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外国语言文学》(季刊)

2003年第3期(总第77期)

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姜望琪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探讨下一阶段的语言研究将以形式为主,还是以功能为主。首先,我们认同Halliday的观点:Protagoras和Plato是古希腊功能主义的代表,Aristotle是形式主义的代表。然后,我们回顾了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Chomsky把当代形式主义语言学发展到了顶点,而以社会语言学、功能语法、语用学、语篇分析、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形式出现的功能主义则正在上升。第3节检查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我们强调,中国的语言研究没有走上跟形式逻辑一致的发展方向,而是走上了重意义、重篇章的功能主义道路。这种传统在语言学正在转向的今天将可以大有作为。

〔关键词〕趋势;形式主义;功能主义;汉语研究

〔Abstract〕Thisarticlespeculatesonwhetherformorfunctionwouldemergeasthedominantconceptinthecoming

phaseoflinguisticstudies.Followingareview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inthestudyofhumanlanguage,fromitsclassicaloriginthatpittedProtagorasΠPlatoagainstAristotleandpayingspecialattentiontotheshapeinthe20thcentury,theauthormaintainsthatcontemporaryformalwith2allinguistics,comprisingsociallinguistics,functionalgrammar,,,linguistics,etc.,isintheascendant.Thistrendfunction-anddis2course-orientedChineseapproachto〔Keywords;-　　〔文章编号〕1672-4720(2003)03-0012-07　　,就是要预测语言学的未来。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要判断未来,就要明了过去和现在。因此,我们的讨论将从语言学的历史开始。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语言学历史上的种种流派大致可以分成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大类。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缺一不可。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在历史上,这种情况也曾出现过。但是,现实往往与理想有距离。矫枉过正,不过正便不能矫枉。人们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往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意义上,一部语言学史就是这两派较量、争辩、更替的历史,尽管不是每个语言学家都可以被轻松地划归其中某一派。我们对语言学发展趋势的讨论,也就是讨论这两派孰上孰下的问题,或者说,是往形式方向发展,还是往功能方向发展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将首先回顾古希腊时期的形式派和功能派,然后重点考察上个世纪的语言学发展脉络,指出当代语言学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第三节我们检查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以确定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在新时期的任务。

一、古希腊时期的两派

如果我们只讨论西方语言学,那么最初的形式

派和功能派出现在古希腊。当时的智者学派(Soph2

ists)

的语言观,大概可以归属功能主义语言学,特别是Protagoras(约公元前485-410年)、Gorgias

(约公元前480-380)等人的观点。形式主义语言

①

学则可以在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的著作里找到表述。Socrates(公元前469-399年)虽然对智者学派的许多论点提出了质疑,但现存材料中以他名义表达的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一般都看作是Plato的。Plato(公元前427-347)是Aristotle的老师,他的语言观对后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有两重性,与其说他是明确的形式主义者,不如说他介乎两者之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语言问题上,是偏向功能的。

智者学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团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都是职业教师,对语言、修辞比较感兴趣,热衷于向人传授演讲术、辩论术。跟早期自然哲学家不一样,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人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不是自然界。例如,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

—12—

度”,强调人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反对“神是万物的尺度”的传统观念。在语言问题上,是Pro2

tagoras第一个从语义功能角度把句子分成祈求(wish)、提问(question)、陈述(statement)、命令(command)四类。他还具体讨论过一些希腊名词到

《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描述了这场争论。他一共写了三个人:Cratylus④、Hermogenes、Socrates。

Cratylus是自然派,认为一种事物的名称是由该事物

的性质决定的。Hermogenes则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奴隶的名字那样,我们想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Socrates是中间派。他认为语言既是自然的,也是约定的。在他看来,语言是工具,就像梭子。梭子的形状要符合它的用途,语言的形式也要符合它的用途。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要符合它的本质,声音要符合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

