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看其艺术观的改变-精品文档

从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看其艺术观的改变

一、前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戏作三昧》中的马琴

《戏作三昧》是发表于1917年11月的一篇小说。主人公马琴是一个“60开外的老人……人虽瘦，身子骨倒还蛮结实，可以说倒挺硬朗……显得精力旺盛，有股子野劲儿，几乎不减当年”。这位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小说家目前正面临着许多困扰： （1）伪知音读者的纠缠。马琴虽然“对爱看他小说的读者，他一向颇有好感，不过他倒不会因为有好感就改变对那个人的看法”。因此，当马琴听到自封为自己作品的爱读者近江屋平吉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赞美后，一股“轻蔑之念不由而起”，而且“突然间，自己的那孩子般的自尊心不由地感到了耻辱”。他在“对自己感到一种恼怒的同时，终于徐徐地站立起来，从这个老好人的爱读者面前退却了”。

（2）“评论家”的恶意攻击。“什么曲亭先生、著作堂主人的，净说大话，马琴写的那些玩意儿，全是炒人家的冷饭。说白了吧，他那本《八犬传》，还不是现成抄的《水浒传》！……好歹有人家中国小说打底儿不是？”。但是，被骂做“欺世盗名”的马琴虽然感到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刻意去反驳，因为他觉得“如果硬要否定人家说的不对，往后创作起来，动机反而会

变得不纯。动机一不纯，其结果，创造出来的东西往往就不成样子”。虽然这样想，但是恶意的攻击依然使得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3）书商表里不一的低劣性格和狡猾手段以及与他在创作态度上的差异使得马琴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而导致了与书商的决裂；抱着拜师愿望的文学后辈因为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对马琴的作品和人格进行侮辱；好友华山的劝解也没有使得马琴从心情的低谷走出来，反而感到了一丝不安；而小说《八犬传》的写作也并不顺利。

以上的种种使得马琴的身心疲惫不堪，觉得“要是能摆脱一切尘劳，长眠不起”该是何等快意。但是马琴并没有因此放弃写作，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小孙子太郎的天真可爱使得马琴的心情好转，在续写《八犬传》的时候“他那犹如帝王般的眼睛里，既不是利害得失，也非爱恨情仇，更看不到一丝一毫为毁誉所苦的心怀，而是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喜悦”。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的马琴感受到了写作带来快乐。 2.《地狱变》中的良秀

《地狱变》发表于1918年4月。主人公良秀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但是“相貌猥琐，……吝啬、贪婪、无耻、怠惰。――更有甚之，他还专横、傲慢”，并且脾气倔强、刚愎自用，对“世间的一切惯习或惯例，他统统嗤之以鼻”。因此“不论是谁，对良秀的评价都是不敢恭维的”。但是这样目空一切的良秀却惟独对身为侍女的独生女儿，怀有近似疯狂的爱。

良秀虽然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其做人的失败和对女儿的近乎疯狂的爱使得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极难的抉择：良秀出于对女儿的爱护拒绝了主公要霸占其女儿的要求。因此对良秀怀恨在心的主公利用良秀“不是看过的东西是画不出来的，即使画出来也不会好”的创作风格，要求良秀绘制一幅地狱变屏风。为了画好《地狱图》，良秀提出了想在屏风的画出“一辆蒲葵车”由天降下的模样，在车中有一个娇艳的贵妇人，她在烈火中披头散发，十分痛苦，苦苦挣扎……的样子”，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主公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坐在车中即将被烧死的却是良秀最为疼爱的独生女。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面对让所有人都惊惧不已的地狱式的场景，良秀“那皱纹密布的脸上去浮现出令人费解的光辉，宛若恍惚之中的法悦（佛）光辉”，他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中。最终，失去女儿的良秀也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马琴和良秀都是对艺术充满了追求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良秀对艺术的追求或者说是狂热程度要远远的超过马琴。马琴虽然在艺术的道路上因为世人的议论及写作的不顺感到身心疲惫，但是小孙子的天真却让他从沉甸甸的心情中走了出来，沉浸在写作的喜悦中，从而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及世人的毁誉。亲情是马琴无法放弃的，甚至是他艺术创作的动力之一；而良秀却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而放弃了唯一的女儿，在放弃亲情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人性。

