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论文

在“儒家”与“儒教”之间

——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引发的二三感想

杨庆堃教授的这本《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写作于50年前，但其在宗教研究

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我并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先前对宗教的探究甚少，有幸在“宗教社会学”课上获知了这本书的名字并得以了解其内容及意义。以下我就这本书中对于“儒家学说及其仪式中的宗教面向”的问题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一、 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儒教”吗？

事实上，我在接触“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之前就一直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迷惑不已。从古至今，全体的中国人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宗教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在中国，被公认为宗教，并且有极多信众的莫过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了，其次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在英国，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教派有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英格兰教会亦称英国国教圣公会，成员占英成人的60%。苏格兰教会亦称长老会，成年教徒79万。另有天主教徒570万，伊斯兰教徒150万，犹太教徒40万。在美国所有的宗教派别中，新教教徒最多，约有7200万，几乎占基督教会员的58%。加拿大全国主要宗教派别达30多个。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占47.3％，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占41.2％。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亿的绝对信教人数并非小数字，但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呢？ 作为中国人，似乎时常忽略在我们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来看——其宗教性影响不仅发生在读书人中间，也包括了普通的老百姓 [1]，将儒家称为“儒教”，将其视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似乎不无道理。我也赞成将儒家思想叫做“儒教”，称其为中国的“国教”。“宗教”这类观念, 则大多被划入了负面的和批评的行列。职是之故, 当时的传统学问均乐意于贴近“科学”, 有了“科学”的色彩或者标签, 便被“验收”和“放行”, 进入到现代知识的行列, 甚或身价腾起、获名百倍。反之, 如果被认定是属于“宗教”, 则多半就栖止艰难、无望翻身。在这种情况下, 远离宗教便成了传统文化自我救赎的最好方式, 越是和“宗教”没有关系的, 便越可能获得“科学”的接纳, 也就越有望确立其适合于时代要求的合法性身份。[2]恐怕正是因此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宗教包涵了许多迷信、落后的因素，而儒家思想中又有许多的理性要素，因此，否儒家能否被称为儒教确确实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书中所说——儒教是否是宗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宗教的定义。[3]杨氏对于宗教的定义是：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

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4]很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不能被归为宗教：没有偶像——即非有神信仰，也没有特定的崇拜与组织模式。 但是，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确显现了某些本属于宗教的元素。“信仰天命，宽容卜筮，与阴阳五行理论密切相关，强调祭祀和祖先崇拜是实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以及在灵魂问题上缺乏一种彻底的无神论和理性态度——这些都反映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取向。”[5]这似乎和伊斯兰教中的信仰真主安拉以及在清真寺中举行的某些宗教节日相似，同时又与基督教信仰耶稣及在教堂中接受洗礼、忏悔等的仪式相似。儒家学说又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信仰上天、天命决定论等等。即相信上天可以决定一切，上天拥有决定事情方向的最高统治力量。基督教义与此观念相似：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并且敬畏、惧怕上帝。但事实上，耶稣是基督教徒的绝对偶像，而儒家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偶像，甚至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没有被过度神化——他只是圣人，而非神人。基于此，杨氏认为，在有神论意义上儒学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宗教，但是从社会政治教义上看，是有宗教气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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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发展历史悠久，不只对中国，对周围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同样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学习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语中即存在“儒教”一词，日语读作“じゅきょう”。同样，朝鲜历史中也有类似的痕迹——朝鲜近代著名学者张志渊在其著作《朝鲜儒教渊源》中认为，箕子为“儒教宗祖”。[7]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裔也很习惯地将儒家思想称之为“儒教”。 在我看来，儒家也许不具有像一般宗教那样典型的特征，但是称其为宗教也不为过。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宗教的作用——儒家的伦理支配着社会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中那样宗教的伦理功能。[8]并且，虽然许多身处儒家思想氛围中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儒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能量，但其在中国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曾具有取代宗教教义、强大的神职势力在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在当今社会中它亦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宗教的定义本身并不明确，何况某些人单纯将宗教看作是迷信的、神秘的东西是片面的，因此，将儒家称之为“儒教”，为中国人的信仰树立一个标杆，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二、 儒家思想中宗教面向的理性主义与超自然

世界上的知名宗教多为有神教：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安拉；。从这一点来看，儒家思想的的确确是充满了理性要素的。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诸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虽然被民间奉为圣人，却从未被神化。

我们不妨在儒学的最经典的著作——《论语》中找寻关于儒学无神论的例证。如《论语·述而》中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句子——意即“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论语·先进》中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能解释人，怎么能解释虚幻的鬼怪的呢；《论语·雍也》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使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定向上的生活，在于让人民了解神明因而崇敬神明的德行，而不是去迷信神明的能力、地位而造作。这样算称得上是智慧的。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学是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的。这样不信鬼神的理性思想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哲学方面，在没有

