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文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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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有高楼 无名氏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敌意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秦,怎少得了钟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呢?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有多么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

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读者从那琴韵和“叹”息声中,不正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位蹙眉不语、抚琴堕泪的“绝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诗人“说得缥缈,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罢了(吴淇《选诗定论》)。当高楼弦歌静歇的时候,楼下的诗人早被激得泪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谁无痛苦?但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广大,而且是那样难以言传。当她借铮铮琴声倾诉的时候,难道不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鸣?但她找到了“知音”吗?没有。这人世间的“知音”,原本就是那样稀少而难觅的呵!如此说来,这高楼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岂不也是枉然--这大约正是使她最为伤心感怀、再三叹自的原故罢?但是,我们的诗人,却从那寂寂静夜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伤情。这伤情是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寻觅者呵!共同的命运,把诗人和“歌者”的心连结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这可怜的“歌者”:再莫要长吁短叹!在这茫茫的人世间,自有和你一样寻觅“知音”的人儿,能理解你长夜不眠的琴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高飞,去遨游那无限广阔的蓝天长云!这就是发自诗人心底的热切呼唤,它从诗之结句传出,直身着“上与浮云齐”的高楼绮窗飘送而去。伤心的佳人呵,你可听到了这旷世“知音”的深情呼唤?正

如“西北有高楼”的景象,全是诗人托化的虚境一样;人们自然明白:就是这“弦歌”高楼的佳人,也还是出于诗人的虚拟。缌的读者一眼即可猜透:那佳人实在正是诗人自己--他无非是在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写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罢了。不过,悲愤的诗人在“抚衷徘徊”之中会生此奇思:不仅把自身托化为高楼的“歌者”,而且又从自身化出另一位“听者”,作为高楼佳人的“知音”而欷歔感怀、聊相慰藉--透过诗面上的终于得遇“知音”、奋翅“高飞”,人们感受到的,恰恰是一种“四顾无侣”、自歌自听的无边寂寞和伤情!诗人的内心痛苦,正借助于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现得分外悱恻和震颤人心。吴淇称《古诗十九首》中,“惟此首最为悲酸。”不知读者可有同感?

概说 概述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及主要文学成就

秦末的陈涉、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经过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刘邦取得了最后胜利,于公元前202年称帝,贫困化,又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公元25年、刘秀(汉光武帝)在洛阳重建汉王朝,史称“东汉”。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公元265年,司马炎(晋武帝)代魏称帝,建立了西晋王期。西晋末年,居住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的匈奴等族靠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机会消灭了西晋政权,在北方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公元317年,司马睿(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新政权。之后,在南方先后又更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史称“南朝”(420—589)。北方的拓跋珪(魏道武帝)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政权,到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以后又分为北齐、北周。史称“北朝”(386一681)。公元681年,杨坚(隋文帝)灭周称帝。建立了隋王朝,589年灭陈,重新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

西汉初期,由于全国统一,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稳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富庶。统治阶级大治宫室园苑,田猎游乐,追求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就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本上为宫廷上层统治者服务的文学样式——汉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就是虚拟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和描述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观。满篇奇字怪语,铺排堆砌。又如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它们大都是歌功颂德、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当时另外一类作品如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张衡的《归田赋》、《思玄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或者写自己不得志的遭遇,或者抒发对当时政治不满的感情,是汉赋中较有价值的属于抒情一类的作品。

汉代文学中另一类较有价值的作品是乐府诗中的民歌。它们来自民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如《平陵东》、《东门行》、《十五从军征》等写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以及所引起的怨恨、反抗情绪; 《妇病行》、《孤儿行》等写封建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存在的社会问题; 《上山采靡芜》、《白头吟》等反映了宗法社会中妇女所受的特殊不幸和痛苦。也有一些表现男女爱情波折和内心复杂感情的情歌如《有所思》《上邪》等。这些作品对后代文人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建安时代曹操父子运用乐府旧题写作大量诗歌一直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运动,都可以看到汉乐府与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除乐府诗外,汉代还有一组无名作家的作品《古诗十九首》。这组诗的内容大都表现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和消极悲观、及时行乐等思想,充满了感伤低沉的情调。它们全部采用五言的形式,语言质朴自然,在艺术描写方面有较高成就,是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

东汉末年,还出现了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两篇长篇叙事诗。《悲愤诗》写作者自己在汉末战乱中被虏入南匈奴的痛苦经历和晚年回乡时与儿子分别时的悲痛心情。作者通过自身不幸遭遇的叙述,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孔雀东南飞》则通过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并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给予了同情和赞扬。这两首诗歌的出现,标志着长篇叙事诗的发展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汉武帝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散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全

