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安增 点击:381次 时间:2009-12-14 17:57:34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而对其成因的研究，又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30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作一审视与思考，将有助于推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

一、总体研究概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成因的研究迄今已有30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开始了对其的反思历程，但对其成因的研究则始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① 这一论断为“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一时期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决议》内容的具体阐释和延伸，并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开拓者。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症结》（《党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5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20周年和结束10周年，“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这一阶段不断有新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问世，其中不乏精品之作，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等。代表性的著作有：谭宗级等著《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等。这一时期，国外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0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由于国内学术气氛日益活跃，这一阶段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进展。同时，由于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水平较前两阶段有明显提高。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研究资料日益丰富。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历史档案资料。如：《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的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等领导人传记，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的史料资源。此外，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汇集了一大批回忆性文章，对“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研究视角更加独特。理论研究的创新性首先在于它的独特视角。研究者们以新的视角解读“文化大革命”成因，更加理性、客观地揭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与教训。第三，研究水平明显提高。高水平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不断涌现，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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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第1版，2005年第2版）。这是经中央权威部门正式审定、正式报批出版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史专著。第四，研究方法有所突破。在研究过程中，有的学者开始尝试跳出史学的圈子，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更新的角度去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如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社会怨恨”问题出发，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响应，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有一定的启示。

二、主要观点综述

（一）主观原因说

1.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新社会主义。②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要构建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一构想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理论与实践和“五七”指示中，而这两者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③ 叶昌友则认为，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对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金春明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为促进世界革命，挽救国际共运；解决党变质的问题；解决接班人问题，防止党变修。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政治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极端的，甚至是完全颠倒的。这种理论探索上的误入歧途和对形势判断上的片面性，是导致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决策的最根本原因。⑤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在中国建设他所构想的“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清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于既倒⑥。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⑦。但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去实现他的理想社会。

2.毛泽东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独特方式

在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中国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情结”。“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左”倾错误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⑧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从社会到党内再到党内高层领导的过程⑨。随着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⑩

3.毛泽东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领袖的能力和机制，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943年中央政治局曾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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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很谦虚、很谨慎的，并没有动用他的“最后决定之权”。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他逐渐不谨慎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与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被破坏。权力是崇拜的基础，也是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温床。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再加上领袖个人的欣赏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存在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盛行起来。这样，党内个人专断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把领袖个人推到凌驾于群众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上的带有神圣光环的权威地位，具有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大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一个人。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悲欢离合，甚至生死存亡。(11) 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2)

（二）国际原因说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界主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冷战史两个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国际原因。

1.从国际共运角度的研究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13) 有的学者认为中苏矛盾，特别是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名的中苏两党大论战，确实是一副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推动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恶性膨胀的重要因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直接准备。第一，制造了“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一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使反修斗争得以普及，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第二，在中苏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完备化和系统化，并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第三，赫鲁晓夫在苏联搞“和平演变”的警钟，促进了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第四，促成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错误思维方式促使人们毫不犹豫地服从错误领导，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14) 邢和明对“文革”成因中的苏联因素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提出“大过渡”的论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起来；对苏联社会政治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在国内清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此外，对苏联文化领域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导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批判。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促成“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5) 可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反修防修”思想和理论的重大实践和演习。

有的研究者认为，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主要是指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领袖和政党的关系上出现的偏差，对我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16)另有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出现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波匈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肇端。(17)

2.从冷战史角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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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是国际环境出现复杂局面，中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紧张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起步时期。在此过程中，国际环境趋向紧张无疑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极为不利。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着间接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冷战格局和反抗大国控制的斗争，使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左”的偏差。而毛泽东虽然正确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战争时期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等做法不恰当地搬用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他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以致走到“文化大革命”的歧路上。(18) 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环境中，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同时，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促使毛泽东提高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开始探索在国内怎样防止修正主义的复辟问题。(19)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特别警惕，而重点又放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上面，要他们防止西方思潮的影响，不要当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不要成为“和平演变”的土壤。这一时期美国侵越战争也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这一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反帝”提供了理论和事实的依据，使中国广大群众增强了美帝国主义威胁着社会主义祖国的现实危机感，为当时正在越烧越旺的政治狂热增添了助燃剂。(20) 因此，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冷战国际局势的反应，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2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从两个方面构成了战后世界范围内一次很有气势的革命浪潮。有学者认为，在此革命浪潮鼓舞下，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推进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22)

（三）经济原因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因此，探寻“文化大革命”的成因，不能忽视经济根源这一视角。

1.计划经济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体制性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相应决定了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体制的弊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体制方面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主要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它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国家经济计划的各种指令，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它不仅对计划经济自身的运行是有效的，同时，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管理和监控，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也同样有效，原因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管理监控本来用的就是一身二用的一套权力体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可以随心所欲地和接连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了。(23)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当时的经济体制不满意，并试图矫正这种体制的僵化性。但毛泽东却无法摆脱小农经济传统模式的束缚，于是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其依据有三条：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所以从批判《海瑞罢官》揭开，是因为牵扯到庐山会议的“罢官”问题，而“罢官”是因为对“大跃进”的分歧及错误处理所致；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炮打司令部”，整“走资派”，无非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冒犯了“又大又公又统”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三是由于旧经济体制模式保留了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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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重要因素——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社会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24)

