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黄青松 为代表的湘西作家 作品分析

更新时间:2024-03-04 16:03:01 阅读量: 综合文库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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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黄青松 为代表的湘西作家 作品分析

湘西作家群兴起的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湘西作家群作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对生活、人生、文学的热爱。不管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如何,文学始终是生命构成的主要要素、精神支柱和人生信仰 , 如现今创作较为活跃的田耳、 黄青松、向启军、于怀岸、彭世贵、李万隆等人 , 他们大都饱尝生活百味,特别是 黄青松 对于民族区域内社会底层的原居民的各种痛苦、希冀,忍耐、抗争,在具有独特禀性 的文化生活中,形成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一种强悍不屈的精神理念,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在他们还没有被关注之前,他们的创作和存在都是被文学和社会遗忘的角落 , 处于边缘的地理位置、边缘的人生状态、边缘的文学活动,但他们没有松懈。由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越使命,加上湘西丰厚的人伦文化和独特的风俗民情,和他们有着湘西群山一样坚韧厚重的品格,激发起了他们从人生、社会和文学创作的边缘处抗争的豪情壮志。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他们生命悲壮的凝聚。这种因地域的边缘化状况而造成的悲剧体验,一旦又被他们升华为文学活动,那么创作势头就锐不可挡。处于地域的封闭性与时代的开放性的文化矛盾之中的他们,惟一能够确证他们文学身份的、惟一能够展示他们人生思考的依然是他们钟情和熟悉的文学。比如湘西作家群中的本土作家黄光耀 , 拒斥都市诱惑而始终坚守在生活中的最底层,体味人间百相和个中冷暖,在生存重轭的压力下,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学,先后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近来又推出了区域民族志小说《巫傩巴猜想》。又如正在迅速崛起的青年作家田耳,突破湘西本土创作的重围,走向了全国。近年来他在《人民文学》、《芙蓉》、《青年文学》、《钟山》、《中国作家》、《收获》等国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其创作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密切关注。 黄青松“花桥系列”作品 《坐床》努力 搜 求和阐释湘西土家文化中的格言、想象 、社会制度、人的作为等这类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的理解和剖析,来展示湘西土家文化中的人们是如何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表现自己以及如何向外人表现自己的。因此黄青松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视阈关注的是湘西土家异质文化中异样生活的人们。通过这些异样生活的人们的各种爱情喜怒生活形态来达到对湘西民族文化的本真状态的文化阐释。湘西土家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是作为湘西文化异质特征的代表而象征存在。黄青松站在土家文化的内部视域,以土家文家代言人的身份,对土家文化近距离感知、理解与描述,揭示土家族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的民族心理、思维方法、审美价值观、世界观,用民族志书写的创作形式为我们保留了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在湘西边缘之地,湘西作家群面对 城市——乡村、边缘——中心文化二元对立,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示了湘西原居民的生存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和原始质朴性,用湘西原居民的人性的质朴与刚健,去与现

代经济、现代文明环境下那都市中因拜权、拜金、拜洋派生出来的诸多弊病相对照,以引起人民的震撼和警惕。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失却诗意的、物化与泛商主义时代。在人性沦落处,人们渴望着宁静、闲适,希望回到平凡人生中寻找普通而真切的温情。面对城市文明中嘈杂、浮躁、隔膜和利己主义,湘西作家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的乡村。面对现代生活中的信仰缺失,人性堕落,道德失范。价值迷失,湘西作家踏上了回归之旅,寻找精神故园,提出“自然人性”的主张,呼吁人们回到自己生命的本然状态中去,保持一颗古朴厚道的心,保持一种淡泊,安静,闲适的心境,以对方为重,以他人为重,在人际关系的浑朴和谐中,甘其食,安其居,乐其俗。因此,黄青松普遍的创作潜意识中,是把湘西文化和原初社会的原始性成了渴望精神灵魂、疗救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其湘西文化也成为了现代都市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这是黄青松存在的原始主义情结产生的文化深层原因,是其本土阐释视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如于怀岸的小说《放牧田园》,就是把湘西作为人的精神的回归之地来进行象征书写的。张心平的《草民》中酉水流域温馨的自然环境与人伦、人性环境被视为是人类生活理想之境。事实上,面对着都市的种种堕落处,乡村的宁静温馨就尤显珍贵。