书有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司马迁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亲自游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除纵观山川形势、探访名胜古迹外,还采访了各种传说和有关人物的遗闻佚事,从而为写作《史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史记》在文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由于作者自身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因此在《史记》中对一些受迫害者以及社会下层人物往往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品质高尚、对社会作出某种贡献的人物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凭借权势作威作福、欺压弱小者的统治阶层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作者能够运用丰富而又精炼的语言,准确地塑造出众多具有各自性格特征的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的统一,从而成为后代散文创作的典范,并对我国散文创作的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辞赋、散文、诗歌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特别如司马迁的《史记》以它的独创性和高度艺术成就成为后代史传文学和散文创作的典范。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对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开辟了新的领域,为唐代诗坛的高度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章 汉代散文

秦代短暂,散文作家可提及的只有李斯一人。他的《谏逐客书》深受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 两汉散文除史传散文外,还有大量的政论文、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政论文是汉代散文创作的主流。大体说来,西汉初期以贾谊与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文情感浓重,文气纵横;西汉中后期以刘向为代表的政论文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东汉前期以王充为代表的政论文崇实斥虚,通达深刻;东汉后期以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政论文抨击时弊,愤世嫉俗。 作品分析 《谏逐客书》 一、写作背景

韩国派水工郑国到秦国修水渠,以耗费秦国的财力,使其不得东征。此目的被秦国发现后,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卿。李斯在被逐途中,写了此文,劝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有气量容纳人才。 二、段落大意

1.秦国四代君王用客卿取得成功的历史事实,论证逐客是错误的。 2.较秦王现在对物对人的态度(对物是不分区域,只要好的,就拿来用; 对人则凡是客卿就逐),指出重物轻人的危害,进一步论证逐客之过。 3. 说理,指出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事业。 4. 照应前三层意思,总结全文。 三、本文的艺术特色

1.灵活自如地阐述中心论点,议论纵横驰骋。

思路活跃,突破常规。不按惯例写,大部分客卿都是好的,象郑国这样的只是少数。只要我们在充分发挥客卿作用的同时,严加防范,个别人的阴谋就不能得逞,而我们的建设照样有成功的保证。但李斯根本不写这些。

立意高远,从统一天下的高度看问题、分析问题。此文真正打动秦王的并不是逐客是好还是不好,而是有两句的确打动了他的铁石心肠,那就是“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秦始皇是有狼子野心的,李斯正好抓住了他的心理特点。而且李斯不把此作为中心论点,而是让它渗透于字里行间,最后突出的是这两句。

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正面分析的话很少,大量篇幅是列举例证和比喻、对比,充分说明不应该“非秦者去”。 手法运用。第二段由物及人,说明逐客是重物轻人,用了对比手法:

第一段全是历史事实,第二段是当前事实,形成对比;第一段正面说秦强大得力于客卿,第三段结尾则反面讲了不用客卿的危害,也有对比。部分,分三层展开,最后总结,条理分明。且论证的三层每层都淋漓尽致,仿佛随时都会溢出。

末了“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成就帝业,相反会有危机。接下去照理应写恳请陛下广开言路,接纳人才等,但它偏偏嘎然而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管那老的一套。

2.语言气势奔放。

长句很多,短句很少。长句主要有两种:一是复杂的单句,大部分是判断句,主语部分较长,如:夫击瓮扣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者,真秦之声也。二是长的复句,大部分是假设句,或假设部分较长,或结果部分较长,如: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长句不可能有较大的停顿,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造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复句里面的一个分句,甚至两个分句,包括了许多对偶句,尤其是排比句,也加强了这种气势。 这些对偶句,尤其是排比句采用了铺张的写法。如穆公求士明明是一个意思,却写成好几句。第二段的色乐珠玉的描述更是明显的铺张。

在排比、对偶、铺张的句子中,词汇丰富,辞藻优美,富于文采。如:逐客: 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全文展开时用长句,结束时用短句。假设、反问、否定句表示批评,很富感情色彩。此文被认为是“骈体初祖”,对辞赋很有影响。 贾谊与他的《过秦论》。 抒情散文

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陵的《答苏武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还有王褒的《僮约》。

东方朔的《答客难》,以主客问答的方式,由客提出责难。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提示这种独裁统治的可怕统治。在形式上,此文的特点,是以雍容甚至稍显滞重的笔法,不断的引经据典,透露内心的苦涩。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首先说明自己是受过宫刑的人,为人所耻,不宜担任推荐贤才的任务:其次说明自己受宫刑的原因;再其次说明自己苟活人世的动机,最后表明自己自豪而痛苦的心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每一篇非常坦诚表现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冲突的散文。 李陵的《答苏武书》

倾诉自己的悲痛的愤恨,既有故土的怀念,双有西汉王朝的决绝。痛苦、矛盾和绝望。 杨恽的《报孙会宗书》

他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挑战。此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这里发生了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字狱。 王褒的《僮约》

