之一。80％的中国人不识字，90％的农业、手工业是个体经济。务实的刘少奇主张在共产党执政下，允许除国民党势力外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力量并存。

党主席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公开政见与刘少奇区别不大。他早在1940年就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把共产党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反对“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土地但不消灭富农。

在政治上，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呼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承诺：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毛泽东声称“联合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区别于苏俄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949年诞生的新政权，大致有个“联合政府”的模样。非中共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占3席（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在政务院副总理中占2席（郭沫若、黄炎培），在政务院部级机构正职中占22席，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占1席（程潜），还有一名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虽然这些职位都是些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干预国家大政方针的空衔。

毛刘内心的分歧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短暂过渡型，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长期稳定？刘少奇当然从未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目标，但设想是在遥远的将来某一天早上，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决定一举实现“国有化”，但现阶段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容许私有制的发展。

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到中国第二大工商城市天津看望资本家，开导工人代表：

“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刘少奇又转身安慰资本家：

“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

沿着这个思路，刘少奇得出了一个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离经叛道的结论，“文革”期间被《人民日报》穷追猛打：

“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少奇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1951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告诫说：新中国需要10年建设，为工业国有化作准备；然后再过几年，至少15年以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离开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不能为农民提供大量拖拉机，单纯依靠农民十家八家地组织农业合作社、互助组，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

然而，刘少奇的一厢情愿，在党内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例如“东北王”高岗频频质疑刘少奇经济政策“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而卢作孚在共产党新中国的遭遇，就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走麦城的例证。私人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卢作孚，笃信“实业救国”和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解放前击败外资公司而统一川江航运，1950年把民生公司避居香港和海上的18艘主力轮船开回内地，希望在新中国继续航运事业。卢作孚主动表示接受公私合营，然而，公股的介入严重干扰了资方的经营自主权。公司资金周转紧张，中央政府打电报明确承诺贷款金额，但民生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就是压住不向卢作孚汇报。公司轮船触礁，被说成“阶级敌人”有意破坏。1952年初，在针对国家干部和私营企业家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卢作孚收养的孤儿、住在他家中的通讯员跳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公股代表，会场上还频频高呼口号，让坐在台下的卢作孚内心十分难堪与沉重。从会场下来，回到家中，卢作孚只说了7个字：

“我累了，我要休息。”

当天晚上，这位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俭朴的一代船王在卧室仰药自尽，遗嘱把家里的办公桌椅还给公司，把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捐给国家，妻子“今后生活依靠儿女”。看来不仅是剥削“有罪”，像卢作孚这样两袖清风的私人资本家

也不见容于新社会。新华社一份内参称卢作孚是“畏罪自杀”。在“五反”运动高潮中，民生公司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枪杀。

卢作孚死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并配发评论《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只字未提卢作孚，却严厉指责民生公司私营期间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盘据在公司各部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和压迫职工的特务与封建把头”，肯定国家派遣干部参加经营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人民日报》断言：

“私营企业中由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份，便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这就是公私合营企业优越性之所在。”

卢作孚的命运是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连毛泽东也曾经承认：

“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通忘记卢作孚。”

然而，四大民族实业家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卢作孚，靠一条小火轮起家发展到上亿元资本、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重庆奇男子，被日本同行业视为“对手”，被美国航运业称为“奇迹”，却消失在毛泽东和高岗等人跃跃欲试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夜。

卢作孚过世一年后，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刘少奇--

“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不顾1949年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抛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资本家和小业主闻讯惊耸。仅用3年时间，在全国旋风般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大大小小的私有产权被国家政权吞没。

以卢作孚为代表，本是中国极为匮乏的实业家、资本家资源，从此进入冰川期。没有像卢作孚这样玉碎的资本家苟活下来，也不复有用武之地，只能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

取代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成分”，却并未如人民日报所预言的那样，“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

