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权的冲击和消解 - 论 - 聊斋志异 - 女权伸张

?《聊斋志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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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权的冲击和消解

———论《聊斋志异》女权伸张

尚继武

（连云港师专初等教育系，江苏连云港!!!\）摘要：《聊斋志异》吸取了前代小说崇扬女性人格个性经验的精华，通过提供新的爱情观和恋爱模式、反映“文士化”的女性生活、塑造理想女性人格伸张了女权。其背后有着社会现实、文化文学渊源和作者文化心态的基础。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权伸张；冲击和消解；形成基础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聊斋志异》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之一是塑造了富有新思想、新个性、新追求的女子群体形象。马瑞芳先生说“蒲松龄的天才和灵性尤其表现在他为闺阁立传”“，聊斋写女性，虽亦践古法，却又多出新意，可谓海涵地负，玉振金声，绚斓多姿，煞是迷

［(（］+(’(）

研究者一向认为其中部分女子形象具有追求爱情婚姻人。”

自主、个性独立乃至人生自由的反封建思想。女权主义批评方法被引进用来研究《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后，催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徐大军认为《聊斋志异》的女性在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及社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尚继武（()%\），男，山东临沂人，连云港师专教师。现为苏州大学

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会生活中她们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即使在她们的反抗中，亦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锁链。她们是那个社会中男权意识制

［!（］\）造出来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也未能表现女性本真意义

上的情感和欲望”“，他（蒲松龄）的妇女观没有反封建礼教的意

［!（］\）识，也很难体现民主主义的萌芽。”马瑞芳说：“（《聊斋志

异》———作者注）相当作品却是以男权话语创造爱情乌托邦。爱情女主角通过作者主观意志过滤，按其人生理想和道德准则进行

［’（］\）个人化加工，最终扭曲成‘蒲松龄式’女性形象。”

可是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聊斋志异》产生于以男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作者带有浓厚的男权意识，但是否就不可能具有维护女权的反封建意识？作品中的女子形象受男性话语系统的左右，是男性话语的产物，但是否就不可能具有冲击男权的价值而仅仅是被扭曲的形象？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封建社会中欺凌压迫女子的不仅是某一个具体的男子，还有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话语系统———封建文化。但是，女子要冲破封建文化藩篱，遭遇的最初的和最直接的阻力却是具体的男性。《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是足以与男子抗争的相对独立的个性个体，还是完全由男性话语塑造出来的逆来顺受的“观念奴隶”，不仅关系到这些女性是否具有反封建精神，还关系到《聊斋志异》是否具有反封建思想。

一

女权解放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绝对的至高的女权别说在封建社会，就是在今天乃至将来也很难实现。封建社会的女权解放往往处于个体的、自发的状态，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尽管是明清交替和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但是千百年来滋生蔓延沉淀的封建文化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颠覆这样强大的封建文化体系，在作品中塑造出具有完全独立意识、彻底摆脱男权话语影响的反封建女性形象，这不是深受封建(!

思想观念熏陶、“在男权社会中浸润日深，其男权意识亦是根深蒂

［!（］\）固”的蒲松龄所能够做到的。但是，蒲松龄不是反对男权文

化的思想家，也不是向封建社会宣战的斗士，不等于他没有反对男权文化的意识，也不意味着他笔下的女性人物没有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觉醒的意识和行动。无论从作品本身看，还是从蒲松龄的思想心态看，《聊斋志异》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过去小说中塑造女性新形象的传统，塑造出的女性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子对个性尊严、青春爱情、聪明才智和群体价值的追求，具有不可否认的反抗男权的意识和消解男权的价值。

联系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聊斋志异》在表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命尊严方面比以前的同类作品具有更加自觉的意识，反映的程度也更为深刻。魏晋小说以《世说新语》《、搜神记》为代表，人物描写的总体特点是粗疏简陋，只有“人物”而没有“个性”。至唐代，传奇大量描写女性，塑造了大批直到现在还深受人们喜爱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思想感情丰富深刻，反封建的意识逐渐觉醒，如霍小玉（《霍小玉传》）、红拂（《虬髯客》）、红线女（《红线》）等。这些女子身上具有唐代女性可贵的品质和个性，反映了当时女权伸张取得的成果。宋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中，女性观念出现倒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站在男性评价立场，极力贬低女子形象和价值。女子要么被写成男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貂蝉、孙尚香，要么被写成江湖义气的交换物或被丑化如扈三娘、顾大嫂，要么被视为淫逸、放纵情欲的贱人如潘金莲、李瓶儿。这种极端张扬男性无视女性尊严的做法在宋明短篇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里受到了冲击，作品反映出的女性解放的程度比之唐传奇有了提高。宋明话本、拟话本中的女性在爱情追求上更为大胆，“守贞守节”“、从一而终”的观念有所改变，“强化了女性守贞守节纯出自然、纯属因情而发的因素，使