马琴和良秀这两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芥川龙之介早期艺术主义至上的艺术观的体现。《戏作三昧》和《地狱变》几乎成了人们研究芥川艺术主义至上的艺术观时所必谈的两部作品。芥川曾在1919年8月的《艺术及其他》中对自己的艺术观做了详细的解释：“艺术之境是无停滞可言的。不进必退。艺术家一旦退步，往往伴随着自动作用。……自动作用一旦开始，则必须认为：这便是艺术家的濒死状态”。芥川对于自己在艺术上的退步是怀有警戒之心的。为了防止这种退步，他认为“艺术家为了创作非凡的作品，在一定的时候或一定的场合下有可能会把灵魂出卖给恶魔。这意思当然也包括我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芥川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艺术上的进步更加重要的了。 二、后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玄鹤山房》发表于1927年1月。玄鹤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但是“他能挣下产业还是靠他获得了刻橡皮图章的专利，或者说靠他获得了专利以后搞起了地产买卖”。周萍萍曾经指出“玄鹤拥有现在的资产和地位并不是出自他最初的生涯去向，他作为画家是不成功的，这寓意了玄鹤人生悲剧的开始，及玄鹤怜悯一生的开端……玄鹤的艺术生涯的终结时不可避免的”[1]。面对饱受病魔折磨的玄鹤，无论是妻子、女儿、女婿还是护士甲野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或者漠不关心、或者争风吃醋、或者幸灾乐祸，而唯一能给玄鹤带来安慰的小妾――阿芳，却始终受到排挤，最终在玄鹤凄惨的死去之后被赶出了家门。

正如关口安义所评论的那样“这篇阴郁暗澹的作品，飘荡着背负重荷的人世间的宿命观，折射出芥川晚年的心向风景”[2]；周萍萍认为该篇小说“透视了芥川晚年对人生现实绝望和颓唐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悲剧人物形象――玄鹤可以说是芥川晚年的真实写照”[3]。笔者认为，芥川晚年的心向风景除了他对人生现实绝望鹤颓唐的内心世界外，还包括对艺术至上主义的一种怀疑。

对比马琴、良秀、玄鹤这三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清楚地发现，芥川已经由早期的坚定的艺术主义至上者慢慢地变成了艺术至上主义的怀疑者。马琴、良秀虽然一个受到了世人的恶意攻击，一个饱受世人的诟病，但是他们作为艺术家是成功的――马琴因《八犬传》名留青史，而良秀在《地狱变》完成之后，“无人再说良秀的坏话，无论何人，无论他平时多么憎恨良秀，只要看到这幅屏风，就会为奇妙的庄严之心打动”。而玄鹤则不同，他的财产、地位并不是来自于他的画（艺术），更有甚者，作为画家的他根本已经被人遗忘。两个绘画学生在经过他的门前的时候曾经发出过“玄鹤山房？这玄鹤是什么意思？”的疑问。 4作为艺术家却不能因为艺术而被人们记住，这可能是芥川最为担心的事情吧。他曾经在《后世》中写道：“我有时会想，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或一百年后的事。那时节，已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的作品集，想必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旧书店的角落里，徒然等着读者的光顾吧。不，说不定某个

图书馆，只剩下孤本一册，封面已给虫蛀得残缺不全，字迹也模糊不清”[]。晚年的病痛、家庭的重担、写作上的力不从心，这些因素都加重了芥川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怀疑。这种怀疑在芥川的《死后》、《河童》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果说艺术至上主义是芥川早期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失去了这根精神支柱的他在面对“恍惚的不安”时选择自杀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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