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转折

荣毅仁接受改造 陈毅称其为“红色资本家”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新中厂总经理魏如：交出半生心血决心难下

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

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

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 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

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

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

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

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 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 下决心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

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 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

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

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

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 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

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

公私就为解放一江山岛承接了人民解放军所交办的“海格拉斯 ”汽缸头的试制任务。

交出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连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谈起自己那些转为合营的家族企业时，也不禁落泪。 1950年末，魏如代表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一年后，新中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签订协议书，决定成立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从协议到实现公私合营，新中又等待了将近一年，其间因“三反”运动，一直到1952年11月1日才正式实现。1952年8月“三反”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宣布303家私营企业“五反”定案结果，新中公司被定为基本守法户。11月1日，华东财经委员会批准，新中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魏如被任命为厂长。 当家做主人

1953年的魏如，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第三批慰问团代表赴朝鲜慰问，新中也为前线生产了无数的汽车等物资。 这时，他所属的阶级赢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运动。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一年，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

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们要求民族企业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

与仓促应对的同行们相比，较早接受了公私合营的魏如，这时充当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和与政府沟通的信使。他被工商联安排与资本家们座谈，向他们讲述公私合营的好处，推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魏如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据好友胡厥文的回忆文章，随着时间流逝，魏如对公私合营越来越认同。毕竟，新中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劳动效率上去了，厂区也开始扩展。 “当时都说当家做主人。”已经80岁的徐贵16岁时开始在上海一家机械工厂做工，他说，以前只是拿钱走人，到了公私合营后，他开始真的把厂当成了家。 无论私方、公方的人，在最初的几年里，都表现得很敬业，企业井井有条。上海工商联的资料记载，公私合营后，由于公方进行扩建、技术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同期的私营企业，增长了1倍多。

不过，依然有一些小私营业主并不愿意合营。周南的父亲就是一个。 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开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他的祖业，不能为外人所用。坚持到了1955年底，终于写下检查，主动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利息。10年后，这些私有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1955年末，上海工商联召开了15场大会，由荣毅仁、魏如和胡厥文等15位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委员，向大家传达中央指示。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前广场上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上海剩下的私营业主，都在这一天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

又过了10年，私人工商业收归国有的期限来临，新中正式与魏如脱离联系。也在这一年10月，魏如患膀胱癌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华山医院做医学用途。

1980年，国有的新中机器厂迁至共和新路。今日，原地已是一片居民区，没有人知道，50多年前这里是鳞次栉比的私营厂房。

改制后的新中机器厂，人员换过几茬，跟魏氏后人失去了联系。这位曾负盛名的企业家和他的机器厂在新中国产业史上留下的辙印，只能从书籍和档案资料中搜寻了。

“火柴大王”刘鸿生：受周恩来感召返回大陆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张小泉剪刀：手工业改造成就最鼎盛时期

6月9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在这一天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其中，徐祖兴和施金水两位老人作为张小泉剪刀锻制工艺的传承人代表位列其中。

中国剪刀素有“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之说，杭州“张小泉”剪刀经历三百多年的风吹雨打流传至今。 “张小泉”剪刀与其说是一种传统技艺和企业品牌，更不如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 72道传统手工锻造技艺，344年炉火不熄。

“申遗”成功后，两位古稀老人频频露面，作为特约嘉宾出席各种文化活动，接受当地主要官员的接见，并向外宾展现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 最后的传承人

7月12日，记者在杭州先后拜访了徐祖兴和施金水两位老人。

徐祖兴今年77岁，疾病缠身。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身体状况不算理想，有高血压和气管炎，静脉曲张也越来越严重，他指着脚上密密麻麻凸起的血管，苦笑。

1963年，徐祖兴锻制的民用剪刀被选为国礼，刘少奇主席在出访印尼等五国时赠送给外国元首。1965年以来，他锻制的民用剪连续五次获得全国剪刀质量评比第一名。

美人迟暮，英雄气短。古稀之年的徐祖兴很长时间只能做象征意义的表演，现在却连表演也力不从心。前段时间厂里说要让他带个徒弟，把他的技术保留下来，但一直没动静。徐祖兴说：“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有毅力学这个，古语说：世上三般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父母万不会让儿女从事这三样苦职业的。”

徐祖兴当初走上做剪刀之路完全是迫不得已。他是萧山人，6岁时和父母、姐姐一起到杭州谋生。生活清苦，为了补贴家用，13岁时他被介绍到一家剪刀作坊当学徒，倍尝艰辛。

徐祖兴也是认同那句古训的，他也没有将自己的技艺教给儿子，他儿子对记者笑着说：“做剪刀太苦了”，他对这项古老技艺也没有太多兴趣。 75岁的施金水也是出生在萧山的贫苦家庭，兄弟五人，还有两个妹妹。为了能吃上饭，15岁的施金水到杭州的一家剪刀小作坊做工。

施金水的身体尚算硬朗，他的家就住在张小泉剪刀厂的附近，厂里有什么活动他都能骑车过去。他的小儿子现在剪刀厂上班，当初为了让儿子进厂顶自己的班，他在1983年提前退休。然而，这并不是所谓的“子承父业”。在现代化的生产状况下，他的小儿子只负责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

