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翻译简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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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翻译简史》课程论文

浅析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

浅析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

摘 要: 公元383年,释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五失本”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造成佛典汉译的不容易。这一翻译思想在中国的翻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本文主要立足于对“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在哪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内涵和有哪三种情况造成佛经翻译的不容易的具体阐释,从而使我们更好的把握这一翻译思想。

关键词:五失本;三不易;佛经翻译;翻译思想

一、释道安及“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的提出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是东晋·前秦时高僧、般若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代表”(陈福康2000:9)。十二岁出家,受“具足戒”(僧侣的最高戒律)后,二十四岁至邺城(河南临彰县),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道安因避战乱,颠沛流离于翼,晋,豫一带,后在襄阳,长安等地总结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佛典汉译所作的序言中。在苻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释道安撰写了《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

这一翻译思想的提出,引起了众多学者,名家,翻译家的关注。其中,钱锺书先生对此评价颇高:“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钱锺书 2008:1262)。释彦琮在《辩证论》中完整地引用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内容,认为其“详梵典之难易,铨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释彦琮 1991:118)。梁启超论及“五失本、三不易”时指出:“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梁启超 2005:145)。曹明伦认为“道安此序之重要性非同一般,‘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曹明伦 2006:51-54)。这些皆说明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史上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 二、“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及其阐释

“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出自释道安撰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第二段,内容如下: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从秦,一失本也;二者, 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 或三或四,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 圣必因时,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 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 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陈福康 1992: 18-19)。

(一)对“五失本”内容的阐释

从原文来看,“五失本”中的“本”是指事物的根本和基础。即原文的本来面目。那么,所谓的“五失本”,就是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梁启超对道安之说概括为当时的佛经译文有五种情况是不能与原文保持一致的:“(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削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删削一段中释之语;(五)谓删削后段复牒之语”(罗新璋 1984:59-60)。 1.“一失本”即是语序问题 “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是说胡语佛经原文采用倒装语序,翻译为汉语,译文要遵从汉语习惯顺装过来,这是有失原文的第一个地方,谓之“一失本”。如果保留胡语的倒装语序虽不会失本,但翻译成汉语时,就会不符合汉语语法习惯,读者也会感到困惑;如果按照汉语习惯来翻译,译文虽会失本,但至少符合汉语语法习惯,读者能看懂译文。钱锺书先生谈到“一失本”时也说过:“‘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钱锺书 2008:1262)。 2.“二失本”即是文质问题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是说经文质朴,汉文文采好,翻译时加以修饰,谓之“二失本”。这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翻译中的文质观,“道安认为将‘质’译成‘文’是失本”(陈福康 2000:13) 。道安认为用胡语写的佛经语言质朴,但考虑到汉人喜好文丽,译文要“可读者的意”需要采用文丽的语言。对待“二失本”的文质问题,他的态度比较含糊,没有像对待“一失本”那样坚决。道安对文派译本和质派译本的评价比较客观,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明确指出了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的优点和缺点。认为最好的翻译就是把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合二为一,互相补充订正,以便读者可以择善而从,最后的结论是主张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提倡“合本”,《合放光光赞》就是《放光》与《光

赞》的合本(汪东萍,方瑞芬 2012: 338)。 3.“三失本、四失本、五失本”即是详略问题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其中第三点是说删略佛经中反复出现的颂文;第四点是说删掉梵文经文在长行之后的偈颂复述(类似汉人韵文最后总结的“乱辞”);最后一点则是说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要转说他事时,又将前话重提,然后再往下说,这些话也被删除(陈福康 2000:11)。道安之前的佛典汉译比较混乱,对待繁复详尽的佛典原文,什么地方可以删?删去多少?译者皆自行其是,随意增删,并无标准可言。到了道安时代,开始有了官方译场,为了大规模翻译的顺利进行,道安制定了删减的标准,认为对于一般佛典而言,反复叮咛、啰唆琐碎的颂文、义辞和反腾都应删去(汪东萍,方瑞芬 2012: 338)。 (二)“三不易”内容的阐释

所谓的“三不易”是说三种情况造成佛典汉译的不容易。关于“三不易”,梁启超概括为:“(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梁启超 2005:145)。而马祖毅是这样解释“三不易”的:“圣人是以当时的习俗来谈话的,古今世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此其一;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此其二;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在却要有平凡人来传译,也很不容易,此其三”(马祖毅 2006:60)。 1.“一不易”即受时代因素的影响

“三达之心,覆面所演, 圣必因时,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 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是说佛祖所言必定根据当时的情况,如今时过境迁,时俗已变,翻译不得不删掉雅古以适应当今形势,此为翻译的一不易。道安意识到要改古以适今很不容易,但又要努力做,这显然是考虑到译本读者的接受性(李青 2012: 16)。 2.“二不易”即受读者方面的影响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是说我们平民百姓愚钝,圣人聪慧,相差甚远如同天隔,要想把千年之前佛祖的微言大义翻译得让W我们这些普通人明白,符合时俗,这是翻译的二不易。也就是说,现在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并不能达到昔日佛陀的水平,所以通过翻译把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聪明智慧让当今的读者明白是不容易的。这就是说在译文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力和知识文化水平。 3.“三不易”即受译者方面的影响

“阿难出经, 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是说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非常审慎,后人以今度古,任意揣测,还有像阿罗汉那样杰出者尚且如此兢兢业业,何况我等智力平平、未脱生死的凡人岂敢对佛典翻译有丝毫懈怠,否则岂不成了“不知法者为勇乎”?此为翻译的三不易(汪东萍,方瑞芬 2012: 338)。这也就对译者的智力,文化水平,鉴赏力和理解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译者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学识都会影响译文,翻译时要谨慎。

三、结语

总之,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解决了困惑佛典汉译的语序问题、文质问题和繁简问题,探讨了有关造成佛经汉译的三种不容易的影响因素,即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为当时大规模的翻译有序地进行准备了前提和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翻译思想的提出也标志着我国佛经翻译理论从此步入成熟阶段;此翻译思想更是开宗明义,对后

人的翻译活动及翻译理论的研究予以启示并影响深远,在我国翻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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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7] 罗新璋. 翻译论集[C].商务印书馆,1984.

[8]汪东萍,方瑞芬,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评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9] 马祖毅. 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M].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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