⑤

认为Cratylus是对的,“事物的名称是自然的”(Jowett,1871Π1892∶332)。但是,Socrates注意到,

底是阳性,还是阴性的问题。(参见Robins,1979∶

25-26;李匡武,1985∶80;苗力田(主编),1989∶

)G181-184;王珠元,1989∶27。orgias的怀疑论倾向较重,认为要论证某物的存在是困难的。即使承认某物存在,它也是不可知的。即使我们能感知某物,也无法告诉别人。因为告诉别人时使用的是语

言,而语言不等于所感知的东西。(参见李匡武,

1985∶81-82;苗力田(主编),1989∶190-194,王

有时候形式跟意义会有不一致。例如,第二个希腊字母的名称是beta,后三个字母对它的意义没有任

何影响(同上∶335)。人的称呼也是这样,一个将军可以被叫做Agis(长官)、Polemarchus(指挥员)、或Eupolemus(勇士)。一个医生可以被称为Iatrocles

(名医)或Acesimbrotus(治病的)。它们用了不同的

珠元,1989∶29-30)

Plato是第一个把句子(logou)分成onoma和rhema两部分(meroi)的人。在《智者篇》这个对

话中,他借“来客”的口把前者定义为“实施行为的人”,“句子所讲述的人”,或简单称之为“事物”;后者说明“行为”。一个句子一定要同时具备

),又要有这两部分,既要有事物(即“谈论对象”

行为。只有前者不能组成句子,只有后者同样不是句子。在英译文中,前者有时译作name,有时译作

noun;后者一般译作verb。但是,Plato②

声音,不同的字母,但意义是一样的(336)。这说明以S没有明。

,“没

由塞浦路斯的Zeno-)创立的斯多葛学派(Stoics)⑦

,维护自然派观点。据神学家Origen(约185-254)记载,“斯多葛派认为名

说onoma和rhemaPlatooi

叫做—(参见McKeon,40)。还说,rhema跟onoma不一样,,而且总是构成谓语。这就是说,Aristotle的rhema,就像Plato的rhema,包括现在所谓的形容词。因此,Robins认为“在希腊语法理论的这个发展阶段,把onoma和rhema译成noun和verb可能是误导”(Robins,1979∶27)。

Halliday(1977)的看法比Robins更进一步。他

称是自然形成的,最初的声音模仿了它们所命名的

事物”(Robins,1979∶19)。与这场争论相连的是另一场关于类推(analogy)(或规则),还是异常(anomaly)(或不规则)的争论。这第二场争论在AlexanderIII(公元前356-323)后期的马其顿王国达到白热化。当时有两个学术中心:一个是亚历山大(现在埃及),另一个是帕加马(现在土耳其)。亚历山大学派持类推论观点。他们继承了Aristotle的约定论,认为语言既然是约定俗成的,就一定有规律可循。因此,他们致力于发掘规则,为日后的规范论(prescriptivism)打下了基础。帕加马学派属斯多葛派,坚持自然派的异常论。在他们看来,语言作为自然的产物,不能完全用规则来描写。他们更关心语言的多样性和例外情况。帕加马派成员、斯多葛派第三任领袖Chrysippus(约公元前280-204)据说专门就语言异常写过论文(Robins,1979∶20)。

对古希腊时期的这两派,Halliday(1977∶37)做过总结。他把形式派称为“哲学逻辑派”(philo2

sophical-logical),功能派称为“描写民俗派”(de2scriptive-ethnographic)。并把两者的特征概括为:

认为Plato的onoma和rhema是句子成分,指的是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功能(function),而不是词类

(class)。希腊文的meroilogou应该译作英文的partsorcomponentsofthesentence,不是传统的partsofspeech(p.36)。而且,在句子成分的意义上,ono2ma也不能译成subject。它是句子陈述的对象,应该

译作theme(p.35)。他认为这种语言模式很可能是智者学派的观点。但是,Aristotle的语言观却大不一样,是他把句子成分改成了词类。他首先是逻辑学家,关心的是真值,是句子作为陈述时表达的意义———命题。他把其他句子,如,祈使句、疑问句,归属修辞学或诗学的范围(参见McKeon,1941∶42)。

