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简述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2

简述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王格丽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72500）

摘要：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当今翻译研究范式的主流。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层面解 放出来，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拓宽了视野，开拓了领域。在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地位得到极大关注和提高，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本文在简述列夫维尔改写理论基础上就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试做简单讨论。

关键词：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改写理论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跨入一个新时代：从文化角度审视翻译学。这一时期的翻译学更多关注于翻译背后的文化渊源，探讨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种文化因素。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1990年出版的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提出“文化转向”一词，它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解决了之前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流派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转向的一大价值便是使译者的主体性得以重申，它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从而改变了译者以往的“隐身”地位。

二、译者主体性

(一)何为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与翻译主体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主体性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翻译的主体？一些学者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翻译的主体应当即包括译者也包括 原作者。中国著名翻译家许军认为广义的翻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而狭义的翻译主体则仅指译者。査明建等人在认同许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翻译主体性”的“翻译”指翻译过程本身，那么毫无疑问，译者就是翻译的主体。然而，如果“翻译主体性”的“翻译”不仅指翻译活动本身，还指这个过程中的相关成分，那么除译者之外，还存在原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体。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讲，译者始终属于翻译主体的范畴。即使存在原文的限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巴斯奈特(Bassnett,Susan)所说，语言之间的翻译一定能反应译者对于原文的创造性理解。一些学者借用作家主体性的概念解释译者主体性。譬如，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Douglas)就将译者视为作家，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主动创造性作用。他说，译者也是一位作家。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自己经历的语言和世界，组织篇章

[3][2][1]。尽管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很困难，而査明建列出的相关特征也许能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一些帮助。他认为，译者主体性指译者主观能动性----翻译主体，在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为实

现翻译目的而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包含诸如文化意识，个性特征和风格，文化和美感创造。

(二)译者角色的变迁

从古到今，无数研究者曾用生动，鲜明的比喻描述译者的角色。哲罗姆首次以“征服者”比喻译者。当罗马军队打败希腊时，他们把自己看做胜利者，把希腊文学视作战利品。因此，他们并不重视原作艺术。罗哲姆(Saint Jerome)宣称：“译者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于自己的预言中。”在他看来，译作可以而且应当代替原文，因为译者有能力译出比原作更好的译本。这种观点与古罗马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的各民族为取得军事和文化上霸权而展开斗争。尼采(Nietzsche)曾对翻译活动作出一条著名的评论，“在那个时代，翻译实际上就是征服”。

尽管大部分当代理论家认为罗氏的观点不太妥当，然而，一些学者持有相似的看法。比如，许渊冲教授认为译作应当与原作竞争，并力图超越原作。德莱顿(John Dryden)将译者比作“画家”的观点也广为人接受。 他认为译者应当尽可能重现原作，就像画家尽最大努力使其作品与本人相似。与此同时，德里达强调原作的全部效果和精神实质的再现，而不是其表象或细节部分。与“征服者”相比，“画家”的意象是关于译者角色研究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在相对客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将译者比作“食人者”是一种较新的说法，即通过在仪式上吞噬原文的作者而创作出全新的译作。这一意象是由巴西的翻译家提出来的。由于在价值观和文化上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当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一直以来，翻译研究只是在欧洲诸国发展。但是，最近它已经突破欧洲的地域限制，而在印度，中国，阿拉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获得快速发展。正如文学研究试图甩掉欧洲身份传统，翻译研究也试图寻找新的方式。因此这个意象可以看做在翻译领域内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所做的努力。这儿所说的食人者不在是欧洲殖民者眼中的野蛮人，而是有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人。

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比喻之外，还有其他关于译者角色的描述。例如，把译者看做“钢琴家”“雕塑家”“隐形人”“奴隶”。同时，还有人将译者看做原作者肚子里的蛔虫，鹦鹉，桥梁，电话，工具等。

以上观点均是翻译家和理论家基于自己的理论实践提出来的。然而，关于译者的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即译者是否从属于原作者，译作是否次于原作。

