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合作研究综述

东亚经济合作研究综述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一个综述

安 岗 2004-9-11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战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综述了这一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以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为界限，战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的研究重心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两个方面；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合作研究进入以“新地区主义”为明显特征的新的繁荣时期，在东亚的货币合作、贸易合作以及更高层次的东亚共同体等问题都有大量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超越地区主义的声音。

关 键 词 东亚 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经济圈 新地区主义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和东亚奇迹的出现，使得对东亚经济合作的研究日益重要，众多研究成果也对东亚经济合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追溯到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提出的一国产业“雁行发展形态”理论，后来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用于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模式”。以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为界限，战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对战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试图勾勒出研究重心的变迁路径，寻找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内在联系。

一、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的研究

这一历史时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重心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两个方面。

1．亚太地区经济合作

1961年，受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委托，由日本、印度和泰国的三名经济官员组成的“亚洲地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提出了一份“关于区域性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亚洲经济合作机构。这就是有名的“三人报告”，是战后在亚太地区最早主张建立经济合作机构的研究报告。

1963年，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提出了“关于太平洋经济合作方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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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建议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5个发达国家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经济组织，以贸易问题为中心，就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1965年，日本的小岛清教授发表了题为“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主张仿效欧共体，建立由美、日、加、澳、新5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在此以前，小岛清（1964）就率先提出过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国际上现在普遍把小岛清视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倡者①。在上述三个报告的影响下，后来又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共同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形成的理论基础。

2．次区域经济合作

由于大区域合作的步伐缓慢，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理论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各种各样的次区域合作构想层出不穷。如：日本“经济调整协议会”（1987）提出的建立由日本、韩国、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组成的 “东北亚经济合作区”设想；日本学者西川润（1987）提出并经其他学者补充和完善的“环日本海经济区”构想；1988年，我国学者金凤德先后提出了连接日本海、黄海、渤海的“三海经济圈”构想和“东北亚经济圈”构想②；同年何剑提出了“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构想；1987年韩国提出的“环黄海经济共同体”设想；1989年5月原苏联提出的“东亚铁三角区域经济圈”设想；由海内外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先后提出的众多的“中国经济圈”设想，等等。更进一步，以我国学者池元吉、王胜今、日本学者小川雄平、韩国学者金泳镐为代表的中、日、韩、俄、蒙学者在1997年汇聚吉林，对东北亚城市间经济合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合作设想。

二、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研究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合作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新地区主义”则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明显特征，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对于东亚的货币合作、贸易合作以及更高层次的东亚共同体等问题都有大量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超越地区主义的声音。 ① 何剑：《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② 金凤德：《东北亚经济圈》，载于张景柏等编：《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中国的选择》，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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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货币地区主义”的东亚货币合作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直到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

围绕AMF在学者之间也展开了争论，分为赞成与不赞成两派。赞成AMF的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超过了7000亿美元，如果汇集这些资金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救援机构，能够更迅速有效地向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Wade and Frank, 1998) 。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因此它们更容易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也更容易对症下药，提出适合遭受危机国家国情的改革方案(Andrew Rose , 1999) 。 持反对意见的观点有，国际组织和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性质完全不同。私人企业如果竞争失败将面临破产之虞；国际组织一经建立，即使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也仍然会顽固地存在下去，变成一个臃肿的国际官僚机构(Barry Eichengreen ,1999)。而且，如果东亚国家遭受危机之后必须同时向IMF和AMF救援，将增加其交易成本(Bird and Rajan , 2000)。

对“新地区主义”关注的早期文献当属德国学者笛特尔（Heribert Dieter）提出的“货币地区主义”概念。③ 他认为，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日韩之间最终想建立的是它们自己的地区清算基金，因为这样的基金可以成为东亚地区自己的紧急金融贷款。一旦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东亚国家用不着去舍近求远前往华盛顿求助，而只要相互帮助就可以了。笛特尔认为，21世纪的地区主义之所以不同于20世纪的地区主义，就在于货币地区主义。所谓货币地区主义就是预防与保护各国不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地区主义。也就是说，货币地区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者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通过地区联合的力量，能有效地稳③ 笛特尔的“货币地区主义”概念首先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与《金融时报》上（Heribert Deter and Richard Higgot, “The New Monetary Regionalism: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aucus Takes Shape ”, Financail Times, August 12, 2000 and Heribert Dieter, “Asia's Monetary Reg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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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区货币局势。为此，他提出了关于金融地区主义的一个理论。认为东亚是世界上最可能实现货币地区主义的地区。④