古希腊时期的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语言是自然的(natural),还是约定的(conventional)。Plato在

“前者把语言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语法是逻辑的

—13—

一部分;后者则把语言学看作人类学的一部分,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前者强调类推,趋向规范化;关心的是意义跟真值之间的关系。后者强调异常,趋向描写性,关心的是意义跟修辞功能的关系。前者把语言看成思想,后者把语言看成行动。前者把语言看成规则;强调句子的形式化分析,并把语法性(哪些符合规则,哪些不符合)用做抽象化

(idealization)的标准(决定什么在研究范围之内,

构对意义毫无影响。到了70年代,Chomsky发现“转换不改变意义”这个原则有问题。他注意到I

havebeentaughtphysicsbyEinstein这个被动句可以

说,Einsteinhastaughtmephysics这个主动句在Ein2

stein逝世以后就不能说了。这说明,“被动转换”

会改变意义。所以,他把语义部分的输入改成了两部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提出“语迹理论”(tracetheory)以后,深层结构的输入又全部改成了表层结构。

在Chomsky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的同时,James

McCawley、GeorgeLakoff、JohnRoss等人提出了不同

什么不在范围之内)。后者强调语言是选择,是资源;强调对语篇的语义解读,并把接受性或用法⑧

(实际出现或可能出现什么)用做抽象化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二、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

这一节我们探讨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上个世纪在西方的发展进程。

Saussure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现代形

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生成语义学”,要把语义部分作为深层结构。这个方案虽然最终没有被大多数人采纳,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意义的认识,促使研究重心从句法学转到了语义学。

生成学派内部的裂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语用学的兴起应该说对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语用学”的英文词是美国哲学家CharlesMorris1937年首次开始使用的。第一个重要理论———JohnAustin。1962年。,Grice:语境对意义,而且要研究实际运用中多变的话语的意义。这种信念动摇了Chomsky“句子语法”的基础。

在生成语言学外部,反对派就更多了。社会语

言学家DellHymes针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compe2

tence),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

式主义语言学之父。他的著名论断是:“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1959Π1974∶122)。他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学家应该研究抽象的语言系统,而不是该系统的实际应用。

接下来的布拉格学派接受了Saussure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们同时注意到语言不仅能从形式上进行结构分析,而且能从信息角度进行功能分析是现代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源头,。,field。他的研究重。他对语义研究持非常悲观的态度,认为“关于意义的叙述是语言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且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直至人类知识大大超越现在的水平”(Bloomfield,1933∶140)。

二十世纪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在Chomsky那里可以说发展到了顶点。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对

Bloomfield的语言观,但在注重形式、轻视意义这点

的概念。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语言学更是风起云涌。跟布拉格学派联系比较紧密的法国语言学家

AndreMartinet一直坚持宣传功能主义语言观,1976

年他还参与建立了国际功能语言学会。英国出生、移居澳大利亚的Halliday经过多年努力,在Firth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荷兰语言学家Si2

monDik提出了一种带形式主义色彩的功能语法,

上,他跟Bloomfield却是一脉相承的。他1957年的第一个语法模式只有三个组成部分:短语结构部分、转换部分、形态音位部分,没有涉及意义。然而,既然他声称要描写语言能力,要描写理想说话人Π听话人的语言知识,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意义。在他当时的理论里,主动句和被动句,陈述句和疑问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分别从同一个深层结构派生出来。根据是什么?就是意义,就是因为这些句子各自有意义上的联系。因此,在JohnKatz等人的建议下,Chomsky在1965年的第二个语法模式里增加了“语义部分”。

但是,这个语义部分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麻烦不断。在1965年的标准理论里,语义部分只有深层结构这一个输入,经过转换的表层结

