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四大活佛系统在民国 - 图文

黄教四大活佛系统在民国

班布尔汗

公平地说，清朝虽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承载了太多的屈辱和黑暗，但若不横向的放在世界大局中去比，而是纵向的和历代王朝相比，其开疆扩土之大，统治之稳固，可说空前。这绝非仅凭武力便能做到，而要归功于精密的制度设计——在宪政、民主、平等、制衡这些理念东传之前，清朝达到了中国传统统治术的最高层次。

就以对藏传佛教来说，清朝的皇帝们既不像元朝诸帝一般倾心信仰，导致佛事过滥，僧人参与朝政，也没有如明朝诸帝一般因隔阂而淡漠，仅在表面上予以羁縻，他们既知道“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重要性，但也再时刻警惕佛教僧侣因信众众多，政教权力过大而难以驾驭。百余年时间，清朝摸索出了一套精密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得宗教完全为皇权服务，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设置，便是“四大活佛”系统的确立，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原本地位悬殊，从宗教而言，绝不可能并立，但皇权的介入，并立便产生了。有清一代，达赖掌管前藏，班禅管辖后藏，哲布尊丹巴尊荣于外蒙古，章嘉则在青海、内蒙古享有独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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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也曾在西藏各教派册封“三大法王”：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和格鲁派的“大慈法王”。似乎清朝是学习前朝，并不新鲜。但三大法王的册封是在当时藏区宗派林立，无一家能独大的基础上。明成祖的册封不过是因时就势，且有明一代，与西藏的关系还比不上和朝鲜紧密。而清朝则是在格鲁派（即黄教）已经成为蒙藏独尊信仰的情况下，用皇权分割其教权，人为地制造了“四大活佛”,用心良苦的实现“宗教分治”。

有清一代，四大活佛都为清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在宗教上有高低之分，但因为有大皇帝的高高在上，在现实中则各安其位，未生龃龉。

可到了民国，四大活佛的表现便千差万别，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各自努力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也曾一度殊途同归，却终究覆水难收，相继为漩涡所吞没。

先说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

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是观世音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民谚中也云：“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而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也常互为师徒：四世达赖受戒于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灵童之找寻与坐床均得力于四世班禅主持；六世、七世达赖均受戒于五世班禅；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均受戒于七世班禅；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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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受戒于八世班禅；而十三世达赖则确定九世班禅的卜封寻方位、金瓶掣签、剃度和取法名。

如此看来，两大活佛可说平起平坐。

但是，这是在宗教上，而若从世俗政权上，两活佛系统可就天差地别了。

“达赖喇嘛”这一尊号首先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由蒙古的阿拉坦汗赐封的。第一个受此尊号的，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哲蚌寺、色拉寺的法台索南嘉措，他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达赖喇嘛。因为阿拉坦汗在蒙古的强大实力，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传播，短短数十年内，成为蒙古各部的最高信仰。达赖喇嘛也随之地位陡升，有了在蒙古各部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达赖喇嘛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而在索南嘉措成为达赖喇嘛时，后来的班禅系统还是宗喀巴大师二弟子克珠杰的转世系统，为扎什伦布寺法台，且此时的转世者罗桑曲结只有八岁，根本无法与达赖系统相比。

直到六十七年之后，1645年（清顺治二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率军进入拉萨，消灭了统治西藏的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格多”尊号，并将后藏的数十个豁卡（庄园）捐献给札什伦布寺，罗桑曲结向上追认三世，自称四世班禅，班禅系统才得以建立。而此时达赖系统早已根深叶茂，而顾实汗又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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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十三万户的税收赠予五世达赖为供养，自己受五世达赖喇嘛册封为“持教法王”。于是，统治范围囊括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在法理上而言，最高统治者应该是达赖喇嘛而并非和硕特汗廷，而班禅系统仅在宗教上与达赖系统同享尊荣。

和硕特汗国享祚七十五年，教权与汗权的博弈几乎与之相始终，并最终因此遭到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而灭亡。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清朝大军以救援为名进入西藏，正式将西藏纳入版图。康熙皇帝继续和硕特汗廷的方针，一面尊礼达赖系统，一面也大力扶持班禅系统，敕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不过，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清廷开始并未实行政教合一，而是竭力使政教分离，先任命原和硕特汗廷官员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为核心的噶伦政府。可1727年（清雍正五年）,噶伦政府内讧，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都死于是，而颇罗鼐硕果仅存。于是清廷把西藏政务委任于颇罗鼎一人总理，封其为郡王，仍然坚持政教分离。

到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欲图自立，被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杀。清廷终于认识到“在西藏这样宗教势力几乎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久，而把强大的宗教势力排除在外，几乎不可能”。因而废除藏王，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设立噶厦政府，“隶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辖”，凡有大事，均要“禀知达赖喇嘛与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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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的政教合一至尊地位。

不过，虽然驻藏大臣代表着大清皇帝在西藏的权威，可要说真的如内地督抚一般管理藏区内政，则根本不可能——从内地而来，仅带领数百僚属，且任期只有三年的驻藏大臣，是无力真正在这片地域广大、民风民俗与内地完全迥异的土地上行使治权的。所以，仅靠驻藏大臣是不能制约达赖系统，实现“分而治之”的国策的。于是，清廷历任皇帝都大力扶持班禅系统，在宗教层面强调班禅与达赖并尊：

“盖中外黄教总司者二人(指达赖和班禅)”。而在世俗权力上，强调班禅所掌控的土地、百姓由班禅系统独立管理，噶厦政府并不能插手。同时，也始终希望将之作为达赖系统的补充，在达赖喇嘛圆寂，政教权力出现空缺时，由班禅系统维持地方。

但是，历任班禅大多仅在宗教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愿过多插手世俗权力。例如，雍正皇帝曾想把札什伦布寺以西（一说是子干巴拉山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赐给班禅系统管辖，但五世班禅以自己为出家之人，且已年迈，没有精力管理为由婉拒。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道光皇帝降旨由七世班禅代理摄政，但七世班禅以自己年迈，能力有限为由不愿出任，在清廷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就任，但也只摄政了八个月便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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