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陈瑞文武汉六中六六届高中生2016年10月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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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

陈瑞文(武汉六中六六届高中生)

2016年10月杜先荣问我:“什么时候任命你为决派组织部长的?”

我笑起来了:“哪有什么任命!什么阴谋组织,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说决派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倒是符合事实。”

我进去的时候,决派已经成立了(所谓成立,就是社会上风闻已经有这个组织名称而已),大名鼎鼎的鲁氏(指鲁礼安,当时小圈子里面的称呼)到处活动。我住在江汉四路的泰宁里,鲁氏正在支持浠水巴河一司的王仁舟,红旗大楼离我家就二百米,走十分钟吧,我天天去那里,跟他们天天吃住在一起。

后来决派(也叫决联站)搬到中山大道工商联大楼里面,组织混乱。后又搬到武昌区委。

鲁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计划,往来神速。 高兴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谈的尽是巴黎公社、布朗基、巴枯宁、哥达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叛徒考茨基、杜林、埃尔福特纲领……这些名词,逼得你不得不找有关书看。

大家自我感觉还不错,甚至逐渐感到自己似乎就是1917年攻打冬宫的继承者,是列宁手下的那批职业革命家。

那时节,我们对捷克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列宁的战友太熟悉了,仿佛他们就是我们的革命战友,而我们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尽管鲁氏往来无踪,但是依然很容易见到。有一天,我又跟鲁氏在一起夸夸其谈。突然,我想起一直埋在我心里的一种感觉。

我说:“决派在江城已经大名鼎鼎,来联络的这么多人没有登记表格;要求参加的,没有手续;既没有组织条例,也没有决派大印。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他说:“可能吧。你想到了,你就管起来。我哪有功夫!” 于是我连夜起草了“决派组织条例”,设计了“决联站登记表”,有单人的、有多人的(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组织的3种,用油印机印了很多,堆在桌子上面,供需要者取用。

决派口号是“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理念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革命不分先后,团结大多数,打倒一小撮,完成斗批改,缔造新型国家机器”。

参加者不分钢派、新派,哪怕文革初期的老“三字兵”也一视同仁,参加的也不少。

后来陆陆续续填好的表格有一尺多高。因决派地址经常变动,我担心遗失,统统拿回家中。

为什么把我当成决派的组织部长?决派从来没有任命过我。可能一是决派大印在我手里很长一段时间;二是工军宣队搞清楚

了,所有的决派名单在我手里。

直到恢复高考,我因此受到很大打击。

1977年考大学,黄冈地区我理科名列前茅,数学连附加题都是满分。但是把我录取到湖北十堰一个什么职业学院,我没有去。

1978年武汉六中刘怡冰老师给我写的鉴定是:“陈瑞文同学品学兼优,学习超前;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经调查未参与打砸抢,不能证明他是鲁礼安的秘书,不能证明他是决派组织部长,是决派组织一般骨干。

2015年国庆节,水果湖中学的李希九(决派宣言起草人)和柳英发来我家玩。

李说:“五中的阮平和说他是决派组织部长。”

我笑起来。说:“现在争这个官有点滑稽,没有一点点利益。为这个事惹的麻烦可以写一本书。有趣!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学习班的。表和公章都在我手上。决派大印,后来我给了七中的廖童焕,才没追查我。决派表是一直追查,从六中学习班到江岸区学习班,穷追不舍的。”

决派是个什么组织

以下几点我可以肯定:

1)决派从未公开正式任命谁是组织部长。

2)说决派是个组织混乱、结构松散、人员复杂、进出自由、

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无奖罚、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那倒是名副其实。人员统统是靠信念、观点类似,靠学生领袖个人魅力吸引而汇聚起来的,随时增减、随时变动。

3)以武汉各校中学生为主,有少数大学生、本市工人、干部、郊区农民参加,还有武汉市外、省内的农民、中学生组织。

4)说决派是王盛荣、李守宪、卜盛光、甘毅、周岳森幕后指挥,鲁礼安在台前操作的“帝修反别动队”、“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狗扯羊腿、胡编乱造、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决派没有任何阴谋,而当年的当权派出于政治需要而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编造事实,才是真正的阴谋。

5)虽然“北决扬”一案,1979年已经为湖北省委否定,但全面彻底地清理事实、还原真相、排除疑点的工作远未展开。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事,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管这个事。

追责已谈不上了,但决派是文革中中央定性的所谓全国“三大反革命组织”(北京516、武汉北决扬、湖南省无联)之一,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状态。

