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古希腊历史简介 第15课 雅典民主（中文版）

我们上次谈到了雅典帝国是如何从最初的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帝国的我想我们提到了大约公元前469年的欧力米登之战，当时希腊人在海上和陆地上大败波斯人，在帝国的一些地区，人们开始认为来自波斯的威胁已经远去，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即让同盟各国乐意并愿意继续缴纳维持同盟所必须的那份盟金就成了问题，雅典人自然没有计划要解散同盟，或者放弃担任同盟的领袖，或是放弃他们对波斯人的进攻，因此，如果同盟各国中有离去的迹象，雅典人必然会对此有所行动，关于提洛同盟兴致改变的另一个转折点，我想这点非常重要，发生于公元前465年，当时位于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发生了叛乱，而这次，这对同盟成员产生的分歧，其争论焦点并不是同盟成员是否各尽其职，也并非，同盟成员是否乐意参战，同盟成员不愿意上缴盟金，跟这类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事实上是雅典人和萨索斯人为萨索斯对面的岛屿上蕴藏的一些矿产发生的争执。金和银，在古希腊世界里，都是贵重的稀有金属资源，而且产量非常有限，这些资源主要位于萨索斯岛，对面的盘古峰，双方对声称对矿产的所有权，这是一场事关金钱的争论，那里还有个贸易港，雅萨双方也都宣称对其的所有权，雅典人在斯特里蒙河附近，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河的上游地区成为ennea-hodoi，即九条道路，雅典人后来在这个地区，也建立了一个叫安菲波利斯的殖民地，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萨索斯很不满，雅典人进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带给了他们一系列的麻烦。因此，在一系列纷争后，萨索斯人发动了叛乱，对雅典人而言，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攻城战，萨索斯岛是个相对较大的岛屿，萨索斯人也极其强悍，很难被打垮，因此，这场雅典对萨索斯的围攻，事实上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对于古希腊的战役而言这是相当长了，而且很明显，这与雅典人以前，所镇压的任何异常叛乱都不一样，在萨索斯最终不得不投降后，雅典人依照惯例处分叛乱者。萨索斯人被迫推到他们的城墙，交出他们的船只，而雅典人理所当然控制了矿脉，并且对撒所任提出了战争赔款以补偿雅典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此外，萨索斯人还必须缴纳同盟金，之后，这笔同盟金的数额变的越来越大，我们称类似萨索斯这样的国家为附属国，当然，发生在同盟国之间的争斗并非首次出现，但这次却有很大不同，因为导致这场战争起源的争执并非围绕同盟本身，这很明显是一场雅典人运用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手握同盟资金为雅典自己捞取利益，毕竟，这场战争中，同盟并没有得到好处，其他同盟成员也并没有得到这些矿脉，此次事件根本与同盟国利益无关，然而雅典人利用自己是同盟国领袖的优势，以此获取利益，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该看到在萨索斯围攻战期间希腊内陆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致使某些事物兴致发生了改变，但是如果只考虑此时的同盟我认为萨索斯的叛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对这种转变的评论对我们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我们有两个重要资源，主要的资料当然是修昔底德以及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他们是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但他们看问题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描述和解释了，为何同盟会发生如此的改变，从一个自由的，追求共同目标的，多国同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所谓帝国狄奥多鲁斯有以下见解：总而言之，雅典人实力逐渐壮大，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好地对待他们的盟友，相反，雅典傲慢和残暴的统治他们，因此，大部分的盟友无法忍受雅典的残暴，开始法抗雅典的统治，有些雅典人甚至蔑视同盟会议，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行事，这里，狄奥多鲁斯得分析结合了双方情况，他认为这一切，事实上是雅典人背叛了他们的盟友，因此，狄奥多鲁斯把这一切归咎于雅典所实施的类似暨主的的统治。而修昔底德则认为，现在叛乱有其他的根源，首先是盟国不再缴纳盟金，或不再提供船只，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拒绝兵役，而雅典这方，强迫同盟国缴纳盟金，其采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惯于拖延盟金或不愿再缴纳盟金的盟国履行同盟义务，在某种程度上，雅典不再是合格的领袖，在远征中，他们不再履行平等原则，而且发现你镇压这些反抗者很容易，然后就是修昔底德不同于狄奥多鲁斯之处：所有这一切同盟国自身应负责任。因为他们大多数由于厌恶兵役，又为了避免背井离乡，而宁愿缴纳一定数额钱财而非船只，而后者作为盟金的一部分所必须履行的，因此，由于他们缴纳的资金，雅典的舰队增加了。而他们自己一旦起兵叛乱，卷入战事，就没有丝毫准备，