总之，传统翻译理论坚持翻译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观点；翻译理论只是讨论如何翻译和如何做好翻译的问题；而译者应当像媒体一样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基于这种翻译观，译者趋向于从语言层面，而非文学和文化层面考察译作的好坏。此种理论的另一个观点则不允许译者发挥任何主观性和创造性。他们只需要在目的语文本的语言层面再现原作，译者的任何创造活动都被视为缺乏理性的行为，因而被无情驳斥。 [7][4][6][5][4]

三、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地位提高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赋予译者以新的角色。作为文化的调停者，译者的独特角色被定义为：“文化的斡旋者是一个能促进沟通的人，促进在文化和语言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个角色通过阐释表达方式，缓解紧张局面，阐释不同认知以及明确一文化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期望而发挥作用，换言之，通过建立和平衡彼此间的交流来发挥译者作用。”

作为调停者的译者必须将自己置于特定时代和文化之中。他们对自身及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是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超越传统研究中强调对语言字词的理解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将目光转向更为宏观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比。这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核心和实质。

众所周知，翻译对促进各民族语言，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逻辑和哲学对翻译的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逻辑和哲学研究将有助于译者分析原文的预设，帮助他们理解原文暗示中存在的歧义和模棱两可的表达。如此，译者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原文的真实含义。

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界首先确立了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地位，而且他们是拥有积极精神和独特思维的个体，而不只是一台语言解码机器或者手拿一本字典的勤奋学生。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给予原作二次生命。由此，原作将通过译作获得新的意义和生命。

根据文化转向的理论，译者是译本创作的重要人物；译作是通过创制产生的新生语言。源于文化学派的翻译观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译作因而取得与原文同等的身份。再者，是翻译给予原文以新的内涵和意义；同样，是译者使得原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并代代相传。

四、文化转向对译者住体系的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翻译领域刮起“文化转向”和“翻译重点由原作转向译作”两股强风，不仅将翻译引向新阶段，也将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上译学研究的重要议程。因此，译者主体性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问题。

(一）列夫维尔---翻译即改写

强调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改写的观点是列夫维尔(Lefevere)对翻译界作出的一大贡献。由此，译者的身份和地位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列夫维尔借用“权力”概念，并将它用于自己的改写理论中。这儿的权力是指影响篇章的形成和译作接受情况的各种控制因素。翻译研究重点由文本解构转向各种语境因素是其理论的重要观点。译者不再像传统中那样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局限于原作者所表达的各种可能以图之内。他们应当更加关注接受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例如，是什么决定篇章话语的本质，是谁有行使组织话语篇章的权力，等等。这些成为列夫维尔改写理论的组成部分。当时，规定性方法占据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因此，有必要将改写理论置于当时的环境之中才能更好的理解其意义的重要性。 [6][5]

那么，什么是列夫维尔所说的“改写”呢？“改写”这一术语首先以标题的形式出现在列夫维尔于1985写的一篇散文之中，其标题为《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改写上？解读的困惑和另一种范式中改写的角色》。在此之前，列夫维尔曾用“重组”一词意指“为另一不同的读者群体改写文学作品，以此来影响他们的阅读方式”。后来，他采用“改写”这一术语，并把改写的作品定义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写真实文本所产生的作品，例如历史文献或参考书中总结的故事情节，报纸，杂志或期刊的评论，批判性文章，舞台或荧屏的表演，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既是翻译”

[7] 。

列夫维尔的改写理论强调文化而非语言层面的翻译，从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的角度讨论翻译及话语篇章，这就意味着：