我还记得的当年活跃分子

华工附中 周叔瑜等一批

地质学校 袁建疆,李开宇(已去世)等一批 东湖中学 黄茂清(已去世) 十二中 李建生

武大历史系 杨秀琳 四中 阮平和 七中 廖童焕

?中 贺国琤 贺瑞琤 水果湖中学 李希九

二十中 黄鹤 黄静一(住上海路天主教堂对面,大刚报记者黄邦和之女)

无机盐化工厂 蔡万宝

决派上层骨干 鲁礼安、冯天艾,周凝淳(其妹周凝觉,我初中同班同学,住汇通路)。

一些组织集体加入决派,名单上负责人的名字记得有: 洪山区青菱公社红旗大队叶脉; 武汉低压锅炉厂穆效铭。

表格式样:

清查决派,就得找依据,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是决派名单、表格。

1)个人表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 登记表

姓名 地址 简 历 现 在 观 点 单位 所属组织 电话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2)集体表

决派联络站组织登记表 单位 人数 地址 电话 简 负责人 所属组织 介 现 在 观 点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3)集体简表

决联站登记表 单位名称 所属组织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因年代久远,以上各表可能有误差,但出入不会太大。

公章和证件

我的印象里公章是我去刻的。直径比一般5—6厘米的圆形章大多了,估计有8厘米。锌锡章面,钉(粘)在红色木质章体上,高约8厘米。此章在我的书包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七中廖童焕要去,当时没有任何组织手续,他是经常来活动的决派

负责人 电话 人数 骨干,凭感觉给了他,也无收条之类。

一个中央定性的“反革命阴谋组织”的大印,就在我的书包里面。我天天背着它到处跑,包括挤公交车、包括上厕所、包括我背书包回家,这就是“阴谋组织”。我是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的。

后据说查出公章在廖处。他交出,就没有追究公章了。查出决派表才是整人的核心。

决派的证件也是我设计的,油印了一批,发出一些。 说起来好笑:我给自己的证件号是000001(不记得有几个0)。

为什么没给鲁氏1号?他到处跑,根本不管这些事。

怎么追查到我头上的

1)省电力设计院的王建才

现在回忆起来,谜一样依然搞不清楚:此人原不认识,六八年(或六九年)突然找到我家来玩,说是决派的。来了几次,跟我家里人都混熟了,还与我妹妹打羽毛球。

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军人,是省农垦厅军宣队的。没有任何手续,说请我去核实他们农垦厅的几个人的情况。用军用吉普把我拖到武昌省农垦厅,我糊里糊涂地也就相信了。

进大院,上二楼,由几个人盘问,都是关于那几个人去联系决派的事。

天哪,决派联络站人来人往,一波又一波,我怎么可能记得有没有农垦厅的人。但是既然把我搞来了,他们不问出一点什么,我恐怕不是那么好出去。

我就说,决派就是个联络站,我得打个电话请示中学红联的领导。

他们没表示同意,也没阻拦。我径直走到门口墙边竖挂式电话机前拨电话,未通。

我装模作样:“喂,我是陈瑞文。哦,要我赶回?不巧,有农垦厅支左军人找我问一点情况,……好的,好的,马上完了。他们很客气,说请来聊聊天,问一点事。”

全是演戏,他们也没有上前阻止。

我已经能够肯定,说不清就可能留下了。因为我到这里,没有任何手续。

我就在电话机旁边说:“尿来不及了,去去就上来”。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打开门,下楼,一口气急忙走,(肯定不能跑,凭什么?我又不是逃犯!)到大门,装着镇定,大摇大摆地走过军人岗哨,扬长而去。

幸亏走了,否则就被软禁了。

后来知道:十二中的李健生就这样聊,聊到牢里去了大概一年。

2)我家楼上的居委会主任梅惠珍

当时我家住在汉口江汉路泰宁里4号楼下左屋,六八年或六九年,楼上谢妈妈(梅惠珍)让其子谢春源(黄石路中学二司小头目)叫我上去玩。

一上去就看见一个大个子军人,河南口音,要我去派出所坐坐。

“了解一点情况嘛,没什么大事。” 派出所有请,跑不脱的。一起去了。

进去还没有坐下,他问我:“什么学校的?多大?搞些什么

活动?认识些什么人?”