等到“文革”后人民日报终于承认卢作孚这位“超群实业家的卓越才华”和“艰苦创业、富国利民的崇高精神”时，等到人民日报读者第一次读到卢作孚

这个大资本家竟然慷慨奔赴国难，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从宜昌抢运部队、难民150万人和军工厂等物资100万吨入川，民生公司为此牺牲116名员工、66人致残时，蓦然回首才惊觉今天像这样德才兼备的资本家、创业者是多么可遇不可求！刘少奇建国前夕在天津不幸而言中--

“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香港船王”包玉刚曾经感慨：

“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未能以“执政党”的身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继续以一个“革命党”的姿态，一次次发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取缔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一切民间社会组织，严厉镇压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主张，抑制人民物质生活的渴望，用美好而遥遥无期的未来社会图景麻醉和凝聚人心。

1956年是中国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朝廷专制集权，在民间却有着相当悠久的小生产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滋生民本思想和自由情怀的土壤，也是制约皇权专横跋扈的大后方。中国历史上政治的大一统固然根深蒂固，但经济的大一统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在1956年成为几亿人民唯一的Boss 后，得以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建立起一个覆盖社会一切领域的“全能政府”。毛泽东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导师”，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定于一尊，可以为所欲为。

紧接着就是毛泽东欲擒故纵、巧布“阳谋”的1957年。一些旧中国遗留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一年前不反对甚至乐见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却希望中共采纳英美民主政治的某些元素。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说过：

“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

“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

在经济的“大一统”上幻想政治的某种“自由化”，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岂不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章伯钧等人很快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迎头痛击。“毛选”第5卷到此打住。

“继续革命”

历史没有给予华国锋继续整理出版毛泽东1957年后著述的机会。这部分文献，有不少散见于《人民日报》。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怀念起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毛泽东十分遗憾地看到，新中国还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存在商品交换和按

劳分配，生产关系上还不是那么纯粹。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闻讯，立即在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指责解放后的工资制是等级制，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与“物质利益”原则一样应予限制。毛泽东读后大喜，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转载，并亲自加了按语。

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随即被增补为上海市委常委。

由张春桥等人和人民日报鸣锣开道，毛泽东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上一路狂奔。1958年岁末，毛泽东从故纸堆里翻检出一个“社会主义作风”的古代范本，向中央全会郑重推荐三国人张鲁的“五斗米道”。这个割据汉中的小朝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政教合一，劳武结合，大搞思想教化和群众运动，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备有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让路人无偿取用。张鲁的故事透露出毛泽东内心深缠的情结--一个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桃花源！

不幸的是，敌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跃进和革命，只能扼杀全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导致生产力的大倒退，几年后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最惨烈的三年大饥荒。

据1978年统计，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合起来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几乎是社会劳动者的全部，城镇个体劳动者仅为社会劳动者的

0.04％，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则完全消失。正是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力丧失殆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年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含恨退居二线，再也不敢对经济建设发言。但他依然通过“纲目”论，保持自己对国家事务的绝对权威，即把经济建设说成“目”，把他“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说成“纲”，只能“纲举目张”，绝不容许允许“以目乱纲”、“以目篡纲”。毛泽东甚至纵容“四人帮”不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撇开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祈望一个理想社会，只能是在上层建筑频繁进行政治整肃，发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自下而上地“造反”，煽动“天下大乱”，甚至不惜砸碎1949年后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权力重组和社会秩序重建；同时，在意识形态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以堵塞民众物质利益的人性觉醒，维系原教旨主义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凭借顽强的领袖意志和“个人崇拜”，终于把中国拖入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毛泽东以“重上井冈山”的豪情，把昆仑山“裁为三截”的气魄，掷地有声地宣称：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1967年2月，毛泽东交给“中央文革”组员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5月16日深夜，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一周年之际，毛泽东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求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以示纪念。陈伯达会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南海秘书、“中央文革”的“四大金刚”通宵不眠，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劈头就问：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

《人民日报》5月1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可能或者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但社论没有详细说明共产党掌权后还要“革命”的缘由和基本内容。