也没有任何经验。因此，修昔底德理当同意狄奥多鲁斯的见解，他们都认为雅典已经习惯于其专横的态度并已触怒他们的盟国。接下来，他指出盟国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而这点，狄奥多鲁斯并未提及他们自动表示，总之我们不打算继续履行兵役了，他们不再提供船只，配备人员，履行兵役，我们会为同盟财库缴纳一笔同等数额的资金，当他们这么做时，雅典人抓住这个机会，将此资金用于矿建雅典舰队，因此，同盟的力量在逐渐削弱，而雅典舰队变的越来越强，因此，修昔底德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失误，在某些情况下，并非如此。但大部分情况下，的确如此。我想我们不能将狄奥多鲁斯和修昔底德两者对立起来，他们事实上是相互补充的。他们都在叙述同一个故事，但是从不同角度分析。一个从雅典的角度看待问题，另一个则是从同盟国的角度观察。但他们都在叙述事实真相。而且如果我们看公元前五世纪后叶此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所有原提洛同盟下的一百五十个国家，也许还不止这个数目。当战争爆发时，只有三个国家还有海军，还保持着真正的自治，他们是位于小亚细亚沿岸的三个伟大的岛国，分别是莱斯博斯，希俄斯和萨摩斯，抱歉，我应该说只有两个国家，因为在公元前440年到439年后，萨摩斯就不在是独立的国家了，因此在这个名单上，只有两个独立国家，让我们再往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提洛同盟会消失，诞生一个如假包换的雅典帝国，而在这种改变正在悄然发生时，我们需要好好观察，当时希腊内陆到底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们应该关注此时的雅典，此时恰逢波斯战争之后，之前我也说过，希腊各国正处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这就是说，波斯战争结束之前，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毫无争议的领袖，战争结束后，你们记得，蒂米斯托克利以及支持他们的雅典人，声称要与斯巴达保持最起码的平等，并且在追随斯巴达以及斯巴达的任何领导时，要保持独立性，我想我上次提到过，接下来大约五十年里充满着古希腊世界里两个强权国家的竞争，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竞争，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冲突，在雅典，最显著的事就是，如果你看到雅典发展的中期，我想你也许认为是公元前479年蒂米斯托克利注定会成为雅典政治的领袖，因为希腊人在他非凡的领导下走向胜利。但是将来就未必继续如此，我想二战也是这样，也许会有人想到类似的事，即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政坛的下场，战争结束之后，我想丘吉尔会得到，他的确得到了数不清的荣誉，因为它带领英国人走向胜利，但是战争结束后随即举行的大选上，丘吉尔落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竞争对手，这告诉我们，民主政治的第一项原则，对所有的政治家而言，选民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恩，他最近确实做了不少事，好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接下来会为我做什么，我想这就是丘吉尔落选的问题所在，但这不是蒂米斯托克利的问题，蒂米斯托克利陷入困境，是因为在雅典政坛上，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尽管从他的家世上来说，同所有的雅典领袖一样，他也是贵族出身，但他并不热衷于贵族统治，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似乎也不算显赫，而他的个性让他的对手感到棘手。因为他并不乐意炫耀他所得到的荣耀，但是想想，在八十年代，正值马拉松大捷和萨拉米斯战役之间，一方面，蒂米斯托克利已经能够说服雅典人为了生存必须开采巧取豪夺来得银矿，用于建立强大的海军，同时他还设法，如果我们读到的事实是正确的话，他还通过贝壳放逐法，摆脱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的干扰，如果你看看在八十年代，你会发现，雅典政坛上的每个政治领袖出了蒂米斯托克利都被放逐了，当其他人都走了，这位蒂米斯托克利留下了很大空间，当波斯人入侵时，被放逐的人被重新召回，他们在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战争结束后，我想，他们当然会对蒂米斯托克利当年反对他们并取得巨大成就不满，他们同样担心他们的未来，因为蒂米斯托克利已经成为更伟大的英雄，因此，我想我们需要理解，波斯战争后的雅典政治形势，就必须先明确，当时存在着某种同盟，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所有雅典政坛上的伟大领袖，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呀蒂米斯托克利，这真令人惊奇。当我们看早期提洛同盟的行动，你会记得，每个事件，每次远征的司令官都是个雅典人，你应该还记得，这个雅典人从来都不是蒂米斯托克利，而这些远征本应该是蒂米斯托克利来领导的，因为蒂米斯托克利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所以他得不到这项任

务，而做这件事的年轻人，他叫西门。他是个贵族，是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提亚的斯之子，他初入政界之时，困难重重，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便遭人谴责，而他留给西门的是巨额债务，但是西门在波斯战争时期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领导提洛同盟发动的每场战争，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在陆地和海上都是一个伟大的统帅，他还指挥了欧力米登之捷，因此当雅典变的越来越强大，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变的越来越富裕，西门也成为大众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人物，这很有趣。