［%（］\）女性守贞守节成为忠于爱情不惜为对方牺牲的表现”。

在此观念变革的基础上，产生了虽嫁四夫（一人为仇人，二人为恶%*

徒，一人为德士）而受旌扬起建贞节牌坊的蔡瑞虹这一形象（《蔡瑞虹忍辱报仇》）。此时小说还写了女子在诗词歌赋、谋略才识、经营理家方面的才干。小说有时候“不仅要在观念上、地位上使她们平等，而且要在生理上、情欲上使她们平等，矫女子失节论之

［!（］\）正”。这些尊重女性、伸张女权的意识有的是作者自觉表现

出来的，有的是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这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严酷约束女性天性的宋明王朝，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反男权意识也仍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蒲松龄正是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下汇集了前人塑造女形象经验的精华，运以自己之才思，融入独特的思想情感，创造了比前人笔下更富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形象。可以说，蒲松龄是清代以前女性形象塑造经验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在蒲松龄笔下，有大胆追求男女相悦之情维护现世幸福的少女，有多才多艺聪慧过人的才女，有坚强勇毅情义并重的侠女，有深于谋略深谙政治理政有方的政治人才，有经营有道为自己争得与丈夫平等的女企业家，还有富有人格理想和象征意味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争取自由生存空间的执著和热情足以为女权张本。

二

《聊斋志异》维护女性生命价值和尊严，讴歌女性的人格美、真情美、价值美，反映女权对男权的冲击和消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表现在对爱恋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以对自由爱恋的追求来反映女子反抗封建思想观念冲击封建制度，借以揭露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是古代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家作品的优秀传统。封建社会男性文化对女子生命的最残忍、最直接的欺辱和禁锢不是剥夺了女性公平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权利和机会，而是压抑扭曲女性的正常生命欲望和她们对恋爱婚姻的追求。封建伦理纲常赋予了男人更%%

多的情感放纵、生理放纵的权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游戏于烟花柳巷；丈夫在妻子死后或者恩赐式地将妾提升为妻，美其名曰“扶正”，或者另娶娇妻，雅其名曰“续弦”。这一切给男性的特权都是建立在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和支配的基础上的。而女子一旦主动对男子产生爱情或者欲望，便会被视为“淫逸”并作为“七出”的第二条罪名；女子在丈夫死后要为夫守寡，明清的男权话语制造的贞节牌坊压制着挣扎在漫长岁月直到老去还受男性话语毒害的女性灵魂就是明证。因此，追求真诚自由的爱情和幸福自主的婚姻，甚至要求与男子具有平等的性生活权利，就成了女性反抗男性话语统治、冲击和消解男性文化系统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具有生命本体和性别本色的意味。《聊斋志异》在描写女性冲击封建礼教藩篱、追求爱情自由和伸张自然欲望的曲折、执著和壮烈的程度上超越了唐传奇、话本、拟话本等作品，研究者对此已经分析论述颇多，在此不复赘言，只就以下两点进行探讨，一是聊斋中的女子追求爱情的主动性比以往作品中的女子更积极主动，其维护爱情的行为也更为执著、刚烈。二是爱情观念有了更为大胆的变化。

前代小说中女子反抗封建势力对自己爱情婚姻的阻挠，如果成功了往往是因为女性某些方面符合封建婚姻观念或伦理道德。如李娃因为方式和见识之非常，其德行之效足可以帮助丈夫成就功名，这是某些时候封建教化自身也难以实现的梦想，所以白行简评论说“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此，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李娃传》）而反抗一旦失败或破灭，女性往往被动消极接受命运的安排，要么选择死去，要么接受男性的负心，如杜十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莺莺（《莺莺传》）。而《聊斋志异》中的女子在爱情上主动接近男子，不拘礼教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有了更强的支配意识和更大的选择权。在爱恋过程中，女性充满对男子的支配欲望，可以因值得爱而去爱，也可以因不值得爱而主动离开。鸦头为了维护爱情获得幸福不惜和母亲!\