我说的基本是他知道的:“六中的,没搞什么活动,到处玩,不认识什么人。”

“那才巧,不认识什么人我会找你?放老实些,你老爹右派,你还是决派……”骂骂咧咧,用枪拍我头。

就这么耗了2个小时,我姐姐来了。估计他也无可奈何,又没有理由留下我,留下也问不出什么,就让我走了。出来一摸头顶,出血了。

3)六中刘成顺

六八年底,开始动员下农村,相互组团。我原想与六中同学张声进及我妹妹(黄石路中学,现在的警予中学)一起走。我们磨磨蹭蹭,她等不及:“哪像大男人唦,平时那么革命,到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时候,拖拖拉拉……”。

她先走了,下石首。

六中对口襄阳地区的薛集。我带了两箱子书,全是红旗大楼“捡”回的,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肯尼迪言论集》《人的远景》(意大利加罗蒂)《人是机器》(法国拉·梅特里),还有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多本等等。

户口不交,以防万一,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到县城,住招待所,遇邻居陈保均(襄樊空压机厂),把书箱交他保管。

在厕所遇3班的蔡正家。我说:“哎,还有多远哪?这一去

什么时候回武汉……”

他说到薛集区还要坐汽车,有一百多里;下到公社,又是几十里;再下大队,再下小队。我想去富裕的、交通方便的小队,恐怕很困难。这不是住几天,是扎根一辈子。

我一捏户口,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说溜就溜了,回到武汉。 联系到黄冈,找到表姐范普乾,决定不回襄樊了。但是不能不告诉妈妈:“我改名陈向东,不要告诉六中同学。”

几天后,六中钢二司的刘成顺找到我家,对我妈说:“我是陈瑞文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我的一些书在他那里,我得找他。”

妈妈受骗了,把我准备保密的地址告诉他。 刘成顺这个人是个什么形象呢?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可能看了《列宁在十月》电影。接近尾声,一个告密者,想跟被他出卖的议员握手,被拒绝。他难受地喃喃自语:“看不起人?哼!”

刘成顺的相貌几乎跟那个告密者一模一样。90年代,有一次我在武汉图书馆看见他。还是当年那个猥琐的猩猩一样,没有理他。他也看见我了,不好意思地溜了。他不可能难受,他有收获:他做工宣队的线人,没有下放农村。

4)六中工宣队

没几天,六中工宣队去黄冈找到我。

表姐夫刘明武是黄冈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天天有挨整的干部去他家诉苦,请求帮助。

一天上午,他正在开会,动员揭批黄冈的“北决扬反革命集团”。下午工宣队的山师傅、陶师傅一行人找到他,拿出非常硬的文件,要他交出决派头子陈瑞文。

刘政委气得把枪一拍,回去第一次大骂表姐。 我就这样被揪回武汉六中。 抓回六中

1)住学校老教学楼二楼拐角处

夜深人静,禁闭室冷,举桌椅取暖,不小心把墙上的毛主席像顶下来,踩在脚下。第二天工宣队发现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已是重要人犯,未追究,只是用绳子把我吊起来。

2)跑出学校,直奔火车站

半夜三更,溜出学校,不敢回家了。直接去大智门火车站,到北京去。

潜意识是:总得有人管一管,这种松散组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阴谋组织?

混进去了,天黑,走过铁轨时摔了一跤,一身泥巴。 混上车,无座,缩在走道旁,被列车员发现:“流串犯吧?怎么没行李?”

赶下车,就近送到火车站收容所,已是与河南交界处(信阳吧)。

回到六中,吊起,工宣队当然不动手,要红小兵打,打得并

不重。

3)那段时间被抓了几次,我已记不清。

印象深的一次:两个工宣队员直接把我从家里抓走,把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怕我跑了。走到循礼门环形转盘花园边的人行道上,几个群众围上来:“对学生怎么这样?”

工宣队员说:“他不老实,会跑。”走到大智路,我要上厕所,他们陪进陪出,严加防范。

审讯趣闻

山师傅(二七区建筑队工人):“要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鲁礼安揭发你的材料有这么高(他比划有一尺多高)。他都承认了反革命罪行,你还说他是革命小将……”

“不可能吧,我们要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又一天:

“你先把问题搞清楚,再交入党申请书。现在申请入党也不方便吧?”他愁眉苦脸。

“我原来感觉不够资格。现在只能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才可能理解和承受你们这样的审问。我就只当是对我的考验。”我也愁眉苦脸。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早一点说清楚,早一点轻装上阵,

回到人民的队伍。”他非常诚恳。

“你们这样对我,只能让我想起李玉和。但是我又不能把你们看成鸠山。”我也是心里话。

他除了苦口婆心地规劝,从来不发脾气。

但是陶师傅:“老实交代!不然红小兵打你,我们不负责。” 一个红脸,一个黑脸。 批斗会

有一天,小瘦个子军代表对我说:“你老老实实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我不是反革命,不去!”僵住了。 “你就上去站一二十分钟,就要你下来。” “好吧,到时候得把我叫下来。”我妥协了。

一走上台,已经站着一个青年人,胸口挂着牌子:“二七区反革命武斗头目陈志雄”。黑色名字上打着叉。

一个学生要给我挂牌子:“决派头目陈瑞文”。我坚决不挂,后来军代表同意不挂。

人山人海,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组织……”“打倒……” 要我喊,不喊;要我低头,不低!