因为他并非那种讨好下层社会的人物，他是规则出身，他也从来不掩饰这点，而且我们马上会发现，他对外国失误的偏袒也略遭诟病，他极力支持斯巴达，他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他也经常谈论斯巴达人的美德，赞赏斯巴达的制度，鼓吹雅典人应该怎样向斯巴达人学习，雅典的民众怎么会让这样的人连选连任，担任军队统帅，这还有待考证。但是西门所拥有的美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魅力，那就是，不单单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他率领雅典军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正如我之前所述，带回了许多东西和财富，因为同盟远征军攻击了波斯的广大领土，带回了大量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散发给参战部队的将士们的，因此，雅典士兵事实上在侵入波斯领土后劫掠了大量的财富，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统帅自然倍受爱戴，但是他仍然需要具备个人素质，成为成功的民主政治家。人民喜欢他，我提醒你们，同样的政治现象，也发生在美国的将军艾森豪威尔身上，当然，艾森豪威尔，能成为受欢迎的政治家，首先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的胜利，他是欧洲战场上的统帅，笼罩在胜利带来的荣誉和光环下，但他还有一些让人民喜欢的品质，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可以变得非常重要，比如，人民喜欢艾森豪威尔的笑容，人们总是说到这点，这最后让他在政治上无往不利，西门也有点儿类似艾森豪威尔，尽管我要再次强调，艾森豪威尔并非有意讨好大众，他是坚定的共和党人，而且他是个正统的共和党人，而西门则显得有些保守，关于这点，我马上就会谈到，但是西门最后成为雅典最高统帅，我想大约在公元前479年战争结束之时，他便进入政治最高层，我们知道，雅典一直到公元前462年前，都有他掌握大权，这大概持续了十七年时间，这对于雅典的政治领袖而言，他的政治生涯是非常长的，记住，他是一位雅典将军，而雅典民主制度发展，都是由这些出将入相的将军们一手推动的，将军是年任制，因此想想，一位将军像西门那样，一直持续受到大众欢迎是多么不容易，我认为他的亲斯巴达外交在他的传奇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部分，我想当时如果是蒂米斯托克利掌权，事情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因为通过蒂米斯托克利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未来的计划，可以清楚得知，蒂米斯托克利是反斯巴达的，而且呼吁雅典应独立于斯巴达，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敌意的言论。西门，正相反，他是斯巴达在雅典的代表，他的家族和斯巴达的联系源远流长，他四处游说，向大众宣传斯巴达的美德，若雅典人能模仿并超越斯巴达的美德，会是多么美好的事，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倾向于认为，雅典应成为斯巴达人的盟友，在他的心中，两个国家是平等的，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领导了，普拉迪亚陆上战场的伟大胜利，而雅典人则在萨拉米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因此两个国家应该通力合作，这是希腊人能摆脱波斯人威胁的原因，这也是希腊能在未来，继续和平繁荣发展的保障，该政策起效了，当时斯巴达并未反对，雅典在爱琴海，以及爱琴海周边的扩张雅典当时从一个同盟的领导逐渐形成一个帝国，变的越来越强，在雅典的早期扩张中，斯巴达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斯巴达并未发对，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雅典的统帅是西门，斯巴达人信任西门，他们知道，只要西门还在掌权，他就不会让雅典威胁斯巴达，而且斯巴达人可以和雅典人一起合作发展，这段时间大概吃寻了十五，十七年，这是一段和平时期，我要说，若没有雅典自身的发展的话，这样的和平是难以维系的，西门同样令人惊讶的通过自身的个人魅力以及出色的辩才，控制了雅典的大小事务马拉松战役是重装士兵的胜利，是农民，中产阶级以及那些上层阶级取得的胜利，但是萨拉米海战是穷人阶级的胜利，那些绝大舰队的舵手们都是贫穷的雅典人，但是胜利带给他们的荣誉，而且在战后，舰队成为雅典力量和荣誉的基石。正是那些普通人和最穷的雅典人的参与，才让

雅典取得了现在理想的地位，因此，你应该想得到，如果蒂米斯托克利掌权，我确信，他应该是正确的 而他掌权必会有一场运动，让雅典变的更民主，请记住在战争之气那，克里斯提尼式的民主，是重装步兵的民主，这些民主是将那些贫民隔离在国家事务之外。西门发对这种民主，他从未试图结构雅典民主，他不是雅典民主的敌人，他只是赞成保持现有制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他确实让雅典民主倒退了，但这种倒退，并非通过任何法律手段或者法律程序，而是通过一系列时间推动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雅典宪政》中谈到我现在提的这段时期，大约是公元前479到462年此时是雅典最高法官宪政时期，这意味着古老的贵族大会既由前任最高行政官组成的贵族大会不再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回忆，而是掌握了真正的权利，学者们一直很难理解，这些权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看起来它似乎包含几个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最高雅典法官，它似乎恢复了法官监督制度，在过去贵族执政时期，他们能够批评执政官，而且执政官和最高法官意见不合，最高法官可以采取措施反对最高执政官，着看起来似乎合理，但是即使如此，自从克里斯提尼创建五百人大会制度以来，这个制度仍然旅行者自己的职责，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最高法官开始介入外交事务，当他们决定有所动作时，他们会利用大会，他们在篡夺五百人大会的一些权力，我一直不停强调，他们不是通过改变法律来篡夺权