断绝亲情（《鸦头》），阿霞鄙弃为了和自己燕好相守而休了结发妻子的陈生（《阿霞》），温姬鄙夷并离开风仪秀美胸无点墨的嘉平公子（《嘉平公子》），都能见出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不是盲目的和迷失理性的。霍氏（《霍女》）的行为简直就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嘲讽。她先后自主择三个男子为夫，使朱大兴穷极财力，家产挥霍殆尽，又欲诱惑何氏而未成，最终帮穷秀才经营娶妻，然后自己孑然而去。霍氏自己说“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本文所引小说中语均自《聊斋志异》三会本，下同不再另注），这是对男性道德的批判，也是对女性权利的张扬。小说评价说：“三易其主为不贞，然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女非无心者也”“，非无心者”透露出蒲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霍氏的行为，只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不好深说明扬而已。白秋练因爱慕酷爱读书的慕生相思成疾，她母亲竟然亲自将女儿送上慕生家里（《白秋练》），显然冲击传统观念的人不仅限于年轻的恋爱女子，女性家长和女儿结成联盟，已经有了群体觉醒的萌芽。当爱情遭受阻力或者男子负心时，聊斋女性的反抗和抨击的方式往往异常激烈，为前世小说所未能写或未敢写。鸦头与母亲断绝母女关系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反抗的剧烈形式，但是我们忽略了鸦头的弑母意识。做为狐女，她早知道儿子有“拗筋”，但是却在儿子杀死母亲姐姐后才除去它，弑母这一潜意识在他儿子身上得到了实现。葛巾在爱情受到猜忌之后，和玉版举儿“逐掷之”“，儿堕地并无”（《葛巾》）；细侯得知自己被骗真相后，竟然杀死了自己与富人所生的儿子投奔最初的爱人（《细侯》）。掷儿杀子是激愤至极点的反映，是违背常情的行为，但是恰恰表明了女性在争取爱情方面的惨烈程度，背后隐喻着冲击和颠覆男权的意义：封建思想是以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血缘制、宗法制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为现实基础和政治保障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杀死了“儿子”这一传宗接代的种，也即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思想观念，是对父权、夫权的终极反抗与消解。!\

《聊斋志异》还提供了新的爱情发生机制和恋爱模式。以往小说中男女自由恋爱的模式不外乎一见钟情、才子佳人或感恩图报，男女爱恋的基础是“貌”（往往是对女方的要求）“、才”（往往是对男方的要求）或者“德”。这三种模式都是将封建社会对爱情婚姻的价值要求放在首位，把人的两性相悦的“欲望”埋葬在社会规范之下，并不顾及和尊重青年男女合理的生理需要和生命本体的自然要求。而蒲氏无畏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教诲，创作上富有冲破禁锢的勇气，他笔下的男女相爱的基础有了新的变化，两性爱悦成了爱情的前提条件。莲香责怪鬼女李氏为了害死书生以求长相聚时，李女回答说：“不然。两鬼相逢，并无乐处。如乐也，泉下少年郎岂少哉。”（《莲香》）直以“乐”为追求爱情的条件和目的。在这一点上，李女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小说中大多数女子的心声。由本性欲望的趋动引发出真诚的爱情，直到两情长相守，是《聊斋志异》常见的男女恋爱模式。傅廉天生有缺残不能行人道，巧娘主动投怀送抱发现难以享受夫妻云雨之乐竟然痛哭叹息命苦；华姑将他残疾治愈后却把他藏起来，准备让他和自己的女儿结为夫妇（这又是一个女性家长帮助女儿追求男子的），都是将生理的享受放在首位。而傅生也因获得了性功能而与二女相爱深厚（《巧娘》）。相反若女子觉得对方了无情趣，便会离去，爱情也自然无从生发。如《双狐》就嘲讽了道学先生的僵化呆板、了无生趣。与女子的自觉主动相反，在这样的爱情模式里，男子有时显得被动、怯懦、猥琐，男性人格呈现出弱化、阴柔化、顺从化等女性化的倾向。