也许军代表知道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追回来的,对我不是太凶。

升级,到江岸区学习班

来学习的学员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来交代问题的。

有学校教师,红教工头目,名流我知道的有音乐家莎莱。 几乎都是成人,中学生就6个,除了我,还有二十中的付德华,某中的韦顺龄,住在汇通路的贺国琤、贺瑞琤姊妹,加一个胖子。

学习方式:讲课的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其实就是规劝学员老实交代问题的某校教师,他们受宠若惊地代表革命和正确,审问反革命决派中“受蒙蔽的群众”,查清问题,动员、启发、教育,相互交流,写材料,核实,找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追决派表。

“决派的事,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多了,还写什么呢?”我问。 “写你认识那段时间的人,经历的事,揭发新问题。”。 写吧,不写是不行的:“1968年×月×日,湖大决联站,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气晴朗……革命小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啊?

“要你写干货,不是要你写小说!”积极分子说。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生活

1)吃饭

老通城师傅做的可口美味,常有猪舌头(口条)、红烧肉。

五福路中学红教工头目一次坐在我身边:“哎呀,居然坐到决派核心大头目旁边了,三生有幸啊!”

我哭笑不得:“大头目?工宣队背后怎么说的?” 他笑而不答。

一个女教师说:“吃不下,怎么办?还剩一半饭菜,倒了又会挨批评。”

“给我吃吧,我还想吃。”于是都倒到我的饭碗(搪瓷小饭盒)里。

2)解压,自我放松

有时开完会,让大家各自找地方闭门思过。我溜到门外,院子里(在五福路、六合路一带)有人守门出不去。

一个老爷子和他孙女在晒太阳,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户。 我过去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很开心。 无聊时看树下的蚂蚁一步步爬到墙根,上墙,爬到树根,上树,特有趣。

吃得好,但不能不写啊。

3)每天上午集合,在五福路一带跑步,回来后开会、学习,下午思过,写揭发材料。

4)晚上睡通铺,上述中学生住在一起。 画图表

我把解析几何里二维图表用来表达时间—活动状况,至于曲线,只能随心所欲乱画一气,任意给个波峰波谷。

注明:“有时天气不好,没人来串连,有时很多学生来交流。” 活动内容:“谈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各派观点不一,钢派坚决,新派温和,逍遥派是我们的争取对象,老三字兵来参加也欢迎。”

蒙混过关是看得出来的。最终还是落实到具体人,这个是反反复复要我回答的。

对妈妈说

我被六中工宣队抓了好几次。

有一次被工宣队带走、离开家时,我抓住一个机会偷偷对妈妈说:“床后面箱子上的东西统统处理掉。”

我跑到河南抓回来后,他们逼我妈妈交待我和什么人联系。这次我妈妈真的不知道我逃出学校,从河南抓回。

我妈妈交出一本我的日记本,里面尽是我六八年和小学老师、小学同学聚会的内容。有黄石路小学的市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章德慧,红旗中学张元良,十六中李素文,大智街办事处的夏芝瑞,武汉水泵厂鄢时在,什么中学的计小惠。

其实他们都跟决派毫无联系,我跟他们也从来没有谈过决派,能够查出什么?

后来遇到张元良,他说:“查了的,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去章德慧家,有什么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什么都不知道”。

鄢时在说:“查啊,幸亏我什么都没有参加。”

最重要的事——销毁决派表

妈妈趁工宣队还没来抄家,按我提示的地方,把决派表、组织条例、鲁氏写的部分文章等,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统统撕成碎片,塞进马桶。

当时武汉的街道上每天清早有人拉着粪车,喊“下河啊!”收集人粪尿。家家户户把自家马桶里的粪尿倒进粪车。

就这样,我妈妈一面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是我记录小学同学聚会的日记做掩护,还有一些抄录的革命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写的歌颂毛主席的诗,交给工宣队;一面处理这些要命的东西。

后来听我妹妹陈小文、陈庆文说:“那几天好紧张啊!一个星期,天天撕,丢进马桶。又不敢烧,怕楼上谢妈妈知道了下来

问。”

我说:“没人逼你们交决派表啊?”