力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那么做，而且人民也支持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述，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波斯战争中，扮演着英雄一样的角色，当波斯人入侵阿提卡地区雅典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逃亡萨拉米斯，逃亡伯罗奔尼撒半岛，当他们逃亡的时候，穷人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让自己活命，因此这些最高法官用自己的钱养活这些穷人，并让他们在那段时期，生活的舒适自在，他们是自愿做这些事的，如此慷慨大方，赤诚为国，以及善念德行所有这一切都让，最高法官制度的时代得以来临，我想以上正式西门真实的想法，他希望能够保持这种保守和温和结合的双重民主制，保守主义不受重视，因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穷人更容易凭此所要政治权利，这种保守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挑战古希腊在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源于波斯战争。这种政策，也让雅典人取得了重大成功，当然这都是西门的后期生涯。当他成为雅典首脑时完成的，记住，我一直不停强调他是雅典的统帅，他掌握着实权。但是要记住，他也仅仅是是十将军之一，而将军是年任制的，因此它的所有权力，更确切的表述是，应该是他的影响力，因为这全都是非官方的，他之所以能够控制局面，是因为他能说服人民听从他的指挥，人们心甘情愿，他并未采取强制手段，他只是定下大致方向，然后任命跟随着他，几百年后，当奥古斯成为罗马世界的最高统帅时，他通过发布声明，便能号召他的人民追随他的脚步，potestas在拉丁语里意思是他并非在权力上处于首位，而是指他的影响力，他希望向人民表达的是，这不是暨主制度，也不是君主制度，这是一个共和制，而且会一直是共和制，而我，奥古斯都，在追随我的罗马人民看来，是人民领袖，我能说服人民，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去旅行某项义务，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出于他们的意愿，好的，这是奥古斯都的故事，但并非事实，因为他的背后有强大军队的支持，如果你想动摇他的地位，你有可能因此送命，但西门与他不同，西门可能会发表演说，而且这很有可能是真的，现在，所有的船舰一起，来到了萨索斯叛乱之岛，西门率领着远征军，这场远征后来证明，将是他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场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出于胶着状态，一直在付出，却未能得到回报，因此，有些人开始，对战争的合法和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因此，西门的政敌，我马上会告诉大家这一点，西门的政敌利用这场萨索斯叛乱挑起的纷争，对西门的政策发起进攻，这是他们对西门的首次抨击，西门的政敌中，首当其冲的是厄非阿尔忒斯，作为一名海军上尉，他有一位，年轻但是非常重要的下属，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是伯里克利，他是波斯战争英雄可桑提波斯之子，我们得知，人民往往很难将故事和其影响区分开来，但是厄非阿尔忒斯本应该与蒂米斯托克利联合起来，这看起来似乎也无不可，因为厄非阿尔忒斯应该被认为做一位民主派领袖，因为他强调民主精神，很明显，他试图改变雅典宪政，至少在实际上，它允许海军即雅典的贫民姐姐，那些

舵手们，享有政治权利和机会，他同样强烈反对斯巴达，因此他反对西门在这两方面的措施，并一直暗中破坏，试图击败西门，他一直没有机会，知道萨索斯发生叛乱，然后他们控告西门，西门并没做什么错事，他只是没能尽快取胜，但是你知道在政治世界里，你可以编造罪名，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种事情了，总之他们说道，西门之所以没能尽快取胜的原因是，他收了马其顿国王的贿赂，马其顿就位于叛乱地区的后面，他不愿政府马其顿，猜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并未收到征服马其顿的命令，他没有计划去征服马其顿，人们也不需要贿赂他，好让他不入侵马其顿，因为首先，贿赂西门会时间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西门不但偿还了他父亲的债务，他现在还是个非常富裕的家伙，因为他有很多战利品，这都是他作为远征军的领袖，合法得到的，所有人都知道他非常富裕，而且他还非常慷慨，他在各种场合大量散发钱财，如果你想说，洛克菲勒家族没有好人，都是卑鄙之徒，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你想说他们受贿，你一定会因此遭到世人的嘲笑，西门当时大概就是如此，不过，对西门的审判还是照常规进行了，当时的原告是伯里克利，这位年轻人将成为民主派领袖，他作为控方，控告西门，但他失败了，他当然会失败，西门当时并未失去民众的支持，所以这完全是荒唐的官司，但这是第一次显示出，雅典政界互相对立，矛盾重重，甚至在那场审判之前，厄非阿尔忒斯试图通过某个最高法官的税收问题，起诉其技术程序方面的瑕疵，如果你在政坛上没能成功，有种方法，虽然老套，但极其有效，即你可以试图诋毁对方，使他下台，因此，你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诉讼，诋毁最高法官，他们有一定有点，也许并非如此，他的目的是诋毁最高法官这个整体，而这类措施在很多年里同样没有成功，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迹象，于是在镇压了萨索斯叛乱的很多年后，矛盾开始出现，现代学者们一直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何时发生巨大地震争论不休，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地震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64年，而我也同意，这场地震严重的扰乱了斯巴达