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对“新地区主义”的阐释。庞中英（2004）提出，新地区主义是克服东亚一系列危机的一个根本方案。东亚正在发展中的货币地区主义，需要强调的社会地区主义和刚显现的安全地区主义，是东亚新地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傅新（2004）也进一步阐释了亚洲的“新地区主义”和“金融优先”的概念。“新地区主义”通常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相一致，表现为地区成员自愿和自主的进程，不仅包括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还涉及环境、社会政策、安全与民主等问题，其发展趋势与全球结构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东亚正在兴起的地区主义“天然”地具有参与、发展并最终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地区成员合作意愿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目标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新地区主义”明显具有“金融优先”的特色。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地区合作日益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共识，各方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讨论，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东亚合作的僵局。

我国以王子先（2000）、何帆（2001）、余永定、何帆及李婧（2002）、李晓及丁一兵（2002，2003a，2003b，2004a，2004b）、刘力臻（2003a，2003b）、施建淮（200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在金融合作优先趋势的指引下，积极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路径等问题。台湾的李文志、张珈健（2004）研究了建立“亚元”的可行性。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谷川浩也（2004）从东亚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性角度作出的分析，并建议废除制度性国家间壁垒和建立金融货币合作框架，构思出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发展机制。

学者们关于货币合作的重点的看法不尽相同。何帆（2001）认为，亚洲货币合作实际上有三个不同层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如AMF）、单一货币区（比如可以称为 ACA, Asia Currency Area）。目前有关亚洲货币合作的讨论似乎主要集中于建立一个区域性机构，以解救下一次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对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单一货币区重视不足。从长远来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区（ACA）可能是大势所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教授（2004）认为，亚洲国家在④ Heribert Dieter, “Monetary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out Financial Crises”, CSG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No. 5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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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阶段不应该着力追求统一的货币。对于亚元，蒙代尔说，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是可以建立这样的单一货币体制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在日本或是中国所在的区域有建立单一货币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亚洲国家不应该着力追求统一的货币，因为统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行为，它需要政治上的一体化。⑤ 施建淮（2004）的观点介于何帆与蒙代尔之间，他认为，目前东亚金融合作的重点应在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上，中期重点应在发展地区债券市场，而东亚货币汇率合作则应留待更长远的未来去实现。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新货币地区主义”的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是危机后东亚合作问题的最大热点。

2．东亚区域贸易合作

金融危机之后，APEC的更加陷入困境，但亚洲各国寻求互助合作的步伐却没有停止，APEC内部的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SRFTAS）越来越多，大有挑战APEC之势。除了几个原有的次区域协定，又出现了10多个新协定，其中大多为双边协定（例如：日本－新加坡协定、东盟－中国协定等）。此次区域合作高潮的落脚点是内容广泛的贸易合作，其目的是要借此带动整个区域的合作。关于“新地区主义”背景下的贸易合作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

刘昌黎（2001a，2001b，2002，2003）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双边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并且分析了东亚双边自由贸易的背景、原因和趋势。对于东亚经济合作，他认为在第4次10 + 3 领导人会议已就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东北亚经济联合由APEC 框架之下过渡到了10 + 3 框架之下。从发展趋势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很有可能纳入到东亚自由贸易区之中，双边自由贸易将成为东北亚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对于东北亚贸易合作，金凤德（2003）提出应该建立“中日韩共同农业政策”，促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关志雄（2003）论证了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并希望日中政治家高瞻远瞩，将政治经济分开，努力使日中两个占东亚GDP八成的大国先行一步尽快缔结FTA，其他东盟国家也会积极要求加入其中，从而使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⑥ 金凤德及安岗（2004）、何剑（2004）还进一步提出，利用中国东北老⑤ 程勇、李中华：《“欧元之父”蒙代尔：亚洲不宜着力追求统一货币》，2004-5-25中新网，据中新社乌鲁木齐5月24日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教授23日在乌鲁木齐新疆财经学院大礼堂举行关于“中国经济热点”的报告会上所发表的演讲。