“问了妈妈。哪能交?妈妈装糊涂啊!都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一本又一本,交上去这些人都完了。”

没抄家

我得知那些东西全部处理完后,完全放心了,同时奇怪为什么没想到去抄家。可能有以下原因:

1)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揪回来的,工宣队不便过分造次。

2)我妈妈是那一片有威望的教师,主动交出我的一些东西,工宣队觉得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交出来了,觉得比较配合。妈妈到六中看见我被工宣队吊起来,也没有哭着闹,只是要他们讲政策。

3)我姐姐是支援新疆的,文革中是逍遥派,跟楼上的居委会领导谢妈妈关系不错,文革前跟谢妈妈女儿谢贵娣一起在泰宁里4号办过墙报。谢妈妈也配合派出所的军代表,表现“不错”。

4)我两个妹妹什么都不懂。大妹的一个好朋友欧阳燕萍出身工人家庭,根正苗红,两人与谢妈妈的女儿谢春源(黄石路中学钢二司成员)都是同学,且关系不错。

一句话,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5)文革刚开始,因我仿宋体写得好,居委会老主任蒋妈妈把我推荐给新主任,让我满大街小巷用红油漆写毛主席语录。因此我家没有被抄。

6)最关键的是工宣队那些人没想到我会把“决派表”藏在家里。他们可能认为:要藏也会藏在一个非常可靠的、能保密的什么机关、学校或什么重要人物那里。

7)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我的班主任刘怡冰一直对我不错。“七二〇事件”中我被百万雄师抓进江汉公园,江汉食杂管理处主任徐道德审我时,与六中联系。后来据说刘怡冰介绍我是:“这个学生好学习,不可能搞打砸抢。父亲是右派,别的没什么。”于是就以“黑七类”为由打一顿,也不是特别重。

8)“七二〇”前,我去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的武汉市委“侦查”,被六中“三字兵”王松如(我小学同学,工人子弟,挤到军干子弟的组织里混)发现,打我一顿。造反派得势后,我没有报复任何人,我没有一个私敌。

所以对我审查虽严,但就一般打打踢踢,没往死里整,没有一个真正恨我的人。

在农村接受外调

刘成顺出卖我,回汉进学习班,结论是:决派骨干,回下放原地。

1)回去后被照顾去挑堤、拖板车,为的是吃饭方便,因为

我一人做饭不方便。

自从我被说成决派头目后,外调的人络绎不绝,有时要排队。 上面通知我:凡来人外调,必须接受询问,不必上工,工分照记。于是我开始新生活,每天与这些人周旋。

2)省出版局来人外调:“难怪说是反革命组织,你拿外调介绍信都特别。”

“我怎么拿?”

“你用食指和中指夹着。” “那应该怎么拿?”

“正常人使用大拇指和食指。” “那我不是暴露了?”我哭笑不得。 “可能你们成了习惯。”他总有理由。 3)一天来了两个年龄大的军人,优先接待。 “认识程楚吗?” “认识,十四中的。” “她是决派吗?” “不是,去玩过、聊过。” “聊什么?”

“她问决派说怎么回事。”

“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又说:“你比较实事求是,痛快。”

我写道:“程楚不是决派的,来过几次,聊聊天而已,什么

活动也没参加。”我知道他们的来意,所以非常顺利。

两个军人走的时候很满意,他们上级的上级是河南省军区副司令、程楚的老爹。

4)另一个:“认识张莲宝吗?” “认识。”

“竹筒倒豆子,不要我们多说了,自己说清楚。” 这个时候说不认识是不可能的,她可能说了认识我,不然怎么会找我来问。

我现在是“点石成金”的人。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我是他们认定的“组织部长”啊!

“是红旗中学的,在红旗大楼认识。她没有参加决派。” 要我好好回忆。“好的”,愿意耗就耗着吧。 最后还是那句话:“她没有填表,没有参加决派” 5)于是我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命的决派组织部长陈瑞文”身份,开始为一个、两个、几十、几百、大批人证明身份。 当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工军宣队拿出“决派表”,斩钉截铁地说:“铁证如山,你填的表在这里。能够否认吗?”,而被打成决派,没有,一个都没有。轰轰烈烈的清查“反革命地下组织”一两年,没有找到一张“决派表”。

就像沈醉证明某人是不是军统、某共产党员是否自首一样,我得证明这人填表没有,那人参加过什么活动,天天写材料。

天哪,写吧,几乎清一色地写:“此人不是决派,我在决派

表中未见其名。”

有的写:“此人自己说来过,那很可能就来过,但我不可能记住几千几万个决派群众。”

有的写:“他来问了一下决派是做什么的,就再也看不到了。” 6)至于那些天天跟着鲁氏鞍前马后冲冲杀杀的敢死队的人,他们交待的材料可能都几寸厚了,我能写什么?工宣队比我还清楚。

比如:

“李希九怎么写决派宣言的?” “那能告诉我吗?”

