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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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跨世纪的中国电影

玖:跨世纪中国电影

(一) 危机中的变革

历史由80年代中后期跨入90年代,以娱乐片拯救国产电影票房的热潮并没能使中国电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电影票房持续缩小,观影人次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制片成本不断升高,电影产量逐年减少,电影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处于电影市场持续低迷时期的90年代初的统计数据来看,1991年我国的电影票房总收入为23.6亿元,观影人次为144亿,放映场次较上年减少138万场,观影人次减少18亿;1992年的票房收入较之1991年又继续下降了约15%,观影人次再次下滑了30多亿;1993年放映场次较之上年继续下降了50% ,放映收入下降35%,观影人次仅为95亿人次,整个电影经济跌入谷底。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所处的整个政治文化语境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层面,伴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方针得到确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向着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方向发展。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化无可避免地影响和进入了电影体制的内部,一方面,企业经营自主权得到扩大,经营机制更加灵活;另一方面,改革也使电影市场问题凸显和暴露出来,体制矛盾愈加严重。这一时期的电影体制仍旧沿袭着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没有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行为受到较多的行政干涉和制约,电影市场尚未孵化成熟,这些体制结构上的种种弊端使电影体系从管理到制作发行放映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社会文化层面,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民心态和大众文化消费方式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电影以新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姿态走入以市场机制为引导的运营模式中必然有诸多的不适应,文化产业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凡此种种,都迫切要求和刺激着此时的中国电影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应对危机,走出困境,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

1990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等5单位联合制定的《关于明确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从5月1日起,将下放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并从售出的每张电影票款中提取5分钱,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

1993年1月5日,由广电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电影字[1993]3号文件)。文件提出了十条意见,涉及了体制转换、发行改革、票价放开、市场培育、产业优化调整、电影法制建设等方方面面。明确指出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市场就在观众(包括影院、农村放映队及电影、录像播放电影的观众);检验电影市场发育如何,要看社会、经济两个效益。”“??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电影票价原则上要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一九九三年生产年度的国产故事片,制片单位可同地方发行公司通过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收分成及代理发行等方式进行经济结算(以前的一切经济关系,包括债权、债务,仍按原规定和合同执行)。对十一个老、少、边省、区,仍通过省、区公司发行;其他省、市,也首先依靠省级(含广州、重庆市)公司发行,但如因某种原因发行不畅,经我部电影局协调后,也可向下发行;对16毫米影片,凡有条件的均可放到县级公司经营,条件不具备的可由地、市公司经营;70毫米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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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影片可直接向影院发行。对海外发行,可以自办,也可委托中影公司代理。”“要进一步培育电影市场。在狠抓影片质量,搞好宣传工作的同时,要通过调动电影院及影院职工的积极性,加速影院改造,提高服务质量,发展35毫米拷贝市场;通过调动县级公司和放映队的积极性,开拓16毫米拷贝的市场。尽量吸引观众来看电影,同时要积极参与有线电视供片,加强录像带、激光视盘等的制作、出售、出租,参与文化市场竞争。”“根据我国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群众文化消费选择日趋多样化的实际,整个电影行业今后发展的总趋向是:稳定生产规模,逐步缩小人员编制,调整优化结构,发展多种经营,逐步更新改造设备、设施,不稿重复建设,下功夫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和技术质量,进而全面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队伍素质。”“要进一步加强电影行业管理,加速法规制定和市场建设。”“继续根据“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繁荣电影创作。要继续坚持150部左右的国产故事片中,抓好三、四部有强烈反响的优秀片,30部重点片,现实题材占60%以上,杜绝政治思想倾向不好的影片,把粗制滥造和格调不高的影片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要求。”“电影局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转变职能,加强对改革开放的调查研究,并科学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各企业要加强内部的经营管理,电影系统各事业单位、电影局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积极改进工作方式,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尤其要注意尊重企业应有的权利,以适应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要求。”①这些政策的实施和颁布,最大的亮点在于从政策层面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垄断发行模式,使各制片单位获得了自主发行权。这一以发行环节为突破口引入市场竞争,繁荣活跃电影市场的电影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理顺制片、发行、放映关系,在各个环节建立激励机制具有重大且积极的意义。