颇具特色。即使在美国国内,功能主义的市场也不小。比较著名的当代功能语言学家有SydneyLamb、

WallaceChafe、CharlesLi、SandraThompson、TalmyGivon、SusumuKuno等,更不用提早年的Boas、Sapir

了。除了上述以“功能”命名的派别,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功能语言学流派也纷纷在世界各地应运而生。

面对这么多反对派的兴起,Chomsky自己也感觉不能只强调形式,不注重功能了。众所周知,

Chomsky在1965年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

用”,主张研究前者,而看轻后者。1986年,他又

—14—

在《语言知识》中提出了“内部语言”(internallan2

⑨

guage)和“外部语言”(externallanguage)的概念,仍然坚持研究前者,看轻后者。他说“外部语言曾经是大多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或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现在最多只被看作附属现象”(p.25)。然而,在1999年的一次在线访谈中,

Chomsky明确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当采访者问

是,在很长时间里,功能派的这些努力只是单相思,形式派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转变,形式派也开始谈论两派之间的对话了。这是值得欢迎的,这说明功能派正在上升,形式派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我

λ

们期待着理想的“合题”阶段的到来。

三、中国的语言研究

前两节我们讨论的都是西方语言学,这一节我们准备检查一下中国的语言研究在形式主义跟功能主义的论战中的位置。

“语言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国古代只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没有句法学意义上的“语法”,或称“语言学”。中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是马建忠1898年的《马氏文通》。为什么?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新的答案,那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形式派意义上的语法,有的只是功能派意义上的语法。

先秦时期,中国的语言研究可以跟古希腊媲美。当时的“同工。,《道德,,,。”λ

“名不正,则言

ω

他,对StephenLevinson把语用学说成语言学必要组成部分有什么看法时,他说“我的观点历来比你引用的Levinson观点更进一步:‘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包括语用学π,不仅‘作为整个综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层次π,而且作为中心部分、关键部分”

(Stemmer,1999)。

在形式派中比较早意识到对功能派不能继续视而不见的,大概要算美国语言学家FrederickNewm2

eyer。他在1988年编纂的4卷本《剑桥语言学综

述》,视野就比较宽,不像有些人写的《句法学》,只介绍生成学派一家之言。1991年,他写了“语言学中的功能解释和语言的起源”,介绍了一些功能语言学的观点。1994年,他发表“Chomsky的形式、功能观札记”,虽然是在为Chomsky辩护,但也说明他感到对这个问题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最重要的是,他在1998提出两派各有所长,,,没有真正代表,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功能派不多。

其实,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应该对话这个观点,是功能派历来的立场,而且他们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形式主义语言学是主流派,他们的著述功能派是不能不读的。Halliday就读过Chomsky的著作,但他认为Chomsky的形式化代价太大。他在1977年撰写“不同语言观”(IdeasaboutLanguage),是要证明研究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是只能用形式方法,功能主义同样是可行的、有效的。伦敦大学的RichardHudson曾在英国做过一个调查,其结果1981年以“语言学家都同意的一些问题”为题发表在《语言学杂志》上。其中一条是“语言学家所描写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结构,但是很多语言学家把该研究跟语言功能(特别是传递意义的功能)及其他心理、文化系统联系起来”(p.335)。他自己多年来就是这么做的。1976年,他综合系统语法、生成语法、从属语法,提出了“子项-从属语法”(Daughter-DependencyGrammar),后来又发展成“单词语法”(WordGrammar)。上文提到的Dik的功能语法也吸取了生成语法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但

υλ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这方面最著名的论断,应该算荀子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他明确主张“约定论”。跟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走上与形式逻辑一致的、重形式的语言研究道路,却走上了与修辞、篇章紧密相连的注重意义、注重实用的功能化道路。

从一个角度说,中西语言研究都有其实用目的。古希腊是为了读懂荷马,在论战中获胜,或者让不同方言的使用者能够更方便地交流。中国是为了解经读史,书同文,等等。但由于语言的不同,中西语言研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语言学总的来说是偏重形式研究的,而中国则偏重意义研