由发自对生命热爱的“欲望”为引子进而生出真情，女子为爱可以死，为爱可以生（《连琐》《、莲香》《、连城》），无疑是将女子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的执著发挥到了相当高度上。蒲氏的这一爱情观不仅是对女性自然欲望的尊重，具有更为深刻的生命本体意识。也许因为这一点，蒲松龄对女子欲望的描写才显得开放而不淫秽，纯净本真而不粗俗，与晚明以来的专以描写性欲为!\

能事的小说自是有本质差别。

描写女性“文士化”的生活方式，是《聊斋志异》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女性人格的又一重要方式。封建社会女性享受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的方式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生活被圈定在家庭，社会功能被限定为“相夫教子”，其文化生活局限为读“女戒”“闺训”、七夕斗巧等，而男子可以饮酒结社，吟诗作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思想和意识的蒙昧，是男性权威借以改造女性使之成为男权附庸的政治文化阴谋。

蒲松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女性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推向更广阔的空间，为女子平等享受生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舞台，丰富了女性的文化人格。在他笔下，超乎到境外仙域，深入到鬼界狐世，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商户农家，擅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女子比比皆是，有文化、懂诗文、富才情不再是名门闺秀的特权。她们有的以诗、音乐传情，抒爱恋则缠绵浓密，写身世则悲感凄凉，感国运则沉着悲慨（《连琐》《林四娘》）。有的学识渊博，才艺足以傲视男子，振扬巾帼风采，其中有以深邃的见识嘲笑自视甚高的王勉的云芳（《仙人岛》），有雅爱琴艺、妙解音律的宦娘、绿衣少女（《宦娘》《、绿衣女》）。有的以诗文为生命存在的内在动力，如白秋练因诗文爱慕慕生，而王建的“罗衣叶叶”之作竟然可以治愈她的相思病，死前她要求慕生“勿瘗，当于卯、午、酉三时，一吟杜甫梦李白诗，死当不朽”，诗歌（文化）成了她生命存在和精神延续的方式。有的以自己的才干争取到了与男子最起码是在家中的平等文化生活权利，如小二凭自己的经营才干发家致富，在家中与丈夫饮酒猜枚，互度俚曲，竞览史书，完全是男子的生活方式（以上人物性格参考了马瑞芳先生的分析结论）。这些女子身上普遍有着对文化和文化生活的渴求，闪烁着人生的诗意诗情风采，马瑞芳先生称之为“华夏雅士风采”，并认为“留仙常将女

［!（］\）

性置于深邃的华夏文化氛围之中”。

正是这些具有“华夏雅士风采”、处于“华夏文化氛围之中”%&

的女性代表着当时各阶层的女子，努力向传统男性文化系统渗透，开拓着妇女文化生活的新天地，力争取得在文化上与男子的分享权、对等权（尚不是对立，但已经是莫大的进步）。这是妇女关于包括文化生活权利、文化生存空间在内的文化意识的觉醒，比之单纯的婚姻爱情意识的觉醒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在这一点上，蒲松龄表现出了超乎前人的卓识，也开启了《红楼梦》宣扬女性文化的先声。

《聊斋志异》还通过赋予女子为封建文化所不允许的或者女性不容易表现出的人格，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小二、黄英富有经济才干，善于经营置产，为男子所不及（《小二》《、黄英》）。商三官、张氏妇智勇双全，不畏强暴，报了家仇，抵御了污辱（《商三官》《、张氏妇》）。富有政治识力和政治才能的小翠设计处置了公公的政敌，简直有举重若轻运筹帷幄的风范（《小翠》）“。有文才，可以在制艺文上超过男子；有治国才干，可以在吏治上不逊须

［!（］\）眉”的颜氏竟高中进士干出了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颜［%（］\）氏》）。但明伦评她们“其才其识，足愧须眉”。蒲松龄则称

她们“使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颜氏》）。在作者弘扬女性才智的思想的主导下，小说还按照一定的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对女性人物进行诗意化和审美化，塑造了一些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浓郁的浪漫色彩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的女性形象。乔女感于孟生的知音，在孟生死后“临哭尽哀”，然后为孟生抚养孤儿，振兴家业，死后却不担任何名分（《乔女》）。有人将她与战