“决派纲领你没见过?”递过来。 否认不了:“见过。”

“说说什么时候、哪里见的,你旁边有什么人,怎么讨论,说了什么。”

“油印资料到处发,我是在桌上看到,当时就我一个人,感觉写得不错。”

“怎么不错?”

“看不出问题,现在也看不出问题。不是你们指出是阴谋,我的确认为写得好。李希九是我朋友,我佩服他有文才,不然我为什么去决派?”

“他写你的情况有这么厚……,你还保他!”手势,至少二寸。哈哈,挑拨。

“那他是会写,一点点事反反复复地写。我想起来了,非常清楚。”

“快说,想起了什么?”他一下兴奋起来。

“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谈过怎么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那是你颠覆得了的!受蒙蔽嘛!你就回忆时间、地点、说什么。”什么都没有捞到,有一点泄气。

“时间、地点,只要李希九记得,随你写。至于内容,都是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学习巴黎公社……”

7)我扯起了巴黎公社。

当年的确经常谈这些。对外调人员认真地扯这些是装,是东扯西拉,以歪就歪。

一般他们都没有吼我,因为我也很少跟他们争,争是对牛弹琴。

8)凡是希望我证明外调对象没介入决派的,我都痛快地证明,皆大欢喜,因为我的证明含金量高,决派组织条例起草人、管登记表的人、“组织部长”出的证明,那是非常权威的证明。

但有的人,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证实外调对象参加了决派,有罪。

这也无所谓。我有的是时间,还拿着工分,一起耗吧。我都懒得顶,有时候成了我反问他们。

“是这样啊?我都还没你清楚!如果照你说的写,那何必问我?”

“如果要我照你们说的写,可以,但要同时写上,我是照你们说的写的。”

他们往往哭笑不得。

有时候干脆装苕,说东扯西,或者干脆说另外一个问题。我有一种功夫,可以不受干扰地想我喜欢的事情。这样,他们看我发呆,就大声问:“到底是谁?”

“莫泊桑!”

“姓莫的?男的女的?” “法国的。”然后哈哈大笑。 他们面面相觑:“完了,神经了。”

说实话,我一经被封为决派组织部长,待遇高了很多,几乎没挨打,更不要说过分地逼供,对我只能是变招,诱导,暗示,提醒……

9)我已经驾轻就熟,我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何种身份”、“地位”。

你想让我写他不是决派,好办。

你想让我写他是,我眯着眼睛看这些人,恍恍惚惚、云里雾里的感觉。这都是些什么人哪!问到的那些人认都不认识,要我证明什么?证明是决派,你们好去整他?我还没受够?还要去复制一个我?然后他再去乱牵连?

我被诬为决派组织部长都熬过来了,搞疲了,无所谓了,难道还要把更多的人搞得重复我的经历?

想着想着…… “怎么睡着了?” “哦,刚才问什么?”

“他是不是决派?填表没有?”

“想了半天,他就是没填,依据是他都不了解决派纲领。如果你拿出他填的表,可以帮助我回忆……”

你有本事拿出表来啊,拿啊!

像玩小丑一样看这一个二个的二货。决派是个自由市场似的开放组织,还真当了个阴谋集团,让我当了个阴谋集团的组织部长!演戏吧!

就这么演,我不演,他们会找别人。

10)这期间我接待了无数批人,没有一个人来的,都是两人,一般都是男的,中年居多。开始都比较客气,达不到目的也有气急败坏的,但我已经沉得住气了,很老练了。

因为我感觉我就是杜聿明。他们有时翻开毛选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有时要我念,我就念,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这辈子当不了杜聿明这高级别的三星上将,体会不了他的威风,还不能把他当俘虏的榜样,体会他落魄时的心境吗?毕竟是大人物啊!

曾几何时,历史的浪潮袭来,一夜间成了杜聿明似的人物,唉,何其荣幸!