λ

究。

ξ

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中国人就有了第一部字典《尔雅》。到了东汉,又出现了《说文解字》,把字义研究跟字形研究、字音研究结合了起来,积累了丰富的汉字知识。但这只是汉语研究的一头,而且是小的一头,更大的一头是篇章研究,或称文章学。“文章学”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文章”这个名称则古老得多。早年有文彩的意思,自汉代开始,逐渐用于表示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其地位相当高,被曹丕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15—

那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实际是“文而优则仕”。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官。所以,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如何写好文章。

且不说《尚书》的“诗言志”,《论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连王充的《论衡》都是近两千年前的作品。其中的《自纪篇》、《超奇篇》、《艺增篇》、《对作篇》、《佚文篇》等都论及了写作。例如,他在《自纪篇》中讲到文章的繁简、长短取决于内容。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文心雕龙》则成于公元500年前后。“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不仅以空前的规模系统而精辟地论述了文章写作过程中的观察思考、构思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文章风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还详细地论述了文体的分类及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王凯符等,

1983∶7)刘勰将文章结构比作筑室之基构,裁衣之

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可能性,就是“结构”,来分析汉语。1952年,丁声树等人开始在《中国语文》连

载《语法讲话》(1961年出单行本时改名为《现代

)。他们把“词的次序”看成是最重汉语语法讲话》

要的形式(1961∶2)。认为“一般地讲,在现代汉语

里,主语总是在谓语的前边”(同上∶29),反对根据意义把主语说成是施事。令人感兴趣的是,赵元任、丁声树等人把汉语主语定义为“话题”,跟西方功能派的分析非常接近。

朱德熙继承了赵元任开创的路子。但是,他一方面把主语定义为“陈述的对象,即说话的人要说到的话题”(1982∶17);另一方面又认为主语、谓语的关系可以从结构、语义、表达三个角度去分析。在结构上,主语一定在谓语之前。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各种结构中最松的。它们中间可以有停顿,可以插入语气词;只要不会引起误解,主语还可以省略。在语义上,主语可以是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时间、处所等。在表达上,主语是说话人最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是说,他的主语定义实际上是从表达角度入手的,不是结构。““隐性语π,‘出租π。可是在这,即动作和受事的关系。作为动词性结构,‘出租π和‘汽车π之间是述语和宾语的关系,同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动作和受事的关系”(1980∶182)。显然,他的隐性语法关系就是一般所谓的语义关系。朱德熙是当代中国语言学家中形式主义倾向比较重的一位,连他都要在分析汉语时借用意义,这就不难解释,在中国语言学界为什么“把形式跟意义结合起来”的呼声一

λ 直那么高。

ζ

缝缉。强调要“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文心雕龙 附会》,

1962∶650)。后人逐渐把文章各部分归纳为“起承转

合”。其中尤为精到的是关于前中后三部分要点的概括,即“凤头、猪肚、豹尾”,“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这是中国文章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汉语里,是“字”,不用标点,,。王在衡 正说篇》中说“,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 章句》中更明确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相对于字,句可以是“本”;但相对于篇章,它只是“末”。由于汉字的特殊书

λ 写方式,汉语没有西方语言的形态学。由于“句”

ψ

四、尾声

徐烈炯教授(2002∶12)对中国外语界功能主义人数多于形式主义,表示不理解。其实,朱永生教

授(1993∶I)探讨过系统功能语法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两点:Halliday多次亲自来中国讲学,有一批学成回国的学者团结奋斗。我们在这里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跟功能主义比较吻合。

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短于抽象思维;长于归纳法,短于演绎法。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的,这中间肯定也有语言的因素。现在这种思维习惯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语言研究。鉴于Chomsky理论在语言学界的巨大影响,搞语言学的人没有几个没学过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是:这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它跟我们的

在汉语中的特殊地位,汉语同样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句法学。而形态学和句法学是西方语言形式研究的主要领域,汉语既然缺乏这两个领域,那么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形式研究就是逻辑的必然了。