［国时期的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救弱抗强的事迹相提并论

］\）%（

。

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赞叹说：“知己之惑，许之以身，此烈男子所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伟若此”。仇大娘不计前嫌，在娘家发生变故后惩治恶徒，教管幼弟，治家有方，最终全家团圆，父母分家产给她，坚辞不得才收下（《仇大娘》），何镇峦引《陇西行》评说：

［“‘健妇持门户，犹胜一丈夫’。读仇大娘事，信然”。

（］\）%

她们

身上有着解困济贫、功成不居的鲁仲连式的风范，而这正是李白#*

等人推崇的伟岸人格。马子才酷爱菊花，自诩安贫乐道，以养菊鬻菊为俗事。而黄英抱着“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苛求富，然亦不必务为贫也”的人生态度，艺菊卖菊，恬然自得（《黄英》）。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致隐然有陶渊明的遗风，这显然是封建文化背景下女性之中少见的。黄英的适性自然与马子才的故作姿态两相对照，让我们看到了女子的人生品格和文化品格在提升。婴宁的形象则充满了浓厚的哲学色彩。杜贵晨将她与《庄子?大宗师》中“其为物也，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者也，撄而后成者也”的话联系起来，认为婴宁即为‘撄宁’的谐音，“既是对道的静态写照，又是对道的动态描绘”“，婴宁的笑无疑是美的。这种赞美的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欣赏女性的嫌

［!（］\）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

另外，《聊斋志异》还反映了女性在经济上追求自立的朦胧意识，小二、蕙芳（《蕙芳》）、云萝公主（《云萝公主》）、黄英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愿望或意识。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聊斋志异》在更为深广的现实基础上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格，触及到了女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多领域内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觉醒等重大女权问题，因而成为那个时代为女子代言的代表作品。很多问题也许还没有为蒲松龄自觉地或者深刻地认识到，但是他却以艺术家的直觉和敏感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会对《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倾向认识的更为深刻和透彻。

三

《聊斋志异》这些伸张女权的思想倾向，有着丰富的社会现实、文化文学渊源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基础。

早在晚明，妇女们特别是南方妇女就广泛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一些妇女缫丝织绢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男子的劳动收入。据徐%&

珂《清稗类钞?豪奢类》载，清初有一个汪氏女子，她的丈夫汪石公是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汪氏在丈夫去世后主持内外事务，和其他商人一起承建仿西湖风景的园林和亭台楼阁迎接乾隆御驾南

［巡，受到了乾隆的褒奖

!］

。这些妇女在经济活动上展示出的才干

和取得的成果为妇女人格自立、自我价值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清交替期间，强傲骨气、讲究民族大义等可贵的人格在一些女性身上也体现出来，如李香君、柳如是等，她们虽然身为歌女，但是耻于与黑暗势力和丧失民族气节之徒为伍，义不事奉清人。李香君的事迹稍后被孔尚任谱为《桃花扇》，一时广为敷演。近代陈寅恪赞柳如是说：“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也。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

［\（］#$）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另据清诗纪事载，%&’$

年清兵攻占辰州时，一女子名杜小英被掠给一曹姓蒋军。为了避免受辱，她设法拖延数日，实在无法躲过，遂假借为母作挽歌，写了十首绝命诗后自尽身亡。在诗序里杜小英讲述了自己之所以没在被俘时自杀，是因为“忍以一片丹心，投之荒山水野中，遂无知者”。其第十首充满了不屈不挠、宁死以全民族节气的情志“图史当年强解亲，杀身自古欲成仁。簪缨虽愧奇男子，犹胜王朝共事

［%(（］##%’’)$*%’’)’）臣”。诗中将自己与文天祥并列，并鄙视投向清廷的

明王朝遗臣，为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了广阔的有政治意味的空间。这些女性的光彩人格不仅影响士林，也成为女子的楷模，激励了女性的人格觉醒，展示了女性新的生命价值。浦松龄目睹了易代之际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看到了人民包括女子在内苦苦挣扎在痛苦之中，加上他自己也生活在贫困而不得志之中，他在感情上和普通人民是相通的，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他同样希望天下有情意的女子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有骨气女子的女子生命价值和人格光芒不被现实的黑暗所淹没，当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来反映女性生活时，小说成了他书写理’%