1)原作的非重要性

2)读者理解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改写者或译者作为读者的解读）

3)理解或翻译中取得对等的不可能性

这些规则进一步暗示解读过程中的操纵是内在的，因为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能够反应读者或改写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与特定语言环境不可分离的“意义”，也不可能与其所处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环境相分离。因此，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夫维尔的改写理论对提高译者的地位有积极意义。传统翻译批评论把能否取得对等作为评判译作好坏的标准，列夫维尔的翻译观则打破这一传统。“原文-译作”模式赋予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将译者贬低为仆人。与传统中孤立翻译研究的方法相反，改写理论探究翻译和其他文本，以及参与这一过程中的所有人：支持者，反对派，宣传者，赞助人等。对于作者来说，能被目的语文化读者接受并流传下去的译作远比一本忠实的译作更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内在价值在文学作品普遍接受和广为流传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在全球文化中，非专业读者的数量是庞大的。因此，改写理论致力于寻找现实中翻译的制约因素，探讨翻译与其他形式的改写如何帮助构建目的语文化；而非将重点放在翻译是否忠实，怎样取得忠实等问题上。因此，译者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因为正是通过译者的努力，才使得原作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并通过调整将其适合于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和目的与读者的期望而使得原作在目的语中广为接受和流传。总而言之，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彰显译者主体性作出重要贡献。

(二)从隐身到显身

翻译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探究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问题上。事实上，它已跳出狭隘的藩篱走进一个涉及到文化研究，国际政治的宏大课题内，这不可避免地将译者提高到突出的地位。译者及其译作处在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十字路口。来自意识形态和文学思想等方面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只能通过译者在其译作中实现。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采用放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译者将某种语言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8]

出来，这就意味着是译者承担了翻译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担任核心角色。提到忠实或背叛原作时，我们通常把这些译作看做译者活动的结果。忠实于原作，是指译者将原则的思想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而背叛原作，则指译者翻译时对原文进行某些删除或改动。译者不仅是连接原作与译作的桥梁，同样也是联系原作者与目的语读者的中介。他必须首先对原文进行解读，然后将其理解传达给读者。没有译者，就没有原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对话，更没有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交流。晋胜华讨论翻译的本质时曾说，译者，尽管之前一直被当做“鹦鹉”，不应当失去自己的观点和评判；作为原语作者与目的语文化读者的牵线人，译者不是处在卑微地位的仆人，而依附于原作者。译者应该能都基于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进行选择。许均评论晋的观点时说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理智的翻译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译者不仅能在自己的特殊位置上承担责任，并且还有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原则，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进一步说晋的观点将译者放在创造性位置上，由此重申了译者主体性。事实上，每一位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一些原则，这就意味着译者主体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不可避免.

很明显，基于语言学理论的传统翻译理论并没有将所有翻译现象考擦在内，因而不能为翻译中所涉及的目的语文化提供合理的解释[10][9]。如果我们将翻译置于目的语文化进行考擦就会发现直译不单单是语言的转换。事实上，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采用，甚至语言风格和韵律都受到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创造性叛逆，如有意识的误译和删除是为了适应目的语文化的要求。正是通过译者才使得外来文学---经过形式上的修改，烙上目的语文化的标志---成为目的语文化的一部分，融入目的语文化和文学系统。

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译者地位得到进一步强调和明显化。汉斯在其目的论中曾说，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包括翻译，都有一个目的。译者关心的是能否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制定翻译议程。译者对目的语文化需要的认识是他对翻译材料和策略选择的基础。在文化交流中，译者并不是一个不做任何评论的客观的中介人。事实上，他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里的文化和社会人。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将不可避免的展示在翻译过程中。很显然，文化转向从新认识了译者的角色，这表明翻译研究朝着更为宏观的领域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均. 翻译论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1992.

[3] Robinson, Douglas. 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 Subjectivity beyond Reason[J].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4]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2003,(1):19-24

[5] 屠国元,肖锦银.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译者形象[J].中国翻译,1998,(2):28-31

[6]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 谢天振.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发现 [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110-

116

[8]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a.

[9] Hermans,Theo.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M]. UK: Croom Helm Ltm,1985.

[10]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Turn”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ang Geli

(Th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ultural turn”, put forward by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y, is regarded as the mainstream in translation study paradigm. The appearance of “cultural turn” liberates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ure linguistic compass and places it in a broader socio-cultural realm, which expands the horizon and explores new field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turn”, the role of translator is given much more focus and attention, which implies that the translator could give his/her subjective initiatives into full play in the whol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s essay illustrates the rewriting theory firstly and then simp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turn”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Key Word: the Cultural turn;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the Rewrit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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