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国悲感文化的哲学渊源【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周易》——中国悲感文化的哲学渊源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历经千年沧桑，可以说是我国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也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的主要“活水源头”。这部奇书，“作为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哲学专著, 蕴涵着丰富的奇思妙想和变化哲理,它通过占筮的神秘外衣, 焕发恍惚迷离、幽明窈绕的象微色彩。‘与天地准,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刘勰指出: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不仅如此, 《易经》有着独特而又神奇熹微的审美旨趣和现实情怀, 是我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尚秉和先生：“最多者《易》解，……最难者《易》解，……苟非真治灼见之士，为扬榷其是非，厘订其得失，后学将胡所适从哉？”[2]《易》学专著层数不穷，学者对其的认知也逐代加深。

一、《周易》研究的回顾

1、《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的研究

著名学者王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世纪三十年代间，学术界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的论述出现了一次热潮，主要倾向是否定汉儒的说法。其基本观点约可归纳如下：《周易》“经”部的作者，顾颉刚、余永梁等人认为非伏羲、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李镜池等人认为《周易》编定于西周晚期，与《诗经》时代略同，作者亦非同一人；郭沫若认为《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当在春秋以后，作者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至于《周易》，说者多承欧阳修以来“非孔子所作”的观点，郭沫若则是更进一步推测《易传》中的大部分是荀子的门徒们、楚国人著，著书时代当时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以后；钱玄同认为西汉初田何传《易》时，只有上下经和《彖》、《象》、《系辞》《文言》诸传，西汉中叶后加入汉人伪作的《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三篇；李镜池又对诸篇作具体推测，以为《彖传》、《象传》做于秦汉间，《系辞传》、《文言》作于汉昭、宣间，《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作于昭、宣后。[3]

2、关于《易传》性质的研究

对此，学术界分歧较大，各种不同见解归结起来有以下6种。

平心《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周易》：基本上是用谐隐文体和卜筮外形写成的一部特殊史书。[4]谈嘉德《周易初探》：《周易》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唯物主义的政治

哲学书籍。[5]宋祚胤《论周易的宇宙观》：《周易》是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它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6]方克《论<易传>的运动变化思想》：《易传》由于受到了《经传》固有框架的限制，其基本哲学特征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朴素辩证法思想内核的结合。[7]徐志锐《论<周易>的乾坤哲学》：《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为依据，认为《周易》包含了由物到物的直观、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8]敦康《<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周易》作为中外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性质十分复杂，巫术、哲学、科学、史学着几个层面的性质全部具有，也全部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影响。[9]

二、《周易》悲感的现状研究

徐子方《悲怨：一个文学史母题——中西经典作家的悲感认知以及描述》：悲感是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受到挫折以后的产物，忧郁（包括感伤）是悲感的一种表现。在不同的个人身上，悲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尽情发泄，成了不可遏制的悲愤；有的极力压抑，成了难以言诉的忧郁。前者构成了悲剧的情感基调，后者则导致了感伤郁闷的文学情怀。[10]徐子方《悲怨:中国古代文学之内驱———一个文学史母题的发展历程描述》：中国古代悲怨文学是历史上中国文人承受深重苦难的直接后果,它记录和抒发了人生苦痛和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苦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知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基本情操和理想人格,体会到蕴含一腔怨恨的悲剧美,而且还可以看出,它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本质,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内驱力之一。[11]

瞿明刚《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悲感”指人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缺失性体验所带来的否定性情绪情感，即喜、怒、哀、乐、爱、恶、欲中的负极心理“怒”、“哀”、“恶”及其衍生感情或相关感情凄、怨、悲、忧、苦等等。……《周易》《诗经》和《楚辞》是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主源，最基本的理由是它们的主体内容是悲感：在《周易》，是吉凶二分趋吉避凶的忧患意识；在《诗经》，是“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创作倾向；在《楚辞》，是“怀忧苦毒，愁思怫郁”的心理蕴含。[12]

景戌华《忧患意识与中国文化传统》：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13]钱基博在《〈周易〉为忧患之学》里认为：古人以忧患锻炼人生，不以忧患摧毁人生；中间尽有讲究，所以忧患有忧患之学。讲到中国忧患之学有两种：一种《易》学，一种佛学。《易》学是中国从古有的，佛经是后世从外国来的。《易》学是觑定一切现实，从忧患中谋生存；佛经是超出一切现实，从忧患中求解脱。[14]

王永平《<周易>忧患意识探析》：《周易》本经中没有出现忧患的概念，但是卦爻辞中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处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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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顺境时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在身处逆境时要谨慎戒惧、自强不息，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化险为夷。[15]

伍云《浅谈<周易>的大忧患意识及其影响》：在《周易》丰富的思想内容中,以忧患意识最为突出。纵观《易经》的六十四卦 ,可见它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趋吉避凶的思想路线。在它的诸多爻辞中,不时见到“亨、利、吉、吝、厉、悔、咎、凶”之类的字眼，提醒世人当牢固树立“忧勤惕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易传》作者把“《易》之兴也”,归结为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中先人的忧患意识的产物。[16]

李丕显《周易忧患情结试探》：尤其是关于行旅、战事、王事之占,含的忧患之思更多。故有旅卦专讲行旅,师卦专讲军旅、征战,反复做戒警醒人们高度重视军律、驻地、军中组织、行猎习武、论功行赏等诸多方面、诸多问题 ,不然则凶多吉少。《易》文凡涉工事,特别是原臣君王之事者,更是难得吉兆……本来,占筮活动本身即是出于惴惴不安的心理,占筮之前即有忧患情结作祟,占筮过程及其结果则往往强化、加深其忧患意识。作为筮书的《易经》当然也饱含忧患了。[17]

范晓丽、庞海清《论<周易>忧患意识的审美旨趣与现实情怀》：《周易·古经》中六十四卦,按照每一卦六爻的顺序看,一般说“三爻多凶”、“四爻多惧”,而且初爻卑下始生之地,上爻处亢盛强极之位,浸满了忧患意识。据统计,仅“凶”字出现近60处,如“剥卦”的爻辞中初六、六二、六四中均出现“凶”字,又如“履卦”卦辞：“覆虎尾,不至人,亨”在虎尾之后行走,须小心翼翼, 始终是恐惧、害怕。同时划归吉利范畴的贞兆辞就有更多,表现了《易》的作者趋利避害、求吉无咎的良好愿望。[18]于慧芳《<周易>中的忧患以上探析》：《周易·系辞下》在论及《周易》的写作年代时指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可见，《周易》是在社会动荡、人民痛苦的殷周之际成书的，其作者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因而，在其卦爻辞中，包含了较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胸怀天下、为国分忧的仁人志士。北宋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易经》忧患意识的启迪下，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豪迈情怀。[19]

时培根《<周易>“忧患之学”及其对文学之影响》：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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