想、展示女性风采的舞台。《聊斋志异》的创作素材很多来自于民间，收集的范围较广，这样的一些作品很可能是对民间故事的加工，在一定的程度上应该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

文化文学的渊源是《聊斋志异》歌颂女性的又一重要基础。随着王氏心学的传播，晚明时期启蒙思潮中出现了一股“妇女解放”的观念革新。很多知识分子站在维护女性生命存在价值的立场上，抨击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和禁锢。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则可乎？谓见

［!!（］\）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正是为女性呐喊。“三言”“、二拍”等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女子形象，对女性生命欲望的追求、经济才能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行了正面反映，小品文中也出现了重人性、讲享受、扬个性的倾向，与这一新的时代观念相呼应，推动着文学作品中女性观念的进步。明清逐鹿之际，时值动荡年代，儒家礼教对女子的禁锢客观上有所弛缓，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又在儒学内部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的生命欲望，流露出对女子不平等命运的同情。有清确立统治权后，尽管通过刊行儒学经典、科举试儒学经义等手段措施极力恢复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可能迅速被恢复，明晚明妇女解放思想和文学作品新趋向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殆尽。在对女性欲望和男女相悦之情的描写上，在反映女性经济才干方面，《聊斋志异》创作上显然受了“三言”“、二拍”的启发和影响。在对妇女的认识上，也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子。

由个人生活经历生成的蒲松龄的文化心态，是《聊斋志异》伸张女权的内在动因。蒲松龄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一是一生大半时光热衷“文战”；二是长年在外设帐，过着漫长的孤独寂寞的日子。这两件事造成了他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政治上，蒲松龄屡败屡战，但幻想依然没有破灭，而与他交游的朋友很多都取#%

得了功名，这让自视甚高的蒲松龄产生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与激愤、失望和彷徨。在生活上，三十年的私塾孤馆历程中，家中的一切都赖妻子刘氏操持。而蒲家生口繁重，经济不宽裕，持家甚为不易。受到孤独寂寞煎熬之苦的蒲松龄对刘氏充满了敬重和感激。!\年刘氏染病去世后，蒲松龄含泪写了六首七律、一首七绝和一首五言古诗悼念妻子。三年后过刘氏墓又写了五言古诗二首以抒写对妻子的怀恋之情。从妻子身上，蒲松龄感受到了妻子具有的勤劳持家、上孝敬长辈、下教养子女的传统美德；与妻子对比，蒲松龄也感觉到了自己面对人生困顿挫折的无能和无奈。怀着对妻子的感激佩服，蒲松龄既带着浓厚的封建礼教意识去鼓吹封建文化为女子设定的“美德”，又带有欣赏和赞叹的心态去观察和审视女子群体并发现了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才智力量。在欣赏女性的眼光中，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理想或多或少的投射到《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上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笔下出现了超乎男子的富有政治见识、政治权谋和政治才干的女性，出现了经营有方、带来家中富裕和家庭和睦的女性，出现了热情奔放、富有才情的女性。

以上分析，并不否认蒲松龄在伦理思想和审美观念上具有局限性。他生长在男性文化系统之中，是站在男权话语立场对现实女性和理想女性进行了形象感性的叙述，而不是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和男权文化空间内为女子生命本体存在开拓领地，而不是站在解构和颠覆男权话语的基础上创造女性新天地。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对女性的尊重和偏见并存，进步思想的火花和落后的文化意识共生。但这丝毫消除不了《聊斋志异》在弘扬女性、伸张女权方面的进步意义。与稍后出现的大量模仿它的作品相比较，与后出的纪昀的“反聊斋”的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相比较，《聊斋志异》显然具有更开放、更革新的妇女观，其中很多女性形象在后世的《红楼梦》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她们的影子。它对女性个性的张扬和对男性阴柔化、气格趋弱的$#

整体形象的描绘，无疑是为《红楼梦》构造如同母权社会一般的贾府、确立女性崇拜意识、赞扬女性人格美作了有力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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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出版社，小说［+］\保定：&((!\

［.］蒲松龄\聊斋志异（三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徐珂\清稗类钞［0］\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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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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