这一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大陆电影投资呈现多元化态势。本年度电影产量150部左右,只有20部左右是由制片厂全额投资,而中外合作拍摄近50部,其余80部影片更是部分或全部向社会筹资。合作拍片的兴起,丰富和刺激了国内的电影市场,加速了电影的市场化进程,为危机中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丝活力。

1994年初,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这一提议得到电影局的批准,提出(批复)中影公司每年可以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这一进口分账大片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的电影行业,一方面,它给国产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刺激了国内电影市场和票房的复苏,把观众重新吸引回电影院中。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实践,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双赢的抉择,在外商获取丰厚票房利润的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也被逐渐的孕育成熟,国产电影的生产由此逐渐实现了复兴。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348号文件),宣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从1995年1月1日起,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这意味着放开和承认了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对电影市场多主体地位的形成和电影资本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95年1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推出了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单位范围由原来的16家制片厂扩大到其他的13家省、市级电影制片厂,以及社会法人组织投资额超过70%可与拥有出品权的制片机构共同署名“联合拍摄”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提出和推进极大地调动了省市一级的制片厂的积极性。特别是同年实施的影视合流(即在电视台开办电影频道),既使省市级制片机构能够以为电视台提供片源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收益,也推进了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同年8月,广电部下达了《关于改进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474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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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机制的建立,意在调动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活力,然而却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没能得到较好的贯彻,但仍然可以看出国家为国产电影改革所做出的努力。

1997年广电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电字(97)第538号)。通知明确规定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向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一政策完全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制片垄断机制。在制片业不断迈入市场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的电影制度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从发行环节入手,历经制片业的变革,1998年后,政策关注的重点落在了放映环节上。199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第九届全国人大批准将广播电影电视部改设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年内,广电总局启动了加大对我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进行扶持的“2131工程”,即在21世纪保证每村每月能够看到一场电影。1999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文化部发布《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建设改造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当年,以确保电影市场规范化运作为前提的全国电影院计算机联网售票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开始启动。这些举措,从资金和技术层面补充和完善了电影放映环节的缺陷与不足。

除却以上国家政策层面对电影的关注和引导,一些地方和电影企业为顺应变革,发展电影经济所做出的尝试也值得赞赏和思考。

1993年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同行业中率先实行股份制改造,建成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后的新公司是在原有单位独家发起组建的基础上,吸收社会法人资金与内部职工个人资金入股改制而成的。这种国营企业转化经营机制,深化人事分配制度的行为,在今天说来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995年四川省电影公司联合当地部分地、市公司影院,与中国电影公司一道成立了“四川西南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这种资产意义上的联营由打破行政隔阂带动了各级区域市场的联合,有效地整合了市场资源,优化调解了内部的利益分配,成为中国电影院线的雏形。

1997年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由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京市电影公司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共同出资组建,其定位是拍摄高水平的主旋律影片。1998年,该公司与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和北京市电影公司一道共同出资组建了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为电影行业联营模式拉开了大旗,同时也成为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改革试点成功的典范。

2000年6月6日,广电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2000〕320号),该文件在总结十四大以来电影改革进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以十五大精神为指引,“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建立起完善的电影市场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格局;形成一批以影视产业为龙头的、有竞争力的大型电影集团和现代电影企业,推动我国电影业的发展壮大。”的总目标。落实到改革的具体环节上,就是要优化资源,规范组建现代企业集团;试行股份制,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行院线制,促进跨地区经营;促进经营方式多样化,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化电影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调整供片政策,鼓励发行国产影片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技术改造步伐;进一步放开农村电影市场,推进实施“2131”目标;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应该说,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渗透到行业的方方面面,这标志着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随着电影行业的产业化进程全面提速,企业股份制改革和院线制建立的高潮得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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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个国家控股的电影股份制企业——西影股份公司在西安成立。其中国有股本占58.29%,民营资本参股41.71%。7月,由潇湘电影制片厂与长沙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股份制合作的形式组建的潇湘影视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亦宣告成立。这些都是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成果。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年的12月12日,国家新的《电影管理条例》获得通过。 其后的两年间,电影集团的组建和院线制的建立成为电影改革的重中之重。