发达科学技术，以信仰鬼神为风尚的古代社会来说无疑是极其先进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肯定儒学是绝对理性的、绝对无神的。对于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不可解释的现象，孔子似乎颇为谨慎地保存了超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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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这从其信仰天命、祭祀与祖先崇拜等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信仰天命即强调上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免是虚幻的——因为谁也无法解释上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它究竟又是怎样来掌控世间一切的。祭祀是为祈求超自然力量的庇佑和祝福而对鬼魂所进行的一种仪式。[10]而祖先崇拜更不要说，这从某种程度上就承认了人死后虽然不能在现世中生存，但或许能存在于其他空间之中，从而对活着的人产生某种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某些人也许会对儒学产生迷信、落后的看法。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孔子身处一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存在许多一般人无法解释，甚至是孔子这样学识渊博的人用理性知识亦无法解释的事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途径——在儒家思想中就反映为信仰天命、祭祀与祖先崇拜。实际上，这与我们现代人当用科学知识无法验证某一事实的时候就采用烧香拜佛、占卜、猜想某种虚幻力量在发挥效用等的方法、手段是一致的——无论是谁，都无法逃脱时代对于其的限制，即人的思想始终被自身所处的时代所影响。如果仅凭儒学中这些被现代人认作是“宗教元素”的存在即认定其迷信、落后的本质，显然是不够客观，不够全面的。更何况，这些所谓的“宗教元素”也并非完全是“副作用”，正如杨氏所说——如果去掉其宗教元素，而单纯依靠其理性主义特点，在过去2000年中儒学作为一种支持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运转的制度化正统学说，恐怕难以达到其已经取得的成功。[11]

因此，我认为，在儒学思想的宗教面向中，站在时代的角度来看，其理性主义的成分大于超自然的成分，同时，对于儒学的发展来说，其超自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功能极其现实意义

在高中时代，我所学习的有关宗教的社会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点。消极作用：宗教是剥削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宗教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宗教对认识和改造自然有阻碍作用；宗教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阻碍作用。积极作用：反映了当时下层民众的某些政治经济要求，曾作为农民运动的旗帜；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对照儒家思想来看，其符合的有被统治阶级用作维护统治的工具，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及调节人际关系这三条。总体来看，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作为重要宗教元素之一的祭祀在儒家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正如书中所述：到了孔子的时代以及其后的两个世纪中，理性化思潮促进了对祭祀的道德、社会功能的不断强调，为规范社会行为，祭祀成为儒家体统中“礼”的一个关键部分。早期的著作，如《礼记》《国语》等，认为祭祀的世俗功能在于培养孝顺、忠诚等伦理价值。儒家以崇德报功为由，认为举行祭祀是文明生活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12]由此不难看出，被许多人是迷信、落后的祭祀活动在儒家中起到了提高修养、规范道德的积极作用。

另一个典型的宗教元素——信仰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提供了庇护——儒家依赖天命观以面对重大危机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冲突，同时他们又

为人类保留了一个改变命运的角色。[13]儒家信仰天命，但并非完全依赖于天命。他们始终保持了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即所谓的“入世”思想。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曾经将儒家比喻为“粮店”——“民以食为天，经世致用的儒家哲学，最为实惠….”由此可见，儒家在中国人的人生道路上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许多其他宗教的信奉来世、出世等宗教信条，儒家思想还是十分积极的。

儒家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发展。虽然其在封建社会末期走向了歧途，但在政治上，它引导古代中国社会远离了基于血统特权和世袭权力的统治[14]；文化上，它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传播，提高了许多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修养。这一制度的发展对古代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旦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便能立即加官进爵、获得财富，光耀门楣。即使是最贫穷、最没有门第的家庭的男子，也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如此一来，众多寒门学子刻苦攻读与科举制度发展便互为推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毋庸置疑，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涌现的各种不同学说，除道家之外，其余的诸如法家、墨家等等，都未能像儒家一般为后世所延续，更谈不到其影响了。而且，道家虽然在后来形成了道教，但其影响也无法与儒家思想同日而语。

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对我们的指导意义仍没有过时。儒家中经典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义不为，无勇也”“当仁不让于师”等思想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调节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也是很实用的吗？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精神文明并未与之同步。最近引起热议的“小悦悦事件”“老人倒了该不该扶”等话题，如果用儒家思想去解释，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吗？用儒家思想来挽救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道德滑坡问题应当是十分实际，十分实用的。另外，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对于我们当下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唯有与自然统一、与他人统一，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这恐怕才是我们人生，乃至整个人类的最高境界。

儒家，能否称其为“儒教”，的确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抛开其性质，儒家思想日益被中国人忽视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千百年来精神精华的结晶，我们继承和发扬其先进的部分应当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将儒家称为“儒教”，作为中国人的国教，不必用过多花哨的宗教仪式，只要我们接受其思想中精华的部分，将其作为我们的人生信仰，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如此这般，又有何不可呢？

参考文献

[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2]景海峰·从三纲五常看儒家的宗教性[J]·孔子研究·2007（1）·第16页 [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5]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6]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7]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M]·2004年·第197页

[8]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9]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0]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1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12]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1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14]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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