人的生活，而且给斯巴达国土带来了严重影响，因为农奴利用地震，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在地震结束后，后者占据了大片土地，让斯巴达人感到震惊，而且由于事态严重，斯巴达人请求他的盟军进行支援，在这些援军中不仅仅只有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里的那些盟军，还有一些早年与斯巴达并肩作战加入希腊联军对抗波斯人的国家，当时那纸盟约至今还未失效，斯巴达人请求盟军帮助他们对抗农奴起义，有一部分盟军同意了，令人寻味的是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斯巴达也向雅典求助，这在雅典的大会上引发了剧烈的争论，他们为是否答应斯巴达人的求助而发生争执，西门理所当然的同意帮助斯巴达人，事实上，他提议雅典应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大约四千人的重装骑兵去支援，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雅典人很少向外界，向伯罗奔尼撒派遣数额这么巨大的军队，用来帮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西门是这么说服人的，他说，雅典人不应抛弃曾经的盟友。他通过一种友善的表达，向人们宣称泛希腊主义，希腊不应该这样分裂雅典不应失去她的老伙伴，正如一队拉着犁的公牛，雅典和斯巴达就是这一队公牛，只要他们还在一根轭上干着同样的事儿，一切就会好起来，希腊就会很安全，不会有内部纷争，我们将不会发生战争，这一直是我们追寻的，厄非阿尔忒斯干巴巴地反驳西门，他反驳道，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在普鲁塔克的《西门传》中看到这个故事，普鲁塔克似乎可以证实在那场大会辩论中双方说了什么，厄非阿尔忒斯本应该是说，傲慢的斯巴达人就应该这样被人践踏，但是他输掉了辩论，西门又一次赢得了辩论，雅典人派出了他们的四千重装步兵，奔赴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被好着集合，是因为斯巴达人需要他们，因为农奴军已逃往迈锡尼以索尼山，他们躲在山上的防御工事里，那个地方易守难攻，斯巴达人的几次进攻都失败了他们未能拿下或摧毁那座工事，雅典人因擅长攻城战享有盛名，他们是在波斯战争后期赢得这个荣誉的，也许你还记得，可桑提波斯曾经围攻塞斯托斯并很快攻下了塞斯托斯城，总之，雅典人去了农奴占领的地方，他们发动了进攻，但是失败了，但此时，斯巴达人开始不乐意让雅典人呆在那里，不久之后，斯巴达人对雅典人说，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援，我们目前不再需要你们的援助了，祝你们归途愉快，雅典人对他们不再需要战斗，并没有觉得感动和快乐，相反，他们感到自

己被侮辱了，其他的所有盟军都未被要求离开，也没有其他盟军离开斯巴达人很明显要赶走雅典人，而且不是出于友好地原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那些斯巴达人的想法，他们是怎么样做出那个决定的，他们开始对伯罗奔尼撒的雅典军队感到恐惧，一般来说，斯巴达人并不常见到外国人，他们唯一和外国人相处的时间是他们短暂的与外国人作战的时候，但是你现在可以想象，到处都是这些外国人，雅典人是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下长大的，那里有着绝对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希腊标准看来也没多大差劲，你可以想象，邀请雅典军人一起吃饭，让他们品尝斯巴达食物，如黑汤，雅典人会想，这是你么给农奴喝的东西吗》？你们自己不会吃这些东西，你想让我们吃这个？这种食物我连潴都不会喂，我邀请你来谈话，但你确有这种想法，斯巴达人也不会乐意，接下来，当雅典人看到，这些被奴役的人民，大量的被奴役的人民，并非他们认为的那种奴隶，这些人就像某个勤杂工，他在农场里帮你做事，他们数目庞大，要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斯巴达人什么也不做，然后他们看到斯巴达是由一小撮儿人掌权，而普通的斯巴达士兵，对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任何权利，作为雅典人而言，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有所微词，休斯底德之处，斯巴达人变的非常恐惧，事实上他们害怕雅典人会帮助农奴军对抗斯巴达的统治，总而言之，斯巴达人害怕雅典人的反抗精神，也正因如此，他们将雅典人送了回去，不论如何，在雅典人心中，他们认为，被遣送回国并非是一项荣誉之举，也不是朋友对待朋友的做法，他们被开除出局，雅典人回国后，他们非常愤怒，他们首先对，要求他们帮助斯巴达的西门，包括他的亲斯巴达态度感到愤怒，大约在公元前462或461年的春季，我想应该是公元前461年雅典人驱逐了西门，当他离去时，雅典发生了一场致命的斗争，现在这场斗争，也许更公平的叫法应该是雅典的一场政治革命，他不是通过武力产生的，而是通过合理的宪政手段，但是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整个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雅典的民主制度发展的更加成熟，但是随意而来的后果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彻底决裂，雅典人废除了在公元前481年的希腊同盟，并断绝与其老盟友的关系，希腊同盟解体后，雅典人和阿尔格斯人结盟，后者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死对头，雅典人还跟北方的色萨利人结盟，而色萨利人以骑兵著称，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雅典人打算与斯巴达人开战，首先，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死敌合作，并且又利用了色萨利的同盟关系，使自己有了骑兵，而且我们还确实看到，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他们的盟友间的战争，将会一触即发。