10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正式使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并把它说成是“文革”的一个根本问题。

转眼到了11月6日，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论概括出“继续革命”的6个理论要点，作为发动“文革”的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不能讲“和平共处”、“仁义道德”；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继续革命”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人们灵魂”，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的上层建筑。

文章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肉麻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接着，“继续革命”相继写入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

1977年3月，毛泽东逝世后首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汪东兴领导起草会议文件，遵照“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批判“唯生产力论”，指责按劳分配是产

生资产阶级的根源。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强烈，会议文件被迫做了修改。华国锋的“五一”文章就是妥协的产物。

一方面，华国锋谴责了“文革”时期在人民中间挑动“全面内战”、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等极端做法，强调要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他从毛泽东的国务言辞中，挖掘出一段已被毛自己遗忘的名言：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会不会开除“球籍”，这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指标、生产力指标，与是不是“继续革命”一道，借助毛泽东一贯的夸张口吻，被提升到执政合法性的高度。经过几十年绵延不断、纠缠不清的政治运动，这本来是个耳目一新的视角，可惜华国锋不敢做任何理论上的阐述和延伸，因此未能构成官方意识形态的突破。

另一方面，华国锋又竭力维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正统：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基本上把1967年11月6

日“两报一刊”社论概括的“继续革命”理论框架照单全收。

华国锋煞费苦心，甚至不顾江青等人敌视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基本事实，把“四人帮”也说成是“走资派”，以此证明“继续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华国锋不敢像他的前任一味沉浸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继续革命”的快感（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他想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抓捕“四人帮”后就减缓直至停止了“批邓”，在党的“十大”上毅然宣布结束“文革”，但他绝不肯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放弃“继续革命”。

“语录”之争

然而，“文革”前的老干部，有头脑的知识界，从个人与家庭的悲剧命运，从这场哀鸿遍野的国难中抬起头来，不满于华国锋这种骑墙态度。大家心里明白：不突破这个冠冕堂皇的“继续革命”理论，政治运动、内部倾轧就永无休止。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你死我活，到头来只成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几个野心家的投机。当年有诗为证：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只要“继续革命”这把上方宝剑还高悬头顶，像邓小平那样清醒务实的领导人顺应民心的“整顿”政局和“四个现代化”的努力，随时会被扣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而腰斩。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再这样“革命”

下去，全国人民只能喝西北风。用《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劳动模范潘从正的说法，就叫爱“折腾”，“越折腾越穷”。

在中央党校，在人民日报，有识之士都在借学习“毛选”五卷的机会，思考如何破解“继续革命”这个魔咒。

人民日报最丰厚的一笔资产，就是自创刊以来所有见报文字的原稿、小样、大样，包括领导机关的批示和重要读者来信，都得到妥善保存。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吩咐吴冷西从北京用飞机送来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社论小样，按照小样上刘少奇、周恩来的修改笔迹“秋后算帐”。“文革”后，人民日报也是从档案库中翻出葛佩琦当年给报社的更正信，为这个“大右派”的重见天日尽了一份义务。在华国锋文章发表后，心怀不满的编辑翻检出1967年的几篇社论小样，有了惊人的发现！

11月6日那篇“两报一刊”社论的“出身”就不光彩：康生策划，陈伯达、姚文元主持撰写，六易其稿。陈伯达作为林彪的笔杆子，在毛泽东身前已被打倒；姚文元成了华国锋的“阶下囚”；康生在“文革”挨整的大批老干部复出后已经变得形迹可疑。而且小样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由陈伯达主张排成黑体字（“文革”中“毛主席语录”都享受黑体字待遇）。特别是“继续革命”六要素，是用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串连编写而成，直接用黑体字排出。

毛泽东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这篇社论改成“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四字完全是陈伯达、姚文元炮制出来的，成为“文革”期间杀气腾腾、闻之胆寒的执政理念。

陈伯达、姚文元在给毛泽东的送审信中说：

“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

人民日报如获至宝，给党内高层呈上一份“内参”，郑重提出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伪造语录”的问题。