在汉语研究的历史中,也有过“语法”这个概念。人们谈论“死法”、“活法”、“文无定法”、“文成法立”,等等。但这里的“法”指的主要是“章法”,不是“句法”,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句子要有主语、谓语”这样的跟逻辑判断一致的法则。在《马氏文通》以后,中国人也开始讨论句子的主语、谓语、名词、动词等,但主要标准还是意义。第一个根据形式划分主语、谓语的是赵元任。他在1948年出版了用英语写的《国语入门》,倡导根据语序,

—16—

实际应用有多少关系呢?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呢?功能语法,如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则相反,让人一接触就觉得用得上,理解起来也不那么困难。

这不是说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抽象理论,只是抽象程度不能太高。这是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只有技术发明,没有科学理论的原因之一。这是中国人的弱点,也是中国在科技发达的现代落后的一个原因。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有利就有弊,有弊也就有利。在抽象思辩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需要收集大量实际素材的时候,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就有了用武之地。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语言学现在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注重意义、注重语篇、注重实例分析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语言研究,在形式主义让位于功能主义的21世纪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注释:

①有人译作“诡辩学派”,认为他们只讲究巧妙地运用语言,能言善辩,把对方驳倒;而不是通过争论,明辨是非。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智者学派的有些非难失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相对主义者和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来解释现象世界。究。”“(461。

语言学是描写的

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语言是选择系统对语篇作语义解释

把可接受性或用途作为理想化标准　　亚里士多德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语言是肯定与否定的手段语言是一种判断方式注意规则现象语言学是规范的关心语义与真实的关系语言是规则系统对句子作形式分析

把合乎语法性作为理想化标准

⑨后来被简化成I-language和E-language,用以涵盖in2

tensionallanguage和extensionallanguage。

⑩他在致谢时提到了48人的名字,几乎囊括了所有著名英国语言学家。

λ “synthesis,正题

)();:肯定、否

,西方也有很多人论述过语言表达的这种不充分性。例如,Schiller说“一当灵魂开口说话,哎哟,灵魂就不再说了!”(转引自张隆溪,1987∶

159)

②,原文xenos,有的英译本作stranger,有的作visitor。

③相当于后来的连词、介词、冠词、代词等。

④据Aristotle记载,他是Plato的朋友或老师(Jowett,1871Π

1892:256)。但Hermogenes似乎是虚构的。对话明显分

ξλ 这大概可以作为语言决定思维的一个实例。上文说到,中国的语言分析没有走上跟形式逻辑一致的道路,中国实际上没有形式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

FritzMauthner(1849-1923)说“假使Aristotle讲汉语,

成两部分:前三分之二的出场人物是Socrates和Hermo2

genes,Cratylus的观点也是由Hermogenes转述的;后三分

或达科他语,他的逻辑及范畴就会不一样。”(转引自

Bolinger,1975∶241)

之一篇幅,Socrates企图说服Cratylus接受自己的观点。⑤英文是Thingshavenamesbynature。

⑥E.M.Edghill的英译是“...nothingisbynatureanounor

name...”(McKeon,1941∶40)。Robins(1979∶19)把它译

ψλ 这可能不仅仅是书写问题。这种书写方式是什么决定的?是完全任意的,还是有其理据?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ζλ 在西方,如我们上文所述,形式派在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是主张形式跟意义分离的。在Bloomfield时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被假设成陌生语言,语言学家没有能力借助意义,他只能依靠形式。到了Chomsky时代,句法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句法结构不需要借助意义来说明。

成“Languageisbyconvention,sincenonamesarisenaturally”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没有名称能自然地出现)。

⑦不是所有的智者都是自然派,据王珠元(1989∶27)介绍,Protagoras是约定派。

⑧胡壮麟(1995[1984]∶51-52)曾对韩礼德这一看法作过如下介绍:

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向他人谈论事情的手段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注意不规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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