按照张小泉的剪刀工艺，手工锻制一把剪刀要经过72道工序，而在工业生产下，一把剪刀则从72道减为24道，甚至只有9道。弃简从繁，没有人去做这样的选择。

据杭州张小泉剪刀集团的统计，能够用纯手工制作“张小泉”剪刀的老师傅尚有46位在世，现在只有徐祖兴和施金水两位老人的身体能够支撑着制作剪刀，更多的老人则神志模糊，一些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徐祖兴感叹说：“很多老人都已经走了，当初建厂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现在也老了。”施金水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这项历经344年的传统手艺即将面临失传的危险。 344年的手艺

早在半个世纪前，张小泉的制作工艺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张小泉的剪刀作坊在西湖边已经屹立了近300年，几十家小作坊热火朝天的生产。

“一台炉灶一把锤子，一只风箱一把钳，一柄锉刀一条凳，一块磨石一只盘。”这是纯手工制作一把剪刀的必备工具。从一根铁到一把剪刀，共有72道程序，全部靠手工凭体力完成。

剪刀师傅有句俗话：“后面扑扑叫，前面结糊焦”。形容剪刀师傅冬天做生活的辛苦：背后的衣服被西北风吹得扑扑响，很冷很冷，前胸在炉膛烘烤和锻打的共同作用下，就像饭锅底烧焦结成的锅巴。

徐祖兴回忆说：每天早晨3点左右，他和两个师兄弟就已经起床，先把做剪刀的工具收拾好，然后一直做到晚上8点多，晚上就在门板铺上睡觉。师傅也就管饭，学徒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五年。

徐祖兴年满18岁出师，按照旧社会的规矩，学徒出师的第一份工作必须是师傅介绍的。

按照祖辈的传统，徐祖兴将来也会开作坊，收徒弟。正是依靠这样的薪火相继，张小泉剪刀在西子湖畔生根发芽。

此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53年，共和国的工商业改革在全国展开。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原先的小作坊全部统一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制剪生产合作社，有职工423人———这一年被认为是张小泉剪刀厂的诞辰。

虽然是成立了合作社，但原先作坊里的工人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异样，伴随着他们的依然是灼热的炉火和“叮叮当当”敲打声，没有弹簧锤和电脑办公，当时的剪刀厂和300年前张小泉的手工作坊并没有差别。

徐祖兴有一手娴熟的制剪技术，因为是熟练工，他拿到了几十块钱一个月的高工资。施金水当时也是工厂里的骨干，一般人要苦学三年才能独立做一把剪刀，而施金水只花了一年，他在厂里负责质检。 福兮祸兮

很快，这个新成立的合作社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

1956年，毛主席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特别指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这个指示在张小泉的发展史上产生了里程碑的意义，制剪社正式恢复了张小泉称号。国家拨款40万元，加上筹备会自筹的20万元，新企业在1956年10月破土动工。

1957年是张小泉剪刀手工锻制的最鼎盛时期，企业有70余炉灶，上百名钳手。到了1958年，地方国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正式被政府授牌成立，当时企业的员工已达816名。

但谁也没有意料到，之后的技术革新会出现得如此之快：1959年，弹簧锤开始在剪刀制作中得到应用，这被称为中国剪刀史上一次历史性革命，中国剪刀延续3000多年历史的手工锻制被机械取代。

施金水说：“机器生产减少了工序，劳动强度降低，工作效率提高。”虽然在剪刀“咬口”的细节处理上，没有纯手工的细微，但在工业化生产的状况下，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

徐祖兴说，按照原来人工的生产速度，5个人的小作坊一天只能做100把半成品剪刀，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工业化的情况下则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质量统一牢靠。

据1985年一份剪刀市场的销售报告为例：全国十多亿人口，两亿多个家庭，一个家庭五年买一把剪刀，全年就需要有5000万把，靠手工怎么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没有任何理由排斥新技术的应用，从1962年开始，张小泉剪刀厂里开始了机械化生产的第一步：引进了弹簧锤。原本沉重的人工锤打被工业机器取代，此后宕磨机、砂轮机、鼓风机等被陆续应用，在随后的发展中，电镀等工艺都由机器完成，张小泉生产和技术水平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从这时候开始，徐祖兴和施金水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辛苦做剪刀了。 “断档”的危险

到上世纪80年代，“张小泉”剪刀90%以上的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小作坊时代一去不返，做一把剪刀最少只需9道工序。

徐祖兴和施金水不再是传统剪刀作坊里的大师傅，而是工业生产下的一个环节。1967年，徐祖兴任工业剪刀车间的主任。1981年，被调到供应科工作。1984年成为门市部负责人，一直到1991年退休。 施金水也一直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直到退休。

他们对手工制作张小泉剪刀的各个程序都了然于胸，提供给记者的履历表上，也写着他们传艺带徒的经历，但这和他们当年手工作坊下拜师学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徐祖兴说：“我在厂里虽然也带过徒弟，但是却不是过去那样，我只是教会他们某一部分的程序，他们没有完全掌握手工制作的全过程。”