“今天我没上堤,又给了我十分工分……我倒是舒服,可是

无形中沾了农民的光啊……”

我经常这样想入非非,经人提醒才回到现实。 几乎没有激动了,你们的那一套,我都比你们熟。 11)很多故事都已淡忘,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

我经常想:看来无论干什么事业,都得做大头目。大地主不会杀,杀小地主;高级军官都收留,小喽啰一个不留。人只要出了名,就是上面挂了号的人了,谁敢怠慢我?只要不打,那就耗呗,外面还排成队了呢!

有几次我搞烦了,大吼一声:“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不相信何必来?我是组织部长,搞宏观的,这些小事我顾得上吗?太微观的事我能都记得吗?”

每逢此时,倒是他们让步。我不写点什么,他们交不了差,只差跟我说“息怒,有什么写什么吧”。于是我领情,大笔一挥:此人来过决联站没有,实在难回忆,但确未看到他的决派表。

心想,你找决派表去吧,在化粪池里呢。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我妈妈。

她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不老实的事;一辈子听党的话,相信组织,这次按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她一生没干过大事,这事可能是她干过的最大的事。 12)一念之差,她凭着本能不知挽救了多少家庭。想想后怕,如果她交出那一大堆表,后果如何?外调的潇洒地把真正的表递过来,你还敢写他不是决派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何时,

何地,多少人,什么情况下,谁谁怎么递交给你的。

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铁证如山,无可抵赖啊!我得进入一个无穷的扯皮循环,我扯得了一个,不可能都扯下去啊!

13)事后听说武汉电信局工总的一个头目,女的,被整得实在受不了,跳楼身亡。还有更多的悲惨故事未公布,如果都收集整理起来,恐怕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如果当时决派表被工宣队掌握,会有更多的人被整死,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数字可能无法统计。而一人挨整,绝不可能限于自身,会祸及全家。

这家人以后哪怕只有一个人熬出头来,会不会记仇寻觅当事人?

报复不断,循环往复,这对社会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伤害。

未牵连中学红联

后来了解到,我在中学红联的朋友(无论六中还是一中)基本上都没受到我的牵连。为什么呢?

1)我参加本校或外校造反派组织,无论“井冈山兵团”,“中学红联”、决派,本来就是带有考察性质。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能做逍遥派。

我觉得应该观察了解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造反派闹到哪里我就去那里。作为副产品,我在红旗大楼居然找到社会上看不到的不少内部书。

我把不少精力用在搞书上,从来没有、也无兴趣带一帮人去找谁搞武斗。

故虽然认识人虽多(不少还是负责人),但我没决策过指挥过一次武斗、打砸抢,而这是工宣队清查的重点。

2)所有参加决派活动的人都知道:参加决派要填表,当局也明确知道表都在我手里。但是表不见了,整人没有依据。 3)我跟中学红联的朋友联系多,常去一中玩,完全可以解释成:因为我家住一中附近。一中是我姐姐陈利文的母校。 七二〇期间我是在一中。但是是在一中冲淋浴时,被百万雄师抓到,不能说明我参加了什么活动。

为什么要整决派?

决派是“北决扬”系列中,影响最大、动员群众最多的一个发展阶段。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船舶系一年级学生鲁礼安。他和一帮志同道合、造反比较早的同学,被造反派组织排斥,于是另起炉灶,研究社会,发表时评,串联工人和农民,形成一个与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有密切联系,而又比较“极左”(与北京“516”相同,反对周恩来)的极端、特殊、另类的“怪胎”。

抓决派是由头,目的是向三钢、三新、三联各造反组织全面开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全部造反派打趴。

不要说北决扬不是什么阴谋组织(刚刚相反,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就是三钢三新三联,也是组织松懈,一盘散沙,打打

杀杀坐不下来的流寇。

上海的造反派怎么那么厉害,实实在在地执政?人家团结啊!武汉的造反派怎么就这么窝囊废?一打就趴了?实事求是讲:武汉的工人组织的确是一帮没有严格组织纪律、没有正确斗争策略的乌合之众。

中学生,绝大多数倒是有献身精神的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武汉中学生较容易受上面的影响,所谓上面是指武汉工人、大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是一批造反早、但是其中不少人就是只会打打杀杀搞内讧的人。

这些头头,不挨整时,不停地争权夺利,坚决不搞大联合;一旦挨整,没有几个人管得住嘴巴,说他是反革命,马上承认是反革命,然后马上“竹筒倒豆子”、“反戈一击”,出卖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连江湖流氓都不如。

决派里面有理想主义者,有书呆子,有流氓地痞小混混,有糊涂虫,的确是没有一点点阴谋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