是一篇游戏性散文。本身没有多大价值,在文学史无前例的意义值得注意: 第一、意味着文学的虚构性与娱乐性的加强。 第二、意味着通俗性文学受到了上层文人的关注。

第三、意味着创作中游戏态度态度的形成,这种态度对文学水平的提高有可能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章 汉 赋

一、赋的性质和基本特点

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与诗一样,它也是押韵的,但每句字数不拘,又夹杂不押韵的散文句。与散文的一致性是,都不讲究诗歌的跳跃性,多用关联词。总的说来,抒情的成分比咏物说理的成分少,诗的成分比散文的成分少。它的性质在诗文之间,但属于文,而 不属于诗。赋的基本特点是:铺陈事物。《文心雕龙·诠赋》:“铺采螭文,体物写志。” 二、赋的起源

《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认为赋与《诗经》六义中的“赋”有关,故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就是又受到楚辞的影响,比楚辞扩大了表现领域。所以赋往往又称辞赋。清带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先秦散文特别是纵横家散文,抒情说理时比物连类、夸饰铺排的表现特

色,深刻的影响了汉赋。最早写作赋体并以赋名篇是荀子。其《赋篇》现存《礼》、《知》、《蚕》、《云》、《针》五篇,用通俗的隐语铺陈五种事物,对汉赋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汉赋兴盛的原因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都努力写赋,盛既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汉文学的代表,专称汉赋。汉大赋多为歌功颂德的作品,其兴盛的原因主要为:

1.经济的繁荣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需要。 2.献赋和考赋的利禄引诱。

3.赋体具有的儒家正统文学思想:雅、颂遗意,即宣上德,通讽喻。 四、汉赋的几种类型

1.骚体赋

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多出现在汉初,但此后也时时出现。如贾谊的《吊屈原赋》、《 鸟赋》、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王褒《九怀》、班固《幽通赋》、蔡邕《述行赋》等。

2.体物大赋

即一般所说的汉赋。主要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到东汉中叶。一般认为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把汉大赋推向高峰的是司马相如,其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由于司马相如的创作,大赋形式成了定型,后辈无法突破,因此模拟之风大盛。扬雄《甘泉赋》、《校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可为代表。汉大赋的特点是:

形式上,篇幅较长,采用主客问答体。句式以四、六言为主,基本上是韵文,但夹杂有散文句,还有许多长句,又喜欢用冷僻字。

内容上,大部分写帝国的强大国力,丰富的物产,富丽的建筑,打猎歌舞的壮观场面,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结尾略附讽谏之意,希望统治者的享乐不要过度,所谓“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基本上是一种宫廷文学。

表现手法上,以华丽的辞藻进行夸张的描写,以大量的连词、对偶、俳句层层渲染,极尽铺陈之能事。 3.抒情小赋

出现在东汉中期以后。这时国势衰败,已无功可颂。因此以歌颂为特色的大赋少见了,短篇的抒情咏物的小赋兴起。句法虽类于大赋,但铺陈描写的成分大大减少,而抒情成分大大增加。开始这一转变的是张衡,他既写大赋,也写了《归田赋》等典型小赋。其他还有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等。另外有叙事赋有署名为宋玉的《神女赋》(现在一般认为是西汉时作品)和前不久出土的 《神乌赋》。

《神女赋》是《高唐赋》的续篇。《高唐赋》写宋玉与楚襄王游云梦时,宋玉向楚襄王说了楚怀王在高唐梦见神女的事,接着为他描绘了高唐的情况。其说怀王梦神女之事部分属于叙事,但此部分很简短。大部分是描写高唐情况的,属于体物。《神女赋》写楚襄王在宋玉为他描绘高唐情况的当夜,就梦见与神女相遇。赋中小部分刻画神女状貌的,属于体物性质;但更多部分则叙述神女与襄王会见的过程及其感情上的变化,属于叙事性质。

《神乌赋》1993年在江苏尹湾汉墓中出土。赋用拟人化的手法写一对乌鸦夫妇筑巢于树上,为了安全,它们想在筑巢的树的周围插上有刺的棘,但它们准备好的材料被别的鸟盗走了,雌乌鸦要它归还,却被它所伤,而且伤的很厉害。在雌乌鸦临死之前,雄乌鸦很悲痛,想跟它一起死,但被雌乌鸦劝阻了。最后,雌乌鸦死去,雄乌鸦悲愤交集,于是弃故处,飞翔而去。此赋不但完全虚构,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了很高水平。它是一篇俗赋,其发现有力的说明了汉代俗赋与唐代俗赋的紧密关系。

五、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汉大赋是汉一代文学的代表。尽管其题材较狭窄,思想上主要是歌颂帝王的功业和大汉声威,但它确实具有时代色彩,对认识大汉帝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六、汉以后的赋 1.魏晋南北朝的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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