在政府支持下，“张小泉”集团正对传统手工锻制工艺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一方面收集整理施金水、徐祖兴等传承人的技艺，编撰成书籍保存；另一方面想办法利用现有生产线培养一批技术能人，学习完整的传统工艺，恢复72道工序的古法工艺流程。

但直到现在，徐祖兴和施金水还是没有收到徒弟。施金水的大儿子曾经做过手工剪刀，但现在也已经改行，“太苦，也赚不到什么钱，费那么大力气不如做别的了。”

两位老人担心，传承344年的技艺真要在自己手里断档了。本报记者 王 彬 通讯员 赵永久

黑龙江希勤村:入选毛泽东选集的农业合作化样本

本报记者 杨兴文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双城市希勤乡爱业村(原希勤村)许多村民，都可以脱口说出这句“毛主席记录”，他们甚至清楚地记得“毛选五卷190页”上关于希勤村的内容。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肯定了黑龙江省双城县希勤村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做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记者专程走进希勤村，在筹建的全省首座“农业合作化”纪念馆里，面对保存完整的合作化时期档案史料，再次触动村民心中关于“合作化”的珍贵记忆。

村委会大门上悬挂着毛主席像

希勤村村委会办公室大门显得与众不同。

大门上方悬挂着毛主席像。外侧两个立柱上书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村党支部书记朱万龙说，因为希勤上过“红宝书”，村民对毛主席特别有感情，村委会和不少村民家都一直悬挂毛主席像，这成了希勤的传统。两侧标语，是村委会办公室建成后书写上去的，算来已有30多年了。

村委会办公室部分房间将成为“农业合作化”纪念馆。朱万龙说，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县、乡、村都觉得这些资料有特殊价值，就由县档案馆进行了整理，据说是全省独一无二的合作化史料，我们将以这些史料为主体，建立全省首座“农业合作化”纪念馆。 三幅老照片和两个名人

在几十本档案史料中，有三幅照片特别引人注意。

一张照片是一个老人捡粪的场面，照片后面的说明是“合作化后王世安老大爷已经六十五岁，心情特别舒畅，打定计划报喜100车农家肥”。 说起希勤村的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提到一个名人于文化。

村民汪善清老人说，1947年“土改”后，政府将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农具都分了，但农户有犁杖没马、有马没车，还有的什么家什都没有，种地时几家“查具搭伙”，就成了“互助组”。“互助组”只解决少数人种地问题，还有不少人生产能力太弱种不上地，仍然吃不上穿不上。到了1951年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化和村长乔士红，带头成立大型互助组，将王世安等一些生产能力弱的农户吸收入组。第二年，由两个大型互助组合并成立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胜丰社。

由于带头建立合作社，于文化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1956年他光荣地当选党的“八大”代表，他和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的合影照，就保存在档案里。

还有一张合影照，是全国首届妇代会代表的合影，希勤村第一任妇女主任刘孝贞被选为代表。汪善清说，成立合作社后，刘孝贞带领妇女走进田间参加生产劳动，那里家家孩子多，为不耽搁妇女劳动，刘孝贞张罗办起简易幼儿园。如今，希勤村两个名人中，于文化已去世多年，刘孝贞仍然健在。 一个汇报引来毛主席高度评价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报告大篇幅引用了黑龙江省委的工作汇报，高度评价了双城县希勤村农业合作社做法。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说道：“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村民乔士臣，曾长期担任希勤生产大队队长职务。他回忆说，1954年8月，黑龙江省委农工部长骆子成来到希勤村，总结了希勤村农业合作化经验，成为省委向党中央汇报的重点内容。

乔士臣说，1955年秋天，希勤村成立了高级社，下设6个生产队，社员实现劳动评工记分制度。比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提前了两年多。

记者在当年一份会议记录上看到，农业合作社成立当年，希勤村取得大丰收，亩产达到86斤，总产实现160万斤，交售公粮45万斤。希勤村全体农民头一年吃上饱饭。

毛主席批示让希勤村沾了光儿

朱万龙说，按老一辈人说法，咱们希勤村得到毛主席批示，一定有好运气，从那儿以后希勤村沾了不少光儿。

1957年，双城县第一台“东方红”54马力拖拉机调配给希勤村，其后又调拨了“东方红75”和“45”、“28”胶轮拖拉机各一台，农机具8部，希勤村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农机化。

记者在该村1974年统计表上看到，当年该村粮食亩产达到269斤，交售公粮131万斤，社员人均纯收入92元，集体公共积累56万元，以上各项村级指标名列双城县前列。

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希勤村集体积累已达600多万元，其中三队、四队不但拥有“大解放”汽车，银行还分别有存款20多万元。希勤村是当时全县有名的富裕村。

如今，希勤村农业合作化历史又成为“生产力”。省农机局和哈尔滨“东金农业”，将全省最大的农机合作社和玉米高产灌溉示范园区确定在希勤村。与过去为了吃饱饭不同，这次合作将使村民过上更富更好更美的新生活。

原希勤村村委会办公室大门上一直悬挂着毛主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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