现代历史学者称此战为，但是在我们谈论这场战争前，我们想我们应该先讲一下，雅典内部发生的一些主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有一场巨大的革命导致的，我想首先我们要说手厄非阿尔忒斯遇刺，这是他的敌人干的，他是被谋杀的，某人给了他一刀，这非常有意思，这是我所知的雅典民主历史上唯一的暗杀事件，你想想，在雅典城里，人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如此之少，这世间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有时我会想，如果你追溯美国历史有多少美国总统，要么被杀死，要么遇到了暗枪，他们遇到了各种暗杀事件，但在雅典，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唯一一件暗杀事件，知道今天，也没人知道谁犯了案，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其中一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并且难以置信，宣城市伯里克利杀死了厄非阿尔忒斯，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开路，他自己想成为民主派的领袖，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分认真对待这一说法，但这只是众多指控之一，这场谋杀看起来更像是以下人物犯下的，即那些心怀不满的，西门的支持者，保守分子，贵族阶层，这些人对雅典转变带来的，任何事情都感到愤怒，若我们看下公元前461年到460年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派的措施，我不想说这是场革命，但它确实是一场急剧的转变，雅典的民主化程度前所未有的加深了。我接着往下说，讲一下关于，雅典的全民民主制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运作的，先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00年的前十年间，回到克里斯蒂尼统治时期，居住在一个叫雅典的城邦的希腊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但这个新的政府，在半个世纪后，由于伯里克利的改革，进入了古典时期，这段时间越是公元前460到450年间，这也是一些最重要的民主措施实施的时期，雅典被伯里克利所改造，这也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我们应当记得当时

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君主政体，体制僵化，等级森严，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却走在了古代社会的最前沿，也许，从某种角度看他比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都要进步，我要提醒你注意你的偏见，你要尽量抛开这些偏见，这样你就可以尽最大努力来理解，那时有着与现代社会有着共同成为的事物，但却完全不同于我们现代社会这些熟悉的事物其中一个需要立即指出的就是雅典的民主制，雅典的民主程序，仅限于雅典的，土生土长的男性公民，他们被赋予全权，能够参与国家的任何决策，而无任何财产和阶级的限制，公元前450年代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的公民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政体，一个世上前所未见的完全的民主制，它赋予每个市民直接且最终的权利，即在公民大会上以及民众法庭上通过投票中的简单多数，由人民做出所有的决定，而且大部分的公共官员都是通过各区投票方式选出若干且任期短暂，通过这种方式全面节制各种公共官员，我们需要对伯里克利改革下产生的这个国家有个清醒的认识，我认为，对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而言，他们很难理解古代雅典民主的特性以及当时国民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了解政治主宰这古希腊城市，而其整体则被认为是能够塑造起国民特性的艺术，文学，哲学，要完全了解，伯里克利时代的所有伟大成就，就不能脱离当时政治和宪体背景即有克里斯蒂尼所创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后来被伯里克利进一步扩展，我想，描述雅典的民主制度事实上是尝试对它下一个定义，现代世界的发展让人很难认识到民主，这个单词变的庸俗，甚至毫无意义，少有现代国家承认民主，这很让人不解，但是还有更多别的困惑，当今很多人会坚持说如果要自称民主，国家必须赋予境内所有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公民以及希望取得公民身份的人以充分的宪法和整治保护，但是雅典人限制了投票权，限制担任公职的人选，如法官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奴隶，定居的外国人，妇女以及二十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没有这些特权，现在评论家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特性发出疑问，因为其中仍存在奴隶，而且把妇女隔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因为隔离了这类人，雅典社会就像，公元前三千年前的任何文明社会，这种状况直到现在才有所改观，因此，在我们看来，之处雅典制度的短处并不令人惊奇雅典人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他将这些人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因为它的相当大的包容程度，同时参政人数竟然如此惊人，一个有助于你了解雅典民主的方法是，在美国，有一种所谓的杰克逊式的民主，在其鼎盛时期，同时存在奴隶制度，而妇女也被剥夺了选举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政治参与权仍然限定到某个具体年龄阶段，我们若因为雅典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派出了某