2002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等单位组建的我国最大的广播影视一体化集团——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2003年6月,潇湘电影集团成立。同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型股份制电影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中国电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长春电影集团以及大陆电影系统内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共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而成,从形式和实质上打破了中影公司对进口买断影片与分账大片的垄断,有力地推进了国内新的发行格局的形成。电影集团的异军突起有行政作为的因素,也是市场竞争使然。而要真正借助产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我们的集团化之路还任重道远。

就院线制建设而言,自《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明文要求2002年6月1日之前必须组建完成,否则将停供进口分账影片后,2002年6月1日,全国共有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这其中有11条跨省院线,19条省内院线。而23个城市中的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更是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江苏和浙江则各自组建了3条院线。院线制的组建和经营虽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和长远看来,它的出现加速了发行放映领域的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实现了单一发行向多元发行的渠道拓展。

对合拍片和外资的引入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工作的热点。2003年6月29日颁布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涉及了“允许香港公司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方式建设或改造电影院,并允许港方控股经营。同时,香港公司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不受配额限制,作为进口影片在内地发行;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此前每年允许引进20部分账大片的规定中也包括港片,今后港片将不再占这20部的配额。 ”的条款,这些内容在加深大陆与港台电影文化交流,有力促进两地电影市场繁荣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年12月1日,广电总局颁布的第18号令(《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第19号令(《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第20号令(《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开始施行。这些改革举措大大刺激和促进了电影产业的发展,为拓宽电影融资渠道,吸纳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电影产业建设;搞活电影流通领域,促进国产影片发行放映;鼓励国内电影制片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拍摄影片;允许外资参股与境内现有国有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允许外资公司参股经营改造电影制片、放映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允许外资以合资方式改造和建设电影院,并可控股与经营等种种产业化改革和经营行为扫清了行政的障碍,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新世纪值得注目的另一项电影振兴之举是国家对于数字电影的建设。2003年6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数字电影经营管理中心成立,此后,中影集团又于年底成立了中影集团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2004年,广电总局为支持数字电影的发展,将本年确定为数字电影发展年,并设计于年底建成100个高标准的数字放映厅,力争3-5年内建成500家以上标准统一、形式不同的数字电影放映厅,使数字电影院进入中国电影放映市场的主流。同年3月31日,广电总局颁布了《数字电影化发展纲要》,提出将在2006年实现每年向数字影院提供50部以上艺术水平上乘、技术质量优秀的电影数字节目。8月,广电总局颁布《数字电影管理暂行规定》和《数字电影技术要求》。2005年7月19日,广电总局公布《数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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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明确允许并鼓励境内外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多种形式投资数字电影院(厅),允许并鼓励境内外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含外资)组建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为未来中国的数字电影发展开辟了一条开阔的道路。

总结近20年的产业改革之路,中国电影在艰辛的探索与努力中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冬,逐渐迎来了带着暖阳气息的阵阵春风。漫长的等待是寂寞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也会带来深深地阵痛,在长久地寂寞、失意与彷徨之后,中国电影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灿烂的未来。

(二)主旋律与多元化格局

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在危机中实现着变革。第五代的反思话语被替换了,转而进入了一个以主旋律和多元化格局为支撑的新时期。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针的提出是伴随着国家政治文化语境再次渗入电影中成为一种主导力量而逐步得到确立的。

1987年2月,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提出了“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成为我们文艺的主旋律”的概念。①紧接着,在3月份举行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局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②

同年7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军60周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40周年,以及建国40周年大庆,经中央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以丁峤为组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随后,该小组更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其后不久的1988年1月1日,广电部、财政部共同决定建立了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从而为这类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资金的保障。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我国文艺的“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③ 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刻反映了我国宣传文化的发展规律,是对精神产品生产的基本要求,是宣传文化事业的繁荣的重要保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弘扬主旋

律,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④江泽民:《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论党的建设》第134页

1996年12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

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讲话指出:

“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人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

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就是亿万群众演出的艰苦创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生活如大浪淘沙,在涌动的前行中总会有污浊和逆流。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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