经济求同时代文化求异的历史使命。文化同质化中,中国当代文学在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秉性:古典意蕴消隐,流淌着强烈生命意识的民间意味有如昨日黄花。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整体特征是:内容上反映社会与文化转型和时代变革,在艺术上大都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艺的青春活力和创造力,我们必须坚守民族艺术的根。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尤其是黄青松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启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以民间写作姿态,题材上面向底层人民,主题上站在历史理性的视野突破了对本土走向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特别是对于人性的深度揭示,提出了文化建设中的人性建设问题。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就是的从纯朴的民俗文化、直面人的生存时的生命意识,清新、率真和洋溢着原汁原味生命活力吸取养料,以此来突破文学创作的“现代”语境的重围,给中国文学保留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动力之源,坚守我们民族自己的特点,突出我们的亮色,更凸现民族之文化特色,这是反拨文化求同所必要的一种态度。中国特色的文化的全面形成,面向区域文化、回归民族民间应该是我们的文化战略决策,只有这样我们才具备有抗衡“全球化”的文化浪潮的资本和力量,以鲜明的民族性建构起当代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化的对话平台,这就是湘西作家群的文化阐释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供的启示,也是他们民间写作、本土书写的意义之所在。 如何突破本土视阈的重围,坚持现代性,实现文化视阈的融合,真正地使湘西文学走出狭隘地域走向全国,湘西作家群的创作面临着选择:是坚守地域性的本土写作还是超越地域性、走向现代性,实现文化视阈融合。湘西作家群也必须坚持现

代性,寻求普遍共通性,使创作超越地域性,走向社会和历史理性,使作品具有国家民族性乃至世界性。但是湘西作家群文化视阈的两重性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交融渗透、交叉缠绕状态,体现了湘西作家群对主流文学的悖离又亲和、文化视阈的狭隘又广阔、创作心理封闭又开放的矛盾。深入探讨湘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视阈的两重性,对湘西作家群所面临的视阈选择的困境作出反思,去考察湘西文学怎样和主流文学达成和谐,展示中国文学整体性中多层结构。如何走出困境,在本土视阈和社会历史理性的视阈融合之下坚守民族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又积极地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建构起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家民族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学格局,是湘西作家群中的每个作家所必须作出的选择。

在民族文化建设中,他通过自己的文化阐释承担起了捍卫民族特色的使命。在面对着本土阐释与现代性诉求的矛盾时,一是自己固有本土文化阐释的身份,坚守本土文化代言人的历史责任,在民间性和区域性的审美视野要求之下,对湘西民族区域文化进行解读和阐释,在文化同化的抗争中亮出我们民族的声音。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审美潮流裹胁之下,既不回避中心话语的召唤目光,又不放弃边缘视觉的清亮眼睛,固守着 文学边缘性身份,确证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存在价值,而中国当代文学又以此丰富多彩的地域组合而形成的民族性确证自己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里的应有地位。如此说来,地域文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三个层面中,文学的民族性品格是必要的内核。

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一方面是全方位体现在我们民族生活样式中,一方面是沉淀在民族文学艺术中,而作为浓缩文化特质的文学作品承载了民族精神、思想和情感。湘西作家群文学创作全息地反映该地域文化与历史,从承载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其文学文本可视为民族志书写。民族志或文化志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写作者对某种文化理解、阐释视阈的途径。民族志或文化志的写作者力图启发读者去认识以生活方式为表现形态的异文化的特质,并通过异文化的描写来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我满足状态加以反思。来自于湘西这些边缘地区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成为文化志和文学 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因为,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任何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土著经验表达,而且也像我们自己社会中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样,构成了本土评论的自传体民族文化志,是文化持有者对于本土经验的表述。像黄光耀在将要出版的长篇民族志小说《巫傩巴猜想》后记中所述,他的这篇是关于武陵山地土司家族和土司王朝之命运的小说,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家先民生存之状态的小说,通过虚构情节与人物,表达比如思想、思维或状态等非物质的东西。“巫傩巴”作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重新界定土家文化的方位。面对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是: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陨落,土家族的文化因子正在嬗变!因为,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正经受着外

来文明最强烈的侵蚀与冲击,如果不加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这个痛苦嬗变的过程将从此加剧。这个自称毕兹卡的山地民族,也因为自身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当之闭塞,开始与世隔绝。是属于“桃花源”性质的日子。自秦在武陵建立黔中郡后,这楚巫旧地初见典籍,而“巫”的神秘性一直笼罩至今。同时,由于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融合,土著文化便开始不断地向中心地带收缩,直到五代时期,武陵土司制度的出现,经宋、元、明一直到清初,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经大大加强,同时也使得这一民族的古老文化基因开始嬗变!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武陵闭塞,出入不便,土民才不畏征伐,只服征调,土司之境也才成为“国中之国”。而一些文化的原始因子,比如梯玛神歌、傩愿戏也便得以代代承传;特别是茅谷斯舞,这个叫故事帕帕的古老戏剧,被称为“土家族最具有原始文化内涵的戏剧活化石”,也才能保存至今。同样,清江流域的“撒 尔嗬”,酉水流域的“舍巴舞”,都承传了远古土著文化的因子,也是原汁原味的。然而,流传至今的只有酉水流域的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好,但也有被现代文明日渐吞噬的危险和可能——这已是不容人们争议的一个客观事实。为此,黄光耀选择了一段武陵山地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前的百年沧桑,以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 容美土司 的兴衰为原形,虚构了这部历史长篇小说。黄光耀是把这部作品作为文化或是文明的档案,揭开的,将是人类的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黄光耀正是想通过小说创作的文化书写样式把这个民族的精神的内核保存下来,这使黄光耀的文学创作具有了人类学诗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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