些人参政，而否定这种民主，认为这是一种狭隘且不符合适宜的标准，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当然，古时候的希腊人，不会对雅典的民主产生质疑，当时唯一的争论是民主是好是坏，而这点在我们这个年代是毫无争议的，若反过来看，雅典人将会对，现在国家的民主定义感到震惊，即使是美国或英国的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对他们而言，民主制度应是直接民主，它应赋予绝大部分公民行使完全的统治权，但现在政府由选出的代表组成，制约与平衡，三权分立，由总统指明任命中重要官员，非民选的官僚机构，法官的终身任职，而选举出的官员任期超过一年，对了解民主制度的，理性的古代雅典人来说，这些很明显是民主制度的死敌，因此，由于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不同，使得我们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雅典的民主制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成见，抓住这种政府形式的特性这种政府在世界历史上极其少见，在雅典独立自治结束之后，也许这种政治体制再也不复存在，因此我想用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解释，我们将现代体制与古代体制相对比，我们熟悉的三权分立制，这是我们现代人将政府分为立法，行政，执法三个部分，其核心部门，现代人成为立法部门，对应着希腊民主的是其公民大会，古希腊语称作ecclesia，雅典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期，大约由四万人参加，也有可能是五万人，由于雅典人大多居住于雅典城数英里之外，几乎没人有马，因此，去城镇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所以，参与人数要远比估计人数少很多，大约有五千到六千人参加，而对此的解释之一就是大会规定某些情况下需要有至少六千人参与投票，换句话说，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

公民大会中来，你无法限定，每个到场的人数，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暗示出，许多公民大会里出席人数都少于六千人，会议一般在一座叫做尼克斯的山上举行，它离卫城不远，在山上可以俯瞰集会广场，公民坐在山的斜坡上，而演讲者站在一个较低的讲台上演讲，要让观众听清他们的演说，并不容易，你可以想象这是户外，他们没有麦克风，公元前四世纪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据说曾经专门进行练习，他叫狄莫西尼，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演说家，据说他曾经在海岸边，对着汹涌的波涛，练习演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他的声音够响亮，让尼克斯山上的听众挺清楚，对一位雅典政治家而言，一副好嗓子确实是一笔了不起的资产，你可以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通过其幽默的描述，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回忆开始的情景，公元前425年上演的《阿卡奈人》故事叙述者是一个典型阿卡喜剧的主角，他是一位思想守旧的，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他抱怨战争，因为战争已经持续六年了，让他一直被迫呆在雅典城内，远离他乡村的农场，一下摘自阿里斯托芬的剧本选段，他说，“今天是开公民大会的日子，”顺便说一下，他正独自坐在尼克斯山上，此时，其他人还没来，他不停的抱怨，“今天是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而且已经到早晨了，但是尼克斯山被人遗忘了，人们在广场上聊天，躲避那些滴着红色染料的绳子，“这实际上是暗指，雅典人总是，很晚来到市中心的集会广场，这个广场一直通往尼克斯山，因为雅典人总喜欢空谈，他们从不实干，所以某些官员就会让一些人拿着一个滴着红色染料的绳子把集市围起来，他们一直维圈，知道所有人都走了，人们一看到他们就跑，因为红绳子会弄脏他们的衣服，那位农夫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继续说，即使大会的主席，他们也会迟到，当他们总算来到会场，他们会为争夺最前排的位置，一乎而上，你根本无法想象，但他们根本不会谈论和平，哦，我的雅典，我总是第一个到场，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既然我独自一人，我可以哼哼，打哈欠，我等等腿，放放屁，不知道该做啥，我随便写写，整理下松散的头发，我增加我的土地，照顾我的田地，期盼和平，憎恶这个城市，我怀念我的家乡，那里从没人向我兜售，买我的木炭吧，买我的醋吧，买我的油吧，在我的家乡哪儿，一切都是免费，因此我已准备好，打算大声叫喊，去打断羞辱那些演讲者，如果他们不谈论和平的话，现在他们来了，我没说过这个吗，我也说过他们会怎么来到会场，对吧？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争夺前面的位子，接下来，大会的传令官会说，大家过来，进入这个神圣之地，然后他会诵读大会章程，一般在大会辩论之前都会诵读大会章程，他只会简单的说：谁想发言 ，然后就有人举手，政治游戏就这么开始了，这是个公民大会的喜剧版本，但事实上，尼克斯山上的大会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他们讨论的都是严肃的话题，公民大会有四个固定的会议，每一个官员任期被划分为十期，而每一期都要开会，若有必要，他们还要召开额外的特别会议，大会主题包括，赞成或反对签订协议，宣战，指派将军们出征，决定他们应该指挥那路军，确保官员上任或卸任，决定是否对某些官员采用贝壳放逐法，此外还有宗教方面，继承权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大会上，人们可以讨论一切话题，这非常令人吃惊，特别对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公民而言。