2.党内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向歧途的结果。它根源于1956年以后党内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原则性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主要体现在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维护与否定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对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经济主张，他便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经济建设上的分歧不仅在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和实践恶性发展，而且在组织上与个人专断作风互动交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25) 另有学者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26)

（四）政治原因说

1.制度原因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7)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论点非常精辟。制度因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权力过分集中”是制度问题，“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整个政治生活不健康”是制度问题，“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集体领导被破坏”也是制度问题。制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就是制度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28)

2.体制原因

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存在弊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历来认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而正确的情报则取决于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的完善与否。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以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结构，这就造成按照决策机关主观偏好收集加工处理信息，造成信息失真并成为许多错误决策的基础。(29) 如果说单一纵向的信息传输方式导致了失真信息的产生，那么，民主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换是可以辨别这些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的真伪的。但是当时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党的组织并没有形成一个辨别失真信息的机制。另外，由于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量不足，促使上层决策核心不得不另辟新径，获取自己必要的信息资源。于是，非常规的政治信息传输渠道便应运而生。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在非常规渠道的传输过程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起了关键的作用。而这种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30)

决策体制、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存在着弊端。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仅有主观意识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变成具有法定效力的决策。因此，决策体制是否科学、完善，对一个决策的最后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国决策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党代政、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企事业单位中，决策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特别是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二是在党组织范围内，决策权力集中于党中央；三是在党中央范围内，决策权力集中于毛泽东。(31) 这种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使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只赋予极少数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决策结构和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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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使毛泽东得以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但如果有比较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仍可以最后阻止这种错误决策的实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长期的以党代政已使党的权力不受限制，党的权力不受限制又集中地体现为毛泽东的权力不受制约。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没有健全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领袖个人获得了凌驾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的权威地位，他的个人权力不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也不受党纪和政纪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就难以防止和制止。(32)

3.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削弱和滑坡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削弱与滑坡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反右”扩大化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削弱和破坏，社会矛盾的逐渐积累，阶级斗争被认为是越来越激烈；而每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都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又一次削弱，法制被削弱又使政治运动更加偏离法制的轨道，阶级斗争则不断被扩大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越搞政治运动越感到阶级斗争形势严重；越批封、资、修就越觉得资本主义要复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此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33)另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34)

4.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失误

中国共产党没能坚持以致根本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左”倾错误观点系统化、理论化；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致使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遭到破坏；自觉不自觉地大搞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现代迷信，使党内思想僵化，造成随风倒的坏风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只注意反修防修，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却没有注意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及其遗毒加以系统地清理和根治；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没有完整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理论较为贫瘠。党的这些失误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35)

（五）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说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由于学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而又出现了多种观点并存的现象。

1.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

论者一般认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没有正确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在研究中，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36)。有论者指出，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37)。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祸根。

(38)

还有的学者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很大，包括社会关系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的皇权思想、文化关系上推行“愚忠”等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试图实现以平均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39)有学者指出，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者。毛泽东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因此，毛泽东的某些错误思想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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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40)

2.社会心理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从领导心理学来看，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他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意识，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因素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形势，得出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作用不能忽视。(41)

3.思想文化因素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独特的导向作用。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4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滋生。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因社会分工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43)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应该加强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从理论探讨到资料收集都起步较早，而且发展也较快。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价值取向、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此外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中的学术交流，这对于推动对“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的深化很有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推进的力度还很不够。

（二）需要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重微观轻宏观的不足，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叙事史学的框架内，而对于其中的深层原因缺乏应有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应把成因研究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各个不同领域，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加强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注意解决影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是资料不完整。到目前为止，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档案材料仍没有解密，只有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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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者能够看到原始档案，多数研究者只能靠引用二手材料或者收集散落到民间的“文化大革命”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可以说，关键资料的封存与民间资料的散落依然是“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中的软肋。二是研究机构与人员的限制。目前，国内没有一个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尚无相互交流切磋的学术团体，有限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们基本上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他们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限制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三是少数纪实文学创作泛化粗俗，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

（四）应加强以往有所忽视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研究。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观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迷误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训。

(44)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误区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间的联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从中吸取哪些深刻教训，“左”倾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害等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二是要加强普通群众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民众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应加强研究。三是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期间发生的一次重大失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则研究得不够。四是要加强党的其他领导人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动的，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上有无责任、责任多大，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② 魏宪朝：《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 朱海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 叶昌友：《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11期。 ⑥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⑦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⑧ 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⑨ 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427～428页。

⑩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84页。

(11)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第34页。

(12)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0页。

(14) 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5) 邢和明：《“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16) 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17) 宋银桂：《中苏交恶与“文化大革命”》，《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8) 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9) 刘丽丽、杜兵：《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0) 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1) 牛大勇：《冷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5期。

(22) 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3) 祁广森：《计划经济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体制原因》，《党政干部学刊》2008年第5期。

(24) 黄国雄：《“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6期。

(25) 杨玉玲：《党内经济建设上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6) 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5期。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8) 冯静、赵先明：《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研究》，《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9) 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30) 张明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

(31) 张明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

(32) 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3) 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4) 张明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宪法运行制约机制与“文革”的爆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5) 王利：《谈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因》，《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36) 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

(37) 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争鸣》1989年第1期。

(38)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53～254页。

(39) 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40)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41) 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

(42) 张明军：《试论“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43) 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44) 沈传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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