⑥ 2003年11月10日至14日，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出席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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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振兴的历史时机，积极推进东北亚与中国东北的经济贸易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重大。张蕴岭（2003）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的巨大收益可能不会马上凸显，需要有一个过程，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可以设想它将可能起到三个方面的效应：一是中国—东盟先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把其他国家吸引进来；二是激励其他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加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从而激励东亚领导人及早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做出决定，提出落实规划并开始实施进程。

何帆（2004）则主张寻找新的东亚贸易合作格局，这种基于动态收益和规模受益的区域合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静态贸易合作，它从长远来看还是亚洲经济结构的一次升级和重组。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各国出口结构虽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竞争性程度更高。目前亚洲各国虽然有加强区域合作的意向，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关税减让而获得的静态贸易收益微乎其微，东亚地区应该通过政策协调，推动区域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建立，以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和贸易为导向，推动在东亚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城市形成产业带，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区域贸易合作的动态收益，防止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最终使整个地区都受益。

但是新加坡的学者却有不同的视角。Eng Chuan Ong（2003）认为，所有的迹象表明，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东北亚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东亚的80-90%的话，中国或者日本则会主导这个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而且中国会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只有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才能抵消中国和日本的潜在影响。

3．“东亚共同体”等高层次合作

在危机前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危机后的“新地区主义”潮流的基础上，东亚经济的高层次合作研究也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由东亚地区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在2001年向东亚领导人提交了关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报告，提出包括建立东 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报告了题为“为什么中日间FTA是必要的：发挥互补优势”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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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自由贸易区，开展多领域合作，加强机制化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这个报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 即建立东亚共同体。2002年，10+3各国共同参与的《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了17项近期可实施的合作措施，并就10+3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9项中长期合作措施。

吉林大学的池元吉和田中景（2000）提出建设“日韩经济合作体”的设想。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汤浅楠胜教授（2001）提出，东亚正在形成有多个区域或次区域组成的“东亚经济走廊”，该机构的Yasuo Sawai还提出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的构想。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2003）著文⑦探讨了“东亚经济圈”的理念和目标，要形成以“ASEAN+3”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发展共同体(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EC)，追求东亚地区的和平与长期繁荣是东亚经济圈的理念。长期目标（20-50年）使东亚成为三极世界经济中对等的一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然后提出在东亚进行产业协调分工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产业协调分工之间的关系；他还谈到日中两国互补的核心领导作用和东亚的国际通货问题，日元和人民币会成为东亚经济圈的基轴货币，两国应尽早建立汇率协调体制，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东亚统一货币体制或许会建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区主义盛行的同时，也有超地区主义的视角。日本学者Masahiro Kawai（河合正弘）提出，对于东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合作，OECD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国家）要承担关键的角色，比如要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一个自由的贸易体系，私人风险资本，尤其是FDI的稳定流动，并且要建立有效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ODA）政策。从东亚的经验得出的一个教训就是发展中经济必须加强国内政策、制度和监管框架，这样才能从OECD国家推动的良好政策中受益。

付骊元（2002）认为，亚洲地区的多样化特点决定了亚洲地区的多层次、相互交叉的合作结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发展阶段差别很大，经济结构多样化，再加上宗教、语言、文化、历史等原因，使得亚洲地区不可能象⑦ 2003年11月10日至14日，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出席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东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报告了题为“面向东亚经济圈的形成”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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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美那样迅速实现区域合作的目标，在一个相当时期内, 不可能建立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组织。在现阶段，本地区最为可行的选择是由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由小区域合作过渡到次区域合作，待条件成熟后，再达到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更高境界。张蕴岭（2003）、柴瑜（2004）认为，东亚经济合作离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或共同体目标还很远，但是合作进程本身比所取得的成果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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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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