“北决扬”被当权派选为瓦解造反派的突破口,选得太准确了。他们首先突破的一个关键就是鲁礼安。他联系的人特别多,五花八门,最关键的是他的性格:不拘小节,留下很多易于被人攻击的“大不敬”言行、文字;一旦被抓,他又非常幼稚地牵连很多人。

于是当权派给造反派编织了一张大网:鲁礼安的朋友的老爹干毅,曾留学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和剑桥大学,通过他把决派与帝

国主义联系起来;经常与鲁礼安聊天的华工附中校长周岳森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干毅曾任国民党少将,这样就把决派和国民党联系起来;鲁礼安认识的老干部王盛荣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决派就和苏修、王明联系起来了。

好了,都凑齐了:这个决派就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反革命地下组织”。鲁礼安与武汉各造反派组织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当权派就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逼迫与决派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批判过决派的造反派承认加入了决派,企图把所有造过反的人都装进这张大网。

我家庭受到的牵连

1)1970年下半年居委会要将我爸、奶奶遣送到浠水老家。奶奶年事已高,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到浠水老家,蒙乡亲照顾,总算活下来。坚持到七五年,因吃不饱营养不良去世。

父亲原是郑州铁路局基建处高工,1958年补划右派,1964年从河南西华县五二农场回武汉。当时没任何理由,就将他遣送回老家。

2)1971年搞“五七干校”,属于老弱病残之列的妈妈下放到枣阳熊集公社茶庵大队某小队。好在妈在农村有小妹照顾,相依为命。后坚持到1973年,可以回武汉,但是已无住房。只得到我下放的黄冈,靠表姐范普乾分到一处房子。

3)我受到的牵连:

①一直受审查,招不上去,当不了工人。

②1971年由贫下中农推荐考工农兵学员,理科满分,文科优,因决派问题不让我去。

③1977年参加高考,数学100分,4个微分方程附加题全对,又是满分。因决派问题没学校要。安排到十堰一个什么职大,没去。

1992年与鲁礼安谈决派

我毕竟不是做医生的料,1984年进市科委系统。

1992年,我主持“武汉市无形资产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涉及武汉第六制药厂注入深圳某医药公司的港资,改制为“马应龙药业集团”。

在位于航空路的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会计室,遇到中学红联老战友、市实验学校女生某某.她说起市实验中学初中六九届的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名教授,所谓“新左派”;又特别提到当年风云人物鲁礼安,“他就在我楼下的一家公司上班,经常看到他,可惜他不认识我”。

她提起的这两个人,我后来都联系上了。有了王绍光的QQ邮箱,王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美国,适逢‘六四’留下,当时已在香港大学任教。

我告诉王绍光说:“鲁礼安想出书,能否联系?” 王绍光说:“我当年在中学红联是最下面的‘提提’,去决派

串联,我是小喽啰,你们是上面的头啊,鲁礼安就更不用说了。一定帮忙。”

这本书后来还真的在香港出版了,书名叫《红卫兵吁天录》。 那天马上下楼去找鲁礼安,还真的找到了,他是英国英高顿医药公司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

这是二十多年前他从武汉去黄石铁山被抓后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聊天非常热闹,一直到他下班,意犹未尽。后又一起去他家吃饭、继续聊。

不能不谈决派。

我直言不讳:“你写了我不少揭发材料吧?我值得你写那么多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也算是默认。

我说:“当年你是风云人物,革命小将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你怎么跑到黄石大冶铁山,又怎么被那里的新派抓起来?一笔糊涂账。你用伏契克笔法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被抓小辫子,连累多少人啊!”

但是他回避谈这个话题,或许不堪回首,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依然跟当年那样,用一贯正确的口气、伟人的姿态,夸夸其谈。

我内心其实非常沉重。

一个有才华、但是不负责任的学生领袖,当年言行不检点,留下那么多被人整的把柄;至今对受他牵连的人,没有一点内疚,

没有一句自责的话。

我能够说什么呢?

他依然对当年的“政敌”张立国后来挨整,兴高采烈: “湖北省委平反决派,我出牢以前,张立国已经抓进去,牢房正好就在我隔壁。他在里面天天喊冤枉,可怜巴巴,嚎天喊地,像个无赖。”然后哈哈大笑。

我哭笑不得。但是想起当年张立国是怎么对鲁礼安,那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做法,又对鲁礼安的怨恨似乎有一点理解!

但是,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偶像,都应该知道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群什么领袖啊?他们愧对曾经信任他们的广大群众。 他们不值得受到人民的尊重。 历史证明他们不配有更大作用。

2016年10月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sgv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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