汪东兴主持的“中办”看到“内参”不高兴了，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说对于陈伯达、姚文元的社论第六稿，毛泽东是完全同意的，在信封上亲笔批示：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人民日报编辑傻了眼，但不服输，告诉中办，你们把批示原件拿出来，我们就为“内参”发更正。中办不愿或者不屑于出示原件。这场“语录战”，人民日报险胜，党内理论界对人民日报的揭露大呼痛快，为“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学说的正宗性岌岌可危而幸灾乐祸。

邓胡“接触”

1977年7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教研室座谈会，讨论党校开学后如何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教学辅导。首先发言的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对于华国锋刻意维护的“继续革命”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吴江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继续革命”也不等于不断反右，现实生活中有“左”也有右，或形“左”实右，有什么反什么。

胡耀邦听了，很受启发，认为吴江抓住了“毛选”第5卷的一个中心问题。据沈宝祥回忆，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

“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怎么样？”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政后，为活跃思想而提议创办的理论内刊，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提出和阐明一个理论问题。耀邦正在为创刊号缺少有分量的文稿而犯愁，吴江当即应允。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第二天他写出4500字的文稿《“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交给胡耀邦秘书陈维仁。下午打印出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作了一些修改。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呱呱坠地，印刷300份，除了在中央党校内部发放，还呈送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名单由胡耀邦亲自审定。

一个历史的巧合：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第二天，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邓小平党政军职务。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沈宝祥清晰地记得，《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负责编辑这份内刊的理论动态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同事接完电话后，高兴地告诉他，中办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

7月19日，胡耀邦召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会议开始时旗帜鲜明地说：

“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

人民日报与中央党校联手出击。9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乌疆”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把《理论动态》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文章强调：

“特别要大力进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

文章说，有人把“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显然是不对的。“四人帮”更是从来只讲“上层建筑革命”，避而不谈生产斗争，鄙视“物质基础”，是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篡改”。

“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了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

就在这年10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570万考生的考卷用纸急需，中共中央决定，悄悄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这是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让步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11月8日，人民日报接着发表凌亢文章《继续革命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借助毛泽东的论述，提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都是“革命运动”，不应用阶级斗争冲击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不宜用阶级斗争的经验，用搞社会革命、群众运动、举国动员、大跃进的方法来抓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无视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

人民日报还在新闻报道中煽风点火，宣扬这样的主张。比如关于常州经济建设与科技工作的报道，做出标题：

“这也是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常州市大搞科学实验，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激光、材料科学等正在不同程度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有力推动了生产发展”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记载，胡耀邦1982年10月16日找他谈话，中组部长宋任穷在座，耀邦说：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

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

“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理论务虚会经过反复斟酌，提出赋予“继续革命”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个提法是作为“文革'指导思想出现的，已经同”文革“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郑重提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必须”坚决纠正“。

在”继续革命“问题上，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耀邦对”文革“路线的怀疑态度和大无畏的批评精神，引起小平的共鸣和关注。以邓小平为政治后盾，胡耀邦通过《理论动态》频频发力，吹皱一池春水，人民日报推波助澜，从此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海啸春潮。

1982年，人民日报没有报道的一件事：“毛选”五卷因为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的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此时，华国锋已因主张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错误，离开最高领导岗位。

人民日报活版车间负责铸字的工人师傅忽然发现，“革命”两字的铅字需求量大幅下降，而“改革”两字的铸字量急剧上升。一字之差，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已经截然不同。

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全部出齐。新华社特别说明，文集第八卷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相关文献，只选了这一时期关于对外宣传、三个世界的划分、打开外交新局面、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一些论述。尽管如此，新华社承认文集第六、七、八卷，即从1949年建国到1975年病逝前夕，有些重要著作仍“有'左'的痕迹”。

《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一字之差，后者只具备“历史文献”价值，与华国锋奉为圭臬、宣誓要“进行到底”的那个“继续革命”理论已经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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