当他们读到，在这个伟大城市的公民会议上，可以直接处理外交政策，这可能对那些参与辩论的人以及他们的城邦而言生死攸关，要了解现代民主制和古代民主制的区别，只需要看，人们如何处理紧急事件即可，比方说，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问题，当今美国应该如何处理首先，它是以机密信息的形式，首先进入政府巨大而复杂的情报部门，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可能在政府知道之前，报道这一消息，但是，这个安全问题会作为高度机密，只有白宫，国家机关，以及国防部的部分人士能知道，而对策只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团体里讨论，最终由一个人，即美国总统做出最终决策，如果消息，特别是大量消息没有泄露，人们最终听到消息之时，早已大局已定，在我那个年代有一个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当时这个事件被当做机密问题处理，在那个年代，媒体会代表国家安全，保守这个机密，你能想象这种老旧的处理方式吗，他们会花一周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总统上了电视，告诉我们，当前有任何危机事件，他正在怎么样处理，而此时对此事进行任何讨论和争执，已为时太晚，这就是我们的政体的运作方式，在伯里克利时代有关战争和和平的

问题多次被讨论。每次讨论，公民大会上都有激烈的辩论，最后根据大多数人举手表决，来做出最终决策，我想没有比这更强力的证据表明，雅典人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对他们的城邦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而事实证明，他们就是这么做决策的，当然，几千人一起的公民大会，无法单独运作，他需要依靠一个五百人会议，其成员时候雅典成员抽签决定的，尽管五百人回忆履行着很多公共职能，承担者公民大会无法有效解决的事情，他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大众意愿，拟备法例，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所有方面，五百人会议帮助公民大会处理城邦事务，公民大会可能对五百人会议起草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他们可以就地更改这个法案，或对草案提出指导性意见，让五百人大会重新起草或者他们会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案，取代这个草案。只有公民大会才拥有完全的主权，和公权力。宪法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来组织绝大多数公民，在公民大会召开日在尼克斯山上，做人和他们想做的事。再说说执政官，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执政官，但雅典人对此的区分并不清楚，他们并不这么划分职位，但我使用执政官这一术语，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所称的这个执政官，其职权范围自主决策权以及权力都极其有限，而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责区分远远没有我们当今社会区分的那么清楚，首先，他们没有总统，首相，内阁，他们也没有任何民选官员，负责管理整个城邦，负责规定或提议一个总方针。他们没有美国人所谓的行政机构，也没有英国人所谓的政府机关，其最高选举人员时候十将军，由人民选举，一年一届，正如他们的官衔所示，他们基本是军事官员，指挥陆军和海军，但他们可以连选连任，一些非凡人士如西门和伯里克利，他们几乎年年连任，但他们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类人物的政治权力，受个人能力影响很大，能否说服同胞效命，在公民大会上听从他们的劝诫非常重要，他们没有特别的政治或民事权力，除非战时统帅陆海军，他们无法命令其他任何人，即使是军事事务，这些将军们得权力极其有限，远征军的指挥官是由全体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大会还决定参战军队的数量，以及战争要达成何种目的，在将军们上任之前，还需要通过五百人大会，审查他们的领军资格，在一年任期结束后，他们的工作表现，特别是他们的财政状况，首要受到一个叫做euthuna的特别程序的审查，人民控制选举出来的少数官员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公民大会一年进行十次投票判定这个将军的指挥是否让人民满意，如果人民投票反对某人在政府就职，他将会在法庭上受审，如果他被判有罪，他会受到惩罚或处以罚款，如果他被无罪释放，他可以官复原职，因为选举职位会带来名望，那些选举官员都相当谨慎行事，唯恐破坏了人民的统治，这是对将军们仔细审查的背后的故事，尽管有极其严格的监控制度，雅典人只有少数公职是靠选举产生，他们的军事长官，造船工程师，某些财政官，以及城市供水系统的检察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而所有其他官员，这些大多数职位，都是通过抽签产生的，这种人员分配方式是很有雅典特色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选择自己的长官，这和民主制的原则相一致，很公平，而且他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充分履行民事责任，而其一个必然结果是，因为担心之争或行政的权力落于少数人之手，即使那些更有经验，能力突出的人也不行，由于这些原因，雅典人通过抽签来填补职务空缺，并且限制任期，每个职务每人一届，除了五百人大会，其成员在有生之年可以担任两届，而将军，可以永久连任，因为很明显，技巧和能力对这个职位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只有这一个例外，其任期不受时间限制，某种程度来说，现代人会对此很惊讶，雅典人将对公众生活的管理，给予到普通公民的手里，而非学者，专家，内行，官僚人员和政治家，我会将余下章节，留到下次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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