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飞战火中几经转手命运多舛 腹藏锦绣让世界领略远古文明(组图)

纷飞战火中几经转手命运多舛 腹藏锦绣让世界领略远古文明（组图

资料照片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

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车到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将毛公鼎取出，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那么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的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在1946年8月1日这一天，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存放在南京朝天

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

为什么被交给中央博物院

毛公鼎为什么会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里面呢，继而被徐伯璞交给中央博物院的呢？这要从一个民国年间最着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说起。叶恭绰

（1880-1968），广东番禺人，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满清的两江总督端方，被四川保路新军刺死后，家道中落的家人把毛公鼎抵押给道胜银行的时候，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准备花重金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说千万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叶恭绰变卖了一些文物，东拼西凑了三万银元。于是，毛公鼎又来到了叶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从上海避乱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在日本人的监视中，度日如年的时候，叶恭绰的后院又起火了。原来叶恭绰在上海有一个姨太太叫潘氏，因为争财产和家里人闹了起来，竟把毛公鼎藏在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搜查，要叶家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即刻发电到昆明，叫他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火速赶到上海，无论如何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

叶公超何许人也？他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曾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培养了像钱钟书、季羡林、吴世昌等高足。当了14年老师后投身政治，后任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在台湾时期还当过“驻美

代表”等职。

叶公超到上海后，刚把毛公鼎藏好就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原来潘氏向日本人诬告他是间谍，日本宪兵在叶公超的住宅里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就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

一介书生的叶公超在被关押的39天里，吃尽了苦头，七次被审讯，两次受鞭打、水刑，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后来他秘密嘱咐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古铜器交出了事。叶公超的哥哥也花了重金具结作保，他才于10月下旬出狱。最后，叶公超带着毛公鼎安全逃到香港，交给了叔叔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到上海，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家境困窘到了

典当度日的时候。当时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这时，有一个人向叶恭绰表示想买毛公鼎。这个人叫陈咏仁，是上海的一个大奸商，他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但是叶恭绰要陈咏仁约法三章，保证在抗战胜利后一定把毛公鼎捐献给国家，陈咏仁答应了。叶恭绰在万般无奈之下把毛公鼎转到了陈咏仁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宝鼎交给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这才有了毛公鼎回到南京的故事。

毛公鼎是如何去台湾的

1948年的冬天，包括毛公鼎在内的文物，被送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1957年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六百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据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

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铜器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还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能看着实物研究的台湾专家十分珍惜，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透

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历经沧桑的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据中新社电

出土行踪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

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

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资料照片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铭文内

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车到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徐伯

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将毛公鼎取出，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那么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的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在1946年8月1日这一天，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

为什么被交给中央博物院

毛公鼎为什么会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里面呢，继而被徐伯璞交给中央博物院的呢？这要从一个民国年间最着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说起。叶恭绰

（1880-1968），广东番禺人，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满清的两江

总督端方，被四川保路新军刺死后，家道中落的家人把毛公鼎抵押给道胜银行的时候，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准备花重金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说千万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叶恭绰变卖了一些文物，东拼西凑了三万银元。于是，毛公鼎又来到了叶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从上海避乱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在日本人的监视中，度日如年的时候，叶恭绰的后院又起火了。原来叶恭绰在上海有一个姨太太叫潘氏，因为争财产和家里人闹了起来，竟把毛公鼎藏在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搜查，要叶家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即刻发电到昆明，叫他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火速赶到上海，无论

如何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

叶公超何许人也？他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曾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培养了像钱钟书、季羡林、吴世昌等高足。当了14年老师后投身政治，后任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在台湾时期还当过“驻美代表”等职。

叶公超到上海后，刚把毛公鼎藏好就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原来潘氏向日本人诬告他是间谍，日本宪兵在叶公超的住宅里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就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

一介书生的叶公超在被关押的39天里，吃尽了苦头，七次被审讯，两次受鞭打、水刑，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后来

他秘密嘱咐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古铜器交出了事。叶公超的哥哥也花了重金具结作保，他才于10月下旬出狱。最后，叶公超带着毛公鼎安全逃到香港，交给了叔叔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到上海，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家境困窘到了典当度日的时候。当时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这时，有一个人向叶恭绰表示想买毛公鼎。这个人叫陈咏仁，是上海的一个大奸商，他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但是叶恭绰要陈咏仁约法三章，保证在抗战胜利后一定把毛公鼎捐献给国家，陈咏仁答应了。叶恭绰在万般无奈之下把毛公鼎转到了陈咏仁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宝鼎交给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这才有了毛公鼎回到南京的故事。

毛公鼎是如何去台湾的

1948年的冬天，包括毛公鼎在内的文物，被送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1957年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六百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

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据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铜器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还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能看着实物研究的台湾专家十分珍惜，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历经沧桑的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据中新社电

出土行踪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

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

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资料照片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车到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将毛公鼎取出，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那么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的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在1946年8月1日这一天，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

为什么被交给中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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